黃杰│疫情後的國際「新常態」

◎黃杰(亞洲周刊特約記者)

此次疫情對於國際社會從經濟的根本形態到國際關係的秩序的衝擊影響尤甚,可以說是開啟了一個「新常態」,而現在我們只是看到了這個「新常態」的開始。例如,供給側大斷鏈會否逆轉全球化的進程?各國或機構「忽然」都成為了凱恩斯主義者,以數萬億的救市計劃拯救危機中的資本主義,這會否改變新自由主義的操作方式?還有唯我獨尊(「美國優先」)的國族主義引致單邊主義的崛起,撼動了戰後成立的國際組織,這會否對多邊主義的協商構成挑戰?這些都是當前極為艱難、摸不清前路的一些問題,而疊加起來很有可能對世界的運作方式產生某種根本性的重構,形成一種疫後世界的「新常態」。

現在很多看似危機之中採取的極端手段,將會對未來一整代人帶來持續的影響,而或許我們都被媒體頭條式的衝擊而變得麻木,但是其深度要比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更嚴重得多。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不少的智庫(布魯塞爾的歐洲之友、北京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柏林的文明對話研究所等)也呼籲大國之間需要一種「布雷頓森林精神」來處理此次危機、多邊團結地共同塑造疫情之後的世界秩序。各國專家們挺身再三勸勉,說明了危機的嚴重性是超越任何個別國家之長短,而且是需要世界共同努力才能克服。加上考慮到此次疫情不會那麼快就突然消退,我們或者要開始學會與此次疫情共處,並且學習如何應對這場大危機。

新自由主義官僚體系的失敗

首先要注意的是,過去四十年習以為常的全球化過程和新自由主義官僚體系使到這場疫情比預期的嚴重得多。粗略的說,防疫成功的國家都採取了早期防疫的行動(early action),而歐美則是完全怠慢了早期的防疫政策,以為作為發達先進的國家是先天免疫。另一個防疫關鍵就是Jomo Kwame Sundaram提到的「全面性對策」(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從字面意思解讀就是政府上下各層級單位之間的互相協調,但是這些必要的防疫手段都被新自由主義的碎片化操作邏輯腐蝕得體無完膚。因此,未來數年之間若然疫情繼續流行,可以預期這些新自由主義的邏輯都需要被改變。

當然,以上的說法是不帶有價值判斷的,改變現在的邏輯並沒有根本的好壞之差,卻是資本主義在危機之中重新發明自己的一個過程。其結果可以是好的或是壞的,但是不管如何此次危機的等級是一場世界大戰資源戰的水平,深深地改變了某些東西。而這些改變並不是像周期性的金融危機般發生在「上層」的市場失衡之中,而是更根本性的公衛和社會秩序的問題,因此其影響將會是更為深遠的。像是此次疫情帶來的一系列公衛措施帶來的高失業率,並不會在短期之內就奇蹟地恢復到危機以前的就業水平,而各國政府也得面對這個急劇的轉型和隨之衍生的新問題。

Jomo Kwame Sundaram,來源:Wikipedia。

極端印鈔救市的凱恩斯主義

承著上一個論點,以下則討論一下此次「全面性危機」的經濟面向。四月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了名為《大封鎖》的定期經濟預測,表示今年全球經濟將會衰退3%,而中國是唯一逆市增長(1%)的國家。雖然早期的數字都不甚準確,沒有實質性的討論意義,並且在報告發表的短短數周內又被再此下調了。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全球經濟情況非常險峻。包括歐盟、G20、IMF、歐洲央行、美聯儲局的措施皆證明了,大量印鈔救市似乎是各國面對危機的唯一策略,也是當初凱恩斯所發明「拯救資本主義危機」的老橋段。這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就是資本主義基本上和凱恩斯主義是無縫的接軌,是它在危機之中的延命策,所以那些以為大幅增加政府開支就是反對資本主義的說法基本上是完全站不住腳。現實就證明了一次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從來都是強國加儲於弱國的一種口實,當強國自身有危機的時候它是完全不需要任何解釋就可以推翻自己所倡導的經濟哲學的。

來源:IMF,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資本的流通額度從來沒有甚麼現實上的限制。像Jomo Kwame Sundaram所說的:「只要有足夠的政治意志就自然會有足夠的金錢。」因此很多第三世界面對的發展問題、債務問題的本質並不是因為財政上的限制,而是一個國際間根本性上不存在發展第三世界的政治意志的政治問題。當第一世界或是帝國的利益被撼動的時候,它是完全不需要受限於任何的規則來大幅印鈔救市的。當然,美國之所以可以這樣做而非洲則不能的根本原因是美元霸權的問題。像美國現在的四萬億救市計劃基本上是毫無代價,因為美元債券在此次危機中反而變得更有市場。而同樣大灑金錢救市的南非的貨幣則在二月份至今貶值了接近20%。可以說巨量的公共開支並沒有減少世界體系中的不平等,反而是在危機之中加劇了本來就存在的不平等。

新常態加劇了世界不平等

承著上一個論點的討論,「新常態」似乎會加劇世界的不平等。像聯合國的世界糧農組織於四月發表的《世界糧食危機報告2020》中則表示,將會有接近三億人瀕臨飢荒的邊緣,比去年增加了超過一倍。這就說明了經濟衰退的真正災難往往仍然是發生在最沒有保障的國家和人群身上,而不是發生在富有的國家們。相對起歐洲經濟衰退7.5%,非洲衰退1.6%對其底層的影響是更嚴重地放大的。在勞動人口地下化、大宗商品價值大跌的情況底下,數以億計的人生計沒有保障,「隔離」就意味著「斷水斷糧」,可以說能夠採取「隔離令」的國家本身也是一種奢侈。而更諷刺的是,世界並非真正出現了糧食危機,而是如FAO首席經濟學家Maximo Torero所說:「只是一場物流的危機。」而在全球經濟大斷鏈的底下,底層人民生活無以為繼,所以才會出現糧食不足的現象。

Maximo Torero,來源:Wikipedia。

這場物流的危機背後揭示的正正就是糧食生產集中在幾個國家身上的問題。美國作為全球糧食最大生產國,長年來以補貼的方式維持自己的農業帝國,使到很多的非洲國家不單沒有實現到糧食自給自足,反而大量的入口世界市場上的糧食。而世界前六個糧食生產國,大概包辦了世界65%的糧食,所以一旦發生「斷鏈」的情況,數以億計的人將陷入飢荒。這個世界糧食根本上不平等和集中在一小數國家身上的問題,本質上就是發展不平等的問題。同時也是此次疫情所加劇放大的問題之一。而現在發達國家們似乎仍然沒有注意到問題的根本嚴重性,只是在乎自己的經濟在數字上的表現,對於此次疫情背後的真正受害者是充耳不聞,因為它揭露了世界本質上不平等的結構。

資本主義新常態還是資本主義

總結一下現在可以預期的「新常態」中的趨勢。各國政府無底線印鈔只是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性而已,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唯一的延命策,而工人階級生活也沒有因為大型的紓困措施而變好,說明了凱恩斯主義並不是甚麼工人階級的出路。對此抱有幻想的「左翼」可以說是痴心妄想。而這說話當中包含了絕大部份的西方中心左翼和港臺社民派,現在的結果是資本主義比它們更加懂得如何推翻新自由主義,而完全保留了其帝國主義的全部性格。資本主義的新常態終究還是資本主義,世界本身的不平等並不會因為一場危害到帝國核心的天然災害就自動消除的。在這個充滿危機的時刻,沒有政治口號可以簡單的解決任何問題。國際社會主義的秩序也不會因為一場資本主義的危機就自動誕生的。

發佈日期:202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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