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後的美國新帝國主義及民間運動的發展
作者：皮埃爾•博多（Pierre Beaudet）
（本文轉載於《抵抗的全球化》，該書由弗弘索‧鄔達（Franois Houtart）和薩米爾‧阿敏（Samir Amin）兩人共同主編，香港嶺南大學的劉健芝教授負責組織翻譯和校對。全書約50萬字，已於2009年5月中旬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9．11之前，北美的社會運動一片樂觀。經過多年的組織和政治努力，許多社會運動團結起來，在不同層面（本地層面、美洲大陸層面、國際層面）共同抗擊新自由主義。那時，社會各界開始反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沒有另類替代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INA）”的綜合症。布希（George W. Bush）和同僚因為處理國內政治及國際問題不當，已經失去了合法性。針對新自由主義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計畫，“北北聯盟”與“南北聯盟”的行動進行得如火如荼。
然後，眾所周知的事情發生了。9.11事件舉世震驚，特別是媒體，分秒必爭地抹黑整個社會運動界。政府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試圖推行一整套直接針對社會運動的、限制其行動自由的立法。的確，現在就給9.11的長期影響下結論為時尚早。如果這種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停止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及其加諸人民的災難，那麼就奇怪了。同時，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運動需要另一種面向：為和平而鬥爭。事實上，目前美國的政策也有所轉變，從“追捕本•拉登”到採取攻勢，鞏固美國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然而，大部分的社會運動仍然反對美國的新帝國主義政策。北美人民親眼目睹及親身經驗當下動盪的局勢。
1. 泡沫經濟之後
2001年，北美結束了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傳統優勢工業受到影響（據估計，約有150萬人失業）。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和大財團希望能夠扭轉經濟衰退，鞏固新自由主義政策。
1.1新經濟：神話與現實
根據證據，美國聯邦儲備銀行(US Federal Reserve Bank)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聲稱，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標誌美國資本主義進入新時代。然而，從2001年開始，情況發生轉變：
經濟增長伴隨著瘋狂的投機行為，根本沒有帶來生產和投資的實質增長，即便湧現出一些高科技部門。事實上，由於投機，經濟遭受到過剩的危機（使用率從1995年的88％下降到2001年的63.4%）。
公司互相折磨鬥爭，超級大財團出現，隨後合併公司此起彼伏，一點都不能穩定市場，相反帶來了負面效應。從1997年到2001年間，利率下降（從8580億美元下降到了7610億美元）。
1999年的平均工資仍然比1972年少140％。自1995年以來，創造120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71％是在薪金較低的貿易和服務行業。在這樣“經濟隔離”（economic apartheid）下，私人和公司的債務陡然升高，使社會大眾在經濟衰退時期最為脆弱。
從短期看來，如果外國資本撤出美國市場，那麼情況可能會更加惡化。外國資本當初是受到較高的投資回報率和美元匯率堅挺的吸引才進入美國市場的。1995年，外國資本在美國僅占8％，但是2000年，上升到26％。除非資本以相近的比例進入美國市場，否則龐大的貿易赤字（每年4500億美元，或國民生產總值的4.5%）無法繼續下去。
1.2. 新一輪的衰退
當布希於2001年初當選美國總統，他遇到一些嚴重的問題：普遍解雇員工的現象沉重地打擊了人民大眾，造成官方失業率上升到6％。如果算上服刑人員（將近200萬）和其它“隱形的”的失業人士，比率則會大大增加。
納斯達克高科技股指在近兩年間下跌66％。還有，那些通過兼併美洲其它國家的企業，特別是阿根廷、厄瓜多爾和巴西，從中獲得盈利的公司已經不行了，甚至連某些美國金融機構也怕他們沒有償還能力了。
為了扭轉局勢，布希設立了石油和核工業的投資專案，回報那些在選舉期間花大錢支援他的企業。同時，以“能源危機”的名義，美國管理委員會拒絕限制污染排放的《京都協議》。布希還展開軍備競賽，猶如“軍事凱恩斯主義”。但是這種再度分配的財政預算，只惠及特定的經濟部門：那些依重資本但是創造不了多少就業機會的部門。
從陰謀理論來解釋紐約和華盛頓的恐怖襲擊發生的正是時候，這大可不必。總統自己就說過“這是個機會”。很明顯，短期看來，他作為“愛國總統”重振聲勢。事實上，他已經能夠倒行逆施，包括削減社會經費，如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這是9.11之前讓人無法接受的政策。再者，美國發動攻勢，為了利益而重新掌控美洲大陸。
1.3. 美國的經濟種族隔離
1％的美國人擁有比其餘95％的人收入加起來還要多的財富，400個人手中掌握12％的國民生產總值，等於一億美國人的財富。從1990年開始，負債翻三倍（從1850億到5840億美元）。同期的個人存款率從7％下降到2％。一個行政總裁（CEO）的平均年收入是一個普通工人工資的326倍（1060萬美元對比25,300美元）。最低工資比1968年下降20％。442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同1989年相比只增長了13.6%。
1.4. 新自由主義再度採取攻勢
隨著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於1994年1月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新一輪的反抗運動揭開帷幕。不久，包括南北半球的34個國家（美洲大陸除了古巴之外的所有國家）開始會談，籌備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這些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國能夠更加掌控已經聽命於自己的、在自己後院的國家。與當時所宣稱的恰好相反，這些磋商很少涉及“商業”或“自由貿易”。如布魯內爾（Dorval Brunelle） 解釋，美洲框架體系的目標是加強內部市場的自由化程度，使公眾權力機構更難以保持其捍衛經濟和社會權益的特權。從長遠來說，美國也要摧毀公共服務企業。
同時，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社會政策也是傾向於美國的做法。因此，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前，失業保險制度相對完善的加拿大也把失業保險率調整到和美國一樣低（失業保障金從原工資的75％下調為36％，基本上和美國一樣）。加拿大和墨西哥公司被美國企業並購的數字驚人。美國企業將其眾多工廠開設在北部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區，在那裡他們能得到便宜的勞動力。幾乎所有的資本都投向那些能夠在美國市場獲得收益的行業，這些行業多半是低工資的，這就是為什麼從1991年來，平均小時工資下降了40％。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統治階級情願生活在美國巨人的身影下：寧可在富人面前屈膝，也不願意和本國的窮人站在一起！
2. 危機中的國家
儘管一切都在進行，但北美的統治階級經歷了不同程度上的立法危機。人們越來越考慮到那些統治他們的人是和人民站在同一個立場嗎？同時也存在價值觀的危機：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大聲宣稱，至高無上的快樂來自於對物質的擁有。另一方面，人們顯然重拾各種教條主義的宗教信仰及其獨裁與屈從的意識形態。9.11事件後，人們開始清醒過來，“基督徒右派”（Christian Right）領袖法威爾牧師（Rev. Jerry Falwell）宣稱，由於同性戀者和墮胎者盛行，美國已經受到了懲罰。同時，在全球化的保護傘下，議會變成註冊辦公室。社會趨勢強調淫威與壓制。
2.1. 政治機構失去合法性
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布希以微弱的選票優勢戰勝民主黨的競選對手戈爾（Al Gore）。這是非民主選舉立法的必然結果，在這樣的選舉制度下，只有每一個州組成的選舉團（electoral college）才有資格投票。美國最高法院最後確定終選，最高法院的成員大部分是1992年以前由共和黨政府提名的。更糟的是，在佛羅里達州，選舉爆出舞弊，有幾萬名選民，多數是美國黑人，被剝奪選舉權。即便沒有這件舞弊醜聞，情況已經足夠令人擔憂。
這樣的選舉完全取決於能夠籌措幾億美元的選舉經費。最近一次總統選舉耗費30億美金：比1996年的選舉多出40％。支持政黨運作的80％的資金來自于1%的公民。年收入少於5萬美元的公民，只有47％參加選舉。美國是唯一的西方國家，會以“觸犯刑事法”為理由剝奪數以千計公民的選舉權（根據《人權觀察》資料，超過13％的美國黑人無權參加選舉）。
2.2．虛假民主
單一候選人選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排除第三者。選舉成為了兩大黨派的競爭，比如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這樣，具有相當支持率（超過10-15%）的政治黨派就被排除在外，但在其它大部分民主制度中，他們卻能夠進入政治機構。儘管成千上萬的人要求改革目前的非民主制度，選舉制度仍然沒有任何變化，因為這違背現任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另外，立法危機也使大黨分化。傳統上獲得工人階級支持的民主黨改變政策方針。民主黨和傳統上代表右派、商業財團和軍工企業的共和黨已經再沒有根本的區別了。
2.3. 強硬右派之興起
最近強硬右派興起。這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運動相關，涉及廣大群體，其中有些人的意識形態和極端右翼民兵相近，就像幾年前奧克拉荷馬州（Oklahoma）聯邦大廈爆炸案主事者。它的理論是一籃子的民粹主義（反對聯邦政府），反對窮人（反對社會專案）和種族主義（反對美國黑人、猶太人和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也有一些力量來源：反墮胎的、反同性戀的、反政教合一的（當然唯一合法的宗教是基督教）鬥爭。過去十年，為了滲透到國家高層，使國家意識形態向右傾，強硬右派在共和黨內擴張勢力。目前布希政府的幾位政要，例如美國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John Ashcroft）就是強硬右派分子。
2.4. 懲罰和刑事化
醒悟立法危機的時候，被排斥的人成了危險階級。許多年來，美國政治立法一直建立安全共識體系。罪犯人數上升的現象，導致現在的服刑人員多達200萬（1994年是1,40萬人）。除了監禁以外，國家恐怖主義體現於死刑。在德克薩斯州，自從布希於1994年當選以來，140人被處決。除了沙地阿拉伯、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和伊朗，美國是全世界唯一允許處決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國家。鎮壓不僅在監獄發生，日常生活中到處都存在政府給公民留下案底的危險。高牆鐵門包圍的社區越來越普遍，外人非請勿進。自從9.11之後，政府施行社會排斥的新政策，特別針對移民和難民。超過1萬人被審訊，其中大部分來自阿拉伯或者是穆斯林，而且有2,000人被關押。人身保護令與無罪推定的概念不復存在。
近期，在抵抗全球化的浪潮中，員警的行為變得更加暴力，正如我們在西雅圖（1999年11月）和魁北克（2001年4月）看到的那樣。在魁北克，人們採取的是和平抗議的形式，反對美洲峰會的遊行示威遭到殘酷的鎮壓。加拿大員警第一次使用橡膠子彈，之前我們只在巴勒斯坦或北愛爾蘭看到過。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才得以實施，就像20世紀50年代美國麥卡錫實行的那樣。
3. 民運之優點與缺點
最近幾年，公眾越來越意識到大規模民運的訴求與批評的力量，比如西雅圖（1999年11月）和魁北克（2001年4月）兩次運動相繼迭起。但是自從9.11以來，情況很不穩定，要看這種氛圍能否持續下去，還是只是一時的民族主義反應。
3.1. 西雅圖的驚喜
整個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運遭到很大的打擊。鎮壓和反聯合立法的直接後果是工會成員從1980年的31％下降到13％。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出現一些變化的跡象。年輕人、環保主義者和一些忠實的基督徒重新開始對資本主義提出質疑，資本主義真的存在嗎？那些不同政見的美國人看見薩帕塔運動高舉鮮明旗幟，公然反抗凱旋的新自由主義，因而受到鼓舞。這個標誌是鼓舞人心的，因為薩帕塔起義之日正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生效之日。
他們的行動產生激進的影響。整個網路都發展起來，他們權力下放、行動靈活和具有戰鬥力量，把環保主義者、學生、人權組織都團結起來。在1999年11月西雅圖的遊行中，人們可以清楚的看到：5萬人參加遊行，包括年輕人、環保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卡車司機和其它進步的工會工人。工會運動和新的運動組織結合起來，形成西雅圖大規模的遊行請願活動。
幾個月之後，反抗全球化的運動襲擊美國的幾個城市，因為這些城市召開會議，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代表大會，象徵著全球化的核心。西雅圖看似萌芽新事，給當地的抵抗活動帶來新的國際視野。但是北美的反抗全球化運動仍然存在很多缺陷，例如，缺少美國黑人和其它少數族群的參與。
3.2. 工會的更新
工會運動發生著變化，特別是強大的美國勞工聯盟及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其新任主席史維尼（John Sweeny）靠近好戰那一派。1995年，最好戰的加拿大組織——加拿大汽車工人工會，組織一系列的罷工，要求正視社會副利問題（享受醫療、教育、優質公眾服務的權利）。1997年，20萬美國工人罷工反對跨國公司UPS（聯合包裹服務公司），他們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援。力量強大的工會，比如Teamsters（美國運輸工會），新的領導班子產生了，他們反對傳統的商業聯盟以及其迎合雇主、政府的立場。另外重要的因素是人民、工會、學生三方之聯盟，像“工作與公正網路”，在美國大工業中心把上千個本機群組織與社區團體結合起來。
在其它地區，許多大學校園裡，學生彙聚在“反血汗工廠委員會”（反血汗工廠學生聯盟），組織反抗跨國公司的活動，如尼克（Nike）、 銳步（Reebook）和其它所謂為年輕人創立的品牌。然而，最終美國工會運動還是沒有能夠改變權力關係。2000年，的確有40萬新人加入美國勞工聯盟及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但是同期卻有60萬工會成員失去工作崗位，特別是工廠大規模遷往墨西哥後。
3.3. 魁北克和彩虹聯盟
2001年，彩虹聯盟運動再次把工會、社區組織、年輕人、女性主義者和環保主義者彙聚在魁北克。在當地，魁北克婦女聯合會（FFQ）動員人民群眾起來一起參加抗議，這成了運動的導火線。成千上萬的婦女和男子響應婦聯的號召，湧上魁北克的街頭，抗議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貧困和婦女所遭受的暴力。
人民峰會旨在反對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而籌備人民峰會為大規模的教育運動與群眾動員提供機會。有時候，霸權會轉移方向：運動的要求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伴隨美洲重建計畫，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國的人民組織聯合起來，對美洲自由貿易區說“不”的呼聲響徹街頭，很多民運受到鼓舞。總的說，在社會和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建立廣泛的聯合戰線是必要的，把群眾動員與教育、意識提升的工作結合起來，為建立代表全體公民的、民主的、左翼的主張奠下基礎。
3.4．重新找回政治
社會運動的群眾動員很大程度上提升人們參與政治的意識。在此之前，有些人似乎默默接受“沒有另類替代選擇”（TINA）的想法。然而，根據美國和加拿大的傳統，社會運動是在沒有另類政治計畫的情況下開展。目前，許多參加運動的年輕人根本不信任政治。他們天生靠攏直接行動、直接民主、非暴力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觀念。然而，大批社會活動家，包括新人與舊人，不貶抑動員和直接行動的重要性，而且相信必須尋找一條能夠重新佔領政治領域的路徑。
在上一次美國總統競選期間，社會民眾便組織起來支援候選人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納德是享有盛譽的社會活動家。3百萬選民投他及其反對新自由主義計畫一票。人們在探尋參與政治活動的正確途徑，同時也在考慮應該把誰推到前面去作政治代表，因為群眾不想讓歷史再重演。因此，北美社會活動家幾乎完全按照世界其它地區的做法那樣，特別是巴西，詳情如下：
“巴西人民參與的政府希望超越這種反民主政府的舊模式，過去反民主政府把權力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裡，並且忽視大部分人的利益。這就是要人民群眾做歷史的主人。必須找出杜絕濫用權力與徇私的、授予人民權力的途徑。
3.5. 政治迫害重新出現
北美統治階級使勁利用9.11事件之後的氣候。他們的發言人頻頻使用獵巫的口吻，甚至借極右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1908-1957）的屍來還魂。政府針對恐怖襲擊採取的措施，使許多活動都被迫中斷，包括美國工會運動，美國工會的領導支持反擊恐怖主義的東征。在反對社會運動和媒體患“被迫害妄想症”的大環境下，許多遊行，包括罷工，都不得不推遲。然而，積極參與新社會運動的社會活動家傑瑞米•布雪切（Jeremy Brecher）說，我們還不能失望。當年老布希雖然在科威特戰爭勝利以後取得民意，正如小布希現在那樣。不過，在當時的經濟衰退中，老布希一年後還是在總統大選中輸掉了。僅僅在塞爾維亞（Serbia）爆炸勝利後不久，西雅圖的示威遊行就表達了底層人民對另類全球化的渴望。不管本•拉登和布希有沒有其它計畫，現今社會的根本矛盾就是社會上層和底層人民對全球化的不同看法之間的衝突。
第二屆美洲人民峰會聲明（節選）
我們生活在美洲，這裡有令人無法忍受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政治和經濟發展。8億人口中的一半，幾乎有5億名拉美人民，生活在貧困之中。南美人對北美的負債高達7920億美元，僅僅1999年債務就高達1230億美元；加拿大和美國擁有美洲80％的財富。資本、先進科技和智識產權都集中在北美。
我們想要什麼？
我們想要在美洲人民之間建起橋樑，分享我們多元化的歷史與文化，鞏固人民代表的和參與式的民主制度。
我們想取得完全尊重的工人權利、工會權利和集體談判的權利。
我們想要基本的人權和集體權利得到保障，正如在國際商務協議中規定的那樣。
我們希望國家推廣公眾利益，並且積極出面維護各項人民的權益。我們希望國家加強民主建設，確保生產和財富的分配，保證民眾能夠獲得優質的普及教育、醫療福利，特別是婦女生育的權利。我們希望國家能夠消除對婦女兒童的暴力，為了現存的人民和子孫後代的利益而保護環境。
我們想要既帶動社會生產力又環保的投資。在美洲大陸實行的政策應該鼓勵外國投資者確保提供良好的工作崗位、穩定的生產與經濟穩定，同時杜絕那些投機行為。
我們號召美洲人民團結起來和美洲自由貿易區計畫做鬥爭，在民主、社會公平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合作關係。
不要“美洲自由貿易區”！另一個美洲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