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九把刀劈腿事件的沉思 之一

〈對於九把刀劈腿事件的沉思〉之一
當代台灣社會、文化的危機──沒有「日本神話」也能建立「日本社會」?      
◎郭譽孚

 

關於九把刀劈腿事件,我發現至少三個問題,使得關心公眾事務的自己有「責任」仔細討論。

其一,也是最重要的,因他不是普通的公眾人物,他不僅寫小說,拍電影,大力參加與推動所謂「公民運動」,並且他更是許多高級中學講演的人氣王,他的作為對於那些公民而言,或許都應該已有自身辨識是非的能力,他所可能展示的影響或許較小,但是,對於未成年的學子而言,一直視教育為我們社會希望之所繫的自己,實在不能不為這位「人氣王」的影響力而為我們社會的前途感到擔心!

 

其二,根據報章上的報導,九把刀以一篇臉書文字回應事件。然而審視那篇情節動人、情文並茂的臉書文字,對於大小說家來說實在太容易「虛構」了,我們怎麼能信任他呢?況且,恰巧,今天他的堂弟又爆料說,他過去所公開的清寒家族故事,原來是假的。

 

其三、作為一個台灣史的研究者,我也曾相當深入地考察近幾十年台灣文學界的發展,我注意到台灣文學界有一讓我極為憂心的發展,那就是台灣文學宗師鍾肇政不僅企圖引領政治,更重要的是他對於文學,並不重視其出發點上最重要的「真誠」,他竟公開提出這樣的主張:

 

「你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只要你寫出來的東西能夠吸引人……小說本來就是這樣的東西。」「大家不妨認為這是騙子在騙人,不過騙子再騙人,比傻瓜做給傻瓜看得還聊勝一籌……」〈台灣文學十講,鍾肇政著,前衛出版社,頁170~171〉

 

曾經作為文學青年的我一直擔心該一文學觀點對於社會的影響,尤其在今天,讀到九把刀的堂弟明白指責他的欺騙後,我更為遺憾了;當然,這不能只怪年輕的、只有三十六歲的他──他啊,當年詩人楊煥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寫下過,「那白色小馬般的年齡,被餵以有毒的荊棘」──那有多少是由於他所受到的錯誤教育所造成的啊。

 

此外,也由於,我記得他在與邱毅上法庭之時,曾在臉書上刊出他那位律師意氣風發,自以為是的觀點,我提出我的觀點,請他們更仔細的考慮時,從那時起,我的臉書上就看不到他臉書動態上的文字了;但是這次事件後,他那載有該動人情節、情文並茂的臉書動態,卻突然又送到我的臉書來了──這樣「我不想聽你講,只有你聽我講」的態度,怎能讓人信任他呢──讓我想,自己的意見,既然對方不想聽,我還是把它公開出來吧。

 

以上就是我的態度不能不轉變而重寫本文的理由。

 

當然,年輕的九把刀是應該受譴責的;他對於自身的身分──作為年輕人的偶像的責任感極為不足,他有才氣,有眼光,但是他做了最壞的示範;由破壞了兩性關係上的信賴感,到所謂家族「清寒」處境上的欺騙;如前所述,那麼他在事後的臉書上發文的動人情節,不能不受到我們的懷疑──那是否可能不是女友小內主動的記者會,而是他自身的臉書故事而已!我們不想懷疑更多其他的,如彎彎或柯震東,甚至有人懷疑他具日本血統之類了……在他過去所展現的那許多張臉中,我們究竟能夠信任哪一張臉?

 

不過,個人的責任問題,外人能夠問責到什麼程度,是極有限的;個人真正對此事件所注重的問題性,是在他對於社會的影響力;尤其,當他在臉書上已經公開表示了那樣的自責:

 

「這一次,在愛情裡背叛,過去我對認同的社會價值所付出的努力與奉獻,也一併被懷疑被嘲諷,瞬間翻轉成人格虛偽的積極證據,我很痛苦難過,但我明白這是我應該得到的人格毀滅,所有的批評我都無話可說,都是我自己犯錯導致的結果。」

 

個人覺得,雖然難以信任,實在也只能接受與祝福似乎已經真實悔過的他吧。

 

然而,也就在這個時候,我想我們是否就像面對任何罪犯一樣,雖然所面對的是一個現行犯,是否也應該給他請一位律師,讓他的罪刑可以合理減輕,同時真誠地希望藉由某一個案件的曝光,我們將可以讓我們社會裡許多原本已在醞釀中的那許多悲劇的,其他不幸的案件,減少發生?

 

下面的論述,是我根據研究台灣史的認知,不是由於研究高超的法律或深沉的心理學,來進行我對於九把刀事件的剖析與辯護;換言之,個人認為其可能情有可原,只是不知道他個人是否知道,並且改得過來?!

 

我認為:首先,應該認知,這次事件的背景應該深入到日據五十年的「去中國化」,然後是美蘇冷戰後,未能進行「去殖民化」,更加上最近二十多年來的「去中國化」,有以致之;如果讀友夠年齡,而不健忘的話,在過去另外也曾有「苦苓」與「林清玄」兩位大作家的類似故事;只是這次的大作家只有三十六歲,年齡特別輕,在這個開放的時代,他不但在藝文界大展長才地表演,也把自身打扮成年輕人的正義偶像!所以,個人認為這不只是我的偶像個人的問題,另有嚴肅的社會歷史問題。

 

其次,我要指出,日本當年「去中國化」的影響如何地影響了我們往後的作家;

 

日據五十年間,大家讀到不少殺戮威壓宰制的形容詞,不知其實際;在文化上,更是少有人提及當年的慘狀;他的文化作為是蔑視中國人與中國文化,它們強調日本學問是「實學」,是「務實」;中國文化偏於心性之學,是「務虛」;所以它們早期簡直根本不太理睬台人的漢書房;其實,日本學問並非重視科學與邏輯的「實學」,只是重視「實力」與「實利」的功利取向吧。請注意,這裡指責的「務虛」,應該是一個要點,是一個日人在台有力的論述起點。

 

然而,日據下,他們官方推動的公學校教育,由於日人初期不肯遵守國際公法,沒有依據馬關條約的約定,使得我先民整整消失了七十萬人以上;因而他們當然不能信任我們不幸的島人,於是就採取了極低品質的教育設計;就我們所見的資料,當時官方公開強調其對於教師的規定是

 

「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對內地人而言是以培養沉著、剛毅及勇氣為主,台灣人則以訓練規律、靜肅、從順為主。」

 

正是因此,我先民曾有「奴化教育」之嘆,而我們台籍生升學時,必須經過日籍教師的遴選,其品質合適栽培者,可得在課後進行補課,否則資質雖好,也很難考上中學。這樣的教育下,學生如何能充分獲得陶冶心性的機會?──這些低品質的教育設計,是怎樣的一種真實的「務虛」啊,毀滅了我們台灣學子學習與行動的的主體性!相對的,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海峽對岸已經引進了世界最進步的兒童本位教育;1924年,國民黨更把兒童本位教育寫入黨綱裡,從此,在各地被有意識地作為菁英教育,推動達十年左右。

 

其三、真正的文學家是如何形成的?就所知,對他們來說,不但生活經驗重要,不是「空想」所可取代,雖然,某些天賦應該極為重要,然而,無一例外的,他們都要有一段心性淬鍊的漫長過程,而最重要的,則應該是該淬鍊過程起始且由一而終,那強烈而真誠的情感,作家想要紀錄自身的感受與認知,想要充分表達與分享自身深沉或精彩的人生經驗;文學的根本,絕對不只是「想像力」而已!

 

然而,在上述文化與教育的真實處境中,殖民統治者怎會鼓勵被統治者思辨且認清現實?怎會鼓勵他們表達充分真誠的自己──在它們當時那常常看到同學被嚴厲處罰的環境裡,尤其到了皇民化運動以後,只有皇民奉公的情感才是被大大許可的,「真誠」往往不可能獲得褒獎,而「想像力」則成為自爽與褒獎的泉源。

 

這應該也就是前述那位年輕時代,深受皇民化教育影響,自身更能獲殖民者選入青年師範成為日據下高級教師,在近二、三十年的本土化潮流中卻成為台灣文學宗師的鍾肇政,其文學觀點之由來;他的作品真能夠透過想像力編織成為幾部所謂的「大河小說」,而能獲得國府的賞識;然而,在台灣真正文學大家吳濁流的眼中,卻直說其作品是「摻了太多水的酒……」但是他竟成了這一代的宗師;他提出了強調想像力,強調可以欺騙,只要讀者相信了,都可以成為文學。也就是讀他們的大作,除非我們只是為了殺時間,否則,對於書中無論是理性或感性的精采事物,真的都應該是「盡信書不如無書」,否則就可能受作者的欺騙了啊!

 

換言之,個人在本次事件中,個人高度懷疑,我們有人氣的、三十六歲的年輕作家,是否受到這個沒有經過充分的「去殖民化」社會的影響吧,否則所有的文學青年豈非都應該是由純潔的感情與感動,而不由自主地開始他們的文學世界的永恆追求的──怎會其起始是意圖欺騙讀者的感動?

 

以上,就是我個人對於此次事件,透過我對於日據台灣史的理解,在溯源上,所做的梳理;也是因此,個人認為九把刀個人可能也不知道自身的這一處境;如果我是他的律師,我將以此來爭取社會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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