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與他的弟妹們：回顧客家運動三十年
◎鍾喬
【編按】本文指出了台灣客家運動三十年所根基於的社會基礎，在於以勞動交換為前提的互助共同體，也就是「交工勞動」的精神。同時，本文也描述了這樣的精神與1949至1952年間發生於桃竹苗一代的新民主主義地下黨運動的歷史聯繫。這篇文章不僅批判了主流官方提倡的多元文化與族群融合欠缺結構性史觀的暴力。更提醒了左翼運動應根基於群眾的社會基礎，並看見社會主義運動推展與群眾之間的歷史連帶。本文原刊於2017/12/15《關鍵評論》，感謝作者授權轉載刊登。
1988年，解嚴後一年。在社會普遍期待更符合民主生活的殷盼下，國父紀念館廣場前，出現大隊的遊行陣容，喊出了「還我母語」的響亮口號，人潮洶湧中，前導車上的一幅巨型看板令人難忘，上頭是帶著口罩的孫中山先生。遊行陣容藉此抗議當年民間仍沿用的「廣電惡法」，這便是日後掀起台灣客家族群認同的「客家人運動」的源頭。
時間匆匆……30年過去。當年參與運動甚深的美濃客家女性鍾秀梅，在母語運動獲致可見的變革，並且在早已成立「客家電視台」的今天，進一步提出：「客家人在台灣社會，所以一直成為一個『隱形的族群』，有它深遠的，歷史、社會、文化等結構性的原因。客家人的噤默、隱形是血腥鎮壓以後的沉默，而非奴顏卑膝馴服。」
這樣的結構性史觀，有其深遠的意義，讓我們免於在提出表現性的族群融合解決方案後，失去進一步「從歷史看見未來」的穿透性視線。「隱形的族群」是針對性的說法，且不單單只是從所謂表面上的族群融合來看問題，涵蓋一種處於弱勢族群的自我發現、抗爭、連結的過程，進一步將之汲於歷史發展過程中。晚進的族群位階思考，以新住民為例，便是最佳的反思對象！
上個世紀的90年代初期，鍾秀梅、鍾永豐、李允斐等客家青年，在歷經1980年代台灣社會劇烈胎動，側身於各地的工農運動後，決定返回美濃家鄉，重建以客家原鄉為精神基礎的社會文化運動。首先出發的，便是保護黃蝶翠谷母樹林的「美濃反水庫運動」。在這項保鄉衛土運動延伸下，以夏曉鵑為動力核心，兼及新住民南洋姊妹的「培力」工作，且進一步形成日後以「交工樂隊」、「生祥樂隊」為核心的的客家歌曲創新，直至當今蔚為整體音樂市場上，一支堪稱異軍突起的文化隊伍。歷經客家運動30年後，見證文化也作為一種大眾改造事業的腳蹤。
時間回返當年，台灣社會在解嚴過後，對於中產階級的民主改革殷切期盼下，歷經黨外組黨的新興政治勢力，以一種夾帶福佬沙文主義的優越感，出現在以批判國民黨為角力核心的社會光譜中，並贏得多數剛從戒嚴體制釋放出來的選民的支持。然則，客家運動的興起，在這樣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對比了一件關鍵性的事實。即是，在競逐的戰後台灣資本社會中，重新召喚仍存於鄉民社會，相關於農業宗族體系中，以勞動交換為前提的互助共同體，也就是「交工勞動」的精神所在；另一項，則是早期移民世代的「軍事－拓墾」共同體的內聚力量。
在這方面，於客家運動發生隔年的1989年出刊的《人間雜誌－台灣客家專輯》中，做了相當有份量的書寫、分析與現場報導。其中就「軍事－拓墾」共同體的鋪陳上，針對性地提出「義民」的問題。眾所周知，「義民廟」既是客家重要的祭典空間，且在客家信仰上有著突出的代表性；卻也在當時聲稱民主改革的浪潮上，被福佬沙文主義拿來做「客家」這類一向與政權靠攏的文章。
我與《人間雜誌》的攝影記者李文吉，在六堆一帶進行採訪時，對於撲面而來的種種客家汙衊，即便深知這是解嚴後遺症的一個環節－－一切只以打倒國民黨威權體制為主，樹立福佬愛台灣旗幟為唯一口號；然在戰後親美式選舉民主瀰漫島嶼的1980年代末期，這種傳言幾乎成為街頭巷尾的一致共識，當然，也在民主傲慢下，讓福佬文化對客家文化產生了歧視、分化的效應。
就在我們對六堆一代的客家耆老進行訪談時，談及康熙年間閩南朱一貴抗清事件，此事件成為進一步釐清問題的核心。事情原委是這樣：朱一貴原本與六堆客籍團練民兵領袖杜君英共舉抗清旗幟。而後，朱一貴為爭霸，深懼杜君英奪權，兩方形成水火不容的閩客械鬥，逼走杜君英的客籍團練部隊，杜氏轉以在六堆以原鄉「軍事－拓墾」共同體為基礎精神，建構愛鄉護土的軍事防線。豈料，朱一貴見其勢力強大，引為近慮，發兵攻擊，杜氏團練在軍力不敵對方的狀態下，運用擁「清」抗「賊」的戰略以求護衛鄉土，獲朝廷頒贈義民匾額，以廟祭祀。「義民廟」文化因此形成。
《人間雜誌－台灣客家專輯》提出早期移民史閩客械鬥，既有「分類」的事實，更有因爭取水源與土地權益以利農耕，所導致的階級位差的殘酷本質。客家移民來台拓墾，以傭工佃丁為多數，因本身階級弱勢，需在閩南叛軍與朝廷勢力的夾縫間生存。這樣來看，便恰恰看出杜君英及其步伍，作為客系農民革命的典範，如何在族群保衛戰中生存。
《詩經》大雅篇所寫的「燕翼貽謀」，意思是周武王留下治國策略，庇蔭後繼者，因此為後世謀幅，用來形容傳統客家重視傳承，當真恰當無比。我在近期走訪美濃鍾氏家祠，父親曾在半世紀前於鍾家古厝抄寫族譜，如今再訪，特別對祠堂前高掛樑上，寫著「燕翼貽謀」四個字的這幅匾額，再次留下深刻印象。
在封建社會的年代，傳承的本質是傳宗接代，綿裡藏著的是父權意識的針，自然不值討論，遑論效仿。然則，在一般客家民間習俗中，傳承就進步的角度來看，也展現了貧困的佃農社群，如何透過勞動互助的交工合作，自外於農村外的商品市場，更自內於獨立自主的農業經濟。很多時候，客家文化的農業共同體，體現出在丘陵、山間貧瘠田地裡，一面與原住民爭奪，又與閩南地主周旋的困頓處境。
1949至1952年間，發生於桃竹苗一代的新民主主義地下黨運動，也在客家農村與貧困農民間，發揮著令人側目的高度互助合作的精神。當追捕的警特來到山村時，農民通常以沒見到任何人影，來掩護地下黨走路（客語：逃亡）人；當地下黨人為躲避特務耳目時，農民則在山寮、藏糧的山洞中，提供隱蔽與保護。
透過陳映真先生的介紹，我在「政治受難者互助會」中，結識一位家住桃園山洽水山區的梁雲漢先生。我是在解嚴後一年餘，前往梁先生的客家夥房拜訪，當時他已從白色恐怖的政治牢房中出獄約莫30年之久，儘管如此，當時對於地下黨人的左翼革命事業，仍佈滿情治單位的密探偵蒐。梁先生在備感壓力下，接受了我的訪談，並希望能以代名發表，這篇文章名為〈范天寒與他的弟兄們〉在當期的《人間雜誌》刊登
訪談恰逢酷暑，夥房外盡是滿山青綠的茶葉，一則客家農民酷烈的囚禁與殺戮的史頁，就在這茶山的蓊鬱中，迫切地向我們吐訴。梁先生憶及他雙雙被槍決的大哥與侄兒時，淚水從他莊稼人懭悍的臉頰上，無聲地淌了下來，我抬頭望見掛在古厝灰牆上，兩禎放大後裱在框裡的黑白照片。左邊是年輕英挺模樣的姪子，頭戴一頂日帝時期高材生的三線帽；右邊則是身著中山裝、一臉知識份子氣息的大哥。1953年初夏，梁雲漢一家農民因捲進地下黨人張興案，偵結結束共侏連26人，其中青壯佃農13人，分別判刑10至15年不等徒刑；另外13人，則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罪名判決死刑，其中兩位便是梁先生的兄長與侄兒。
從這樣的出發點，引發深思，在歷史的時空中，客籍佃丁傭工其實備受移民時代，因搶奪土地及水資源，所導致閩、客、原住民之間的種種矛盾與衝突，並種下客籍農民與當年的左翼知識分子，在土地改革的歷史轉型期中，投入地下黨革命，意圖改造農民生存處境的一段歷史。這歷史雖說僅有4年不到，但仍慘遭冷戰對峙年代下的反共肅殺，迫以刑殺等違背人權的殘酷手段，形成白色恐怖的悲劇。如今回顧，因其被全面掩蓋的原因，尤顯孤絕。
以此，回顧客家運動30年的軌跡，有那麼一些與主流客家史觀中，聲稱客家隱忍、又在隱忍中步上官商場的輝煌騰達之路，顯現相抗衡的觀點。穿透些看，這也不過就是出發點與精英保持些距離吧。
發佈日期：2018/0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