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
反叛的幽靈
——馬克思、本雅明與1848年法國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
◎梁展
【編按】本文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對1848年法國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批判，回顧了19世紀小資產階級的反抗是一種「為藝術而藝術」與「為反抗而反抗」，抽離了現實的政治內涵，變成一種沒有歷史的革命幻象，反而讓人們放棄了改變。相對地，馬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意義，即是揭示了矛盾，替革命帶來了動力。本文轉載自2018年06月22日保馬，原載於《外國文學評論》2017年第3期，將分上下兩篇刊載並略去註釋。
1849年5月11日，普魯士當局以「違反友好條例」為由驅逐了旅居科隆的「外國人」馬克思，6月3日，馬克思被迫返回巴黎，因為三個月前費迪南·弗洛孔曾以臨時政府名義向他發出過邀請。然而不久之後，巴黎工人發動的六月起義遭到了代表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卡芬雅克將軍的殘酷鎮壓; 同時，保守主義者繼七月王朝末期基佐政府之後又開始驅逐匯聚巴黎的歐洲各國革命者。7月19日，馬克思夫人燕妮在位於里爾街5號的家中接待了登門來訪的一位熟悉的巴黎警察。「馬克思及其夫人」被告知必須在24小時之內離開巴黎，遷往法國西部莫爾比安省的瓦納市居住。8月17日，馬克思迫於形勢第三次離開巴黎，來到了倫敦。一年多來，馬克思先後經歷了法國二月革命、德國三月革命、維也納革命以及法蘭克福議會被普魯士軍隊驅散等等一系列的失敗。然而，革命一再遭受失敗的痛苦經歷並沒有讓承受這一結局的馬克思像托克維爾那樣成為「失敗的保守主義者」，相反，直到去世之前馬克思都是一位「失敗的進步主義者」和「樂觀的進步主義者」。1850年代初，馬克思依然相信，隨著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商業危機進一步蔓延，一場更為宏偉的無產階級革命將會迅速降臨到剛剛被革命洗禮過的歐洲大地。
「概念史」研究的開創者萊因哈特·科塞勒克認為，「從短期來看，歷史或許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但從長遠來看，歷史知識的獲得卻來自失敗者那裡」 。德羅伊森的《普魯士政治史》和基佐的《歐洲文明史》是「勝利者史學」的代表，前者將普魯士在近代走向民族國家的成功之路歸因於神意，後者則視歐洲文明霸權在全世界的建立為自由精神發展的必然結果。科塞勒克認為，這樣一種歷史編纂方式「很容易帶來對歷史觀點的扭曲，因此它必然很難抵禦出自文本內部的意識形態批判」。寓居倫敦初期，馬克思決心與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決裂，放棄他們經常使用的密謀手段，主張以理論指導革命，促使工人運動由秘密狀態逐步走向公開。因此，他經常對流亡倫敦的共產主義者發表講演，同時著手在更高的理論層次上改組共產主義者同盟，謀劃建立能夠嚴格實踐其革命理論的無產階級政黨。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廣泛蒐集了有關1848－1851年法國革命的各種書籍和報章雜誌，在此基礎之上，撰寫了一系列分析、批判和總結革命失敗經驗教訓的著作，這些著作分別是刊登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的有關歐洲的時評和書評以及《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1850）、刊登在《革命。不定期刊物》上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和1852年撰寫但直到1930年才從德文手稿譯成俄文出版的《流亡中的大人物》。就此而言，除托克維爾以外，1848年法國革命還在失敗者的陣營裡催生了馬克思這位傑出的十九世紀歐洲歷史學家。在他的一系列歷史著述當中，馬克思「把歷史發展視為迄今仍身受壓迫的無產階級走向勝利的道路」，他「扮演了無產階級思想代言人的角色，在囿於具體情境而導致的失敗中尋求一種長期的解釋，這使未來的成功被歷史性地確立下來」，在此意義上，科塞勒克說，歷史學家馬克思是「作為勝利者」而非「像勝利者」那樣從事歷史寫作的，其重心落到了針對歐洲當時的現實政治所展開的猛烈的意識形態批判上，而不是著眼於為過往的歷史尋求某種合法性依據。
在馬克思有關1848－1851年歐洲革命的歷史－政治著述當中，對發動並領導了這場革命運動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性格、思想和行為的分析和批判構成了一個顯著而持久的主題。這一行色匆匆的人群中既有迫於各種複雜局勢而往來於巴黎、倫敦、布魯塞爾、柏林、法蘭克福和維也納等地的民主共和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也有一般意義上的左翼革命家，其公開的職業分別是作家、詩人、記者、政論家等等，例如在普魯士革命中一躍而成為共和主義的象徵、後來擔任法蘭克福議會代表的戈特弗萊德·金克爾，他集神學家、革命者、詩人、作家和教授於一身。無論在巴黎還是倫敦，馬克思都曾經長期生活在他們中間，非常熟悉這些政治移民的動向，並與他們有過密切的接觸或交往，因此他對他們的揭露和批判也非常有力。在這方面，僅舉一例即可領略馬克思對其行為的敏感以及批判的鋒芒。1859年4月，移民瑞士的普魯士共和黨人和博物學家卡爾·福格特發表文章，詆毀馬克思是奧地利政府的間諜和「流亡者團伙的頭目」，指責這些流亡者團伙過去曾背負著破壞社會秩序的「制刷匠幫」或「硫磺幫」的惡名，如今則在倫敦乾著「結夥密謀」的勾當。福格特參與了1848年德國革命，曾當選為法蘭克福議會代表，後來為了逃避政治迫害而移民日內瓦。在同一篇文章裡，他還指控馬克思依靠剝削工人在倫敦過上了奢侈的生活。雖然此事乍看起來並非那麼要緊，但馬克思還是馬上停下手頭的工作，花費了一年時間專門蒐集與此人有關的種種資料，並根據一位巴登革命者提供的信息，揭露福格特的真實身份實為路易·波拿巴僱傭的間諜。在巴黎公社時期，人們果然在第二帝國遺留下來的檔案中發現了一張數額高達40,000金法郎的收據，這是福格特靠做密探從拿破崙三世秘密基金中支取酬金的鐵證。
在發表於《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4期(1850年4月出版)「文學」欄目裡的一篇長篇書評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幅在法國二月革命中陸續登場的共和派人物們(尤其是激進的山岳黨人)的灰暗畫像。他們分別是被臨時政府委任為巴黎警察局局長的馬克·科西迪耶爾及其警備隊長阿爾道夫·謝努以及激進秘密組織「新四季社」頭目、巴黎警察局秘書、《改革報》編輯律西安·德拉奧德等。謝努和德拉奧德是七月王朝時期的激進共和派，在二月革命前參加過多起針對路易·菲利普的起義或暴動，他們還是以推翻君主制為目標的秘密會社的活躍成員。但後來證實，兩人均在七月王朝末期就已經被迫或主動地投靠了君主制政府，成為舊警察局出錢僱傭的線人。在投身街壘戰的同時，他們還不失時機地向王朝政府提供各種情報。不僅如此，謝努在二月革命後還被懷疑投入了與激進共和派對立的自由派領袖、時任巴黎市長的馬拉斯特的懷抱，儘管他本人對此曾予以否認。事情敗露之後，為了替自己辯白，謝努發表了《密謀家，秘密組織；科西迪耶爾主持下的警察局；義勇軍》一書，不但披露了自己如何根據蛛絲馬跡發現警察局同僚德拉奧德出賣情報的細節，而且也將山岳黨的領袖、自己昔日的上司科西迪耶爾在革命過程中的種種營私舞弊和耍弄權術的伎倆無情地暴露出來。與謝努一樣，間諜身份暴露後的德拉奧德也撰寫了一部辯白之作——《1848年2月共和國的誕生》。在這本小冊子中，德拉奧德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個不惜冒生命危險打入激進的秘密會社內部並通過緩和其激進政治態度維護了社會秩序的英雄。儘管上述兩部有關二月革命的回憶錄或政治宣傳手冊所提供的史料大多不可信，但透過它們行文的張揚和言辭的浮誇，馬克思和恩格斯洞悉了二月革命中一個遭到人們普遍忽視的陰暗面——在代表各派政治力量的諸多人物之間展開的複雜的政治交往過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送給了謝努、德拉奧德和科西迪耶爾們一個響亮的名字——「密謀家」(comspirateur)：他們由於無法在社會上找到固定的職業，缺少穩定的收入，故而整日流連於酒館和咖啡館之間，在那裡聚談政治、預謀造反；在私人領域，他們又是一些藐視和挑戰資產階級道德規範的人。動盪不安的生活和精神狀態導致「他們淪為巴黎人所說的浪蕩漢（la bohême）」，這個為數不少的「波西米亞人」群體中既有出身於無產階級的「民主浪蕩漢」，也有出身於資產階級的「民主浪蕩漢」(詳見《全集》2.10:332)。他們在風平浪靜之際放浪形骸、飲宴享樂，以哄騙利誘的方式招募同黨並密謀起義或者暴動；在街壘戰到來時又不惜冒死充當勇猛的指揮官。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他們
並不滿足於一般地組織革命的無產階級。他們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發展的進程，人為地製造革命危機，使革命成為毫不具備革命條件的即興之作。在他們看來，革命的唯一條件就是他們很好地組織密謀活動。他們是革命的煉金術士，完全繼承了昔日煉金術士固定觀念中那些混亂思想和偏見。(《全集》2. 10: 333－334)
密謀家們拋開了現實而採取行動，其屢屢失敗的原因在於忽視發動革命的歷史條件。反過來說，推動密謀家們走向街壘的力量是那些非現實和非歷史的「固定觀念」，或者說是他們對現實狀況的錯誤表象，而非工人階級已經覺醒了的階級意識，後者只能通過長期的階級利益教育才能獲得。習慣浪蕩漢生活的密謀家就此淪為了「革命的煉金術士」：熱衷於發明具有魔力的器械，妄想通過製造「革命奇蹟」一舉顛覆舊王朝和政府。「早期的煉金術士」在君主制末期的密謀家那裡找到了自己的軀體，從而宣告了一個中世紀幽靈（Gespenst）的降臨。兩年之後，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再次詮釋了舊革命幽靈的含義，「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全集》2.11:132)「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讓革命的幽靈重行遊蕩」(《全集》2.11:133)，剛剛落腳於倫敦的馬克思便馬上投入到了對歐洲的資本主義現實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當中，希望能夠揭示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確定無產階級的利益所在，繼而培養其鮮明的階級意識和徹底的反抗精神。於是，馬克思在幽靈和現實之間劃定了一條明確的界線，這條界線將他自己與謝努、德拉奧德、金克爾和福格特們嚴格區分開來。儘管如此，敵人們還是把「浪蕩漢」、「密謀家」和「幽靈」 的標籤貼到了馬克思本人身上，一位派駐倫敦的普魯士密探這樣描繪他眼中的馬克思:
馬克思，中等個頭兒，34歲，雖然正值壯年，但他的頭髮已經發白。他外表強壯，其面龐頗讓人想起塞邁爾，只是他的膚色要更顯棕色，頭髮鬍鬚全黑，他從來不剃鬍鬚，一雙濕潤的黑眼透出一種魔鬼般的神秘; 乍看起來，他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天才，其凝重的神情給周圍的人們帶來一種無法抗拒的壓力。在私生活方面，他是一個非常邋遢、玩世不恭而且不會持家的人，他過著一種真正的浪蕩子生活，il mène une vie à la bohémien de l’intelligence [他在思想上也保持著浪蕩子的風格———譯者註]……
作為密謀活動的頭目和領導者，他無可爭議地是馬志尼式的最有能力和最合適的人選，作為陰謀家，他至少不遜色於那些渺小的羅馬人。
……
[馬克思領導的]黨始於斷頭台，終於一張白板。他們對國家、政府和社會秩序危害之大，以至於所有的政府和個人都應針對這一看不見的、潛伏下來的敵人聯合起來，出於自衛的目的而行動起來，直至這個毒瘤從其最後的病灶裡被拔除。
從呈送普魯士使館的這份秘密報告來看，這位混跡於倫敦政治流亡者隊伍當中並冒充革命者的密探在洞察力和文采方面一點也不輸於謝努和德拉奧德:他非常熟悉剛剛在巴黎和德國發生的革命，而且不知以何種方式取得了馬克思的信任，甚至有機會參加了後者在位於迪恩街64號的家里為工人們舉行的小型講演會。這位普魯士密探的身影也時常出現在大風磨街德國工人教育協會召開的政治會議上。不難想像，這位假冒革命者的人在馬克思和其他共產主義者面前自然會表現出慷慨激昂的一面，其雙重面目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要批判的對象。
「密謀家」、「浪蕩漢」和「幽靈」成為馬克思及其反對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共同享用的社會和政治身份認同的表徵，在相互賦予對手上述表徵的過程中，雙方展開了一場「表徵的鬥爭」(la lutte de representation)，它體現出存在於以下兩者之間的一種權力關係，其中一方是由擁有分類和命名權力的人賦予對方的表徵，另一方則是被命名者對自我的定義: 它要么臣服於上述表徵，要么對其表示抗拒。在這裡，我們關注的問題並非誰才是真正的「密謀家」、「浪蕩漢」和「幽靈」，而是追問這一區分或分類實踐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政治效果。對於馬克思來說，問題不在於為一個被視為靜態的社會提供一種分層方法，而是通過為小資產階級命名這種象徵性實踐進一步祛除舊革命的幽靈，為無產階級開闢出新的政治空間。
一、密謀家
謝努和德拉奧德二人均來自於以賴德律-洛蘭、路易·勃朗、皮亞、阿爾伯、弗洛孔和科西迪耶爾為首的小資產階級激進共和派組織，其行事作風處處刻意模仿1793-1795年法國大革命中的山岳黨人羅伯斯庇爾、馬拉和丹東，因此在二月革命中，他們被視為舊山岳黨人的複活。所謂「黨」在這裡並非指在法律框架下公開活動的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而是指擁有共同的政治目標——推翻路易·菲利普的君主制政府，建立人民主權的共和國——的秘密會社，其雛形可以遠溯至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時期先後出現的一系列共和派秘密團體——「燒炭黨」、「人民之友」、「人權社」、「家庭社」、「四季社」、「自由人」等等。七月王朝末期，他們聚集在《改革報》周圍，形成了一支穩固的政治力量，普魯東、馬克思和巴枯寧都曾為這家著名的共和派報紙撰稿。根據弗郎索瓦·傅勒的研究，法國激進共和主義思想源自1789-1795年大革命時期。這位大革命修正史學家認為，就共和思想的發展而言，1789 年是自由的和個人的，1793 年則出現了雅各賓主義的恐怖體制( see Barricades: 6)。共和二年的熱月政變( 1794 年7月9 日) 推翻了山岳黨建立的革命政府，政治權力趨於溫和。在傅勒看來，當初將羅伯斯庇爾推上政治舞台的正是促使革命政府垮台的同一批群眾。然而更多的研究者認為，造成山岳黨解體的根本原因在於其內部的分裂：針對反革命勢力製定的秘密機制以及迫害和監控措施反過來直接威脅到了公安委員會內部成員的個人安全，山岳黨人通過密謀方式上台，熱月黨人又以同樣的方式將他們推向了斷頭台，這實質上等同於山岳黨的自殺行為。
在拿破崙戰爭失敗和法蘭西第一帝國瓦解之後，1815年建立的複闢王朝不遺餘力地維護王權，因此不斷地與資產階級的自由政治訴求產生矛盾。兩個階級之間的衝突在1830年達到了高潮。在當年6月底舉行的選舉中，反對派以絕對多數贏得了勝利，但由於極端害怕重蹈40年前路易十六的覆轍，查理十世將選舉活動視為由資產階級共和派掌控的《論壇報》和《國民報》發起的一場旨在反對君主制的政治陰謀。於是，7月25日，他頒布了四條敕令，宣布終止立憲政體、取消選舉結果、調整選舉制度、嚴格新聞審查。七月敕令引發了青年學生和印刷工人首倡的群眾集會，後者迅速演變成巴黎街頭一場持續三天( 7月27-29日)的革命，史稱「光榮三日」。1830年起義將一位非波旁系貴族、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推上了王位。此人曾經參與過處死路易十六的行動和革命戰爭，因此在資產階級眼中，這位年屆六旬的新君主是其自由政治理想的化身。然而，七月王朝在「抗拒派」和「運動派」之間搖擺不定的模糊立場無法滿足青年共和派更為激進的政治要求。於是，人們在1831 年2 月洗劫了總主教府； 1832 年6 月5 日至6 日，巴黎城因霍亂流行導致富人們紛紛逃離而引發的騷動借拉馬克將軍的葬禮演變成一場騷亂，當時，在巴黎街頭遊蕩的小伙子謝努便出現在騷亂的隊伍中，這場騷亂最終被穆頓將軍率領的國民衛隊鎮壓。事後，謝努被投入聖佩拉日監獄，在那裡他結識了許多青年共和黨人，並加入了他們的隊伍。獲釋後不久他又參加了1834 年4 月在里昂爆發的、旨在反對奧爾良政府限制結社和維護秩序法令的共和黨人起義以及1839 年5 月12 日由伯納德、巴貝爾和布朗基領導的「四季社」發動的起義，後一次起義首先在聖丹尼街和聖馬丁街打響，起義者曾一度佔領了巴黎警察局和市政廳。然而遺憾的是，這次起義是以密謀的方式策劃和發動的，並且缺乏有效的實戰指揮經驗，因此最終慘烈地失敗了。1832 年10 月，謝努在接受巴黎警察局局長莫洛的訊問時，承認自己在拉馬克將軍的送葬隊伍中擔當警戒的角色，他用「別人送到自己手中的刺刀刺傷了試圖靠近他的一個人」，據警方事後展開的調查，當時謝努未滿15歲，是一名土地測量員。其四名同伙的年齡分別為25、17、18 和20 歲，分別在巴黎從事車工、制蠟板匠、製鞋匠和鎖匠的工作，被拘捕時每個人均被發現手中執有武器。謝努代表著1830 年代湧現出來的許多青年共和黨人中的一類，他們大多是城市手工業者，由於不滿自己的生活現狀，走上了反抗政府的道路。與謝努不同，德拉奧德是新聞記者、詩人和作家，曾經發表過歌頌愛爾蘭和波蘭起義的詩歌、抒情詩和政治歌曲等等。除了上述兩類人，在巴黎教書的青年教師和求學的學生以及生活在農村的文化青年、工廠工人，還有願意幫助窮人伸張正義的律師等等，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共和思想的熏染，紛紛加入了反抗君主制的共和黨人行列，希望通過暴力手段從貴族和資產階級手中奪取國家機器，改變法國的社會和經濟現狀，實現其階級平等的政治訴求：這些人身上擁有一種強烈的榮譽感，在暴動和起義過程中處處顯示出男子氣概，故而由他們引導的社會運動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浪漫主義的色彩( see Barricades: 8)。這些無業遊民、落魄的知識分子、放蕩不羈的藝術家和出入於歌樓酒肆等社交場所的人一起構成了青年共和黨人的主體。由於刑法第291 條限制結社，七月王朝治下湧現的共和黨人儘管人數眾多且非常活躍，但其政治組織卻根本沒有合法性可言，只能處在一種秘密狀態中，並受到遍布巴黎的警方密探的監控。尤其是在1839 年起義之後，隨著秘密會社數位領導者相繼被捕入獄，共和黨人更是飄零四散、潰不成軍。因此， 在嚴格意義上，由他們發動的暴動和起義不能稱之為審時度勢、計劃周密的革命行動，其發動方式是秘密的、偶然的，其失敗的結局也是迅速和慘烈的。在《秘密社會和共和黨史》一書的開篇，德拉奧德就斷言，「沒有哪個政府沒有經歷過密謀帶來的創傷」，「一些人總覺得自己的政府是拙劣的，他們認為我們的顛覆活動只是秘密聯合的結果，因而視後者為唯一有價值的東西」。在共和黨人眼中，革命被理解為僅僅是密謀者的活動，其始作俑者無非是巴黎的「機靈人、寄生蟲、失望者、遊蕩者和惡棍」（Historie: 11）。
德拉奧德雖然身為秘密會社的成員，卻早在1838 年就投靠了時任巴黎警察局局長的加布里埃·德萊賽爾，成為後者出錢僱傭的密探。出於密探這個特殊職業的需要，德拉奧德對巴黎和外省的共和黨群體進行了長期的追踪和細緻的考察，幸虧他把這些結果寫成了文字並且流傳了下來，我們才能通過這些材料一睹1848 年革命前夕巴黎複雜的「政治生理學」。德拉奧德把導致巴黎城頻頻陷於潰爛的那些人分為八大類別，它們分別是: 1) 青年學生。反政府的男性群體中的一支， 喜歡聚眾喧鬧、相互攻擊和無事生非，很容易成為街頭暴動的工具；2) 無能者。包括前途暗淡的律師、無病人光顧的醫生、沒有讀者的作家、頭腦簡單而易受政治報刊的影響且急切渴望晉身為國家政要的軍人，秘密會社的組織者和參加起義的人均出自於這個群體；3) 浪蕩漢。此類人大多生活在巴黎，他們雖然境遇堪憂，但喜歡以休息和娛樂來代替工作，無所事事、耽於幻想，把小酒館和咖啡店視為遭遇和製造奇蹟的場所，他們或者出自於社會高層，或者出自於底層社會， 其中一些人秉性誠實，缺乏犯罪的勇氣，但大部分人在這裡無所顧忌地過著放浪形骸的生活，他們往往是小戰鬥團體的頭目和街壘戰的指揮者； 4 ) 擁有主權的人民。巴黎城區的工人，或者是適應了巴黎市郊氣候的工人，他們生性勇猛、粗獷，習慣於戰鬥，是歷次政治起義的財富，受政治報刊的鼓動，他們鄙視自己的雇主、富人和一般意義上的政府，認為他們自己能夠代替政府行使職責；5) 斑鳩們。指諸如普魯東、路易·勃朗和賴德律-洛蘭等言論英雄，他們通過共和派報刊向群眾進行革命宣傳，如「財產即偷盜」、「愛國者死於飢餓」等等，其言論影響所及使人們喊出了「改革萬歲」！
在七月王朝時期，這些危險的人群被置於遍布巴黎街頭的密探們的嚴密監視之下，路易·菲利普政府通過警察手段對「人權社」、「人民之友」和「四季社」等共和黨人的密謀活動進行壓制。密探們來自於社會各個階層和政治流派，其社會地位上至貴族，下至貧民，他們均打著維護公共安全的旗幟，粉飾自己的所作所為，大肆誇耀自己豐富的社會關係和受到人們普遍信任的職業。潛入共和黨內部的密探也不在少數，德拉奧德在二月革命後不久便首先暴露出來。臨時政府內政部長賴德律-洛蘭的屬下、時任巴黎警察局局長的科西迪耶爾在舊警察局留下的秘密檔案中發現了一份厚厚的捲宗，其製作者—— 一位名叫皮埃爾的警察記錄了自1838 年以來有關共和黨的大事小情。令人吃驚的是德拉奧德竟也名列其中， 這個人曾經是「人權社」、「四季社團」的核心成員以及「新四季社」的組織者和二月革命街壘戰的策劃和指揮者之一，二月革命後又得到了科西迪耶爾的信任，出任巴黎警察局秘書之職。1838 年3 月25 日，德拉奧德致信巴黎警察局局長，要求加入每天可因此獲得25 法郎報酬的密探行列。在申請書中，他詳細敘述了自己的出身和目前的生活現狀。德拉奧德出生在加來省一個擁有選民資格的家庭，他最初來到巴黎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從事文學寫作，並曾短暫地供職於《新聞報》。為了證明自己的性格和精神適合做秘密警察，他告訴警方，在路易·菲利普登基的頭幾年，他作為一名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受政治激情的驅使加入了「人權社」，不久之後進入軍隊，後因導演一出暗含政治寓意的戲劇受到了懲罰。德拉奧德因這兩件事情在軍隊中暴得大名，並藉此與共和黨領導人取得了聯繫，其中之一的馬拉斯特曾經希望他留在軍隊中繼續鼓吹革命。1835 年，退役後的德拉奧德回到巴黎繼續學習法律，並受邀加入了另一個共和黨秘密會社「家庭社」。德拉奧德承認直到此時他才幡然悔悟，認識到自己原來只不過是供他人利用的工具而已，而在利用他的人們當中，大部分如若不是事業上的失敗者，便是「破敗的絲線」，他們希望將國家引向迷失，而德拉奧德則要「詛咒自己曾經瘋狂擁抱過的流血和破壞原則」。1848 年3 月14 日晚上9 點，科西迪耶爾召集共和黨人，在盧森堡宮阿爾伯住處設立臨時法庭，對德拉奧德進行了審判，後者在證據面前終於承認了皮埃爾檔案中記錄的有關事實，但他為自己辯解道，他只是在某一個絕望的時刻才投入了警察的懷抱，而且他也只是為警方撰寫報告，而不是煽動者，更沒有在逮捕任何一位共和黨人方面負有責任( see Mémoire: 155) 。
在德拉奧德的身份暴露之後，謝努與舊警察皮奈爾先生的曖昧關係也馬上呈現在科西迪耶爾的眼前。這個混跡巴黎街頭的不良少年曾經因偷盜被判強制勞動八年，後來在應徵入伍不久就開了小差。當他再度被抓入獄時，警察皮奈爾利用其畏懼懲罰的心理，把他變成了潛藏在共和黨中的煽動者。在密探身份被暴露之後，謝努像他的舊同事德拉奧德一樣痛哭流涕、扭捏作態，表示如果讓他到比利時繼續做製鞋匠，他將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see Mémoire: 157)。然而，負責調查謝努的警察總監阿拉爾告訴科西迪耶爾，「這是一個惡劣和危險的流氓」( Mémoire: 157) ，不出所料，後來被發配至遠征德國的法國義勇軍團的謝努馬上變了副嘴臉，撰寫了揭露和詆毀科西迪耶爾和阿拉爾的小冊子《密謀家》。
在謝努的筆下，在盧森堡宮阿爾伯處審判德拉奧德的一幕具有非常戲劇化的 效果。1848 年3 月14 日晚，剛剛做過手術臥床休息的謝努收到了科西迪耶爾的一封信，要求他務必於當晚10點趕到盧森堡宮開會，但信中並未寫明開會事由。警察局長在信末特別囑咐：「不得缺席，此事與你有關。」( Conspirateurs: 146) 由於提前得到了消息，警察局有人就謝努本人的投敵嫌疑整理了一份秘密報告，所以科西迪耶爾的信令謝努非常警覺，他立刻懷疑這是山岳黨人的一場密謀，目的是將他引誘至盧森堡宮予以暗殺。於是，他匆忙將四支手槍藏匿在厚呢大衣中，並隨身佩戴了馬刀，還召集了一支由五六十人組成的武裝隊伍隨行，讓他們分兩隊埋伏在阿爾伯寓所附近以備營救( see Conspirateurs: 146)。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便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書評中直接引述的那段文字所描述的驚心動魄的一幕，我們在此不予贅述。然而謝努的厄運並未就此終止，因為科西迪耶爾早就洞悉了謝努的叛賣行為，眼下對他下手的時刻到了。在盧森堡宮這場大戲即將落幕之際，謝努用顫抖的雙手在德拉奧德的判決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這一切都被科西迪耶爾看在了眼裡，他甚至發現謝努的筆跡幾乎無法辨認( see Mémoire: 156) 。1848 年3 月6日，《國民報》派的領袖馬拉斯特被任命為巴黎市長，謝努被人發現多次出入於市政廳，科西迪耶爾因此懷疑他與政敵有染。有一天，他把謝努召來當面訊問，後者堅決否認自己曾經私通那位《改革報》派的敵人，但科西迪耶爾還是以「共和黨內有人討厭你」為由將謝努派遣到了在比利時的法國義勇軍團( see Conspirateurs: 159) 。面對科西迪耶爾的揭露和懲罰，謝努和德拉奧德的反應非常一致。受科西迪耶爾的派遣，艾爾威和阿拉爾兩位警察來到倫敦，與流亡那裡的七月王朝警察德萊賽爾和皮奈爾取得了聯繫，從他們那裡獲取了有關謝努和德拉奧德充當密探的信息，在謝努和德拉奧德看來，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對他們「忘恩負義」 的報復行為，德拉奧德甚至質問道：「我並不想[像科西迪耶爾那樣］在警察局裡豪飲，我也並不夢想社會動盪、鮮血流淌和盲眾的獨裁，為什麼他們要懲罰我? 難道他們要扼殺我傾向於維護秩序的行動，如若不是殺掉我本人的話？」為此，謝努和德拉奧德不惜把這位警察局局長描繪成一個粗鄙、傲慢和弄權的形象，馬克思和恩格斯摘取了兩位作者的數段文字並對它們進行了精彩的分析(詳見《全集》2.11: 337 － 341)。
科西迪耶爾、謝努和德拉奧德三人同屬於《改革報》陣營，他們之間似乎永遠處在相互懷疑當中，爭相將對方視為密謀家，這使得他們無法形成統一的思想和行動策略，而在具體的組織和實踐方面，共和黨派秘密團體內部也時刻面臨著分裂和分化的危險。這裡我們選取成立於1830 年、在1832 年逐漸壯大起來的「人權社」為例來說明上述情況。為了規避刑法第291條有關任何結社的人數不得超過二十人這一限制，「人權社」條例將社員們劃分為十至二十人不等的「部」，每個「部」均設「首領」 和「副首領」，各包含三個「五人組」，每個「五人組」 分別管轄四到五個「部員」，每個部單獨決定開會的時間，每次會議持續的時間不得少於兩個小時，由部首領確保每次會議所討論的內容不偏離相關的話題，「五人組」負責通知部員們召開特殊的會議，並組織戰鬥。每個部都會被賦予一個有特色和具有挑戰性的名稱，諸如「馬拉」「聖鞠斯特」、「羅伯斯庇爾」、「吉倫特派的衰落」、「山岳黨人」等等( see Barricades: 66 － 67)。1837 年夏天成立的「四季社」是一個在組織方面更為緊密的工人組織，其目的是為了加強軍事訓練。在基層，「四季社」包含六個由男性組成的分部，名為「星期」，每個「星期」均由被稱為「星期日」的人來領導，每四個「星期」組成「月」，每個「月」的領導者為「七月」，四個「月」便形成一個「季」，其首領為「春天」每四個「季」構成一個「年」，他們分別由三位「革命官員」領導——布朗基、巴貝爾和伯納德。在三位「革命官員」之上，還設有一個由強權人士組成的、神秘的「執行委員會」，直到起義那一天這些強權人士才能露面( see Barricades：119) 。儘管有了嚴格的層級管理體系，「四季社」的領導層仍然出現了分裂，在街壘戰中導致了非常嚴重的後果。1839 年5月起義雖然事先經過了較為周密的準備，但也只是保證了起義最初階段的迅速進展而已，接下來的戰便趨於緩慢乃至停滯不前。官方記錄這樣描述起義的中期戰況：「布朗基試圖發出命令制止逃跑，戰場上的每個人都在喊叫，每個人都想指揮戰鬥，可是沒有一個人聽從命令，巴貝爾指責布朗基允許每個人都可以逃跑，布朗基則怪罪巴貝爾的緩慢打擊了人們的士氣。」 ( Barricades: 125)
二月革命前夕，原本由王朝反對派發起的旨在擴大選舉權的「宴會運動」的發展超出了君主制的想像界限，向有利於共和派的方向逆轉，此時，以《國民報》編輯馬拉斯特為首的自由共和派號召人們參加這一運動並一舉推翻君主制度。1848 年2月21日晚9點，也就是在巴黎人民即將走上街頭舉行示威遊行的前夜，《改革報》派緊急召集會議商討對策。參加這次會議的共有七八十人，其中有該報的編輯、民主派領袖人物、學校代表，還有工人精英。賴德律-洛蘭、路易·勃朗、埃德加·魁奈、科西迪耶爾、雷上校、艾提昂·阿拉古、鮑奈、弗洛孔等等都先後到場。會議主席弗洛孔首先說明議題，之後鮑奈第一個登台發言，認為王朝反對派在宴會運動高潮時的退縮並不能使人民因此而退卻，全民參與示威遊行將有利於推動民主的進程，相反，因畏懼政府的威脅而拒絕參加宴會運動將會危及自由事業的未來。接著發言的達爾頓-希控訴了王朝反對派在政治上的懈怠，他的話分明在鼓動人們不惜冒險上街，碰碰運氣。然而，在即將到來的衝突中究竟誰是可以依靠的力量這個問題上，他也承認自己茫然無知。拉格朗日主張參與示威遊行，並在示威遊行中尋找成功的機會。以上三人的發言得到了與會人員的鼓掌贊同，大家的精神頓時被調動起來。但是隨著大人物的出場，會場的氣氛立刻變得凝重。沉思良久的路易·勃朗帶著憂鬱的表情說道：「我自問我們是否有權在對民主無益的情況下糟蹋人民的鮮血。假如明天人民放棄了將自己推向前面的人們，走向街頭，那麼他們必將被政府剿滅，於是民主將被淹死在血泊裡。」 因此，一方面，他堅決不主張與已經和王朝反對派達成妥協的《國民報》派合作，另一方面，他號召共和黨人積蓄人民力量，以便尋找更為合適的機會發動人民起義。路易·勃朗的發言結束之後，從巴黎街頭巡視歸來的科西迪耶爾和雷上校告訴大家，市民上街舉行示威遊行的趨勢無論如何也無法阻擋，與會者不妨加入他們的隊伍，無論事態究竟是朝好還是壞的方向發展。這樣一來，剛剛被路易·勃朗的講話打消了的士氣又重新被鼓舞起來。最後出場的是賴德律-洛蘭。鑑於政府的態度和左派代表的突然脫逃以及日趨複雜的危機所造成的不確定性，他建議共和黨與其鼓動人民示威遊行而走向敵人設置的陷阱和懸崖，不如暫時壓制住心中的怒火，繼續等待和觀察事態的發展。這位律師出身的議會代表的意見最終佔了上風，接著，與會者紛紛開始勸說親友 們第二天不要上 街。無論是在革命前舉行的動員會議，還是革命後於盧森堡宮進行的審判，激進共和黨派的聚會都刻意選擇在晚上舉行，而且會議往往持續到深夜才告結束，參加會議的人總是那些最具革命衝動和激情的領導者，他們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稱為「職業密謀家」。難怪伯納德·薩朗會這樣置評：「《改革報》的會議……更像是一場密謀，而非政治會議，一切都顯得陰暗、壓抑，氣氛近乎一種神秘。」
須知，說出這番話的人曾在1848 年4 月當選制憲議會代表，六月起義後站在左派立場上反對針對路易·勃朗的政治迫害。賴德律-洛蘭和路易·勃朗領導的小資產階級共和派在二月革命中的猶豫態度，使親曆本次會議的警方密探德拉奧德也對其參與臨時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質疑：「迄今為止，沒有一位愛國者提到這次會議……那些聲稱是二月革命組織者的人很有理由不去吹噓它。」言辭中的諷刺意味不言而喻。
發佈日期：2018/0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