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底層為何要團結反抗？這篇萬字長文告訴你
◎羽佳
本文原載於：2018/01/09 土逗公社
【編者按】2018新年伊始，伊朗的一大批青年人團結起來走向街頭，面對社會不公、失業率高，他們終於發出自己的聲音。伊朗的社會環境走到這一步，背景頗為複雜：有傳統宗教力量、有新晉貴族和資本力量，也不乏美國等力量的介入，底層在層層圍剿中生活越發不堪。這些壓榨底層的力量是如何勾連起來的？
自己一無所知卻對別人顯示通往天國之門的人，讓上帝殺了他吧。——波斯諺語
在新年之交，伊朗持續一周的群眾示威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根據各種媒體報導，迄今已經有約20人死於示威的衝突，預計約千餘人在示威前後被逮捕。美國時間2018年1月5日，根據美國政府的倡議，聯合國安理會召開會議討論伊朗局勢，美國面對俄羅斯、中國和歐洲的盟友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之中。
關於伊朗所發生的示威與騷亂事件，在媒體與網絡世界中迅速成為熱點，而且各種力量、群體和分析者出於各自的動機與目的對此有著各種詮釋與預測，乃至演繹，但是談之甚多，知之甚少。
群眾示威背後的「黑手」——前總統內賈德？
1月6日晚，英文版的《巴格達郵報》（thebagadapost.com）與《以色列時報》（thetimesofIsrale.com）同時引用來自倫敦的阿拉伯語獨立媒體《阿拉伯耶路撒冷日報》（Al-Quds Al-Arabi ）的報導，根據「來自德黑蘭的可靠信息來源，伊朗前總統內賈德已經被伊朗當局逮捕，處於軟禁之中；指控的罪名就是『煽動反政府的騷亂』」。
同樣來自《巴格達郵報》的報導，2017年12月28日——此次伊朗示威發生的第一天，內賈德在伊朗西部城市布什爾向自己支持者公開表態，「現政府的一些領導人無視人民面臨的問題與疾苦，對現實社會一無所知……這個政府自以為擁有國家的土地，並將人民視為一群無知的盲從者。」
2017年12月18日，內賈德和其支持者在網絡上發布針對伊朗司法部長Sadeq Amoli Larijani的48小時最後通牒，並指控其違反憲法。因為伊朗司法部長Sadeq Amoli Larijani在與一些德黑蘭大學的學生座談中指責內賈德是「煽動者」與「邪惡的」。
伊朗前民粹主義總統內賈德也被稱為「中東的查韋斯」，頗為自負且煽動力極強。他的名字「艾哈邁德內賈德」（Ahamadnejad）就有「默罕默德之血族」的含義，因為他的母親被認為是默罕默德的直系血親後代（Sayyidda），當然類似的Sayyids和Sayyidda在整個穆斯林世界如今已經不下數百萬人。
作為政客，年輕的他在2005-2013年的兩任總統任期內將自己打扮為「廉潔奉公的貧民保護者」形象而曾頗有民意，稱要將「石油收入放在人民的餐桌上」。但他自己的生活狀態卻與其政治口號大相徑庭：他就任總統後迫於安全部門的壓力他極不情願地搬入總統官邸，不得不將自己私人官邸內昂貴的手工地毯全部出售，而換成廉價的普通地毯；並且將總統座機更換為普通的軍用客機。
內賈德雖然嚴格控制國內能源價格、免費和低價給貧民分配食物，並且根據伊憲法強調能源國有化的重要性，但是在他任期內他也一定程度上推行私有化國企；由於這一期間國際市場上石油價格大漲，使他的政府獲取伊朗歷史上最高額的石油收入，並重建基礎設施、教育與公共醫療服務。但同時他的政府因為公共開支過高，也帶來了1979年以來伊朗最嚴重的財政赤字以及極為嚴重的年通貨膨脹（2013年他卸任時通脹高達31%），並且為維持國內廉價的能源供應而高價從國外進口精煉油，因而飽受爭議。
同時也因為他在各種國際與國內政治上挑釁性姿態（但也不乏機會主義靈活性），而廣受矚目：
一方面他在國際場合演講中高喊「真主偉大」和堅持捍衛《古蘭經》；另一方面，他在參加查韋斯葬禮時，公然擁抱與親吻查韋斯的遺孀，並宣稱查韋斯將與耶穌和馬哈迪爾一起重歸人間，由此在穆斯林世界引起非議；
一方面主張伊朗的堅定擁核權而不惜遭遇國際孤立，但另一方面事實上，伊朗的核項目與計劃並非由總統管理，而是由最高宗教領袖指定的專門委員會直接負責，內賈德曾被指責將核問題「個人化」與越權而被迫妥協，2012年之後伊朗改革派重新上台也就在於伊朗當局希望通過達成核協議而改善外交關係；
一方面，他控制伊朗內部的言論自由並限製女性權利（譬如，向議會提交議案要求取消在婚姻中丈夫娶第二個妻子的時候，必須要獲得第一個妻子的同意）；但另一方面，他又允許女性前往體育場觀看男性足球隊的比賽，並且被保守派指責放任對女性著裝的要求，甚至在他的內閣中出現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第一批女部長；
他一方面嚴厲打擊腐敗，將上層億萬富翁乃至一些宗教領袖的親屬投入監獄，但同時又任人唯親，將家人任命為內閣成員，重用過去他黨內和任職時期的親信朋友。
在伊朗國內，幾乎人所皆知內賈德是現任「改革派」總統魯哈尼最主要的政治對手，而且最高宗教領袖也早已疏遠他。2013年總統選舉中，改革派大勝，時年65歲的魯哈尼接任內賈德成為伊朗總統。2017年伊朗總統選舉期間，內賈德出馬企圖競選總統，挑戰魯哈尼的第二個任期；但是最高宗教領袖哈梅內伊公開表示反對他參加總統提名（這在伊朗1979革命後從未出現過） ，而且保守派教士掌控的憲法監護委員會則直接取消其提名；在這次選舉中魯哈尼以57%的高得票率再次當選。
1956年出生的內賈德在2005年擔任第一任總統時年僅49歲，而2018年的今天他才62歲。對於一個年富力強、經驗豐富、且有一定群眾基礎的政治領導人而言，這種政治出局帶來的感受是不言而喻的。雖然其在廣大貧民與大城市之外地區仍然有相當影響力；但是，內賈德已經同時得罪了親市場的改革派與堅持原教主義又充滿腐敗的保守派；目前他在伊朗統治集團上層與大城市中產階層中並不受歡迎。
所以，除非政局和經濟狀況出現巨大變動與危機，在支持其民眾的壓力下，以「人民賦權」的名義，內賈德才可能重回伊朗的政治視野中，並可能成為危機下，伊朗政教合一政權與底層民眾妥協的「代理人」。
也因此，內賈德在魯哈尼政權遇到經濟困難情況的問題下，各地奔忙，鼓動群眾，刷存在感，也是應有之理；即使未必能帶來短期直接和現實的政治效應，但是其政治角色仍然將「牢牢地」扎在伊朗政壇之中。事實上，內賈德之所以能在2005年競選上台，很大程度原因就是在於當時的改革派的總統哈塔米未能解決經濟下滑和青年失業問題，並且其推行的自由派改革政策只有利於城市受教育的中產階層，而並不利於廣大貧民和農村地區。
當然，這些分析並不意味著，這次伊朗持續一周的群眾性示威都是源於「黑手」內賈德的幕後操作，不過無視這一原發性的因素和導致這一因素的伊朗的國內外政經間的關係，我們就無從去認識複雜現象背後的事實。
伊朗變局中的經濟——要雞蛋，還是市場繁榮？
當一些西方主流媒體和網絡輿論將伊朗的示威與抗議同源性地約化為爭取「民主自由」，並將之與2009年為支持改革派總統候選人而發動的「綠色革命」聯繫起來時；事實上本次示威的主要參與人群主要來自於貧困的外省與部分城市貧民階層，與當初支持改革派的城市青年與中產階層完全是不同的社會群體。這種蓄意的扭曲塗抹就好比將2016年特朗普的當選主要是依靠佔領華爾街的青年群眾的支持一樣可笑。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2017年伊朗群眾示威中，主流力量反對的正是2009年伊朗「綠色革命」所主張的訴求。那些所謂關於巴列維王朝的王黨支持者、海外自由派異議分子和學生爭取民主運動等不過是此次示威的旁枝末節而已，而且很多時候是被外界媒體蓄意誇大。
當然大量媒體關於此次伊朗事件的討論都提到引發示威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問題，而且有媒體將之稱為「因雞蛋而引發的騷亂」（由於禽流感爆發捕殺大量母雞，而導致雞蛋零售價格增加30%-50%），但往往未能充分解釋這一現象背後的深層次原因。
因為事實上2013年，內賈德卸任時，當時伊朗的通貨膨脹率高達31%，而在五年之後2017年魯哈尼第二次競選總統時，伊朗通貨膨脹率已降至12%。通脹率明顯下降，但是為何基本民生產品物價反而上漲了？而且，經過2015年的經濟萎縮1.4%，2016年伊朗經濟錄得12.3%的高速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2017-2018年伊朗經濟仍然將維持4.2%-5%的增長（在內賈德任期內經濟數據表現遠不如魯哈尼，甚至出現超過7%的經濟萎縮）。為何伊朗整體經濟蒸蒸日上，反而會出現民眾因民生問題的抗議呢？
根據以下BBC報導的圖表可知，伊朗民眾在從1996年-2016年的20年間，家庭週主要食品消費都有嚴重下降，而食品價格增加了22倍。例如肉類從每週的1.5公斤下降到0.8公斤，麵包從13.3公斤下降至6公斤；而在內賈德任期內的2006年，每個家庭每週仍然能消費1.2公斤肉類、4升牛奶和9公斤麵包。
而我們如果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待這種經濟變化對民眾生活的影響，我們更能發現由於市場化改革帶來的貧富分化，對於處於維持基本民生的底層貧民傷害更為巨大。根據世界銀行的相關統計顯示，2017年伊朗名義人均GDP為5383美元（購買力平價達到19050美元，使伊朗經濟排名世界第27位；但是在伊朗上層階層約佔總人口的4.3%，而中產階層佔人口的32%，一般意義的工人階級佔總人口的15%，而廣大農村與城市底層貧民佔人口的約49%（約4000萬人口）；而最貧困的49%的人口需要將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收入用於日常食品消費，所以任何物價的變動（尤其是作為肉類替代品雞蛋的價格）都會對這些貧困人群造成嚴重影響。
同時魯哈尼政府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決定直接取消給予普通民眾的眾多補貼更是觸發底層民眾的憤怒情緒。伊朗政府原本每月會直接給與本國7700萬居民每人約合13美元的生活補貼，魯哈尼政府決定削減一半補貼，會直接影響到3500萬人口；同時伊朗政府決定在2018年將國內原來每升0.3美元的汽油價格提升到0.45美元，提高50%。經過此次抗議活動，魯哈尼政府已經宣布要重新審核這些政策，繼續保障民生需求。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高出生率的伊朗存在嚴重的勞動力失業情況，尤其是青年人（15-24歲）的失業率在20年的時間內長期高達25%左右，而30歲以下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一半左右。而雖然這兩年伊朗經濟有明顯復甦，但是主要復甦的領域在石油工業方面，而這並不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且需要有一定教育和技術水平。即使學習與石油專業相關的青年學生也很難在行業中覓到職位，除非能通過關係人行賄。
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主要口號之一是要消滅貧困，雖然在40年的時間，伊朗的經濟總指標、人均教育程度與醫療條件等都有了巨大改善，但是貧困並未得以真正消滅，而且伊朗政府統治集團總是處於其統治目的與現實利益而在各種或左或右政策間搖擺不定。2012年內賈德在演講中聲稱在伊朗300人控制了伊朗60%的財富，但是為了滿足上層集團的需求，內賈德在其任內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私有化，以減少由其民粹主義政策帶來的財政赤字。
雖然在內賈德時期，伊朗遭受國際社會的嚴重製裁，但由於有充足的石油收入和內賈德政府時期政府強行轉移收入對基本民生產品的價格補貼，所以即使食物消費量有所下降，但是仍然能維持民眾需求。
但是，魯哈尼政府時期石油價格大跌，大部分國際制裁仍然繼續，而且魯哈尼政府在放鬆對內部政治與宗教限制的情況下，為了緩和與西方政府關係，又要滿足統治精英的利益，上台後推行的私有化與市場化改革。他雖然也提出執政主要目標是消滅貧困，但是顯然他更信奉市場化與「涓滴效應」來解決經濟問題，譬如削減政府補貼、調整國有企業結構、促進民生品自由貿易、保護商業環境、吸收外部投資、降低通貨膨脹率、然後提高社會整體購買力，最後實現消滅貧富差距，共同富裕。這副藥方是否很眼熟？其實這就是西方慣常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路線圖。
其願景描繪很好，但問題在於如果具體實踐；在伊朗這樣貧富嚴重分化、青年人高失業率、且經濟畸形依靠能源輸出的條件下，帶來的最好結果，無非是使經濟增長使城市受教育的中產階層受益，而將廣大貧困人口置於經濟增長之外；而最壞的結果甚至是政府喪失對能源與國計民生產業的控制，最後外國資本與少數私人資本控制國家經濟，無論是中產階層與底層民眾都成為資本掠奪的對象，而伊朗民族經濟被摧毀。
而且，這在2017年的總統選舉中，已經有所跡象暴露，網絡上傳播一些改革派領導人的子女家屬通過各種便利與外部進行貿易獲取高額財富、腐化生活和「個人成功」的信息，這些信息也引起眾多（特別是保守傾向的）底層民眾的極端不滿。這顯然也是內賈德等「煽動」的重要內容之一。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伊朗
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口號之一是「既不要西方，也不要東方，獨立、自由、伊斯蘭」，但是事實上以能源出口為主要收入的伊朗的經濟狀況從未能置身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之外，每一次的世界市場與國際政治的變動都對伊朗國內政經局勢產生重大影響。伊朗的對外石油出口收入長期佔據伊朗公共收入來源的70%-80%，所以石油價格的變動直接影響伊朗的國內的收入狀況。
而在美帝國主義控制之下極為不公正的世界霸權體系中，由於伊朗核項目，國際制裁給伊朗經濟帶來沉重的影響，這又是在民族主權獨立與遵從現行少數大國控制的國際秩序的兩難問題。
根據美國前助理國務卿伯恩斯（William Burns）2012年的報告，國際社會對伊朗的製裁使伊朗每年減少600億美元在石油產業的投資，減少500億美元的石油出口收入，並導致進口產品價格平均上漲24%。這是導致這些年伊朗國內民生品價格持續上漲和失業率長期高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伊朗統治集團內部的改革派急於擺脫聯合國製裁、與西方世界重新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
雖然嚴重依賴外部能源與希望開拓市場的歐盟各國領導人對伊朗台上的魯哈尼政府的改革措施深表歡迎，並希望盡快取消對伊朗的製裁以進入市場；而伊朗政府的傳統朋友俄羅斯與中國等也對伊朗的能源出口和工業品進口有很大期待；但是，但是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地緣政治上，伊朗都需要面對其最主要的敵人「美國」和其地區盟友沙特與以色列的挑戰。
首先，作為什葉派的主要地區強國伊朗一直也在尋求成為中東地區的領袖，無論是發展核計劃，還是支持敘利亞政府、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等都是其影響中東地區的基本對外戰略之一，而且不會因為領導集團是改革派或者保守派而發生根本改變。解除國際制裁後的伊朗依靠其綜合國力注定會在中東地區有更大的發展與對外部的影響力。
而美國和中東伊斯蘭世界的主要盟友遜尼派沙特和「十字軍在中東的堡壘」以色列更是什葉派伊朗的死敵。雙方在敘利亞、黎巴嫩與也門早已通過各自的代理人進行較量。石油價格大跌和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增長乏力對同為主要能源出口國的沙特、科威特等國產生重大影響。
實在是因為「地主家也沒有餘糧」，所以沙特不得同樣加大對內部異議分子的鎮壓與處決（沙特近年處決與逮捕的異議人士數量已經超過伊朗，但是未見到西方主要政客對其有任何批評），甚至向統治集團內部不聽話的血親開刀（譬如大規模逮捕王族成員）。而且，美國原本在中東的另一戰略盟友政變後日益專制的土耳其厄爾多安政府也日益與俄羅斯和伊朗靠攏，更會給美國帶來不少麻煩。
所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此次伊朗示威活動爆發前，就已經宣布要重新考慮是否遵守當初世界強國與伊朗簽訂的協議解除對伊朗的製裁；伊朗的群眾示威一爆發，特朗普更是在推特上連發六條聲援信息（雖然他其實根本搞不清伊朗到底發生了什麼）。
美國政府並在1月5日提請聯合國安理會討論伊朗局勢，但是由於歐盟和其他世界大國的抵制，使美國在伊朗問題上的立場空前孤立；並且由於伊朗的群眾示威已基本告一段落，更使美國無法借題發揮。不過特朗普政府仍然會將伊朗視為其在中東地區的首要敵人，無論現伊朗統治集團哪個派別上台。
事實上，美國等所吹噓的期待的親西方、主張自由化的中產階層並沒有積極參與此次抗議活動，他們仍然對於在台上的改革派魯哈尼政府抱有期待，而且他們也不是魯哈尼改革的主要受害者，而真正主要走上街頭提出民生訴求的恰恰是底層民粹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他們深受魯哈尼經濟改革之害，並對其西方化政治與文化改革充滿質疑。特朗普與美國的大敵內賈德站在同一戰線上，而反對向西方伸出橄欖枝的伊朗改革派。這本身即是滑稽可笑，也說明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奇妙背離。
而最新報導的遭逮捕人員的情況也說明了這一點，來自改革派的國會議員對伊朗學生新聞社表示目前他們獲悉安全部隊逮捕的1000人中，只有90人是大學生，而其中58人來自首都德黑蘭的各大學，其餘被捕人員都發生在外省而非學生；而其中大部分人會在24小時到48小時被釋放。
而即使魯哈尼本人為維持民意和保持統治集團穩定而表示抗議民眾的訴求有正當性，政府會做出妥協；而一些宗教領袖和革命衛隊的上層更是只談一周抗議活動的後期受到西方敵對勢力的蠱惑，而並未譴責最初三天的民眾示威；這也是此次伊朗當局之所以應對形式遲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最後幾天，在宗教領袖哈梅內伊鼓勵下支持政府的遊行示威與日俱增，並且通過焚燒美國與以色列國旗來表達憤怒。反而由於，特朗普和西方一些保守主義者對於示威的支持和蓄意扭曲，在一定程度重新團結了伊朗統治集團，並幫助伊朗當局拉攏民意平息騷亂。
別讓你的舌頭砍下你的腦袋
有一張近來在網絡上廣泛傳播的照片，一名伊朗青年女性站在鬧市區燈柱上揮舞著手中的白色頭巾，以表達對伊朗宗教神權控制與對女性壓迫的抗議；這張照片成為了此次示威的「象徵」之一。完美的宣傳，但是，很可惜這並非是「事實本身」，至少不是「事實的全部」。
根據BBC報導，雖然這張伊朗女性揮舞頭巾爭取女性權力的照片本身是真的，但是這張照片事實上在2017年12月27日已經在網絡上廣為傳播，而且照片拍攝於伊朗首都德黑蘭；也就在照片拍攝當天，德黑蘭市當局發布行政命令，在公共場合未遮蔽頭髮的女性不會再遭到逮捕，取而代之的是「必須」參加相關的伊斯蘭文化教育課程。
這張廣為流傳的照片最早是由「自我流放在美國」的伊朗女記者和女權活動者阿里內賈德（Masih Alinejad）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這是其主導的「白色星期三」（White Wednesday）宣傳活動系列照片中的一張。該活動已經持續大半年，鼓勵伊朗及其他地區伊斯蘭婦女每週週三在公眾場合摘去頭巾拍照上傳，以挑戰宗教神權和伸張女性權利；與該活動相伴的還有諸如男性在網上發布聲明，將自己（根據伊朗法律規定的）所擁有的決定女性配偶外出工作與獨自出國的權利過渡給配偶，由配偶自行決定。這些活動在2017年已經得到數以千計參與者的支持，相關信息在網絡上廣為傳播。
針對此次伊朗群眾性示威，不少政客、媒體人與網絡輿論的分析都頗有「五經註我」之風，有時甚至針對某些個別細節誇張解釋，刻意扭曲，以服務於自身的立論與立場。在網絡上從帝國的保守主義者到所謂鼓吹「西方化民主權利」的自由主義者們傳播了大量不真實的視頻與圖片，有些內容在網絡上傳播之量達到百萬級別。諸如將伊朗2009年抗議活動的視頻當作2017年伊朗示威（一些著名的穆斯林世界的異議記者）、將2011年巴林群眾的抗議活動視頻與照片當作2017年伊朗抗議活動的照片（例如美國的一些著名保守主義媒體和參議員John Mccain，而巴林政府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鎮壓了這場抗議活動），甚至有將2017年支持伊朗現政權的遊行示威當作反政府遊行示威（人權觀察的執行總裁Ken Roth）作為宣傳的。如果只是出於某種熱烈的願望，普通的網民誤傳尚可理解；但是這些最初的傳播者本身就是巨大的輿論場發源地。
作為認真的思考者，限於條件、能力與資源我們也許無法窮究所有的真相，不過我們至少應該努力地、客觀地、審慎地、思辨地去看待一場大規模的社會事件，而不是立場先行的「刷姿態」，乃至為「博眼球」故意扭曲事實真相，並且在必要時要承認自己的無知與愚蠢。正如波斯諺語所說「別讓你的舌頭砍下你的腦袋。」
驕傲的波斯人與真主的花園
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
處於世界資本主義體係與不公正的帝國主義霸權秩序之下的伊朗人民與其他眾多國家的勞動人民一樣，何去何從，只有他們自己通過與全世界廣大進步人民的聯合才能決定。而且這些選擇必然會受到他們自身的客觀環境、文化背景與歷史傳統的影響。
宗教神權對於政治與社會控制已經遠遠落後於當今時代的發展，廣大伊朗人民尤其是青年男女們必然會提出自己的變革訴求；而魯哈尼政府推動的反對底層民眾的資本主義政策在其執行中也將會遭到更多伊朗勞動民眾的抵制；伊朗的危局並沒有終結，但其變化只可能首先並主要來自內部，我們且拭目以待。
每一個在中國上過政治課的人都知道這句話，「事物的發展由內因決定，受外因影響。」每個看過「心靈雞湯」的人都見過這句話「雞蛋從外部打破是食物，從內部打破是生命。」伊朗如此，中東如此；事物概莫無外。伊朗的未來在於伊朗人民。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本身就是資本主義危機在伊朗內部的扭曲反映，其最大程度地團結了伊朗民眾各種流派的反抗力量反抗專制與腐敗的親美巴列維王朝。但是，最後，由於宗教統治集團的組織力量與各種主客觀條件導致其獨掌大權，大量曾經和霍梅尼集團一起反對巴列維政權的左翼與民主反抗力量都最終遭到霍梅尼集團的殘酷鎮壓。這是一種殘酷的歷史缺憾，但其在人類革命史上屢見不鮮，這是留給所有進步人民運動所需要回答的問題。
今天在網絡上有大量的（不分差別）仇恨穆斯林的言行，而在對於伊朗的示威也有類似的表述。例如，有些觀點故意先通過定義今天的伊朗人為雅利安人（這種將人類學的研究強行與現實國際政治、民族與文化傳統相聯繫，本身就毫無科學性可言）；然後根據歷史與現實中伊朗與阿拉伯世界的恩怨交錯（這種矛盾確實存在），以及有部分示威的口號直接挑戰現伊朗宗教神權統治，而最後推導或隱含得出伊朗民眾示威中蘊含著強烈的反對伊斯蘭宗教與反穆斯林文化的情緒。當觀點發展到這一步，已經謬之千里。
這與今天由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構造的，並在中文網絡世界中發酵的強烈的「排斥穆斯林與伊斯蘭宗教」的情緒密相關，直白地說，頗有「坐井觀月」的狹隘。這種將意識形態、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政治機制強行聯繫的做法本來就是極為主觀與偏見的，而且注定會成為笑話。
那些希望在伊朗群眾示威與反伊斯蘭之間掛上鉤的人，務必需要重構來解釋以下這些事實。
12月28日最早的示威發起地就是保守勢力極為強大的「宗教聖城」馬什哈德，並且示威本身很可能得到當地宗教領袖的默許與鼓動。馬什哈德是什葉派穆斯林的「聖城」，也伊斯蘭世界的第二大聖城，9世紀什麼派領袖伊瑪目阿里·里扎葬於此地，並建有宏大的陵墓；在什葉派穆斯林中曾有「富人去麥加朝覲、窮人去馬什哈德朝聖」之說，而什葉派信仰長期是底層民眾反對上層阿拉伯統治者的主要意識形態工具。在歷史上，沒有波斯人薩菲王朝的確立，本已勢微的穆斯林什葉派可能很難得以復蘇，沒有波斯學者的長期研究與發展，不可能由今天的什葉派伊斯蘭文化，所以毋寧說是波斯人重構了伊斯蘭文化。傳入中國的伊斯蘭教文化就首先是這種波斯化的伊斯蘭教。在今天中國穆斯林經堂教育中，其中大學部的「13本經」（指定經書典籍）中有6本都是由波斯語撰寫的，其中包括專門的波斯語語法書籍。
即使純粹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根據清華大學李希光教授的說法，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沿路65個國家中有29個國家是穆斯林為主要人口的國家，穆斯林信眾人口占65個國家總人口近一半（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佔全球70%的能源與50%的自然資源。一個擁有約15億人口的宗教意識形態不是依靠排斥與歧視所能消滅的。
今天的伊朗不是因為有了宗教神權，而成為一個穆斯林國家；而是因為是一個穆斯林國家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建立了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與其說伊斯蘭文化滲透在伊朗文化之中，莫如說沒有波斯文化也就沒有今天的伊斯蘭文化。無論是1930年代還是1979年革命，伊斯蘭教總是民眾反抗封建王權、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
列寧曾說過，如果認為，在一個無休止的壓迫和折磨勞動群眾為基礎的社會裡，可以用純粹消除宗教偏見，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記宗教對人類的壓迫只不過是社會內部經濟壓迫產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資產階級觀點的限制。如果無產階級本身反對資本主義黑暗勢力的鬥爭沒有啟發無產階級，那末任何書本、任何說教都是無濟於事的。
活在蛋殼裡的雞雛不知道另外的世界，殼壁透進來一片白茫茫，然而它不知道那是光，只是敲打著白壁，不明所以。它的心劃過一道閃電，蛋殼破開了。——瑪麗·瑞瑙特《波斯少年》
編輯：默默然
美編：黃山
本文轉載自土逗公社（tootopia），一個反思常識的內容合作社：
發佈日期：2018/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