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研習社與我:1970年代的淡江大學(一)

時事研習社與我:1970年代的淡江大學(一)
龍紹瑞

 

【編按】龍紹瑞先生在1970年代是台灣淡江大學的學生,其約七萬字的大學生活回憶,記錄了當時國民黨戒嚴統治時期下,一些校園左翼青年之覺醒與反抗的歲月。本文原載於龍先生女兒龍緣之小姐的臉書,各章節於每日分別刊登(目前為10月30日(之一)至11月5日(之七)),本文將目前七篇的章節合併刊登,分二至三週轉載完畢。圖片取自其臉書相簿【時事研習社與我:1970年代的淡江大學】。新國際特別感謝龍緣之小姐授權轉載。

 

【時事研習社與我:1970年代的淡江大學】全文章節:

一、前言

二、時事研習社:加入社團 / 國民黨 / 陳映真 / 啟發 / 求索 / 社會主義 / 左翼青年 / 文化大革命 / 社團的終結 / 四人幫覆滅 / 訓導處 / 校外活動

三、鄉土文學:風潮 / 打擊 / 朱西寧

四、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新朋友 / 逮捕 / 漏網之魚 / 關押

五、校園特務:大小蟑螂 / 畢業之後

六、附記(關於 龍應台、李雙澤)

 

時事研習社徽章

 

一、前言

 

在台灣北部的淡江大學校園裡,曾有一個左翼色彩的思想火苗,被一代代學生傳遞著,這在當時國民黨嚴酷統治之逼迫下,是個稀罕的現象。我於1974—1978作為淡江學生,參與了其中一些事情。

從日本殖民時期開始,台灣就有「左翼愛國」的知識分子與社會群眾。1949年國民黨敗逃來到此地,用非常殘暴的手段把這個進步力量毀滅了,之後島內已聽不到左翼的聲音。雖然在社會上或學校裡,仍然偶爾出現覺悟的人,但那是零星而短暫,並且立即遭到政府之鎮壓,像淡江校園這樣的綿延傳承是不容易的事。1980年代以後,台灣民主運動有所發展,國民黨的控制能力逐漸衰弱,當年「白色恐怖」倖存未死的志士們也從牢獄回到社會,上述淡江年輕人又與他們的前輩合流了。儘管這類青年在數目上是微小的,然而台灣人光榮的左翼愛國香火之所以沒有中斷,他們是貢獻了一份力量,並且在日後,成為「夏潮」團体的組成部份。從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角度來看,淡江的這些事物有一定的意義。

這個傳承到了我這一代,體現於一個學生社團——時事研習社,它的主要成員有:宋東文(日語系)、李復中(日語系)、蔡裕榮(化工系)、江培昆(化工系)、萬明中(化工系)、周威仲(歷史系)、簡勝霖(教育資料系)和我(機械系)。這些人的思想方向大致相同,對社會主義理論有較積極的追求,對祖國[1]十分關注,而且彼此在生活、學習上往來密切,又共同從事一些活動,因此自然地集結起來。以下文章中,若沒有特別界定,所稱的「我們」、「同志們」就是指這個群體。

 

二、時事研習社

 

【加入社團】

1974年9月的一天,我帶著好奇的心情來到淡江大學[2],這是一年級開學日,我是機械系的新進學生。學校座落在新北市淡水區五虎崗,能看到山下的淡水河、對岸的觀音山,還可以遠眺台灣海峽;眼中的淡江像個景色秀麗的大花園。開學典禮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附近的道路兩旁,眾多學生社團放置了小桌子,作為招募新人的攤位。

時事研習社攤位。海報上的大字是:「紀念總統 蔣公八秩晉九誕辰」,右起二人為宋東文、周威仲。

在我前方不遠處的一個攤子,掛起「時事研習社」海報,全開的紙張幾乎垂到地面,與其他團體不同的是,那海報沒有任何美術設計,幾個不夠美觀的大字反而使它顯得突出。似乎沒有人對這社團發生興趣;一個中等身材、臉型略長的男生,無所事事地坐在桌子後面。

我走過去向他打招呼,留下我的資料。那人說他叫宋東文,是社長,日語系二年級。他的話不多,並未詳細介紹「時研社」情況,然而他顯出一種心有定見的特質,這在學生中相當少見。後來宋東文說,那時為了募集新人,他連續努力三天,一共才找到三位社員,就是蔡裕榮、周威仲和我。我在大一當時沒能預料的是,參加「時研社」和接觸這些朋友,如同進入一個知性探求與情感体驗的園地,對自己影響是深遠的。

開學後的一個下午,好像是「微積分」課,下課時我離開教室,看見宋東文在外面等著。宋邀我到他那裡聊天。我跟著宋東文從小路走下山,心裡想:大學生結交朋友,原來是這麼主動。

當年淡江附近多是稻田和郊野,學校周邊與淡水市區有所分隔,彷彿自成天地,像個大學城。山丘上下分佈著許多房子,每個樓層做成若干小寢室,出租給學生。宋東文住在臨近山坡的樓下,他房裡堆放了不少書籍雜誌。

那天宋東文談了很長時間,而我是聽的多,說的少。我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他沒地方坐,只能挨著床邊。他講起過去一年社團裡的情形,提及剛畢業的幾位成員,宋說,想邀他們回來,好讓我這樣的新人能夠認識。宋東文也計劃向學校申請舉辦活動,請學長葉洪生來談「胡適與自由主義」。我們又聊起台灣的政治,宋說到《大學》、《文星》、《自由中國》的事;前兩個刊物我曾讀過,《自由中國》雜誌則是第一次聽聞。

這次談話很愉快,但我也有不安。關於政治,我開竅得較早,小學四年級就在思索了,進入淡江之時,我已具備樸素的自由主義觀念。我有民族情懷,對中共有強烈的好奇心,覺得它既可怖,又叫人困惑。宋東文對蔣氏父子甚不恭敬,這符合我的胃口,宋對中共好像也感興趣,他每次發表看法之後,必定加上一句「我是反共的」。我看得出來,宋這麼說,是為了保護他自己,畢竟我們是第一次交談,他也應防範我可能轉述出去。

宋東文是我第一個在政治領域的朋友,兩人的想法很相似,以前我在這方面無法(也不敢)和別人交流。他比較激進,與我不同;有這個機會互相對話是很好的。那時窗外的天色逐漸暗下來,直到幾近全黑,我的心情也同步覺得沉悶,有一種受壓迫感,我很清楚,如果順著這路子走下去,災難必會降臨到我們身上。國民黨是容不得我們這類人的,特務、冤獄、酷刑的傳言,早在我孩童時代就依稀聽過。宋東文是個危險的朋友。

我從這次交談中得知,之前的一、二年,校園裡為數不多的進步學生剛好都畢業,宋東文就成為僅存的傳人。後來我在淡江的四年中,一些已離校的社團學長,如蘇名宇(化學系)、陳正(日語系)、倪振聲(歷史系)諸位,多次返回學校探訪,關心我們這些學弟妹的成長,並談談他們在軍隊裡、社會上的經驗,雖然彼此相處時間不長,但我們都感覺熟悉和親切。後來吳添財(日語系)退伍,他常和女朋友邱秀嬛(日語系,也是時研社前輩)回到淡江,吳很穩重,邱很聰敏,是一對珠聯璧合的愛人同志。我對「時研社」女同學一向有相當的敬意,在那戒嚴體制下,若非有膽有識的女性是不會來這個社團的。邱比我們大上好幾歲,應該算是學長或師姐了,我們也跟著別人叫她「小邱」,這是不恰當的,不過她好像還聽得蠻高興。四年後輪到我畢業,時研社的主要成員也大多同時離開校園,幸好有李復中、江培昆、王永接過棒子,再向下傳遞。

大一時期,我和其他新社員有時會找宋東文閒談,宋常提起學長們的故事,例如哪幾人在什麼事件中,如何與學校當局、特務分子進行周旋,或被逮捕關押;誰又收集全套的《自由中國》雜誌;某某人致力於研究孫中山,居然發現孫斥責蔣介石的電報……。我們這些後進學子,聽了常有不勝嚮往之感。

宋東文所說的大多數故事,我現今已忘記,印象較深的是關於「保衛釣魚島」。1970年日本侵占我國釣魚島,台灣及海外均有愛國青年憤怒抗爭[3],淡江學生除了積極投入外,也串連其他學校[4],還打算組織「戰鬥隊」堅決抵抗日本入侵者。某學長甚至到台中找廢鐵商人看「貨」,想弄幾件武器裝備,結果他發現,不僅那裡有刀有槍,而且只要鈔票足夠,連坦克也買得到。這個好消息回報到淡江大學,讓同學們大大興奮一陣子。作為廢品的坦克當然是打不了帝國主義的,只能是代表熱血青年的愛國狂想曲。此類的淡江傳奇,這樣一代代傳下去,每一屆的新進學生也總有幾個人會被感動。

當年我在「時研社」看到一把番刀,就是那段激情歲月留下的紀念,成為我們社團的「鎮社之寶」。後來蔡裕榮擔任社長,這刀由他保管。30年後,蔡裕榮還問我:「陳正留下的那把番刀到哪裡去了?」

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有一種自發的真實的民族情感,並不是目前台獨所宣稱「虛假的大中國思想」、「外來政權的洗腦」。我想起一件往事。高中時有位張姓同學,是很本土、基層的子弟,平時寡言少語,表現普通。高三上學期,我聽到大家以戲謔的語氣叫他「張匪丁盛」,心裡覺得奇怪。我那時對中共已有若干了解,知道廣州軍區司令員是丁盛[5],我想不通,丁盛與張同學怎麼會扯上關係。

後來我向別人詢問,才明白事情的緣由。學校圖書館訂有香港《工商日報》,這是反共的右派刊物,它刊登的有關中共的訊息,如果學校的檢查人員認為對國民黨不利,會先把那頁撕去。一天,張同學看到《工商日報》的新聞「丁盛擔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報導中所提及丁盛的相關內容,其實只有一句話:「中印戰爭時,丁盛大膽使用尖刀戰術,迂迴穿插大敗印軍。」由於檢查人員的疏忽,這些文字沒被撕掉,很巧的是,這個漏網消息剛好也被我看到。張同學讀了那報紙極為振奮,滿懷沸沸激情,逢人就講丁盛司令員如何捍衛國土,把印度打得落花流水,多麼地了得。這樣引來眾人的調侃,從此他有個新名字——張匪丁盛[6]

這位同學的例子並不是孤立的。當時有關大陸的一切事物,都被國民黨徹底隔絕和妖魔化,在這麼困難的條件下,台灣青年還是有一份身為中華兒女的責任感:關心民族前途,希望祖國能富強起來,不再受人欺淩。現今台獨勢力對那段歷史做了歪曲和污蔑,這樣必定是徒然的。被顛倒的歷史終究將要再顛倒回來;具備「歷史唯物主義」思考觀點的人,就會有這個信念。

 

【國民黨】

1974—75年是我大學一、二年級,時事研習社的演講座談,多以發揚自由主義、反對國民黨專制為內容,但表現得較為委婉,以免招來學校訓導處的壓力。我對蔣氏父子十分反感,所以不僅參加活動,也喜歡讀一些提倡民主的文章。這類言論很難看到,即使偶爾出現,立刻也就被禁止了。

政府吹捧蔣介石是民族救星、完人、上承堯舜禹湯、德配天地……,從我小學開始,在集會中凡是有人說到「總統」二字,全体人員必須立正。我們在學校練習作文時,如果寫到蔣介石的名諱,必須先空一格,或是另外寫成一行。類似的花樣還真不少,我對這套把戲非常看不起。所謂的蔣公銅像,在台灣更隨處可見,我大學時的願望是,有朝一日,要到他的塑像前小便;但戒嚴下的一般人都很順服,至少表面如此。

國民黨在大陸上被中共擊敗後,它的當權者心理虛弱,幾乎不像正常人。時研社有位同學家在宜蘭,我曾去那裡玩,他家附近有一湖泊,曰「大湖」,周圍分佈著農田和聚落。之前當地規劃行政區域時,有人建議依方位命名為:湖東、湖北、湖西、湖南四村,結果「湖南村」被上級否決,因為毛匪澤東是湖南人[7]。台灣人民被這種病態政權控制,其情況可以想見。那時台灣的荒唐程度,恐怕僅次於斯大林的蘇聯,以及「文化大革命」時的中國大陸。

蔣幫於1949年敗逃台灣,為了鞏固自身利益,把來到台灣的外省人當作統治工具,禁止他們與故鄉親人連繫,「匪區」的信息和物品也被封鎖得嚴嚴實實。由於父母親來自大陸,我能體會他們的痛苦。小時候,我們家住在台北火車站旁邊的國民黨「省黨部宿舍」,隔壁是一位外省中年男人,他半夜放火把房子燒掉,到鐵路上臥軌自殺。那個夜裡,父母拉著我們兄弟逃出現場,我至今記得左鄰右舍的驚恐。小學三年級的老師說,她認識的某人,在中秋節晚上也因想家而自殺,這種事件我們時有聽聞[8]

這個黨的宣傳手法,特別是涉及到中共的,讓人覺得十分荒謬。它把蔣家集團打扮成愛國者,指責中共「漢奸」,又對人民說道,由於蘇聯大力援助共匪,而美國不但對國民黨支援不夠,更扯它的後腿,「中華民國」才會退到台灣,還說「剿匪」之所以失敗,是由於匪諜太多,國民黨因而在台灣大抓匪諜,使得冤獄遍於島內。

蔣政權以為把中共搞臭,就能証明自己是香的,不過,它那日久天長的思想灌輸,確也達到部份的目標。在一般台灣民眾心裡,共產黨萬分邪惡,「他像共產黨!」是最嚴重的罵人的話。國民黨因著私利,不斷散播「仇匪恨匪」觀念,使人們蔑視中國大陸的一切[9],後來台灣成為全世界最反華、蔑華、辱華的地區,是不令人意外的。

有一天,我母親聽到流傳的故事:總統(蔣介石)在睡午覺,夫人(宋美齡)進去,看見一條龍爬在他身上。母親半疑半信,問我有沒有聽過。我氣得把蔣大罵一通。這個刻意編造的鬼話,對於作為國家主人之人民,是莫大侮辱——以奴欺主。母親聽完我的說話,仍不知該不該相信它;我也只有在家裡才敢這麼放肆。對於蔣介石這個反動的封建帝王,我是厭惡痛恨極了。

既然有負面情緒,自然會去尋找出口。台灣每一所大學,規定必讀「國父思想」,這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課,國民黨一貫利用孫中山的招牌矇騙人民;該科目之內容,實際上是幫蔣介石的權力地位做辯解。每次遇到這個課程,我就穿著塑膠拖鞋去,以示輕慢,而且是品質低劣的那種拖鞋;這太不雅觀。果然有次被老師看到,他很生氣,臉脹得通紅,把我叫到講台邊嚴厲責罵。全班同學吃驚地看著我,他們以為我會覺得丟臉,其實我自己心裡是滿意的,認為做了一件不壞的事。經過許多年以後,才知道我這個作法叫作「自辱辱人法」,古已有之;那時我還以為是我發明的。

之後,在我們班上又有一事;機械系雖屬於工學院,但每個學生都要修「中國近代史」,這是另一個狗屁課程,係為宣揚國民黨與蔣介石的豐功偉業。我對此科目也很有抵觸心理:中國作為二戰的戰勝國,國民黨竟接受列強宰割,讓外蒙古分裂出去,這種賣國政權還有臉皮自我吹噓。某一次上課,老師突然大發雷霆,原因是上星期舉行的期中考,有人偷偷多拿一份試卷,亂塗亂畫,然後利用交卷的混亂場面,把它混入考卷堆中。這是十分張狂的挑釁。那老師極為憤怒,把考卷送到「警總[10]」做鑒定。老師說,已查出是何人所為,要那挑釁的同學於下課後向他報到。我很佩服那位同學的反抗行為,祝願他能平安過關,同時我也有喜悅之感:我們班裡隱藏著反專制的星星之火,吾道不孤也。

蔣家王朝跟大多數右翼獨裁政權一樣,是以民族主義為標榜的。我生長在其統治之下,讀初中時,就是個大漢族的沙文主義分子;本來我對政府和學校的說法,大致沒有什麼懷疑。國民黨說:共匪是賣國賊,它要中國人做蘇俄侵略世界的炮灰;俄國官員伏羅希洛夫訪問大陸時,共匪命令所有的人叫他「爺爺」;共匪宣稱要「血洗台灣」,殺光台灣人;共匪正在把藏族人全部屠殺……。但政府的宣傳也有反作用。老師講,共匪窮兵黷武好戰成性,現正侵犯越南,要奪取它的土地。我當時十三、四歲,沒有國際主義觀念,反而心裡在想:我們國家被列強壓迫那麼久,如今也能夠去打別人了;「中國作為一個侵略者」,這種感覺還真不錯。我居然對中共有一點好印象。

鴨蛋再密也有縫,國民黨的謊言是包不住的。中學一位老師說,共匪意圖破壞中國文字(漢字),又想毒害少數民族,為了便於對他們灌輸「馬列邪說」,所以正在為原本只有口頭語言的苗人、傜人設計拼音文字。這老師的短短幾句話,却使國民黨露饀了。我的懷疑是:中共不是要消滅少數民族嗎,怎麼為他們制定文字?我開始不大相信這個黨。

我的這種思想軌跡,同樣可能出現於別人的經驗裡。一位朋友是念文學院的,他之所以從國民黨的網羅中甦醒,其緣由也很相似。那同學在讀淡江一年級時,正逢蔣介石死亡,國民黨把喪事大操大辦,整個台灣都被攪動。蔣介石信基督教,其家庭牧師周聯華出來吹捧說:「蔣公之偉大,如同彼得[11]。」在那朋友的頭腦中,蔣已被神格化,因而他非常驚奇:「怎麼,才只是彼得?蔣總統應該是耶穌啊!」這件可悲的事反而成為一個契機,使那位朋友有機會擦亮眼睛。

由於我厭惡蔣氏父子,從而產生對中共的好奇,這毋寧是自然的。隨著年齡增長,我也看到國民黨對美國、日本的奴才性格;在有關民族尊嚴的事情上,它簡直是給中國人丟臉。1974年,中共和南越[12]的海軍在西沙打了一仗,中國奪回幾個島嶼,這場戰鬥讓我很振奮。我想瞭解大陸的情況,有時偷聽中共廣播,但電波被台灣政府干擾得太厲害。

家裡有一台笨重的真空管收音機。有一次,我在尋找「匪播」中,聽見一段美妙的音樂,引發了我的無窮想象;不知道它在述說什麼,那應是軍隊的進行曲,帶著民謠風格,情感豐富,流露出中國人的自信。這是我第一次對共匪事物產生感性認識;當時台灣青年只聽美國的流行歌。多年之後,我才曉得那歌曲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3]〉。對於音樂和軍事,我都有點興趣,所以會注意各國的軍歌。德國、日本、美國的軍歌作品,若單單從音樂來看,均有可取之處,比較之下,台灣的國民黨軍歌就顯得無趣,反映出這個政權缺乏魅力和能力,中華民國前途不妙。後來我又聽到由陝西山歌改編的〈工農生產進行曲〉,也是十分優美,有進取精神。共產黨的新中國,可能真的不一樣了。

我進大學時,中共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誤區中,形象上很是可怕,而且它也存在「個人崇拜」的封建餘毒,某些方面甚至比國民黨還要糟糕,這與我的自由主義傾向,大不相容;當年的自己就是這麼混亂與矛盾。後來我對中共革命史、社會主義理論發生興趣,是從二年級開始的;那時正好有兩件事,啟動我在思想上的探索:一是陳映真的影響,二是王津平回到淡江任教。

 

【陳映真】

從淡水火車站通往學校的馬路,叫作英專路,這條街道車子不多,是淡江學生散步閒逛的地方,路邊有一家「文理書店」。二年級開學後,我在店裡看到新出版的《將軍族》、《第一件差事》,作者是陳映真。我自以為對台灣文學不算陌生,然而却沒聽過這位作家。為了省錢,我去書店幾次,就把這兩本小說讀完了。

陳的作品,連同書中他自己寫的序言〈試論陳映真〉,給我以新奇的感受。例如小說中會出現一些美好願望的年青的靈魂,他們帶著憤怒加悲傷的心情,面對嚴酷的現實,陳映真所選擇的題材,以及語言風格、主題意識,是我從未經驗過的,有著強大的撥動人心的力量。我和一群愛好文藝的同學常有來往,陳映真的出現,引起了這些人的談論。

這位作家是淡江畢業的,當時他與我們學校,仍有若干人脈關係;我們陸續聽聞到他的事情。有同學說,陳映真因叛亂案被判刑,在綠島坐牢多年,前陣子才出獄。也就是這個緣故,這一代的學生幾乎都不知道他。英語系教師王津平和陳映真是好友,當時正擔任「文社」指導老師;王津平說,他正計劃以文社名義,請陳映真來演講。

某天我經過文學院教室,裡面傳出敲打的聲音,很有節奏性。我疑惑地走進去,看到空曠的教室裡坐著一人,30多歲身体壯碩,他一邊與王津平說話,同時手拿兩支鼓棒,在桌面上敲擊。那人向我點頭示意,我直覺他是陳映真。十幾年後,我和陳在「夏潮聯合會」、「中國統一聯盟」常有接觸。朋友間提到他時,許多人稱之為「大陳」,我則叫他陳大哥;與他熟識且年齡相近的人,有的叫他「大頭仔」。

那次「文社」邀約陳映真的事,訓導處起初沒有同意,但最後還是讓他來了,這可能因為校長張建邦比較開明,而且陳又是在文藝界有名望的校友。聽說其他學校的社團,例如台灣大學,也想找陳映真去演講,然而就不被批准。

演講是在淡江最好的場所——中正紀念堂——舉行。對於這類冷門的話題,我沒想到聽眾有那麼多,有些同學來得太遲,只好站著,可見淡江學生對這位學長的復出江湖是重視的。時研社的朋友們也去聽,宋東文稱讚陳映真口才好。那天演講的題目我已忘了,內容還記得少許;陳使用的材料頗為豐富,而且觀點新穎,很受同學歡迎。有人問及他過去的「事蹟」,他只含蓄地笑笑,這引得全場哄堂大笑。

陳在講話中,先敘述30年來台灣經濟的演變、島內的社會結構,然後指出這些因素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各流派產生之原因,並簡單提到他在文藝領域的現實主義主張。用這種方式來談文學,我不曾聽過,因而覺得新鮮,很受啟發。後來才曉得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觀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14],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他的思想意識。

這次陳映真的公開活動,聽說國民黨有所不滿,很快地,《將軍族》被查禁了,然而陳的演講和那篇〈試論陳映真〉,對於我是思想上的啟蒙。儘管在演說中,陳映真很謹慎,發揮得有限,我能体會的也很粗淺,但那「理論連繫實際」,以及從一般人民之角度,觀看世界事物的作風和方法,還是發散出它特別的吸引力。這與我以往所接受的教育,有著根本的不同。

 

【啟發】

那時人們的認知力被遮蔽,絕大多數同學只能是乖順的,老師們見過世面,知道政治的可怕,往往比學生更循規蹈矩,不敢亂說亂動,因此處處是沈悶的氛圍。大一上學期開始不久,正好是蔣介石的「華誕」,政府大搞祝壽,學校也設置一個壽堂,為了誘騙學生前去朝拜,他們甚至使出小恩小惠的手段[15]。一年級下學期,又是遇到蔣介石死亡(稱為「崩殂」),整個台灣社會又被折騰一番。

在壓迫下的台灣,人們還是要追求美好的。一年之後,蘇慶黎主持的《夏潮》雜誌逐漸在進步學生中擴散影響;民間人士對統治者的反抗,由小而大,風生水起,一浪高過一浪,「黨外」勢力也衝擊到大學。經過十幾年後,國民黨在校園裡的形象,更是低落到被人嘲笑之地步;我讀淡江的那四年,剛好見証到這個轉折。當時「保衛釣魚島」運動已被政府壓制,《大學》雜誌也結束了,全省各學校普遍比較安靜,然而少數的淡江學生卻不太順從,顯得有些特殊。在這些事件中,王津平做出了貢獻。

1975年10月王津平從美國回來,擔任英文教師,他受到校長器重,被任命為《淡江周刊》負責人。王津平原本在淡江英語系就讀,參加學生社團「水瓶社」,結交一批活躍的同學和學長,如陳映真等人,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留學美國時,海外興起「保釣」運動,使他的信念更堅定了。

王津平給人的印象,與其他為人師表者相比,明顯是個異類。他年紀輕,常穿著短褲運動鞋,其模樣不像教師,倒像是高年級的學長,學生與他相處不會感覺到隔閡。一般老師都相當世故,有的還很滑頭,他們在講話或文章中,若有需要提到政治和現實的問題,就說些不鹹不淡的話,用來敷衍學生,而王津平則敢於表明立場。

他立志要搞左翼的學生運動,在與同學們談話時,會故意引起話題,誘導聽者思考,或小心說出超越尺度的言論:反對專制、批判帝國主義、關心基層民眾、呼籲開放「三十年代文學[16]」。學生中有少數是對國家、社會較關心的,王老師受到這類同學的歡迎。樸毅社、文社、兒童文學社、新聞研習社、時事研習社等團体,常找他聊天,或尋求幫助。王津平也招致國民黨的騷擾和壓迫,包括「特務學生」、「特務老師」的明槍暗箭。

有一次,國民黨的學生社團請郁慕明來演講。郁在講台上大肆攻擊「那個人」(眾人皆知是王津平),他說話的神情、口氣,和街頭流氓沒多大差別。聽眾裡有個物理系教授,坐在台下,跟郁慕明互相呼應,兩人隔空一搭一唱,目中無人。那天我和李復中、一位時研社的化學系同學Q到場聽講,我們沒說任何話。郁站在前頭講桌旁,老遠看過來,居然能判定Q是反對國民黨的敵對分子。他殺氣騰騰地瞪著Q說:「我是學解剖的。我只要看你臉上的肌肉,就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郁慕明身為「教授」,其表現是這麼囂張無狀,讓我印象很深。

大二的一個中午,我在地下室餐廳吃飯,被王津平看到,他拿著餐盤過來。王向我談起在美國的見聞,以及台灣、大陸的事情。那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雖未結束,但「林彪事件」已經發生,鄧小平也恢復工作。我原本一直有疑問,不知毛澤東為何要打倒劉少奇,於是問王老師:「你覺得劉少奇是怎樣的人?」他想了一下,四平八穩地說:「我在美國的時候,看過劉寫的一本書,裡面還提到孔子、孟子。」我又問:「是不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7]?」我說的這句話,使王津平非常意外。

沒多久,我搭火車去台北,王津平恰好也在車上。大概王老師已對我做過估計,他說話比上次直白,交談中他提到政治情勢。王說了兩件事:一是,文化大革命有正面意義,它是反官僚主義的運動;第二,當前世界總的情勢是「中國對抗兩霸[18]」。這次談話叫我很受震動,因為在台灣絕不會有這種觀點,對我是一次重大的開啟,從此以後,彷彿有一個巨大的力量,驅策我去探查中國的真相。

有一天,我在學校圓環遇見宋東文,他高興地說:「我們招募到一個人才,是歷史系的李筱峰。」我高三的時候,就從《大學》雜誌知道李筱峰,那是個值得佩服的人。他本來在政治大學念書,向《大學》投稿,竟因此被退學。宋告訴我,李筱峰轉學到淡江了。之後「時研社」的場合,李筱峰常來參加。他個子不高,戴著黑框眼鏡,我幾次向他請教問題。時研社裡的同學原本都是自由主義者,一年後大家不同程度地轉向社會主義,只有李筱峰例外,他始終堅持自由主義路線。

在台灣島內,國民黨蔣幫統治術的重點,不外「騙、殺」二字。它先讓少數明白人在殺戮恐怖中噤若寒蟬,再使眾多凡夫俗子陷於蒙昧麻木,成為內在的、被馴服的工具。蔣幫以這種手法鞏固政權,對台灣之傷害是可怕的。許多人受其宣傳影響,認為那些不順服者是出於自私低下的動機,從而造成民眾正義感的淪喪,不相信人類具有一種追求奉獻、利他、高尚的生命之可能。國民黨所掠奪的利益,是以整個社會的道德品質的低劣化為代價。

某個晚上,我經過學校後門的牧羊橋,看到草坪上有李復中等幾人,正和一位文學院男生激烈爭辯。他們原先是同學間的愉快閒聊,不料演變成唇槍舌劍,雙方搞得面紅耳赤。那同學說,他去參觀一個與「總統」相關的展覽,場地裡有一把椅子,似乎是從蔣的什麼「官邸」或「行館」借來展出的。解說員向觀眾強調:這是很尊貴的椅子,因為只有「先總統蔣公」能碰它,官邸的其他任何人不得去坐。那位同學看到這個聖物,頓時畢恭畢敬,感受到蔣總統無法仰望的偉大,並覺得當時是非常珍貴、幸福的一刻。他把這美好体驗向「時研社」眾朋友分享,沒想到我們的人對此嗤之以鼻,兩邊觀點是南轅北轍,誰也說服不了對方,不歡而散。那男生能言善辯,只是如同沒有靈魂的活物,實在可惜了。在戒嚴時期,這類學生居大多數,所以認為自己是正常,而時研社的人不正常。

時研社常舉辦活動,用這方式來擴大影響,吸收新的成員。諸位同志中,宋東文比眾人年長,較為老練,有一種豪爽潑辣的作風,社團事務主要由他主持。另外蔡裕榮、周威仲等人,雖然年輕,卻也不帶羞澀地與國民黨周旋抗爭,這是我所不及的。社裡約30餘人,積極的將近10個,大家白天分散在各系上課,晚間常有空閒,不時會串連聊天;我多次去李復中宿舍找他。

李是日語系,晚我一屆,他的住處在「克難坡」下面,由於靠近山壁,室內潮濕而且陰暗,牆上貼著一首俄羅斯的詩:

「暴風雨衰竭了

從千百萬矇矓的守望的夜

眼睛裡有亮光一閃

我聽到一個熱情的聲音

伴著鐘聲在高唱

啊,我心愛的人兒,什麼時候

你從遠方歸來

憇息在我哀懇的胸上

我的生活啊不是生活

黎明的玫瑰色曙光

在玻璃冰簾下玩耍

我的茶炊在橡木桌上沸騰了

明亮的爆裂的火花

驚醒了黑暗的屋角

照見了掛著印花布帳的我底眠床」

詩中氛圍很符合李復中的色調,他生活習慣不大好,房間零亂,一派頹廢的文藝氣息,頗似帝俄時代的那批知識分子。另一面牆壁掛了李的畫作:巴爾札克穿長袍的全身像。簡單的幾筆粗線條,就把巴爾札克畫得甚是傳神。

我們也常去宋東文那裡。宋已搬家到英專路,他的寢室窄小,樓頂是個寬敞平台,中間有一段矮牆。當時淡水仍屬鄉下景觀,相當空曠,我們在屋頂上或坐或站,或走動,看滿天星斗,心情暢快,可以盡情地大聲議論,不怕被外人聽見。

伙伴們開講的話題,多與蔣氏父子和國民黨有關,這是我們痛恨的對象,一些傳言中綠島監獄的故事也被轉述著。那時我二年級,十九歲。人們都說十多歲的少年人是個有夢想幻想的年齡;我的夢幻想像是,走到蔣介石或蔣經國面前,狠狠打他兩個耳光。

我們的思想很淺白,不了解美國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階級國家,而國民黨是美國全球霸權結構的一個小機器。現在想來,當年大家的思考不夠深刻,看問題常陷於簡單化,但那種反抗權威的精神確是非常可貴。同志們也說及各自的心願:高談理想,追逐愛情。若要數算蔣政權的惡行醜事,以宋東文最有本領,可以講得源源不絕,生動引人,不知道他是從哪裡聽來的。

 

【求索】

由於王津平的影響,我對中共革命的歷史發生興趣。在和社團朋友相處時,覺得他們也帶著類似的念頭,但彼此好像有默契似的,談話中卻很少去碰觸。在這方面不說、不問,對於大家是一種保護。我想盡辦法去找有關中共的消息。報紙、雜誌雖常有分析大陸情勢的文章,但那主要是為國民黨服務,對我沒有用處。

我想讀《匪情月報》等刊物,這是被管制的,一般人不能接觸;後來在台北植物園裡的「中央圖書館」二樓的閱覽室,我找到《匪情研究》月刊,它不對公眾開放,須憑著証件才能借閱。我知道一定有人在監控此事;如果提出申請,對自己不利,然而我壓抑不住好奇心,還是用身份証借出來看。

該雜誌固然脫離不了反共八股,但包含較多信息,給我精神上帶來極大滿足;這種喜悅,現今年輕人是難以領略的。在那年代,有類似追求的人不光是我一個。兩年後,一位女同學剛好有機會去香港,這在當時是十分稀罕的事。她在香港的時候,哪兒也不去玩,卻買一堆左派雜誌,在旅館裡沒日沒夜拼命讀,儘量把內容塞到頭腦中。

不過,閱讀《匪情研究》這個快樂的經驗,很快就被斷絕。我到中央圖書館兩次,看過二期《匪情研究》,第三次去時,發現那雜誌已經消失,不准出借了。我很沮喪,憎恨國民黨對人民的禁錮。它把我看作敵人,我也把它當作敵人。

尋尋覓覓,我又找到一個地方,就是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圍牆邊的「黎明文化中心」,是屬於「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它樓上是《青年戰士報》辦公處;樓下是賣書的場地,但幾乎沒有顧客上門,甚至連附近的騎樓也無人走動,氣氛顯得詭異。那書店面積頗大,各門各類的書籍均有,靠裡面的一個角落,專門陳列著批判「匪黨」的出版品。那時我已學會從反面去看這類刊物,然後提煉出自己需要的資訊。我每次去,先假裝在各處瀏覽,逛到那區域時,才把書刊快速地翻閱。

叫人驚奇的是,店裡有幾本不應出現的書,其內容較為客觀,屬於國民黨內部參考的性質。我懷著不安的心情購買其中之一:蔡孝乾[19]的《江西蘇區和紅軍西竄回憶》;幸好店裡職員沒有質問我。這本書對我幫助很大。後來我還特地到台北泉州街,去看當年蔡孝乾被捕時的那棟房子。

王津平也托一位同學去那書店買了《劉少奇原始資料彙編》、《文化大革命原始資料彙編》、《批林批孔原始資料彙編》,這些是有價值的工具書。我們很容易想到,書店是有意這麼做的。特務們經由這個窗口,可以窺見台灣社會有什麼人、在想什麼事,必要時可以用來「引蛇出洞[20]」。

我又把眼光轉向政治大學。一些分析「匪情」的機構,如: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亞研究所,都與這學校相關,它的圖書館也有不錯的藏書。那時期大家求知欲很強烈。我和朋友到政大旁聽張京育的課,因為據說他是中共問題專家;聽完兩個鐘頭,並未感到張有什麼過人的地方。一個政大學生發現我倆是淡江來的,對我們很友善,他說:「張京育是好老師,因為上課講的都是重點,考試時會很有用。」我和同伴聽了,大為失望。

嘗試過種種途徑,意圖突破國民黨的欺矇和封閉,最終被我做到了。我找出一條秘密管道。政治大學的一個偏僻所在,有棟四層樓的建築——「社會科學資料中心」。那裡面有一本《中共人名錄》,是機密性、又厚又重的大部頭,該書登錄了許多中共黨政軍幹部的經歷。我如獲至寶,讀得津津有味。

凡是書裡比較重要的資料,我把它們細細讀過,然後交叉比對,串點成線,舖線成面,這樣,整個中共黨史和組織結構,基本就被編織起來了。若有不足,我先以想像作補充,再另尋佐証以檢驗自己的假設,用這種土法煉鋼的笨功夫,居然讓我摸索出一套卓有成效的「做學問」的方法。那裡的其他藏書也很重要。有些書刊對別人或許沒多大意義,但我能觸類旁通,發掘出普通讀者看不到的事物。該「中心」三樓轉角處,有個小房間,存放著過期的《人民日報》,有一天門沒關好,我大膽溜進去,結果此計不成,被人趕出來。我裝傻,幸好那人不再追究。

這個機構規定,進入者須被登記個人資料,所以我不便常去。我利用它有數年之久,退伍以後,去得次數更多了。在這過程中使我訝異的,是自己的毅力與潛能,可謂驚人,大大超出我原先的估計。《人名錄》只是材料的堆積,比如某人幾歲時,於何地加入共青團,何時轉為中共黨員、參加紅軍,何時擔任團政委等等。在一般人眼中,這些是乏味死板的文字,但它們之於我却是鮮活的歷史,生動而有趣;幾百個人物的名字和經歷,我都能搞得過目不忘,如數家珍,並且樂在其中。我的頭腦簡直就是電腦。這些經驗給予我新的体會:一個人在強烈使命感的推動下,可以產生超乎尋常的巨大能量。當年中共創建革命根據地、長征、抗日戰爭、抗美援朝,之所以能在極其艱苦的處境下,取得令人震驚的勝利,緣由就是如此。

時研社其他同志求索真理的旅程也很了不起,比我更藝高膽大,他們找上「東亞研究所」。這單位與情報部門有關,名義上隸屬於政治大學,實際不在學校的行政体系之內,是位於外面的另一地方。研究所還設置門禁,有警衛把守。

朋友們的探險經歷是這樣的。原先,他們去向一位匪情權威老師請教問題,雙方約在東亞研究所附近見面。大家談話時,剛好那教授臨時有事,必須暫行離開,他把同志們帶到研究所的圖書館,要他們在裡面等著;圖書館資料豐富,幾位同志發現真是寶地,於是偷偷觀察環境。日後他們再次來到這裡,設法弄破圍牆的鐵絲網,混進去偷書。有天,管理影印機的人不在,可能是去吃中飯,同志們自行把《人民日報》複印,夾帶出來。

我經過幾年積累,關於中共組織、人事方面的知識,可算自學成才,甚至讀到一些匪情專家所寫的東西,還能挑出其錯處。有的錯誤實在過份;他們之所以「敢」那樣犯錯,想必是吃定台灣人民沒有分辨的能力。國民黨一定料想不到,是它造就了我的能耐。

有一次,某雜誌登出嚴靈峰的文章,提及中共在廣東地區的黨組織。我看其中一段錯得離譜,於是寫信給那雜誌。我的意見石沉大海,沒被刊登,後來才知道,嚴靈峰是碰不得的。他被人稱為「蔣經國幕後第一高參」,是特務大頭目,擔任「國家安全局辦公室主任」。此人早年的歷史更是嚇人:他曾受中共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學,與蔣經國同學,之後又成為托派[21]要角。以嚴靈峰的份量,在那年代是能取我性命的,我這小子竟敢惹他,可謂不知死活。

我觀察中共人事,不由得思索一個現象: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中,怎麼會湧現出這麼多豪傑之士,各地區、各階層、各民族、各年齡、女性男性……,到處均有視死如歸的奉獻者。這顯然預示,我國即將出現一個輝煌的時代。怪不得史沫特萊[22]說,這是最偉大的革命,她遺憾沒有參加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

以「人物」來論斷某個歷史時期,當然不是唯物主義的方法,但由這種特別角度,確實也可觀察到部份歷史的真實。我看過一篇文章,是日本人寫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還只是中學生,那時全日本的人都說中國必敗,並有眾多學者、政治人士以文章、演說提出佐証。作者當時沒能力指出專家們的不是,心中卻有很深的懷疑,因他喜愛《三國演義》。他想,一個會產生關羽、諸葛亮的國家,怎麼可能那樣差呢?這位先生在文章結尾說,歷史証明他直覺是對的:中華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在過去許多年中,我原本認為中國人真是一個卑微低落的民族,我是無可選擇才做中國人的,正如柏楊宣揚的那套觀念。我雖有愛國情懷,然而沒有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因此是沉重的、無奈的、憤激的;認識了中共黨史,才体會到身為中國人的榮耀之處。儘管中共有錯誤,甚至是十分嚴重的錯誤,但它依舊是個極其重要的進步力量,不論之於中國、之於全世界。在目前的世紀之交,它更扮演了獨一無二的角色,維繫著世界上受欺凌的諸多國家對公義的期望。

對於這些体認,我應該感謝魯迅和陳映真。因為閱讀了他們,使我能夠掌握到正確的、屬於人民的觀點,得以分清什麼是主幹,什麼是旁枝。他們二位以及毛澤東,都是我人生的引路人。

 

【社會主義】

對於學校所規定的功課,我跟其他「時研社」朋友一樣,沒有投入太多心思,只求60分及格。1976年暑假,機械系辦公室把二年級的成績單寄到家裡,我打開一看,十個科目平均分數是60.24分。許多人問我:「你這麼厲害呀!你是怎麼考的?」

陳勝王是土木系同學,我們高中時就認識,他很愛打撞球,綽號「球王」,所以成績想必也一定不好。陳勝王曉得我功課不行,大概以為我有挫折感,那天他在路上遇到我,安慰說:「第一流的人才畢業後到美國,去作美國人,第二流到日本,去作日本人。只有我們這種第三流的會留在台灣,是真正為國家做事的。」

那年秋季我升上三年級了。大學生的歷程,似乎可分為兩個階段:一、二年級是幼年期,三、四年級是成年期。社團朋友們在聚會時,很少再那樣痛罵國民黨、嘲笑老蔣小蔣了,大家不約而同逐漸關注到理論思維方面,較多談及帝國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話題。

一些「匪書」的影印本開始出現,被謹慎地流傳著:《共產黨宣言》、《毛澤東思想萬歲》、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論》、三十年代文學作品,還有哲學、社會主義運動、反帝反修[23]的文章、「匪歌」樂譜,以及文藝批評的著作,例如用歷史唯物觀點寫的《紅樓夢》評論文集。影印的人極為小心,讓我們看不出是從哪裡印下來的。「保衛釣魚島」時期在美國發行的《戰報》、大陸上反映「文化大革命」生活的《詩刊》等等雜誌,我也在那時候看到。

我一接觸到左翼書刊,立刻被那獨特的文風、學風所吸引,它們與國民黨的、舊中國式的体裁,從內容到形式,都截然不同。我知道了,蔣家王朝為何要設下重重鐵幕——它怕被比較。知識青年只要有比較的機會,就能產生鑒別力;群眾中的先進分子,一旦掌握到理論上的銳利武器,這個政權就將被摧枯拉朽,走向滅亡。

左翼理論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它不是道德主義,不是建立在道德訴求之上。馬克思以恢宏的歷史觀,把整個人類歷史演進做了全景式的展開,他論証出:歷史是由人民所創造,有它內在的發展規律,人們可以通過自身的勞動與鬥爭,使全世界人民共同得到解放。這使我油然生出強大的樂觀和信心:一切反動勢力,不管它怎樣頑抗,不論多麼「貎似強大」,最終必然都要失敗。我們當前所做的努力,與那永恆的崇高的任務是有連結的,我們的生命,如果跟時代的責任聯繫在一起,就會永垂不朽。

唯物史觀是符合事實、經得起檢驗的世界觀與歷史觀。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決定了社會的結構和性質,決定了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在痛心於中國及廣大第三世界之落後時,不會以咒罵、鄙棄的態度去對待他們,不會在客觀上加入壓迫者的一方。唯物辯証的方法論,也是那麼卓越高明。馬克思學說既是現實的,又是理想的,展示了科學與公義之完美結合,有一種不可戰勝的真理性。

大學時期我愛讀現代詩。我發現革命前輩的論述,也包含有詩的質素,在嚴謹文字之中,帶著知性的美感,呈現出因深邃洞察力、堅定意志而來的睿智與強悍。「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馬克思)。「歷史的災難,必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恩格斯)。以及列寧所說:「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它必將導致政治上的滅亡。」、「鷹有時比雞飛得還低,但是雞永遠飛不到鷹那麼高。」、「歷史喜歡作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果却走進另一個房間。」這些語句同樣是優美的、富有哲理的詩句,值得細細品味;台灣許多寫現代詩的作家,從此不容易再引起我的興趣了。

我也欣賞毛澤東。他有個性,有中國氣派,毛的言語中透露著瀟洒和幽默,顯示出大無畏精神和必勝的信念。他寫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讀起來虎虎生風,嗅不到絲毫「東亞病夫」的氣味。毛把近代中國人、中國文化裡柔弱衰敗的成份驅逐出去,代之以剛硬的元素。他重新塑造「四分之一人類」的集体性格;僅僅這個,就已是世界史上少有的偉大人物,而這只是他的諸多功績的其中一項。

三年級時,蔡裕榮、萬明中住在山下,是水源路邊的四層樓宿舍。屋頂上建有一個閣樓,作為他們二人的住處,房間前面是一大片平台。這地方好極了,我把它叫作「小屋子」;同志們若有空,多數會去那裡。其實,我們除了期中考、期末考,平日很少讀教科書。我的作業是抄別人的,也經常不上課,幾乎可說是天天有空。

大家常到小屋子聚集閒談,或交流讀書心得。傍晚時分涼風習習,眾人喜歡站在平台前沿,倚靠女兒牆,看著流過的淡水河,看落日。太陽隱沒之後,仍不願離開,繼續與觀音山對望;山腰間常有絲絲白雲駐留,每每引得我浮想聯翩。

淡水是個多雨的地方;小屋子在雨季裡,我覺得有種特別的情味,能加重人們心頭的歷史感、時代感。好天氣的晚上,伙伴們買來酒菜,到平台上喝酒、飲茶、辯論、高唱革命歌曲,不愛熱鬧的人就去房間讀禁書。當年留給我的印象是,三更半夜,甚至接近凌晨,我一人或幾人還在路上行走,那是在聚會結束後,我們出來找吃的,或要回到自己住處去休息[24]。我的宿舍在山上,返回的路途,須經過小路和樹林。那時淡江流傳鬧鬼之事,我穿越鬼區時,就唱〈國際歌〉給自己壯膽。

大伙兒都愛唱歌,有幾次宋東文找來吉他,又彈又唱。〈國際歌〉是唱得最多的,它讓我們知道,全世界勞動人民只要團結起來,就力大無窮,必定得勝。〈一條大河波浪寬〉[25]也常唱。我起初感到這首歌平淡無奇,缺少高點和曲折,熟悉以後,才領悟其動人之處。透過它,彷彿看見祖國大地之遼闊、中華民族的堅厚深長。它也使我們懂得,中國儘管存在著諸多問題,但仍是個有泱泱之風、有光明前程的偉大國家,只要她的兒女願意承擔責任。最深最沉的美,往往寄宿在簡單形式之中,那首著名的德國情歌〈Lilli Marlene〉如此,〈一條大河〉亦是。其他歌曲像〈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義勇軍進行曲〉也被唱過。這段日子是我們的韶華歲月,流金的時光。

蔡、萬二人很大方,有一種雍容的豪氣,他們房間的門從不上鎖,任何人可隨意進出,我就經常去那裡睡覺。小屋子好像是個共產主義的實驗區,若叫它「淡江公社」,我認為也蠻合適。同志們都不自私,彼此金錢、物品的使用從不計較,反正是窮學生,沒什麼可以失去的。小屋子是我們的追夢人生的起點,沒有它,可能就沒有我日後的根基和信念;在淡江學生之間,它也稍有名氣,還有人慕名而來。房間裡一個隱密的所在,是大家藏匿「違禁品」書刊的窩點。比較不嚴重的影印文章,則裝入牛皮紙袋,放進專門的抽屜中,我有時如果想讀點新鮮的東西,就會去那裡找找看。我們的社團之寶——抗日番刀,收在床底下的角落。

時研社在平台上辦過一次會餐,同志們借來三個大圓桌,宴請淡江主要社團的幹部,約30餘人;用餐之前進行了談話會,幾乎每個人都發言,我們的人講話頗有氣概。一位女生吳瓊珍(德語系)站起來說:「我現在是有膽、無識。我要努力學習,增強自己的見解,要做到有膽有識。」從聚餐的場面看來,彷彿學校當權派是「在朝」,我們是「在野」,呈現分庭抗禮的架勢。後來有人向我打探會餐的情形;聽說那次聚集,引起了訓導處的猜疑。

大四開學後不久,蔡裕榮被「警總」逮捕,那房間只剩萬明中一人居住。萬覺得房租太貴,找我幫他搬家,我們在這小屋的日子就此結束。一年後,時研社被訓導處解散。

 

【左翼青年】

我們閱讀的非法書刊,多數由王津平供應,他的來源有二:一是陳鼓應[26]給的。陳在幾年前遭受國民黨整肅,被安排到「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可以接觸一些資料;他作了王老師的「眼線」。二是王津平托外國人偷偷帶進台灣,王老師結交不少這類朋友。國民黨對於洋人向來是客氣三分,所以我們有可乘之機。

那時候,影印機已開始少量地出現,這是一個重大發明,以前王津平讀大學時,他們還須動手抄寫魯迅的作品,而我們就輕鬆多了。同志們有時也把文章再次影印,介紹給其他朋友,將民主思想擴散出去。某一陣子風聲較緊,傳言說,國民黨想要把淡江的影印機全面監管,但隨著它逐漸普及,政府對書刊的封殺,越來越力不從心。依照「唯物史觀」論點,生產力的發展,會改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關係,當年影印機所起的作用,是個有趣的例証。

時事研習社讀書會的材料

時研社搞讀書會、傳閱匪書等活動,是非同小可的,我們做得很小心[27]。我猜測,政府對此不可能全然不知,多年以後,一位研究國民黨的學者也說,這或許是當局刻意為之:政府故意做小範圍的縱放,然而那些活動,照樣在它的掌握之中,這等於是個窗口,使它更容易觀察窺伺。如果國民黨過早地把不滿分子鎮壓,他們就會完全轉入地下,當局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社團的朋友們紛紛克服了自由主義觀點,轉到社會主義方向。我們贊同這樣的發展道路:勞動人民可以不必遭受資本主義之壓迫,又能享用其創造的積極成果。大家也認識到,自由主義固然有進步的一面,但仍是片段的、選擇性的,因為它把人的解放,限制在資本主義所允許的範圍之內。對於那些「不自由現象」的社會與歷史因素,自由主義者不願進一步去追究。台灣島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依舊被外物所挾制,他們並沒有意願去解除自己頭腦中的束縛。

這段期間,是由蔡裕榮擔任社長,他找到台北一家工廠,訂製了徽章,分發給社員和朋友們。這也是很有風險。徽章的工藝相當精美,圖案是淡水河上的紅太陽,左翼的涵義十分明顯。蔡還真有本事:用的是國民黨的錢。

時研社在園遊會中的攤位。這次園遊會是「救國團」辦的。蔡裕榮向主辦單位申請一筆錢,用來製做徽章。

每個同志都有各自的經歷。周威仲親戚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因此從小不受國民黨的矇騙。宋東文父親是「警總」士官,宋在國民黨眷村裡長大,有正義感,到台南念高中時,認識了成功大學的秀異之士,那時的政治主張已很有見地。李復中爸爸是國民黨基層幹部;李喜愛文藝,他經由法國、俄國的文學經驗,了解到台灣的現實。

簡勝霖生長在嘉義鄉下。我問他為何會走上這條路,他說,中學時在海邊撿到空飄的匪書,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書中提出:「我們的文藝,必須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簡勝霖被這本書所警醒,開啟他的階級奮鬥意識。蔡裕榮是中產家庭出身,少年時候,鄰居一位老兵常與他閒聊。老人原屬西北軍[28],他的部隊受過中央軍[29]的欺壓,對蔣家不滿;這些信息對蔡裕榮產生了啟蒙作用。

對於政治,我很早就關注和思索,其原因自己也不甚了然,或與某些機緣有關。父親是資歷頗深的國民黨幹部,大學畢業後,就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立法院工作,擔任過立法院長劉健群的秘書。父親是好人,對他的黨忠心耿耿,1949年之前他還有政戰少校身份。我小學時,有次父親難過地說起對「老頭子」(蔣介石)的不以為然,那天好像是外國元首(或政黨領導人)來台灣訪問,蔣介石因身体不適,由宋美齡代為會見。父親說,如果總統有事,應該是副手代理,怎麼可以讓「太太」出面,這是破壞体制。他那時心緒低落,可能聯想到國民黨必然衰敗,反攻大陸無望。這事情我記得很清楚;也許是它促使我不像別人那樣迷信老蔣,並討厭看到人們對他的肉麻吹捧。

另一件事叫我印象更加深刻。父母親是隻身逃難,在台灣幾乎沒有親戚,與我家最密切的是表姑丈,他經常來吃飯聊天。表姑丈為人謙和正直,學識豐富,在大陸原本學農業,戰亂中加入國民黨軍隊,擔任政戰中校。我曾問他的工作是什麼,表姑丈說:與導彈有關。現在我回想,他應是辦理思想檢查或人事安全方面的業務,屬於國民黨信得過的人。孩童時的我,常被他帶進「陸軍總部兵工署」玩耍,每到中午,我和弟弟去餐廳拿不鏽鋼盤子,同軍官們一起吃自助餐,這是我們幼年最快樂的事情。

小時候,家裡來了很多客人,一位長輩問我:「你長大以後要做什麼?」我立刻驕傲地大聲說:「要當軍人!」這是老師和政府給的標準答案。萬萬想不到的是,母親與表姑丈一同轉頭,嚴厲訓斥了我,身為軍官的表姑丈尤其嚴肅,用我從未見過的臉色告誡道:「絕不能有這種念頭!」我那時年紀小,受到驚嚇,隱隱覺得這個世界十分可怕。

如此不經意的幼年小事雖使我思想變得混雜,然而感謝上天眷顧,它們還真的救了我的性命。我以前學習成績不好,社會經驗缺乏,但對於政治,卻是有一點早慧的。

讀初中時,我們家在台北六張犁,靠著山邊,再向上走就是「福德公墓」。某天我推著腳踏車,去找師傅修理,那店門口站了一個喝得半醉的退伍老兵,他手拿酒瓶,口齒不清地跟我說話,亂扯許多七七八八的事。後來他又說,我看起來很聰明,他有別人不會的功夫(或法術),願意教我,要我去他家。我按捺不住好奇心,跟那人走了。

沿著山坡蜿蜒而行,路上沒有其餘人,甚是荒涼,直走到一個孤零零的破舊木頭房子。他打開門先進去,我突然有些遲疑,也可能是什麼力量攔阻了我。他在屋裡招手叫我入內,我立於門邊,不知該不該聽從。一陣子後,他不耐煩,略帶凶狠地罵我:「你這什麼都不懂的小孩,我是很了不起的啊。我比別人厲害呀……」。他伸出右手掌到我面前,高聲說道:「你看看,看看,這個手,這是蔣總統握過的啊!我在XX年XX事情,上台領獎,總統握我的手。是總統啊……」。

我立時意念已決:「什麼蔣總統,算什麼東西。」那年我14歲,已查覺蔣介石是個嚴重侮辱人民的獨裁者;較為長大後,眼看眾多的精英分子,如張曉風等,撰文對他感恩戴德大唱讚歌,我實在不知道我和他們之間,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異。

當時自己轉身逃離那破爛屋子,下山的路我走得很慢,天色已經昏暗,我心中明白這是多麼恐怖,雙腿發軟,幾乎不大能邁步了。幾十年過去,此事從不向任何人說起,因為只要一開口,可怕的感受即刻回來。由於這個經歷,我不全然排除超自然的存在,雖然同時也認為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極寶貴的精神財富。我那些長久友誼的同志們,都是無神論者,他們覺得我的宗教觀點有些難以理解。

1970年代的淡江,受左翼影響的青年約四、五十人,可分為三個群組。一是我們時研社;二是王津平的一批學生,像楊祖珺(英語系)諸位,分佈在各社團;還有文理書店「石伯伯」帶領的若干人。這類同學的特點是:支持鄉土文學、讀《夏潮》雜誌、關心勞動階級、厭惡國民黨、反對帝國主義、主張中國統一。

王津平有《淡江周刊》作為地盤,又與許多學生團体關係良好,或擔任社團的指導老師,所以他做事最方便,可以和我們分進合擊。有些不適合「時研社」出頭的事,就由其他友好社團去辦理。王津平在淡江宣揚鄉土文學、推展民歌運動、做社會調查、山地服務、連繫《夏潮》、與黨外勢力掛勾。年輕人喜歡找他說話,王老師的辦公室、宿舍,時時可見學生出入;他精力充沛,又有十足的耐心,很讓人佩服。後來「時研社」被叛亂案牽連,他以教師身份對我們做了一定的保護。

石伯伯的名字叫石滄庚,他兒子是文理書店老板,也是淡江老師,教過我「大一物理」。我三年級時聽同學說起:「書店裡多了一位阿伯……」。從他們的話語中,這位長輩似乎頗有不凡。後來我去書店,看到一長者坐在櫃台,年約60,身子不高,精瘦有神,像是樸素的勞動者。那天有幾個客人買書,我聽他跟顧客的應對,發覺其說話得体,顯露大將之風,是經過世面的人物。他係本省籍人士,但以那般年紀,普通話却相當流利,這十分奇特。

書店僱用了若干淡江同學,擔任「工讀生」,我聽說石伯伯常與他們談話,並且付出關懷。後來有人告訴我,他會在工作中訓練人,引導青年們建立正確的世界觀。關於石伯伯其餘的事,我未加留意。

畢業以後,有天在朋友家,我又遇見了石伯伯,儘管我們原本並不相識,那天他卻對我說了許多的話。石伯伯生長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二戰時被強迫編入日軍,派往中國大陸江浙一帶,同時跟國民黨、中共的新四軍[30]作戰。他看到國民黨太不像話,而新四軍英勇抗日,為群眾服務,真正是人民的子弟兵,於是他從日本部隊逃亡,投奔新四軍[31]。石伯伯在抗日隊伍裡成長,勝利後自願回到故鄉台灣,為中共工作,不幸被蔣政權逮捕。我大三那年他才出獄。

石伯伯講述的故事確實精彩萬分,讓我非常感動。當年是戒嚴時期;一年之後我去找王津平,向他建議:我們應該幫助石伯伯寫出回憶錄,以教育後人、對蔣政權做鬥爭。王津平說,石伯伯為了協助「黨外」搞民主運動,到宜蘭推銷《自立晚報》[32],前不久因車禍去世。另外也有人告訴我,石伯伯在大陸加入中共,幸虧他是被「單線領導」,國民黨不曉得這一段,所以沒判他死刑。我與石伯伯只有一次短暫的相處,但我很懷念他。

現今,台獨思潮得到了很大的擴張,時研社同志們對重要問題的想法,仍維持當初的方向,是有比較消極的,但沒聽過誰改變了立場;其餘那些受左翼影響的同學則不然,他們多已轉而傾向台獨,有幾位還成為分裂勢力的要角。看來,我們社團確有特別之處。

時研社注重學習,成員具備了基本的理論思維能力,而且不以民族主義為出發點;面對台獨論述的攻擊時,光靠民族主義,是反不了台獨的。一般群眾只是跟風,人云亦云,是「隨大流者」,在當前分裂主張已成多數的情況下,一個沒有中心思想的人,是很難不生疑惑、不被動搖的。同志們一貫有獨立思考精神,敢於捍衛自己的觀點,不怕被誤解,不怕被另眼相看,當年在學校就敢反對專制,如今自然不會被台獨的聲勢所嚇倒。

 

【文化大革命】

時事研習社的同學們之所以走上社會主義思想路線,從根源上來看,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王津平發揮了很大作用,陳映真的理念、以及《夏潮》雜誌,也在引領我們。對於生命中最重要的兩件事:究竟什麼是真理、要為真理而鬥爭,同志們是真誠對待的。我們雖仍帶著學生的幼稚,但志向和思路,已然成形了。

1966年由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是近代中國史、世界史的重大事件,被嚴酷密封的台灣島上,僅有極為零星的人,了解這個運動之意義。淡江大學的時研社,是文革在台灣的最後一代,特別的是,這些同學是作為一個群体在發展著。他們受到文革的召喚,密切地生活,共同學習,進行自我教育和社會實踐,於其各自的生命中,留下深深刻痕。其中最認真、走得最遠的是蔡裕榮和宋東文,二人後來走上革命的道路。

有人對文革做出概括:思想是光輝的,實踐是錯誤的,結果是災難的。時研社萬分幸運的是,既吸收它的合理因素,又避免了文革的負面效應。那時已是林彪事件之後,陳若曦的反映文革經驗的小說《尹縣長》也出版了,這場政治運動之荒謬、破壞的一面,業已為人所知。由於海峽兩岸的隔絕,造成傳播過程中的時間落差:文革思想從大陸到美國,再由留學美國的王津平帶回淡江之時,它的實踐,在其策源地已趨向破產。這使得我們較能讓頭腦保持清醒,少犯錯誤。

如今看來,時研社受文革的吸引,是理所當然。那個年代能夠思考的年輕人,處於不同程度的精神壓力之中:心裡有一股焦慮或憤怒,思想上却找不著出路,既感到生命力的萌動,又覺得困頓飄蕩。蔣家王朝想收編他們,把活躍分子納入國民黨的軌道,可是該政權太過腐朽反動,因此達不到目的,它自己根本就是進步青年的對立面。法西斯主義原是能鼓動學生的,蔣介石早已抄襲希特勒那一套,但他搞的是殘廢的法西斯,只能用來對付國內人民,不敢向外抗衡強權。從共產黨叛離出來的蔣經國,模倣「共青團」,辦了個「救國團」,也拿不出有水平的東西,只好做所謂的「團康」。我有兩次參加救國團活動,見識過它的團康模式——男生女生一起做遊戲,把場面撐得大大的,外表是熱熱鬧鬧,實際上沒有精神內容。無怪乎台獨勢力興起後,立刻把青年們席捲而去。

大二的一個晚上,我在「松濤館」小路邊遇到宋東文,他眼神渙散,臉部表情怪異,使我驚駭。我問蔡裕榮怎麼回事,他說,宋東文苦悶時,會吸強力膠。我很同情宋的處境,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受壓抑的,都被迫帶著精神的枷鎖。

某些同志嘴邊掛了口頭禪,這是心情苦悶的徵兆。宋東文最慣常說的是「他在精神層面上是個妓女!」語氣中帶有憤恨。少數朋友會講粗話,我覺得這現象不好,刻意避免。一天,我發現自己也有口頭禪,只是沒說出聲,而是講在喉嚨裡。國民黨的謊言舖天蓋地而來,只要看到、聽到那些鬼話,我自然在心裡說:「還在騙!還在騙!」每天不自禁地說上好多次,約略有蒼涼之感,因為不知道這種日子的盡頭在哪裡。我討厭這種習慣,但怎麼樣也戒除不掉,時間日久,那三個字變成最熟悉的發音,超過我自己的名字。一直到今天,我如果在網路上同別人談論,就用那三個字的諧音作為筆名。

當年我們尋求有高度的、批判性的理論,特別是能呼應青年學生之熱情,並能回答其追問;由王津平介紹進來的文革思想,正好符合需要。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等論述,對同志們是人生觀、世界觀很好的教導。他勉勵祖國的少年一代:「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毛自己就是熱烈而浪漫,「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在他的提示下,我們看到一個清清朗朗的人生方向。

毛澤東強調:要除掉頭腦中的剝削階級思想;應由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上層建築;知識分子要改造自己,到群眾中去,向勞動人民學習。我們對這些觀點十分敬佩。毛是愛國主義者,卻不是民族利己主義者,他盡其所能地援助第三世界;他考慮的許多問題,是為了全人類的解放,並不單單為著中國。毛也受到各國革命者的尊敬。這是很好的國際主義教育,讓我們獲益良多。

因著文化大革命的啟迪,同志們重視「勞動」的意義:是勞動創造了人,是勞動使人區別於其他動物。我們找機會去打工,學習作工人階級的一員。三年級時,正逢王津平結婚,時研社送王老師一個鋤頭作為賀禮。不過,年輕學生難免思慮欠周。某天我們去拜訪李慶榮,他家客廳擺放著莫札特的唱片,我拿到電唱機播放出來,周威仲或許從階級觀點出發,不能接受我愛聽古典音樂,立刻把它換成台語民謠。諸如此類也是一種教條主義,只是並不嚴重。

儘管文革使人疑慮,毛澤東仍是值得欽佩的,在我們眼裡,他是了不起的偉人。毛始終站在人民大眾一邊,向強權做鬥爭。他立志要消滅一切壓迫與剝削的根源,即使革命成功,中共成為執政黨後,對於他年少時的革命初衷,毛也沒有忘記。當他認為共產黨已腐化變質,就毅然號召人民再次革命,把自己辛苦建立的政權予以打倒。這種徹底的革命精神,是前無古人,也是世界唯一。

毛說過的一些名言,同志們經常引用:「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等等。毛的話語和事蹟,改善了我的精神素質。原本讀魯迅時,我們見到那個不忍背棄的沉淪的中國,覺得逃避民族責任是羞恥的,但在魯迅身上看不到希望;他讓人沉重。而毛澤東則以出類拔萃的膽略,為全世界受欺壓的人們,指出一條成功之路:面對強大的敵人,要敢於藐視它;一切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反抗者若僅憑著自身的義憤,固然毫無可能取勝,然而只要依靠人民,就一定能夠勝利。毛親自做了以弱勝強的示範,他教給我們的是信心和勇敢。

時研社成員會被革命理想所啟發,也有其本身條件。我感到,他們具有正義的秉性,對於不合理事物有強烈的反對意識,近似梁啟超所說的「多眼淚、多血質之男子」。我只是中人之資,各個領域皆表現平平,在我的人生價值觀方面,還算有進取之心,是受益於一位高中同學。他給予的教導,是我一直銘記的,我很願意把它寫下來。

這位同學是葉XX,與我高二同班。我那時成績很差,二年級期末考前,數學和英文已確定不會及格,按規定我將無法升上高三。英文考試的前一天,全班同學專心地埋頭苦讀,我則情緒低沉無心看書。正巧葉XX經過我的座位,他見我呆坐,就問為什麼。我回答道:再怎麼讀也沒有用,註定要留級,除非我能考80分以上,而這是絕不可能的,自己只有二、三十分的程度。葉想了一下,說:「你不要擔心,我有辦法。明天考試時,我在考卷上寫你的名字,你寫我的名字。」我很詫異他會主動義助。葉XX品學兼優,與我認識不到一年,並無深交。

我照著他的方法做了。那學期我英文勉強過關,就這樣逃過了留級的命運,葉XX本來英文很好,但期末考遭我拖累,反倒是不及格。我受他的大恩,因為年輕,不知如何表示心意,並未向他道謝,之後我們依舊是平常的同學關係。葉XX原是活潑開朗,那次成績公布後他變得沉默。這件事只有另一個同學知道,他指責我,說我對不起葉XX;葉本來可拿到獎學金,被我害了。

其實以葉XX的付出,相較於擔負的風險,他之失去獎學金,還只算小事一件。葉XX向來表現優秀,要以那樣難堪的分數,去面對父母師長的責罵與誤解,是很不容易的,尤為艱難的是,這個舉動風險極大,很可能被嚴厲懲罰。我想,英文老師對我們二人的成績,應該也覺得異常,只是不會想到,學生中居然有如此偉大的心靈,甘願為不相干之他人做出犧牲。我一生中,所遇到的具備高貴氣質的非凡人物,如葉同學者,有若干位。正是由於這些榜樣在自己面前,使我不得不盡力跟隨,以免羞愧。

 

(待續)

 


註解:

[1] 大陸和台灣。

[2] 當時名稱為:淡江文理學院。

[3] 那些參加「保釣」運動的學生,後來有人被逮捕,或被學校退學。

[4] 連附近「銘傳商專」(現在的銘傳大學。當年是女子學校)的女同學也參與。

[5] 丁盛(1913—1999),江西于都人,1930年加入紅軍。解放戰爭時,屬於第四野戰軍,是林彪部下,之後擔任54軍軍長。1962年中印戰爭爆發,丁盛指揮130師擊敗印軍主力第4軍,被稱為「瓦弄大捷」。1968年(文化大革命時期),丁盛擔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後來由於他與「四人幫」的關係,在1982年被開除黨籍。

[6] 那時的台灣新聞媒体,每當提及中共人物,都要加個「匪」字,如:周匪恩來、鄧匪小平,或簡稱為周匪、鄧匪。在公開場合,如果有人說「周恩來」,則會引人側目,被認為「思想有問題」。

至於大陸上的知名人士,若不是中共黨員,比方徐悲鴻,則媒体會加一「逆」字——徐逆悲鴻,簡稱「徐逆」。倘若是蘇聯官員,如:伏羅希洛夫,則稱為「伏酋」;但有一例外,稱呼史達林(斯大林)時,則不能用「酋」字,要叫「史魔」。所以國民黨對共產黨那邊的人,分為匪、逆、酋、魔四類,在宣傳上絕對不許弄錯。這種把文字搞成符咒化的作法,係封建時代常有的現象;有人說,蔣家王朝是「封建法西斯」,我看是有道理的。

[7] 目前宜蘭縣政府把大湖建設成「大湖風景區」,位於員山鄉。大湖四周分別命名為:湖東村、湖北村、湖西村,以及「逸仙村」——不能稱為「湖南村」。

[8] 當時曾有人因向別人訴說思念大陸上的家鄉,被羅織構陷而入獄,且遭處決。

[9] 例如:中共為了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長,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規定「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孩子」,但大陸有人因觀念落後,為了能得到男孩,甚至做出溺死女嬰的事,這是違反法律的犯罪行為。然而國民黨故意誤導台灣民眾,竟然宣傳「中共殺女嬰」、「大陸人殺女嬰」。再舉一例。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編寫的「國民中學公民課本」,居然寫著:中共在大陸上「奸淫婦女」。

[10]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簡稱;在戒嚴時期,是人人聞之色變的特務機關。有報導說:警總辦理的「叛亂案」有29,407件,且不包括暗殺之類的「無頭案」。(1984年「劉宜良」案發生後,情報局高官陳虎門公開承認:情報單位一向有這種(暗殺)任務。)

[11] 彼得是耶穌的大弟子、在世間的接班人。對周聯華而言,耶穌是上帝,所以把蔣介石比喻為彼得,已經崇高到無以復加。

[12] 那時越南尚未統一,分為北越和南越。南越政權是美國所支持的。

[13] 1928年,毛澤東(當時擔任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黨代表、兼紅四軍軍委書記)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向工農革命軍頒布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為紅軍制定的這個紀律,後來長期實行,成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

[14] 「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是指: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及相應的政治法律制度、組織和設施的總和。

[15] 例如,對於前往「壽堂」鞠躬祝壽的師生,學校方面當場發給一包方便麵,作為獎勵,因此誘使不少人重覆排隊行禮,取回一堆禮品。那時在宿舍裡,常看到有學生拿著方便麵,互相炫耀。

[16] 即魯迅、老舍、巴金、曹禺等人的作品。

[17] 原為1939年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的演講,之後出版發行。本書是中共的重要文獻,是劉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主要著作。

[18] 指美國(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

[19] 蔡孝乾(1908—1982),台灣彰化人,是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人。

蔡在日據時期參加「台灣文化協會」,擔任公學校代用教員。他前往大陸「上海大學」就讀,之後回到台灣。1928年蔡又去大陸,經漳州到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參加中國共產黨,隨紅軍長征。抗戰勝利後,蔡回台灣發展中共組織,於1950年被國民黨逮捕後投降,並供出中共在台人員,使共產黨地下組織完全瓦解。後來他出任台灣「軍事情報局」研究室副主任(少將)。

[20] 例如,據知情者說,李慶榮(《中國時報》記者,因主張民主改革,被國民黨迫害,坐牢多年)的被捕,就是中了「引蛇出洞」的圈套。一個特務先創辦《富堡之聲》雜誌,該刊物偽裝進步,誘騙李慶榮與它連繫,然後特務機關找機會羅織李的罪名。

[21] 「托派」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簡稱。該主義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1940,俄國人)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他自認為是列寧主義者、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主張建立先鋒隊政黨、有必要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不斷革命」。托洛茨基主義因為對「國際主義」等原則的堅持,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中的左翼。

[22] 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0–1950),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1929年,她作為德國《法蘭克福報》特派記者來到中國,在上海工作、生活了7年。著作有《中國人的命運》、《中國紅軍在前進》、《偉大的道路》等。

[23] 反修:反對修正主義。主要指當時的蘇聯。

[24] 當時台灣小鎮的景觀,與現在有很大不同。那時沒有24小時營業的便利商店,也不一定有路燈;夜裡往往是漆黑一片,膽小的人甚至不敢出門。

[25] 這首歌的正式名稱是:〈我的祖國〉,係電影《上甘嶺》的插曲。

[26] 陳鼓應,原為台灣大學哲學系教師,因提倡民主改革、反帝愛國,1972年與王曉波等多人受到國民黨迫害。

[27] 戒嚴期間,有人拿一本海外雜誌給朋友看,這樣就被判刑七年。《聯合報》2008年1月2日第一版登載:「……陳先生帶著兒女和媽媽到『台灣民主紀念館』。他伯父當年在水泥廠做事,只因同事給幾本書,連看都沒看,就被抓去槍斃。」在白色恐怖時代,這種事情是可能的。

[28]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組建「國民軍」,一般稱為「西北軍」。1927年參加國民黨的北伐,改稱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

[29] 蔣介石的嫡系部隊。

[30] 抗日戰爭時期的人民軍隊,領導人為葉挺、陳毅等。全名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31] 浙江省樂清市《樂清日報》曾刊出一篇文章:〈兩名日軍翻譯投奔抗日隊伍〉,摘錄於下:……一名是石滄庚。1944年10月22日夜,前哨情報站情報員葉進昌、葉阿煥帶著一名身穿青色對襟便裝的男子,到城南南草垟的警四中隊政工室駐地,政工室主任黃中勝接待了他們。原來這名男子是一名日軍翻譯,名叫石滄庚,30歲,來自台灣。10月20日,石滄庚離開停泊在七里港裡的日艦,脫掉軍裝,換上便裝,一路打聽,尋找抗日部隊,在南岸村被前哨情報人員發現。據石滄庚的口述材料和談話筆錄記載,他是一年前被日軍抓到大陸來當翻譯的,因不忍看同胞慘遭日軍殺害,又瞭解到此地有抗日軍隊,故冒死前來尋找。他家有父母、妻子和兩個孩子。他說,不等到台灣收復我是不想回家的,並說,如果中國軍隊裏頭有工作,無論怎樣的辛苦他也願幹。他還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我想傳達我喜悅的心情……我把僅有的能力全部貢獻給國家民族,即使我死了,我的精神也不會終止,與國家民族同存……如今我們勝利近在眼前,爲使這一勝利早一刻來到,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應該同心協力……」。

[32] 當時台灣唯一比較同情「黨外」、標舉「本土」的報紙。

 

發佈日期:2017/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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