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十月革命一百週年(1917-2017):東方殖民地問題、民族自決與「統一」的辯證 ——在台灣「重新思考社會主義十月論壇」上的引言

紀念十月革命一百週年(1917-2017)
東方殖民地問題、民族自決與「統一」的辯證
——在台灣「重新思考社會主義十月論壇」上的引言
◎吕新雨

 

十月革命前後,列寧大量思考並在國際社會主義陣營中辯論和闡發民族問題。對於列寧來說,帝國主義時代和一戰把在先進國家反對沙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鬥爭任務提出來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為反抗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而進行的戰爭,作為「保衛祖國」的獨立、解放的民族戰爭,是爭取民主的戰爭,社會主義者應該支持,否則就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沙文主義者。這個意義上的國家獨立不能用「文化民族自治」來代替,民族自決必須同資本主義發展的帝國主義時代聯繫起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支持把人類分成諸多小國的現象,而是恰好相反,社會主義的目標是要消滅民族隔絕狀態,促使各民族融合,應當把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同壓迫民族的工人團結一致和打成一片擺到首位,民族自決的目的不是分離而是民族融合。無產階級只有承認民族自決權,才能保證各民族的工人充分團結,才能促進各民族真正的民主接近。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整體利益高於民族自決,這是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要警惕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把民族解放的口號變成欺騙工人的手段,與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達成反動的協議。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一項重要的改變世界和中國革命歷史格局的議題就是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由此,東方殖民地問題歷史性地上升為打破戰後凡爾賽體系的重要動力。

列寧在大會上提出並報告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第一次明確地把凡爾賽體系之後的世界在政治上劃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兩大陣營,「帝國主義階段的特點,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就是現在全世界已經划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人數眾多的被壓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數擁有巨量財富和雄厚的軍事實力的壓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數都屬於被壓迫民族,他們的總數在10億人以上,大概是125,000萬人。我們把世界總人口按175,000萬計算,他們就佔世界人口的70%左右,他們有些處於直接的殖民地附屬地位,有些是象波斯、土耳其、中國這一類的半殖民地國家,還有一些則是被帝國主義大國的軍隊打敗,由於簽訂了和約而深深地陷於附屬於該國的地位。[1]這是大會的第一個指導思想。

第二個指導思想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之後,各民族的相互關係、全世界國家體系,將取決於少數帝國主義國家反對蘇維埃運動和蘇維埃俄國的各個蘇維埃國家的鬥爭。忽略這一點,就不能正確地提出任何民族與殖民地問題。

第三點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運動來說:任何民族運動都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因為落後國家的主要居民群眾是農民,而農民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關係的代表。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不同農民運動發生一定的關係,不在實際上支持農民運動,實行共產主義的策略和共產主義的政策就是空想。農民蘇維埃、被剝削者蘇維埃這種形式不僅適用於資本主義國家,也適用於前資本主義國家。在落後國家和殖民地,共產黨和準備建立共產黨的人完全有責任普遍宣傳關於農民蘇維埃、勞動者蘇維埃的思想,只要條件允許,就應該立即設法建立勞動者蘇維埃。

剝削國家和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有相當親密的關係,所以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往往是一方面支持民族運動,一方面又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妥協,也就是同他們一起來反對一切革命運動和革命階級。唯有注意這種區別,把「資產階級民主」字樣幾乎都改為「民族革命」才是正確的。只有在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時候,不阻礙我們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群眾的時候,共產黨人才應當支持這種運動。否則,共產黨在這些國家裡就應該反對與第二國際同類的這些改良主義資產階級。共產國際援助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民族運動,只能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是各落後國家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名義上是共產黨)的分子已在集結起來,並且通過教育認識到同本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作鬥爭是自己的特殊任務;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但是不要同他們融合,要絕對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即使這一運動還處在最初的萌芽狀態也應如此。

上述三條指導思想其實是理解和解釋二十年代中國共產黨成立、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從聯合到破裂這一系列複雜關係的鑰匙。離開這些綱要,我們對這段歷史的解釋就會淪為共產國際或蘇俄(聯)「陰謀論」的泥沼。

在《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準備的文件(1920年6—7月)》之「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列寧在第8條中提出蘇維埃聯邦制的構想:

共產國際在這方面的任務,是進一步地發展、研究以及通過實際來檢驗在蘇維埃制度和蘇維埃運動基礎上所產生的這些新的聯邦國家。既然承認聯邦制是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那就必須力求建立愈來愈密切的聯邦制聯盟,第一,因為沒有各蘇維埃共和國最密切的聯盟,便不能捍衛被軍事方面無比強大的世界帝國主義列強所包圍的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生存;第二,因為各蘇維埃共和國之間必須有一個密切的經濟聯盟,否則便不能恢復被帝國主義所破壞了的生產力,便不能保證勞動者的福利;第三,因為估計到建立統一的、由各國無產階級按總計劃調整的完整的世界經濟的趨勢,這種趨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已經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必然會繼續發展而臻於完善。[2]

在列寧看來,各民族的平等與自決是通往世界社會主義聯邦的必由之路。1922年12月30日,蘇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聯盟條約》和《聯盟成立宣言》,宣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1924年1月31日,蘇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確認蘇聯為統一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的聯盟國家。蘇聯的成立本身並不遵從一般意義上民族國家的邏輯,而是一個世界大同的普遍主義構想。為了克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列寧堅持要讓1918年來建立的各個蘇維埃共和國以平等地位納入聯邦結構,這個聯邦的名字應該是「歐亞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但是在蘇聯憲法通過之前,列寧與斯大林有過一場涉及憲政的重要爭論。斯大林提出的方案是各少數民族共和國作為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決議案。而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提出在不設統一的凌駕在共和國之上的行政中心的前提下,成立一個共和國聯盟。而格魯吉亞當時是孟什維克當權,這是列寧與斯大林爭論的焦點,雖然斯大林是格魯吉亞人,但是列寧認為斯大林的方案有大國沙文主義傾向。斯大林堅持認為十月革命之後,建議一個軍事、外交和經濟統一、同時各個共和國保留自治權的獨立的民族共和國是必然的,否則極易導致分離和武裝干涉。在這個意義上,要反對自由民族主義的自發勢力對統一的不利作用。列寧則提議把各個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變成「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一起正式聯合成歐亞蘇維埃共和國聯盟」,俄羅斯蘇維埃聯邦與諸自治共和國平等加入。最後的妥協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為蘇聯的正式命名,但是,這一嚴重爭論直接影響了列寧在遺囑中對斯大林的評價。

1922年11月30日,在斯大林最終主導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有權批准統一的蘇聯國家預算,列寧沒有再反對。其實,後來在眾多的聯邦共和國中,只有俄羅斯沒有自己的首都,也沒有自己的共產黨組織。有學者比方說,若將蘇聯的組織形式比作共用的公寓,每個聯邦共和國都有自己獨立的房間,而俄羅斯卻只佔有過道、走廊、廚房和浴室,而沒有自己獨立的房間。在蘇聯體制下,俄羅斯向單一民族獨立發展的潛能甚至還比不上過去。[3]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受到新的共產黨統治者們最差待遇的民族要數俄羅斯了。儘管他們擁有自己的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然而其大部分地區卻是非俄羅斯的自治領地。這樣的格局在整個西伯利亞、伏爾加河地區以及由此往東南方向延伸至中亞的大片區域甚為普遍。在這些地區,即使當地民族人數甚微,又或者遭到當地俄羅斯人的強烈反對,蘇聯政府仍以當地民族的名義建立起自治共和國(又或者根據當地民族的規模和重要性,稱之為自治區)。這足以說明在早期的時候,蘇聯仍然致力於國際主義的建設,並期望借此與舊俄羅斯帝國和俄國沙文主義劃清界限。[4]

蘇聯作為統一國家的解體也正在於1991年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批准建立單純的俄羅斯稅收體系的那一刻。[5]事實上,斯大林和列寧在原則性問題上並無分歧,不同在於斯大林必須更多地與現實情況與問題妥協,這些妥協因此模糊了後世對斯大林的評價。

兩個世界的劃分以及蘇維埃聯邦的構想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它鮮明地體現了列寧主義在一戰後的世界主義圖景,即建立在反抗世界上少數壓迫民族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與世界蘇維埃聯邦運動相結合,——這樣一種世界大同的政治遠景基礎上。

斯大林的歷史使命是讓這樣的世界大同的政治藍圖盡可能在現實的扭曲、矛盾與妥協中得到落實。在民族自決的基本原則方面,列寧和斯大林其實高度一致。1913年,曾被沙皇列為禁書的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得到了列寧的高度評價。托洛茨基甚至認為這篇文章是靠列寧啓發和修改完成的,但是他也承認這是斯大林最鋒利和最重要的理論文章。[6]文中從階級與社會主義關係的視角對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鮑威爾的「民族文化自治」派、崩得派等的批判,也延續了列寧的觀點。斯大林主張用「區域自治」代替「民族自治」:區域自治不是把人們按民族劃分,不是鞏固民族壁壘,相反地,是打破這種壁壘,把居民統一起來,以便為實現另一種劃分即按階級劃分開闢道路。斯大林宣稱在一切方面(語言、學校等等)實行民族平等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必要條件。因此,必須在國家完全民主化的基礎上頒布全國性的法律,無例外地禁止民族享有任何特權,禁止對少數民族權利加以任何妨礙或限制。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實際地而不是紙上空談地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民族有權按自治原則處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權分離。但這並不是說它在任何條件下都應當這樣做,也不是說自治或分離無論何時何地都有利於該民族,即有利於該民族中的多數,有利於勞動階層。

但是如何解決才最符合於勞動群眾的利益呢?自治,聯邦,還是分離呢?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要根據該民族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解決的。

不僅如此,條件也和其它一切事物一樣是變化著的,因而在某個時期是正確的解決方法,在另一個時期也許是完全不可以採納的。

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曾主張俄屬波蘭分離,他是正確的,因為當時的問題是要把較高的文化從破壞它的那種較低的文化中解放出來。當時這個問題不是單純理論上的問題,不是學院式的問題,而是實踐中、實際生活中的問題……

十九世紀末葉,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卻反對波蘭分離,他們也是正確的,因為近五十年來俄國和波蘭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它們在經濟和文化方面接近起來了。此外,在這個時期,分離問題已由實踐的問題變成至多只能引起國外知識分子注意的學院式的爭論問題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從此就不會出現某種內部和外部的情況,使波蘭分離問題重新提上日程。

由此可見,民族問題只有和發展著的歷史條件聯繫起來看才能得到解決

某個民族所處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條件便是解決該民族究竟應當怎樣處理自己的事情和它的未來憲法究竟應當採取什麼形式這種問題的唯一關鍵。同時,很可能每個民族解決問題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如果在什麼地方必須辯證地提出問題,那正是在這個地方,正是在民族問題上。

……

再說一遍:以具體歷史條件為出發點,把辯證地提問題當作唯一正確的提問題的方法,——這就是解決民族問題的關鍵[7] (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蘇聯成立後,除了大力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外,政府還派出語言學家,幫助那些沒有文字的民族創造民族文字。到20世紀30年代,蘇聯政府先後給52個沒有文字的民族創造了文字,用67種民族語言進行電台廣播,用50種民族語言上演戲劇,用55種民族文字印刷報紙,用46種民族文字發行雜誌,用52種民族文字出版中學教科書。在民族地區創辦學校,建立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體系。[8]這些都應該是視為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理念的實現。這些理念後來在新中國民族政策的制定與實踐中,獲得了長久的回響,也是遺產,它其中包含的社會主義因素,需要在今天中國民族矛盾與危機狀況下重新理解,而不能簡單否定。特別是今天中國民族矛盾開始上升的情況下,一種主流觀點把問題歸咎於蘇聯和斯大林影響下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但為什麼是今天,而不是毛澤東的七十年代之前,中國的民族矛盾強勁上升呢?蘇聯的解體,究竟是基於列寧和斯大林構想和實踐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體制本身,還是因為更複雜的世界政治經濟力量的鬥爭使得這一構想最終無法實現?這些都需要更深刻地追究。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從構想到實踐,是以理論和實踐的互動作為二十世紀新的世界大同的政治體制探索而存在的。它的成功與失敗,也應該在此基礎上總結和批判。簡單地把蘇聯等同與帝國,把斯大林等同於沙皇,正是、也必須是以掩蓋這一事實為出發的。

今天俄羅斯某些對列寧與斯大林作為國家內奸與「叛徒」的指控,是如何在邏輯上與中國翻案史學從國家利益角度對蘇聯的控訴相互配合呢? 這樣的矛盾或悖論,又該如何解釋?如果不背棄社會主義,就必須承認民族自決權,這是帝國主義階段下,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前提,這一政治主張正是當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墮落為社會沙文主義時,第三國際對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堅持與發展。列寧創立的第三國際正是要在被壓迫的東方世界開闢社會主義革命,它必然是一種國際主義視野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的結合。通過與歐洲社會沙文主義堅決鬥爭而獲得發展的列寧主義,當然不能用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來權衡。

列寧和第三國際信奉和發展的政治理念的正是《共產黨宣言》中的政治信念:

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

……

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

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

 狹隘的民族主義從來就不是社會主義的政治訴求,歐洲社會沙文主義和帝國主義都是社會主義的敵人,這是列寧主義的歷史貢獻,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被壓迫人民的民族自決與民族解放運動才構成列寧主義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即民族成為殖民地人民解放的動力和主體,民族主義也正是在與社會主義結合的意義上才是具有正當性的。這一經典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與民族理論相結合的視野在後「冷戰」時代的逐步喪失,正是這個時代危機的表徵。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理解林書揚先生所說的「有了統一才能自決」。在他看來「中國的再統一乃二次大戰後民族自存和發展中的一個大課題」,[9]「工運、統運同樣具有解放運動的本質。工運是抵抗不當的階級壓迫的運動,而統運則為抵抗不義的民族壓迫、外來壓力的運動,兩者同為當前台灣社會現實境況下的‘有理’運動」,[10]但是這兩者的同質性,並不保證其同時性,策略的、辯證地理解這兩者恰是關鍵。在此意義上,林書揚先生不僅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同時也是列寧主義的繼承者,是十月革命的傳人。

我想,這就是我們今天在台灣紀念十月革命一百週年的意義。

 

2017年10月14日,上海。

 

注釋:

[1]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文獻》,《列寧全集》第39卷,第229-230頁。

[2] 列寧:《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準備的文件(1920年6—7月)》,《列寧全集》第39卷,第162-163頁。

[3] (英)傑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俄羅斯史》第3卷,李國慶等譯,第421-422頁,南方日報出版社,2013年。

[4] (英)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俄罗斯史》第2卷,李国庆等译,第418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

[5] (俄)斯維亞托斯拉夫•雷巴斯、葉卡捷琳娜•雷巴斯:《斯大林傳:命運與戰略》,吳昊、張彬譯,第33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

[6] 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第219-226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

[7]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1-358页。

[8] 杨玲:《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错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2期,第114-115页。

[9] 《有了統一才能自決》,《林書揚文集(三)》,台北:人間出版社,2011年,第35頁。

[10] 《馬鳴風蕭蕭——敬答<民進報>週刊社論》, 《林書揚文集(三)》,台北:人間出版社,2011年,第44頁。

 

呂新雨為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康奈爾比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院長,特別感謝作者授權賜稿。

 

論壇重溫

 

發佈日期:2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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