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創造有利的農貿規則環境── 回顧WTO第六屆部長級會議 （2008. 07. 04 《新國際》）
作者：賴幸媛
WTO第六屆部長級會議於2005年12月13日到18日在香港召開，我全程參與，不僅在議場內積極涉入官方部門的討論，也時常運用會議空檔，走出會場，繞過戒備森嚴的香港警力，來到場外的抗爭現場，走入群眾，聽取來自全球各地非政府組織（NGOs）的聲音。港府開放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港人簡稱「維園」）做為抗議團體集結和活動的場域，我多次從議場徒步到維園，坐在空曠的大草地上，或者聆賞各國團體所帶來的另類民俗風的音樂、舞蹈，或者聽取一場慷慨激昂的座談。有時候，我甚至會夾雜在遊行示威的人潮當中，伴隨著色彩繽紛的旗幟和抑揚頓挫的口號，向會場邁進。
場內、場外合看，才是完整國際社會
我當時雖然是以台灣官方代表的身分與會，然而，我認為除了場內冠蓋雲集的會議之外，場外的民間聲音，還是需要用心去理解。尤其是自從1999年西雅圖會議招引來龐大示威人潮以來，世貿組織所召開的任何一個大型會議，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會出現蜂擁而至的「外場」人潮。而「外場」的強勢干擾，甚至足以延燒到「內場」，破壞大會預設的進程。WTO成為全球性的抗議標的，顯示當今的國際經貿規則確有值得檢討的空間，而對於自由市場全球化的概念，也值得我們做更深刻的對話和省思。台灣做為WTO的第144個會員體，固然是已進入「內場」，對於這種新興的、影響力日愈擴張的「外場」力量，還是值得我們密切關注。畢竟，場內與場外合看，才是完整的國際社會。
也因此，要談「全面創造有利的農貿規則環境」，除了對於場內WTO談判的進程和結論要有切實的掌握之外，對於場外各國抗爭團體的訴求，也要能夠「同情的了解」。台灣的國際處境相當艱難，要突破困境，首先就要「廣結善緣」。也就是說，除了在經貿談判場上據理力爭之外，我們還要如實了解國際知識界和民間團體的想法，全方位地爭取同情和支持。尤其，這一次台灣也有近百位民間人士自行前往香港參與場外的活動，匯入國際抗爭的洪流。我們都知道，要創造有利的農貿環境，首先必須政府和民間有充分的溝通和了解，不能處於僵持對立的狀態。政府即使擁有豐厚的行政資源，若是不能用心了解民瘼，恐怕施政作為，還是會處處遇到掣肘。
關於世貿組織有關農業談判的議題，國內相關部會的首長已到立法院的「經濟委員會」做過報告，農委會所屬的「台灣WTO農業研究中心」、中華經濟研究院的「WTO中心」以及台大法學院所屬的「WTO研究中心」也都有不少分析的篇章，可見台灣內部有關WTO貿易規則的研究，正在日趨成熟。由於本文字數有限，我想多用一些篇幅來談談國際民間有關世貿農業議題的觀點，這是國內研究部門比較少觸及的部份。
「扶貧減債」已是國際外交主流思維
回到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在WTO部長級會議期間，維園內部出現了許多民間藝術家所精心打造的另類藝術品，其中有一座高聳的青銅雕塑特別令人驚心。那是一個巨大的天平秤，秤的一端是一頭憨厚肥碩的乳牛，另外一端則是一群瘦得皮包骨的饑民，而巨秤的長桿居然是向肥牛的方向傾斜……。這座雕塑所諷刺的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事實：當全球還有12億人口活在每日生活費1美元的貧窮線底下時，歐盟對於他們農民所飼養的每頭乳牛的補助，若是換算成每日平均支出，其數額遠高於窮國居民每日之所得。
我們不能小覷這樣的圖像，因為，只要有上述的事實存在，WTO即面臨一個道德的困境：世界貿易自由化的目的究竟何在？所謂「創造有利的農貿規則環境」，究竟是對誰有利？美國的一個WTO研究小組曾經針對近年來的國際農業貿易數據做分析，他們發現，在世貿組織的成員當中，有105個國家的農產品進口超過出口，其中在最貧窮的國家裡，進口超過出口的多達48個，如果把經濟作物的棉花排除在外，單就糧食來看，進口大於出口的國家當中，最貧窮的國家就佔了30個。要知道，這些低度發達國家的國內生產主要就是農、礦等一級產業，如果這些窮國小民的糧食還要仰賴進口，那麼，農產品的貿易自由化，對這些低度發展國家不僅沒有助益，反而還會因為進口糧食的競爭，對農民造成持續性的傷害。於今，當「扶貧減債」已成為國際外交的主流思維時，WTO的農貿規則環境的確已到了必須改絃更張的時候了。
WTO香港會議所達成的部長宣言裡，達成了「2008年開始對最不發達國家所出口的商品提供免關稅、免配額的待遇」。這樣的共識得來不易，可以說正是世貿組織對於其「道德困境」的一個解決方案，也是對場外抗爭團體的訴求做出嚴肅的回應。其實，即使是從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立場出發，資本主義必須有廣大有效的消費市場和購買力，當全球還有12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時，根本就不具備消費能力，窮人眾多卻不成其為「市場」，那麼，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會面臨絕路。
2004年7月，當八大工業國高峰會（G8）在英國愛丁堡舉行時，有20萬民眾參與場外的示威。與此同時，「Live 8」也在全球九國十大城市連線開演，這是人類史上最巨大也最震撼人心的一場演唱會，估計地球上有一半的人口可以透過電視連線直播觀賞。現場現場高舉的共同口號就是「讓貧窮成為歷史」（Make Poverty History）。Live 8所展現的外場力量，迫使「內場」的政治領袖除了強權邏輯下的協商和角力之外，也不得不在形式上標示出人道關懷與公共利益的議題。愛丁堡的Ｇ８高峰會，全球氣候暖化和非洲赤貧化的問題就是備受矚目的焦點，而這一次會議也的確對減免非洲窮國外債做出具體的決議。
加強與國際民間社會的對話
印度學者夏爾曼（Devinder Sharma）曾經針對WTO香港會議，發表了〈農業貿易自由化：WTO十年的教訓〉一文。他經由研究指出：農業貿易自由化的確對開發中國家產生負面影響，包括糧食大量進口、國內價格下滑、所得減少、國內企業關閉、從生產糧食作物轉向商品作物（cash crops）、傳統農家生產被大型農貿企業取代……這些轉變使得窮國小民沒有能力去種植自我溫飽的作物，甚至失去購買糧食的能力，因而造成嚴重的貧窮和飢餓。夏爾曼強調全世界必須對此負起責任，提供糧食給這些人民，直到他們恢復一定比率的糧食自給率，脫離貧窮，並應將此「國際義務」納入WTO的農業協定當中。爲此，他提出了幾項具體的建議：
一、確保開發中國家糧食安全之權利，應允許在地政府採取措施來保護小農的生計安全。
二、將農業補貼標準依農民身份區分為兩大類：針對小農的補貼和給予大型農企業或大地主的補貼應分開處理。
三、允許先前未採行配額限制等措施之開發中國家能採行與恢復配額限制、關稅與特別防衛措施，以避免國外農產品的大量進口傷害在地小農。
四、制訂一個對抗飢餓的全球性協定。由於飢餓是非貿易關切事項，因此必須就此另外建立多邊協定，作為進一步貿易談判的基準原則，以確保開發中國家因承諾WTO貿易自由化政策，而導致貧窮與飢餓問題加劇時，有權採取適當的防衛措施來保護人民。
我認為，就全世界農業、農民和農村的整體現況而言，若是要答覆如何「全面創造有利的農貿規則環境」的問題，夏爾曼的提法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方向。做為台灣官方的代表，我非常願意，也十分期待就此議題加強與國際民間社會的對話。唯有我們對於世界公民運動的訴求做出「同情的了解」，我們才可能在國際社會上獲得更多的同情與了解。（2008. 07. 04 《新國際》）
（作者賴幸媛為現任[2008年]陸委會主委，2005年WTO香港會議期間，她是以國會議員的身分列名台灣官方代表團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