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2008. 08. 08 《新國際》]：本文節譯自《抵抗的全球化》一書的序言，即將由浩然基金會支持中譯出版。作者薩米爾‧阿敏是大師級政治經濟學者，他已於8月6日抵台，即將分別於台北、台南兩地發表演說，並安排與台灣學界和NGO工作者對話。演說和座談行程見本期《新國際》內頁。本文另外兩位作者是阿敏長期的戰鬥夥伴，鄔達是知名的天主教神父，也是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的論述者。哈莫內出生於西班牙，目前是法國《外交世界》月刊的主編，他曾經參與創立國際左翼社運組織ATTAC，也是「世界社會論壇」(WSF)的發起人之一，另立全球化運動的共同標語「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就來自他的提議。）
單極世界中的蓬勃社會運動（2008. 08. 08 《新國際》）
作者：薩米爾‧阿敏 （Samir Amin）、弗弘索‧鄔達（François Houtart）、伊納希歐‧哈莫內（Ignacio Ramonet）
多年來，我們見證了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的彙聚。從1999年末的美國西雅圖，到2001年的義大利熱那亞，從1999年的「另一個達沃斯」，到2002年的阿雷格里港第二次世界社會論壇，人民的訴求、彙聚與尋找另類實踐的努力從未間斷。各種的社會運動仍然豐富而開放，而大方向則日益堅定。資主主義制度，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版本，在社會、生態與文化等方面都被視為萬惡之根源；此外，關於另類發展的策略的辯論日益深化，也有長足的發展。
歷史的演進是由行動者創造的
套用世界社會論壇的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我們會問，什麼是「另一個世界」呢？這仍然是未知的，因為歷史的演進——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我們都相信是由行動者創造的，而且主要是由社會關係的變革所創造的。可是，現在的社會關係卻充滿了不平等。簡單來說，這是社會運動的實踐需要解決的事情。這並不是說思想與理論是多餘的，因為它們是塑造歷史的物質條件的組成部分。理論與實踐之間、思想與行動之間、啟示與成果之間的互動，是所有想改變世界的人的重要條件。
在以往的經驗中，我們已經意識到，反抗運動有重要的共同匯合點，即新自由主義的方案遭遇到了普遍的反對。現在，我們要抓住反抗運動的另一方面，即這些反抗運動所面臨的單極世界環境，而這種環境對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凝聚力有破壞作用。
要想有效地應對當今時代的挑戰，必須懂得：歷史並不總是依照經濟法則有序運行的，歷史往往由於非常規的社會力量的反作用而產生，這些反作用製造出真正的歷史，包括資本主義積累的邏輯在內。
從前的全球性體系幾乎都是多極的，同樣也是相對的和暫時的。一直到1945年為止，多極世界的合作夥伴們差不多都是當時的強國。由俄國革命開創的，再由隨後的亞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所締造的多極世界，則是屬於另一種性質。1955到1975年，萬隆會議年代，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一段時期中有可能推行聯合國拉美經委會所宣導的那種自主性的新型發展方案[1]。
而1945到1990年，戰後年代的這一頁很快就被翻過去了。目前時期推行的是美、歐、日三方共謀的帝國主義方案，而美國在其中發揮著霸權的作用。這一方案否定了南方各國的獨立自主性，也大大削弱了各盟國的自主地位。這一方案是原來各資本主義中心地區的生產體系經過長期發展的產物，這種生產關係關心的是各國的賣方市場分享利益。儘管經濟來往使美、歐、日三方之間相互接近，但是，它們各自推行的政策又使彼此之間產生了分歧，這種經濟來往其實不過是資本主義要求的單方面體現。當然，目前的歐洲聯合方案，只是一個大西洋主義的方案。然而，具有新自由主義和大西洋主義特性的歐盟憲法草案竟然遭到否決，再加上歐洲社會內部不斷出現反抗運動，這再次證明社會性和政治性鬥爭具有可以改變局勢的重大意義。俄羅斯、中國和印度是美國方案中的三個戰略對手。這三個國家自己似乎認為，在不直接衝撞美國的情況下，它們擁有自由活動的餘地，有時甚至可以在各類衝突中巧妙地利用自己與美國的友好關係。歐亞（歐洲、俄羅斯與中國和印度）之間的相互接近，會帶動整個亞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這可以粉碎單一的想從經濟上和軍事上控制全球的計畫。但是，它還遠不能結束歐洲的大西洋主義選擇。
眾多的另類是存在的
南方國家和地區能否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呢？當前，被侵略的各民族是唯一能夠擊退華盛頓的野心的積極反對者。但是，他們在鬥爭中所採用的方法的有效性卻常常受到人們的質疑。而他們所採用的這些手段，往往北方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對他們的正義鬥爭遲遲不敢表示支持。
南方國家和地區的領導階級現在已不像萬隆會義或拉美發展主義（1955—1975年）時期那樣都擁有自己的方案。當然，某些所謂新興大國還是有自己的目標的。它們想在全球化體系中儘量加快自己的經濟增長步伐，而這樣一個目標往往會在國內引起不少的阻力。他們認為擁有談判權的這種戰略比與更弱的國家結成共同陣線更能使他們獲得好處。
他們由此而得到收益，所以，對當前這種體系的總體框架不可能提出質疑。他們不能形成一種替代方案，他們對建立「民族資本主義」的幻想無法提出真正的社會方案。那些最弱勢的南方各國（第四世界）甚至提不出自己的方案，所以，現在只有北方國家和地區才有能力帶頭提出自己的方案。例如，歐盟和非洲加勒比海地區─太平洋地區的協定、歐洲—地中海對話、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美國和以色列關於建立大中東地區的方案等等。而其中不少方案也正受到人們的反對。
一個真正的多極世界要有一個適合人民群眾鬥爭要求的必需的框架，它應該實現下列四個條件：
（1）歐洲必須走上另一種歐洲社會化的道路（走向世界後資本主義的漫長過渡階段），並且它應該與過去和今天的帝國主義性質劃清界線。
（2）在中國，市場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應該戰勝試圖建立一個民族資本主義制度的強大傾向，而民族資本主義制度由於把工人和農民這樣的大多數群眾排斥在外，所以它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穩定；
（3）南方各國人民和政府應該重新建立起一個共同陣線，只有實現這一條件，人民大眾才能有活動的餘地，使他們有可能爭取到對他們有利的讓步，並且進一步有可能改變政權的性質，利用民族、人民和民主集團來替代佔據統治地位的買辦集團。
（4）在重新改組國內和國際的法律體系方面，應該邁進的是方向，既要尊重國家主權，又要尊重個人和集體的政治和社會權利，這是各類社會運動和反體系組織提出的要求。，
我們是樂觀的。氣焰囂張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話語曾經妄自尊大。1990年代的後半期，像西雅圖和阿雷格里港的事件終於使新自由主義的話語很大地喪失了公信力。人民不再相信那種主流話語所宣稱的美德，也不再相信其強制推行的措施是無可避免的。柴契爾夫人曾經宣告：「沒有任何另類」，我們今天卻要說：「眾多的另類是存在的」，「另類」是複數的、靈活多樣的。我們不僅想避免學術的教條主義，還想強調構建未來的、多樣性的正面特質，而且，像前面所說的，「未來」必然是社會運動之間互動的成果，但我們卻不能預知其內容與本質。
（2008. 08. 08 《新國際》）
(編按：本文節譯自《抵抗的全球化》一書的序言，即將由浩然基金會支持中譯出版。作者薩米爾‧阿敏是大師級政治經濟學者，他已於8月6日抵台，即將分別於台北、台南兩地發表演說，並安排與台灣學界和NGO工作者對話。演說和座談行程見本期《新國際》內頁。本文另外兩位作者是阿敏長期的戰鬥夥伴，鄔達是知名的天主教神父，也是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的論述者。哈莫內出生於西班牙，目前是法國《外交世界》月刊的主編，他曾經參與創立國際左翼社運組織ATTAC，也是「世界社會論壇」(WSF)的發起人之一，另立全球化運動的共同標語「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就來自他的提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