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新國際？[1]
◎麥可‧洛威（Michael Löwy）
◎譯：鄭亘良
【編按：自從2001年首屆「世界社會論壇」在巴西愉港﹙Porto Alegre﹚舉行以來，於今邁入第15年，2016年的世界社會論壇於8月9日到14日在加拿大蒙特婁舉行。媒體普遍以「另類全球化」來指稱世界社會論壇所帶動的新一波世界公民運動風潮。這是全球非政府組織和各進步團體與個人匯聚、反思的巨大工作室，大家齊聚一堂，共同檢討當今被市場邏輯和新自由主義宰制的世局，探尋社會發展和人性開展的空間。 世界社會論壇以及從其擴衍出來的區域性、議題性的各種社會論壇，已發展成為抗拒資本帝國主義、反對軍事霸權武力擴張的大本營。整體來看，世界社會論壇迄今所開展出來的，已是一種新的政治文化，一種新的世界觀，透過自主集會、思辯、抗爭，凝聚成一種世界公民的團結意識，將全球化的議題化為社會抗爭的主軸，並藉此吸納、動員更多的群眾參與到思想與鬥爭的行列。這些年來，參與到另類全球化運動的鬥士，在持續的抗爭中凝結成具體的訴求，已發展出超越族群、地域、宗教、性別隔閡的跨界合作模式。和平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農民運動……的參與者在論壇中交遇，相互交換經驗，豐富彼此的抗爭策略，在互動、互助的團結意識下，打造改變社會、改變世界的力量。另類全球化運動的這一股力量將開展出什麼樣的世局，值得我們更密切的關注。《新國際》今日特刊登《邁向新國際》一文，檢視世界社會論壇的國際主義性質。感謝《新國際》特邀譯者鄭亘良忠實暢達的翻譯。】
第一國際在1864年於倫敦成立，馬克思是成立宣言的作者，他以那句著名的話來替宣言結尾：「工人的解放將會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從「第一國際」到「第二國際」
馬克思與普魯東的支持者們，都加入了「國際工人協會」（IWMA）──即便馬克思比普魯東更有影響力，寫了一些第一國際的主要文件，而二者的關係一直都不太好。在布魯塞爾代表大會（1868）上，馬克思主義者與左翼普魯東主義者（像是歐仁‧瓦爾蘭（Eugène Varlin）這位巴黎公社的未來英雄）之間的結盟，使得提倡生產資料為集體共有的集體議程得以被採用。不過與巴枯寧（Bakunin）和其支持者的關係就較為複雜，這導致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分裂與瓦解，這是在國際工人協會於1872年不幸地移到美國（馬克思較為不聰明的主意之一）後發生的。
▲「第一國際」1864年在倫敦成立，馬克思寫了成立宣言。第二國際則是恩格斯於1889年創立。
國際工人協會後來只有以那些無政府主義異議者的形式才得以生存下來，那些無政府主義者認為他們自己繼承了1864年倫敦第一國際成立時的精神。雖然國際工人協會的存在至今仍有象徵性的意義，但是在2001年，更為有活力與開放的自由意志的社會主義（libertarian socialism）潮流，建立了名為自由意志者國際聯合（Libertari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的網絡。當中包含了幾個重要的組織，像是西班牙總工會（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Spain)）、另立自由主義（法國）（l’Alternative Libertaire (France)）、烏拉圭無政府主義聯盟（Uruguayan Anarchist Federation）等。除此之外，近年來在反新自由主義運動中，無政府主義的力量也有顯著的發展，有些是隸屬於國際工人協會，有些則屬自由意志者國際聯合，還有許多則沒有任何國際組織聯繫。
第二國際則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於1889年創立，但第二國際在1914年因支持贊同帝國主義戰爭的分部而四分五裂。二十年代的時候第二國際重新建立，帶有明顯的改良主義傾向，並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又再度重新組織起來，並取了個新名字，叫社會黨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
社會黨國際現今的組成差異相當大，由不同政黨與運動所構成，主要源自於歐洲與拉美，從像是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或法拉本多馬蒂民族解放陣線等解放陣線團體，到像是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的新工黨這種傾帝國主義政黨。溫和傾向的社會民主派——也就是社會自由（social-liberal）——在當中具有主導位置，像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等。不過其目標不再是如恩格斯、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尚‧饒勒斯（Jean Jaurès）時代所關注的資本主義壓迫與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革，反而是新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管理。
「第三國際」反帝，倡議革命
第三國際最為重要的企圖，便是創造帶有反帝與革命色彩、由無產階級政黨組成的國際協會。儘管第三國際有許多威權的特性與軍事化的紀律，初成立的幾年期間（1919－24），第三國際的確是一個真正具備國際主義精神的組織，像是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安德烈斯‧寧（Andrés Nin）、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等人物都參與其中。列寧過世後，第三國際在史達林主義的官僚體制領導下，經歷了激烈的轉變，變成蘇維埃「建立一國社會主義」（building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政策下的工具。即便如此，其真正的國際主義面向，卻在共產武裝戰鬥者身上存活了下來，最為知名的例子便是參與西班牙內戰（1936－38）的國際縱隊（International Brigades）。
1943年，史達林應其盟友邱吉爾與羅斯福的要求，解散了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但這並未減少世界各地共產黨於政治、意識形態、組織上對蘇聯共產黨完全的依賴。隨著第三國際這個被誤稱卻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自1989年瓦解之後，其繼承者們，除了少數例外，皆面臨了走向政治邊緣化或轉向社會民主的危機。有些政黨，像是義大利的重建共產黨（Communist Refoundation），就成功地從頭改變，切割他們史達林主義的過去，採取新的方向，在社會運動的貢獻上帶來激進與開放的力量。
「第四國際」主要集中在歐洲與拉美
第四國際由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於1938年成立，源於國際左翼反對派（International Left Opposition），國際左翼反對派是共產國際內部一支反官僚的團體。由於托洛茨基與許許多多的領導皆被法西斯主義者或史達林主義者刺殺，加上無數㳄的分裂，第四國際的力量因此受到削弱，使得第四國際無法能夠轉變為大眾運動。然而，法國1968年五月事件、美國的反戰運動、拉美國家抵抗獨裁政權等運動上，第四國際的戰鬥性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四國際試圖從史達林主義的災難中挽救十月革命的遺產，並借助其鬥士與領導者的力量（像是厄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利維奧‧馬依坦（Livio Maitan）、烏戈‧布蘭柯（Hugo Blanco）、勞爾‧龐德（Raul Pont）、艾倫‧克里文（Alain Krivine）、丹尼爾‧邊賽（Daniel Bensaïd）），重建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第四國際——也是本篇作者所屬——近年來的發展越來越茁壯，但是在數量與資源上仍舊是一個脆弱的組織。除了菲律賓與斯里蘭卡等例外，第四國際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歐洲與拉美。其鬥士已經開始組織起來，在更廣泛的團體重組之中成為基礎，這些團體像是義大利的重建共產黨（PRC）、英格蘭和威爾斯的社會主義聯盟（Socialist Alliance）、葡萄牙的左翼集團（Left Bloc）、烏拉圭的廣泛陣線（Frente Amplio）、與巴西的工人黨（Worker’s Party）。不同於其他認同托洛茨基主義的團體或派別，第四國際並不將自己視為唯一的革命先鋒，它的目標是致力於塑造出新的國際力量，這個力量是具有大眾的色彩，而自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國際主義抵抗對資本提出的質疑，在當今已經面臨迫切的現實問題。前所未見地，資本已經在全球試圖施加絕對與毫無限制的權力。資本在過去都無法如現在般，能夠對全世界所有國家實行其規則、政策、教義與利益。其建立起緊密的國際制度網絡——像是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WTO）——依照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與自由獲利的嚴格規範，用來控制、治理、主導人們的生活。現在多國公司與金融市場，居然可以用如此粗暴的方式來進行他們的全球專制獨裁。最後，也沒有任何一個帝國國家的權力，可以像美國一樣，如此龐大與囂張。今天我們正見證了如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副指揮官馬可士寫給「歐洲薩帕塔」（European Zapatistas）所描述的（1995年8月28日）：「這是個真正的金錢戰爭，國際金融資本的力量反對著人民、人性、文化與歷史。」
以「希望國際」對抗「新自由主義代表的恐懼國際」
資本與新自由政府於1980年雷根與柴契爾政權下展開攻擊，在柏林圍牆倒塌與資本主義重回東歐國家後達到高峰。「烏托邦之死」（或革命之死、馬克思主義之死）與「歷史的終結」在西方世界各個首都宣告資本的勝利。
就在這個左翼挫敗與迷惘的時刻，1994年薩帕塔的起義猶如黑暗中的一道火光。接著1996年，第一屆「洲際人性與反新自由主義大會」（First Intercontinental Encounter for Humanity and Against Neoliberalism）在恰帕斯（Chiapas）的山中舉行。這場大會有著全球性的影響，而且終於在多年之後，第一次把來自拉美、美國與歐洲、來自全球北方與南方、代表不同團體的武裝鬥士、運動者、知識分子集結在一起。這次聚會發出歷史性的號召，呼籲建立起「希望國際」（the international of hope），以對抗「新自由主義代表的恐懼國際」（the international of terror represented by neoliberalism）（這個形容來自於第二次現實宣言 “Second Declaration of La Realidad”），並且希望擔負起創造集體網絡的巨大任務，串連我們所有的鬥爭與各個特定的抗爭。
這是個呼籲形成對抗新自由主義的洲際網絡，也是維護人性的洲際網絡。這個洲際網絡將在認可差異與相似性之下，尋求全世界各種抗爭的連結，並成為不同抗爭可以相互學習的工具。
1996年恰帕斯的聚會，可以說是現在遍佈全球的反新自由主義鬥爭偉大運動的第一步。雖然在這個開創的提議之後並未有任何直接的行動——受到薩帕塔例子的鼓勵，嘗試在歐洲與拉美組織其他這類型的聚會並未成功——但是這是個起步點，是國際主義、反新自由與反帝運動誕生的時刻。
1999年西雅圖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這變成了這波新國際主義的主要力量，即全球反抗運動（the Movement of Global Resistance）——卻被右派新聞媒體錯誤地形容為「反全球化」運動。這個連結「連結各個運動的運動」（movement of movements）引爆了在布拉格、斯德哥爾摩、布魯塞爾、曼谷、華盛頓、巴塞隆納、熱那亞、與近期在佛羅倫斯的抗議。參與人數從數十、數百、到數百萬人。同時這股全球反抗運動還包括在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舉辦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2001、2002、2003年）、2002年的歐洲社會論壇（European Social Forum）、以及其他各個在地或各個大陸的會議。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這個尋求另一個世界的運動範圍廣且異質，其出現即帶有世界國際性與國際主義的特色。儘管它充滿多元性，但是在一些根本原則上一致同意：「世界不是用來買賣的」、「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向戰爭說不」。雖然這些是一般性的原則，但是如果我們認真嚴肅地捍衛這些原則，這些原則會有深遠的顛覆潛能。這個運動有著一致的具體訴求：廢除南方國家的債務、禁止避稅與向金融交易課稅、中止基因改造產品等。同時運動對於敵人是誰有著主要的共識：新自由主義、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美國帝國。面對這個主導秩序的另類出路，我們也看到明顯的答案：從體制的「規管」到革命性的（社會主義）變革。
這些多元性可以是個障礙，卻也是力量的來源。全球反抗運動包含了工會、女性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生態環境者、解放基督徒、各種膚色的社會主義者、農民與原住民運動、非政府組織、知識分子、許許多多的年輕人、沒有組織背景的婦女與工人、任何希望聯合起來抗爭、遊行、奮鬥、與他人一同討論的人。這個是相當獨特的時刻，讓這些人相遇、辯論、相互學習——這是個文化交流的過程，每個參與其中的人，毋須拋棄自己的想法與信念，從中相互發現彼此，嘗試將這些想法與信念融為一體，形成思想與實踐。
這些元素的混合與融合正調製出爆炸性的混合物，這是全球反抗運動的新國際主義文化。這個過程仍在開始階段，離有著共通的方向還有一段距離，但是運動共通的精神正在形成，以激進、鬥志激昂、帶著敵意的態度來面對制度吸收運動的企圖。
全球反抗運動，或以世界社會論壇這個最具有組織化的表現來說，都有一定程度的國際性組織活動。世界社會論壇當中有個國際委員會，2002年阿雷格里港的論壇還成立了議會論壇。但是這些組織就如同世界社會論壇本身一樣非常異質，其功用並不具有國際政治校力。其存在的目的相對受限——就是組織世界社會論壇與各大陸的論壇。其更重要的作用是串連各個社會運動，像是農民之路（Via Campesina）、巴西的無地農運動（MST）、工會總會（CUT）和課徵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ATTAC）等，這些社運團體成為世界社會論壇的主力，已經出版了涵蓋政治分析、反帝國主義與反新自由主義的文章，並發出共同抗爭的倡議。
朝向新國際
這是否相當於「第五國際」呢？不。第一，我們這裡談的是社會運動，並非政治組織或全球社會變革的計畫。第二，全球反抗運動及其組織非常異質——他們也應如此——包括當中有些組織仍舊相信資本主義可能可以被規管、人性化、國族化與民主化。同樣地在國際議會論壇中也可以找到一樣的異質性存在。
現在所缺少的，是由政黨、陣線、運動等政治組織形成的連結網絡，能夠在全球反抗運動中提出另類方案，提供一個超越資本主義且沒有壓迫者與受壓迫者的新社會願景。歐洲存在類似的網絡——歐洲反資本主義左翼會議（the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nti-Capitalist Left）——義大利的重建共產黨、法國的共產主義聯盟（LCR）、葡萄牙的左翼集團、英格蘭和威爾斯的社會主義聯盟、丹麥的紅綠聯盟（the Red Green Alliance）都參與其中。儘管彼此有著差異，這些力量都分享了拒絕資本主義全球化、拒絕新自由政策、拒絕帝國主義戰爭這些類似的理念。同時它們彼此也有志於形成「正面」的另類出路：一個反資本主義、反父權、具有關注生態與國際主義精神、「社會主義與民主的社會，當中沒有勞工剝削與婦女壓迫，建立在可持續性的發展上——這是一個來自基層、自我管理的社會主義。」[ii]
如果這個經驗能夠延伸至其他大陸，建立起開放的網絡，涵蓋這個重要的全球反抗運動中最激進的政治立場，那麼或許我們可以形成「新國際」。這未必一定要是「第五」，因為所有參與其中的組織毋須一定要認同過去工人及各社會主義國際的歷史。我們可以稱這個新國際為「反資本主義左翼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nti-capitalist Left），或是「朝向新國際」（Tendency for the New International），又或是任何由參與者創意想像下所發明的名稱。
這個新國際可以選擇性地將其他四個無產階級國際的正面貢獻併入自身。這將繼承巴貝夫（Babeuf）與傅立葉（Fourier）、馬克思與巴枯寧、布朗基（Blanqui）與恩格斯、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ourg）與列寧、艾瑪‧古德曼（Emma Goldman）與布維那文士‧杜魯提（Buenave Durruti）、葛蘭西與托洛茨基、埃米利亞諾‧薩帕塔（Emiliano Zapata）與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奧古斯托‧塞薩爾‧桑地諾（Augusto Caesar Sandino）與法拉本多‧馬蒂（Farabundo Martí）、埃尼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é Guevara）與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胡志明與納辛‧辛克美（Nazim Hikmet）、梅蒂‧本‧巴爾卡（Mehdi Ben Barka）與麥爾坎‧X（Malcolm X），以及還有其他人等的精神。不過，其最主要的參照點，仍然是既有的社會運動，尤其是抵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反抗運動。
雖然當今政治條件已全然不同，但在過往的社會主義國際中，或許第一國際能夠作為啟發，讓當今運動能夠將不同的政治意見鎔鑄出思想與實踐，形成一個多元、異質、民主的運動。但是這並不是說國際工人協會建立與運作的方式可以在今天被重複操作。同時，我們也不可能預期這個新的國際主義力量可以形成什麼樣的組織形式——去中心化的聯盟、有組織的網絡、或僅只是定期聚會的會議——但是必須確定的是，它應該保持彈性、開放、沒有形式上的官僚結構。理想上，當中包括了政黨與陣線，還有左翼雜誌、研究小組、社會運動與知識分子的組織。
我們如何劃定這個新國際的政治社會範圍呢？對我而言，顯見地反帝國主義與反資本主義是基本的標準——亦即相信壓制資本主義這個全世界的體系，就是廢除社會不公平、剝削與壓迫的必要條件，即便不是充分條件。有著新社會的願景是另一個基本的元素——這個新社會是自由、民主、平等、團結、生態、女性主義的社會（對於我與我的同志來說，這也是個社會主義社會，但可公開討論）。但是，只有在這個網絡或聯盟形成的過程中，我們才能夠定義當中共通的基礎與這個新國際的政治角色。
我們該從哪裡開始？如同我們的同志丹尼爾‧班賽德（Daniel Bensaïd）所言，無法削弱的義憤、對不公的堅決反抗、還有永不妥協的態度，就是我們的出發點：「義憤是個開始，是起身與開始行動的方式。一旦你感到憤慨並動手反抗，你就會發現等等會有什麼事發生。」如果我們能夠集結全世界對既有體制感到憤怒的力量，反抗強權與另一個世界的希望就有可能，我們將帶來構成新國際的要素，無論這是第幾國際。
▲2016年世紀社會論壇在蒙特婁舉行，核心組織工作者Raphël Canet 特地到台灣宣傳召募。
註：
[1] 2003年3月刊登。以〈辯論：邁向新國際？〉發表在《國際觀點》（International Viewpoints）第348期。最初是寫給墨西哥《反抗雜誌》（Revista Rebeldia）。
[2] 歐洲反資本主義左翼會議，200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