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錢主」，還是「民主」？
——西方民主選舉中的投票悖論
◎丁一凡
近期，美國大選進入白熱化階段。兩黨內部候選人產生及兩黨候選人的爭奪如火如荼，但同時又亂象頻出。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次大選成為近年來美國選舉制度弊端的集中體現。在以“投票”作為民主象徵的美國，民主制度何以走入當前歧途，值得深思。
從古代雅典的抽籤制說起
說起民主，很多人往往會提到雅典。但如果要以雅典作為最古老的民主形式，就必須知道，雅典並不搞什麼“自由選舉”，而是靠抽籤來決定領導人的。
例如，雅典重要的決策機制是500人議事會。當時雅典有10個部落，每個部落可以產生50名議員，這些人從年滿30歲的自願候選人（前提是雅典“公民”）中抽籤選取，加在一起正好500人。
而且，其他官員的產生也靠抽籤，包括負責司法的約500位評審員，負責行政的約700位執政官中的600余人等。除了將軍、司庫等極少數需要專門技能的官員由公民大會選舉產生，其他所有官員都是從年滿30歲的公民中抽籤選出，不設經驗、技能或財產資格方面的限制。
為何雅典會認同 “抽籤” 而非投票？有學者總結了幾個因素：抽籤難以被人操控，無論是巧舌如簧還是笨嘴拙舌者機會都一樣平等；抽選對所有人都敞開大門，實現了機會平等；如果嚴格遵循隨機原則，最後抽籤產生的樣本基本會與人口總體特性一致；抽籤的方法植根於“人皆可以為堯舜”的理念，這才是雅典得以實行民主制的原因。孟德斯鳩則曾評價說：“用抽籤的方法進行選舉是屬於民主政治的性質，用選擇的方式進行選舉時屬於貴族政治的性質。”
這種用抽籤決定領導人和參與決策代表的方式，在歐洲一些地方延續了很長時間。比如，直至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一些城市共和國仍然用抽籤的方式來選擇執政官。在佛羅倫斯，抽籤選擇執政官是共和制度中的關鍵體制；而在威尼斯，某種程度的抽籤制度一直延續至這一城市共和國在1797年垮臺。
近現代政治生活中的選舉制度，是在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時期後開始推廣的。當時，歐洲進入了歷史大重組時代，這一時期歐洲的社會和政治運動被亨廷頓稱為“第一波民主化”。在這股浪潮中，選舉稱為民主的標誌：爭取民主就是爭取選舉權或爭取擴大選舉權。當時的歐洲國家規模也大大超過了古代城邦。因此，歐洲國家相信國家治理需要依靠代議制，這才有了代議制民主的逐漸推廣。
值得一提的是，在當代最為直接民主的瑞士，人們對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也並不太感興趣。在現代國家中，瑞士使用全民公投的頻率名列前茅，投票表決國家大小事務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從1848年至今，瑞士已經舉辦過570多次公投，每年幾乎都有3、4次。但是，瑞士卻並不願意直接選舉最高領導人，而是由國會每四年選舉一次。歷史上，瑞士曾有數次動議宣導國民直選政府，但每次都被選民所否決。瑞士人拒絕直選的理由是，一旦全國大選，候選人就會耗費大筆資金和大量時間在全國廣為競選，這太浪費了。
砸錢就能得高票
一向節儉的瑞士人，之所以對 “大選” 有如此印象，恐怕與美國有關。
在今年的美國大選中，兩黨“燒錢”的規模和速度，紛紛創下了近年來的新紀錄。而這種局面，只是這些年來美國金錢政治 “加速度” 發展的縮影。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曾經在一部書中講過自己競選參議員的故事。
“我1976年初次競選議員時沒有搞過民調。8年後參加全國範圍的參議員競選時，我做了一次民調，並且像多數候選人一樣嚴重依賴電視廣告傳達自己的競選主旨。我還記得，競選當中有個轉捩點，我的對手維克托·阿什在民調中逐漸縮小與我的差距。我的顧問們在詳細審查所有民調資訊、謹慎測試可能發佈的電視廣告後告訴我：‘如果我們把這條廣告放這麼多點（指所購廣告以點為計量單位），如果阿什的反應如我們所預期，然後我們購買這麼多點播放對他的反應的反應，三周後，你在民調中的領先幅度將增長8.5%。’我批准了這項計畫，在三周後驚訝地發現，我的領先幅度果然增加了8.5%。我當然很高興，但卻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關於我們的民主，這揭示了什麼？”
戈爾自己就曾感慨：美國建國元勳們建立起來的代議民主制度，在今天已面臨被金錢徹底掏空的危險，金錢統治著美國的民主政治，許多美國的高層精英們在玩用金融控制美國民主政治的遊戲。
無獨有偶，美國前總統卡特在出席電視訪談節目時說：“我可選不了總統了。如今要是弄不來兩三億美元，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不可能給你提名。” “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屬於少數人的寡頭政治。我認為，這對美國政治相關的基本道德倫理準繩的損害尤深。”
眾所周知，美國競選花銷快速增長。1860年，林肯競選美國總統時花了10萬美元；但1980年的兩位候選人花費平均達10億美元；2008年則猛升至24億美元。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各候選人總開支超過60億美元。而如今，就算是要競選一名美國參議員，平均開支也要在500萬美元以上。
這些費用，要給競選班子開工資，請高級顧問，投放媒體廣告，實施各類路演，還要印刷宣傳資料等等。奧巴馬在2012年成功連任，但他給自己的競選班子發了1700萬美元的工資和獎金，在網路媒體廣告一項上就支出了1350萬美元。而在局面不定的“搖擺州”，雙方更是斥資數千萬美元投入電視和廣播宣傳。
競選中這麼多的資金從哪兒來？
當然只能是靠候選人“化緣” 而來。拉關係、找贊助，這是西方競選的規則。為此，在有些國家，候選人不惜鋌而走險，冒著被法庭調查的風險，私下裡接受“政治獻金”。
而在美國，對於政治捐款的限制近年來進一步放寬。2014年4月，美國最高法院對於麥卡琴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作出判決，廢除了個人對多個選舉候選人、政黨和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的總量上限。這一裁決實際上取消了“水門事件”後美國對於個人向聯邦候選人或政黨捐款的重要約束，大幅度增加了主要捐贈者在聯邦選舉中的重要性。大金主、擁有富裕支持者的候選人無疑使這一裁決的受益者。這也必然導致美國民主被金錢操控的狀況更為制度化和表面化。而在此前，根據美國最高法院2010年的一項判決，“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PAC）已經成為美國選舉政治中的重要新角色——其可以不與政黨和候選人協調，就能夠籌集和花費不限金額的資金，從而對選舉施加重大影響。在名義上PAC並不受政黨領導人指揮，但在實際上，他們大都會在美國兩黨中旗幟鮮明地選擇支援某一方。
這兩次判決明顯增加了大金主對大選的影響力，拓展了他們影響和掌控美國選舉政治的管道和方式。政黨領導人的選舉話語權也大為加強，他們可以自己政黨候選人的名義索要金額高達數百萬美元的支票，從而加強政黨籌款能力。
這種建立在金錢基礎上的選舉制度，實際上就是以金錢購買權利，是 “有錢人拿錢買候選人，候選人再拿錢買選票”，這成了一種公然的制度腐敗。“投桃報李”是西方選舉政治中的潛規則，這些候選人一旦上臺執政，一般都按照貢獻大小原則對捐助方給予“紅利”回報，或將他們派駐國外當大使，享受國家預算給外交官的各種好處；或讓他們擔任內閣閣僚，直接獲取權力等。這種隱形腐敗在西方多數國家是一種公開的秘密。
資訊不對稱與選民的非理性選擇
除去金錢因素，“資訊不對稱” 本身就使選舉很難代表選民的意志。這也使得投票並不能達到最優效果。
選民是靠媒體報導判斷候選人的，但精選中的資訊永遠是不對稱的。選民得到的資訊永遠都是組織精選的政黨們有選擇地透露出來的。透露哪些資訊，不透露哪些資訊，可能都是為了某些目的。但選民並不知道內幕，只能根據這些資訊作出判斷，有時還會出現“逆向選擇”。
前幾年，法國選舉中就出現過這種現象。比如，法國國民陣線是一個極右翼政黨，公開宣揚種族主義立場，鼓吹對非 “純種法國人” 實行歧視政策。這一政黨的立場太過極端，因此在選舉中一直沒有太多市場。然而，因為法國的左右翼政黨的執政綱領和政策相差無幾，而民眾對傳統的左右翼政黨上臺執政的政策都不滿意，逐漸失去了耐心。2002年法國大選時，許多選民在第一輪投票故意投給國民陣線候選人勒龐。結果，勒龐在首輪選舉中擊敗了呼聲強勁的前法國總理若斯潘，得以進入第二輪與競選連任的總統希拉克對決。這震驚了整個輿論界。後來，法國左右翼政黨大動員，在各地廣為宣傳極右翼政黨上臺的危害，才避免了勒龐在第二輪當選。
法國選民在第一輪投票中的表現就像是 “逆向選擇”，他們不是贊成勒龐的競選主張，而是為了抗議傳統政黨的候選人沒有新意。但是，一旦政治家們掌握了 “逆向選擇”的規律，就會在競選時故意利用這種規律。
某種意義上說，川普的出現也屬於這種 “逆向選擇” 的類型。儘管共和黨大佬幾乎一致抵制川普，儘管川普在競選中一再發表 “政治不正確” 的言論——抨擊華爾街、抨擊非法移民、質疑穆斯林移民、公開支援俄羅斯總統普京等，但共和黨基層選民還是有很多在投票支持川普。這背後更多是因為他們反感共和黨內的那些傳統政治精英，他們投的是“抗議票”。
一些民主派把自由選舉當做民眾正確選擇的唯一基礎，但其實，這種理論的前提是一種假設，即選民是理性的，能審時度勢，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好惡做出最合理的選擇。而如果大多數人都能夠做出理性選擇，則其決定自然對整個社會而言是最佳選擇。
但實際上，民眾在投票時可能更喜歡口號式的東西，相信他們認為得到的資訊（而非真正得到的資訊），而且，普通選民很難有時間去鑽研那些複雜的政治問題。美國政治社會學家卡普蘭用大量的調查資料證明，“選舉政治”並不能自動導致最佳選擇，因為選民有意或無意之間會有非理智傾向。
低投票率預示民主制度灰暗前景
在上述各種背景下，過去幾十年裡，美歐等國參加選舉投票的人數在不斷下降。過去26屆美國總統選舉的投票率平均僅為48%。而在加拿大選舉委員會的調查中，當被問及“你的投票在這個國家有作用嗎？”時，60%的受訪者回答是否定的。很多受訪者認為“參與選舉沒有意義”、“投票改變不了任何事情”。與此相關，2008年的加拿大聯邦投票選舉中，投票率已經跌至歷史低谷的59%。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弗格森引用歐洲的統計資料表明，德國人和法國人中對政治感興趣者也越來越少。這其中有一種 “政治疲勞症”：選民們無奈地發現，無論自己投票與否，最終的結果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化。
選民投票率持續下降，以及數量相當多的選民對於政黨政治的淡漠，已經引起了西方學界和媒體的關注與憂慮。弗格森對此的提醒是：“我們始終不應忘記，一個民主制度的坍塌之前，總會出現以下不良前兆：選民投票易變度高，黨派紛爭不斷，公然的政治腐敗。”
（本文原載《察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