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時代中國人的地理大發現

鄭和時代中國人的地理大發現
── 訪問李兆良教授
◎玄武星翟帥

 

【編按:美洲鄭和學會會長李兆良教授是美國老保釣之一,1970年代美國保釣運動高潮期間即十分活躍,與去年底過世的保釣健將林孝信也很早就建立深厚的情誼。李兆良教授年前曾應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系主任鍾秀梅之邀,到成大做過精采演說。他獨特的研究翻轉了過去許多歷史、地理學上的迷思,包括發現《坤輿萬國全圖》的作者並非過去歷史教科書上所說的利瑪竇,而是另有其人,他重新考察了鄭和下西洋的路線,發現中國的地理大發現,比起哥倫布出航,起碼早了半個世紀……《新國際》今日特刊載《四月網》在杜拜召開的第二屆鄭和論壇會議期間對李兆良的專訪,本文是節選的採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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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良教授

 

 

李兆良,1943年生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學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學生物化學博士。曾任耶魯大學化學系研究員,德薩斯州農工大學化學系副教授,康寧公司生物科技資深研究員,伯特爾研究所生物科技資深研究員,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長,中港美三邊合作藥物研發公司總經理。1979年中國科學院邀請講學,回國訪問並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地中科院研究所。李先生祖輩多參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自幼受國學薰陶,培養文理多方面興趣,退休後轉向文科發展,尤其在書法、歷史與寫作。書法英譯作品有《書畫菜根譚》與《禪宗十牛圖》,曾在紐約市、堪薩斯市,哥倫布市舉辦個人書法展覽。

2006年,李兆良教授偶然獲得美洲印第安人聚居區出土的宣德金牌,在好奇心驅使下,栽進歷史,利用電子文獻、地圖、博物館資料和實地調查,從科學的角度綜合比較歐洲史、中國史、美洲史,發掘出幾百項中國文化遺留在美洲的線索,特別是具有明代特色的文化。

最重要的證據是通過比對《坤輿萬國全圖》與西方多份地圖,他發覺《坤輿萬國全圖》的內容與歐洲地圖有不相容的矛盾,主要作者並非利瑪竇或歐洲航海家、地理學家,而是明朝鄭和時代的中國人。結論是明代中國人不只到達美洲,而且測繪了第一份世界地圖,由此推翻了六百年歷史迷案與傳統的“西學東漸”的觀點。臺灣地區的聯經出版社於2012年和2013年出版了其所著的繁體版《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與《宣德金牌啟示錄-明代開拓美洲》二書。最近,中國科學界將會發表李兆良教授的重要論文,肯定此項歷史性的發現。

 

 

四月網:您早,李老師,首先非常感謝您能夠接受我們網站的採訪。作為生物化學醫藥方面的專家,您如何想到要研究歷史呢? 

 

李兆良:這是因為一枚“宣德金牌”引起的。這枚金牌的發現地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一個名叫“Asheville”的小城市附近。一位業餘的尋寶人發現了這枚小銅牌。後來,我用不高的價格,從發現者的手中收購了這枚銅牌。中國古代對銅製品稱為金,文獻稱銅牌為“金牌”。

“宣德”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年號。“宣德金牌”由黃銅鑄造,設計相當簡單,直徑為7釐米,中間一個小方框,凸鑄著“大明宣德委錫”六個字。在中國古文中,“錫”與“賜”相通,“大明宣德委錫”,就是“大明宣德皇帝委賜”的意思。按照《明史》的記載,歷代皇帝登基,都會派使節通報外國的國家元首。金牌出土地點是美洲大陸原住民——印第安切諾基人的居住地。

鄭和七次下西洋,最後一次是宣德五年(西元1430年)閏十二月初六從南京龍江關起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返回南京。順著這個線索,我也注意到美國東部印第安人的文化與明代有許多相似,他們的北斗旗是明朝代表皇帝的旗幟,而美洲特有的農作物:鳳梨、玉米、番薯、南瓜等出現在中國文獻上,比哥倫布出航,起碼早了半個世紀。但是,最重要的證據是《坤輿萬國全圖》的地名地理,與永樂時代有密切關係,支持了宣德金牌在美洲出土的可能。

由此我大膽推斷:這塊宣德金牌,是鄭和船隊帶到美洲的,並賜給了當地的土著人,很可能就是贈送給美洲原住民的,輾轉到切諾基族人手裡。後來幾百年的歷史裡,當地發生了歐洲移民對土著印第安人的戰爭,金牌在戰亂中丟失,直到後來一個偶然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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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網:那這塊金牌有沒有可能是後來的華工或傳教士或者是某個外派到美國的清朝外交官帶去的?

 

李兆良:這個可能性非常之小。不可能是華工帶來的。明宣德以後,中國閉關自守了差不多400年,一直到19世紀中期以後,才有中國人來到美國,但幾乎都是身份低賤的華工,修建鐵路和淘金。這些中國工農民因為貧窮或被脅迫來到美洲大陸,他們假如有珍貴的“宣德金牌”,就不會落泊到美國了。

傳教士呢,對於這些宗教人士來說,“宣德金牌”實在沒有什麼藝術價值和文物價值。

至於外交官,也幾乎沒有這種可能。“宣德金牌”要留存到19世紀中期的可能性也比較小。根據中國明史記載,每當有皇帝登基,必定重鑄新金牌,向友邦宣佈。“宣德金牌”是賜給國外君主的。留在中國本土的,很可能被收回,熔鑄成其他物品了。而留在外國的,因為外國人不懂中文,沒有紋飾,沒有收藏價值,因此,目前只有這樣一枚留存。

 

四月網:也就是說中國人才是發現美洲第一人?

 

李兆良:西方歷史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在按照他們立場寫歷史,哥倫布或許是第一個到美洲的歐洲人,但最早到達美洲的是亞洲來到,帶有中國文化的人,比鄭和更早的還有。鄭和是第一個環球航行,測繪世界,完成《坤輿萬國全圖》的先驅,這地圖上有幾百項證據。我們過去總是受到“西學東漸”一詞的影響,認為中國的地理學是由利瑪竇帶來的,但生於文藝復興時期作為天主教士的利瑪竇,怎會不在《坤輿萬國全圖》上標誌教皇領地?作為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人,利瑪竇為甚麼不在《坤輿萬國全圖》上標示托斯卡納和佛羅倫斯這兩個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地名?《坤輿萬國全圖》上的美洲,有一半的中文地名,在歐洲地圖上從來沒有,而且標注著利瑪竇死後兩百年,歐洲人才知道的地理,是完全不合理的。

 

四月網:您的意思是歷史上著名的《坤輿萬國全圖》並非是利瑪竇的作品?

 

李兆良:就這個問題,我在我寫的書《坤輿萬國全圖解密》中做過釋讀。六百年的鄭和懸案,明代中國人下西洋終點在哪裡,一直是懸疑。同時,美洲開發的史料有不少矛盾,也無法解決。我比較了14-19世紀間六百多份地圖,綜合世界史原始資料,分析地名、語源、地形、按語。資料顯示:1602年的《坤輿萬國全圖》的主要資訊與利瑪竇時代的歐洲不相容,而是源自一百六十年前中國已有的資訊。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明代中國人首先到達美洲和澳洲,並繪製地圖,是明代中國人開拓了世界地理大發現的局面。

西方15、16世紀的世界地圖,在某種程度上來自鄭和時代中國散佚在外的地理資料。

 

四月網:如果為鄭和發現美洲大陸翻案成功,您認為會對現在人們的認知產生什麼樣的衝擊?

 

李兆良:我認為為鄭和翻案是小事,改變中國人對所謂“西學東漸”的成見和迷信更重要。我的另一本書《宣德金牌啟示錄》有更確切的證據,證明明代人在美洲定居、開墾。這些證據絕大部分來自西方文獻。研究交通史,必須從外國原始文獻入手,避免後人改寫、捏造。今天我們看到的外國材料,大半經過過濾,甚至歪曲。600年的中國外交史亟需更正。所謂“西學東漸”影響中國民心,民氣極大,務必重新審視歷史,以正視聽,掙回民族自尊和自信。面對東西文化的融合,以一種不亢不卑,去蕪存菁的態度,尋找合理的發展道路。600年歷史的翻案,在文化,教育,外交各方面會引起新思維。

 

四月網:目前除您之外,持有這種觀點的人還有哪些?

 

李兆良:西方也有一些學者對中國人是否早到美洲有濃厚興趣,也有些觀察,發掘了一些資料,但是,由於不熟悉中國語文,歷史,在不同程度上有誤讀、誤解,引起尖銳的批評。有些人也把這些錯誤與我的研究捆綁起來,這是不公平的。

 

四月網:聽說您不僅從事醫藥化學研究和退休後的歷史研究,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涉獵中文互聯網站,是華人中從事互聯網事業最早的一批先驅?

 

李兆良:1993年,全世界第一次有互聯網,我在1994年就建立了網站,用英文介紹中國文化,建立了客家網,書法網,中國民樂網,香港股票市場資訊分析等,當時都是世界上首次。從不懂電腦,到寫html代碼,設計網頁,全部自學。我的中國文物鑒賞網站,是我獲得“宣德金牌”的伏筆。我與太太衛小玲參加了美華協會十年,這是美籍華人爭取權益的民間組織,全美有100多個分會。我太太任多屆分會主席和會長,我用網站做宣傳推廣工作。

 

四月網:那很厲害,您絕對是互聯網元老,在美國都是互聯網元老。當時克林頓剛剛提出“資訊公路”概念嘛,而在中國國內還沒有互聯網(註:中國第一個商業網站是1995年成立的瀛海威)。好像您很早就關注國內的科研事業,並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回國考察過?

 

李兆良:對,互聯網開始,克林頓剛剛任總統。1989-93年,我在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任職,經常與中科院的朋友交流合作,回美後,1994年,我曾介紹上海市科委訪問哥倫布市(就是我居住的俄亥俄州首府)接待過上海代表團一行六人,那時國內才開始籌畫互聯網。

其實,更早,我就與中科院接觸。1979年受中科院邀請講學,我大概是第一批回中國講學的學者之一。當時我才剛進入美國學術界,我馬上想到中國交流。當時中國很多研究領域和方向都是空白。我這人很大膽,而中國正在恢復期間,看到改革開放的消息後,就馬上寫信給國內,但是沒有下文。後來在美國華僑報紙《華僑日報》上,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方毅院長(原國務院副總理與中國科學院院長),希望國內能借鑒海外一些科研經驗。公開信發佈後,過了好幾個月,才接到通知可以去。七九年五月去了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地,主要是北京和廣州的植物研究所接待,同時參觀了七、八個與化學,藥物有關的研究所。廣州華南植物研究所的招待規格很高啊,大概當時廣州沒有涉外賓館,他們安排我住在當年招待尼克森的“迎賓館”,享受國賓待遇。我住的就是尼克森住的那層的另一廂。初期的涉外活動都很謹慎,怕攘成國際事端。大門口有兩個解放軍守衛,出門有帶槍的便衣保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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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網:聽說您在普渡大學讀書時,還從事過保釣活動是嗎?

 

李兆良:我在香港出生,上學都講粵語。我從小學就覺得中國人需要有一種共同語言,因此自學普通話(當時叫“國語”)。聽我的普通話,沒人知道我是香港來的。當時我到美國念書,沒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只有臺灣的學生,要麼帶閩南、江浙、四川口音。香港、 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學生,都有各自的方言口音。我一直很關心中國事務,所以他們覺得我很奇怪,不曉得是不是大陸派來的。

1971年是保釣運動的高潮時期,那時,在臺灣來的留學生占華裔學生大多數,有些的確是臺灣當局派出來監視其他學生,“打小報告”的。臺灣學生中的活躍分子受到國民黨黨部的監視,怕家人受累,不能出面。我是香港來的,沒有顧慮,所以公開活動,都由我出面,後面是臺灣同學的支持,國民黨奈何不得。當年在釣運裡結交了不少臺灣朋友,今天還有聯繫。2013年,我的書《宣德金牌啟示錄》在臺灣出版,四十年沒通訊的釣運朋友林孝信君,一見如故,為此四處奔走,安排我多項講演活動,而今斯人已去,情誼永存。我的一生,充滿傳奇,所有機遇都是幾十年前種下的種子開花結果。

 

四月網:感謝李教授百忙之中接受採訪!您講的關於明代鄭和時代地理大發現與您個人的歷史都非常有意思,對今天的中國青年也很有教義。祝您身體健康,在學術上取得更大成果。

 

 

 

(本文轉載自《四月網》,原文連結

 

 

註:李兆良教授著作:《坤輿萬國全圖解密》、《宣德金牌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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