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原刊於微信公眾號「食物天地人」，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
導語：2025年6月，以色列在美國支持下對伊朗發動了為期十二天的襲擊，炸彈落在德黑蘭的核設施、軍方指揮部，也落在了關押政治犯的埃文監獄。西方媒體用「哈梅內伊的偏執」「德黑蘭的猜忌」概括伊朗的反應，仿佛這一切只是一個多疑政權的內部戲碼。
本文作者Behrooz Ghamari（貝赫魯茲·伽馬裡）是伊朗裔歷史學家，前普林斯頓大學近東研究系主任。1981年，他因加入反對伊斯蘭共和國的馬克思主義組織被捕，在埃文監獄被判死刑。1984年薩達姆轟炸德黑蘭時，他正以晚期癌症患者的身份躺在監獄醫務室，每晚思考導彈落下時該如何逃命。四十年後，他在紐約家中看著以色列的炸彈落在同一座監獄——那個他曾經等死的地方。
以這段穿越四十年的親歷為線索，作者把人們習以為常的幾條敘事線重新接到了一起：1953年中情局推翻民選總理摩薩台的「阿賈克斯行動」、兩伊戰爭中西方對薩達姆的全力撐腰、內塔尼亞胡從1992年講到2025年的「伊朗核彈倒計時」、加沙正在進行的種族滅絕、特朗普的「極限施壓」。他要回答的問題只有一個：為什麼不論伊朗是立憲政府、還是革命政權，是改革派、還是強硬派，只要不肯當美國的棋子，都難逃被遏制、被妖魔化、被轟炸的命運？
答案不在德黑蘭，而在華盛頓和特拉維夫的政策邏輯裡。這套邏輯，作者用阿富汗尼1884年的話一針見血地概括：他們一邊拔劍割斷你的咽喉，一邊流著淚說，殺你是為了讓你過上更好的日子。
作者｜Behrooz Ghamari（貝赫魯茲·伽馬裡）
翻譯 | 卓嘎、青松、RCY、歲川
校對 | 曙光
責編｜Ripple
後台排版｜淨怡
Behrooz Ghamari（貝赫魯茲·伽馬裡）是一位出生於伊朗的美籍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目前是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地方、文化與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並兼任多倫多大學伊朗研究所研究員。2020年至2024年間，他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近東研究系教授兼系主任，並擔任伊朗與波斯灣研究中心主任。
他撰寫了三部關於1979年伊朗革命及其後續歷史背景不同側面的著作：《後革命時代的伊朗：伊斯蘭與異見》(Islam and Diss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2008)、《福柯在伊朗：啟蒙後的伊斯蘭革命》(Foucault in Iran: Islamic Revolution after the Enlightenment,2016)、《銘記阿克巴：在伊朗革命的內部》(Remembering Akbar: Inside the Iranian Revolution)，以及2026年剛出版的《對伊朗的漫長戰爭：新事件與舊問題》(The Long War on Iran: New Events, Old Questions)。
導 言
1984年2月，薩達姆開始系統性地轟炸伊朗各大城市。那時，我被關在德黑蘭的埃文監獄，是一名死囚。我獨自一人待在醫務室的牢房裡，淋巴癌已到晚期，身體虛弱得厲害。整個病房死一般寂靜。偶爾，從別的牢房傳來囚犯低沉的呻吟聲，刺破那讓人喘不過氣的沉默。導彈在城裡炸響，震得大地都在顫抖。而我，一邊是等待處決的煉獄，一邊是自己的身體在無人過問的癌症中一點點耗盡。
在將近兩周的時間裡，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床上，拼命想著如果導彈真的落下來，我該怎麼辦。朝最近的出口跑？可萬一看守們對著逃跑的囚犯亂開槍呢？鑽到床底下躲避碎石？還是干脆就平靜地躺在床上，認命算了？
一天晚上，一名看守注意到了我的不安。他讓我放心，說導彈不會炸到監獄。「就算真炸了，那咱們也一塊兒完蛋，這倒是咱倆唯一共通的地方了。」他帶著嘲諷的口氣說道。平時，他話不多。我脖子上有個很深的傷口，由他負責換藥。他每隔一天來換一次繃帶，幾乎從不吭聲。他干這活兒心不甘情不願，還總不忘提醒我：反正你也要被處決了，何必費那個勁呢。話裡話外，讓我明白他心裡有多糾結。
說來也怪，這場轟炸反倒讓我們倆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各自的立場：一想到有可能被同一片廢墟掩埋，我們之間竟也能生出短暫的患難之情。他跟我講起自己去南方前線的經歷，說他永遠也忘不掉那些抗擊伊拉克侵略的戰士被炸得血肉橫飛的樣子。說著說著，他提到那些人裡有「我弟弟，他現在在天堂了」。他強忍著悲傷，擠出一個顫抖的笑容，
他很快意識到，我倆的處境有多荒誕：一名監獄看守，竟在向一個死囚吐露心聲。而這個囚犯所背負的罪名，恰恰是推翻他正在守衛的政府，這個政府，此刻不僅要對付國內的反抗力量，還要抵御外敵入侵。
三年前（1981年），我因為加入一個旨在推翻伊斯蘭共和國的激進馬克思主義組織而被捕。被捕四個月後，我就受到了審判，被判處死刑。從那以後，我一直在等待行刑的那一天。在死囚牢房裡關了一年之後，我患上了癌症。拖了幾個月沒有得到任何治療，直到獄方認為病情惡化到了晚期。三年前（1981年），我因為加入一個旨在推翻伊斯蘭共和國的激進馬克思主義組織而被捕。被捕四個月後，我就受到了審判，被判處死刑。從那以後，我一直在等待行刑的那一天。在死囚牢房裡關了一年之後，我患上了癌症。拖了幾個月沒有得到任何治療，直到獄方認為病情惡化到了晚期。
伊拉克炸彈落在城裡，轟鳴聲和沖擊波接連傳來，最初的震驚過後，我心裡湧上一種深深的聽天由命。我毫不懷疑自己很快就會死，要麼死於癌症，要麼死在行刑隊的槍口下。我躺在床上，沒有任何憤怒，只有無力感，僅此而已。但看守們卻由此認定，我在心裡盼著薩達姆的襲擊，覺得埃文監獄要是被炸毀，說不定能給我一條生路。
其實恰恰相反。我當時就知道，薩達姆的侵略，主要是想利用革命後的動蕩局勢，趁機擴張伊拉克的領土，霸佔伊朗的油田。我和我的同志們是革命後權力斗爭中的失敗一方，但我始終忠於革命的理想，忠於那場孕育了革命的解放政治。
1980年夏末，伊拉克軍隊發動突襲，攻佔了伊朗西南部一大片地區。經過兩年血戰，伊朗方面奪回了失地。薩達姆在前線損失慘重，於是開始向德黑蘭等大城市發起攻擊，企圖瓦解伊朗的民心士氣，迫使民眾推翻自己的政府，從而結束戰爭。在1984年2月7日至22日的短短兩周內，伊拉克的炸彈和導彈造成4700多名平民遇難，兩萬多人受傷。伊朗也以牙還牙，進行了報復性打擊。
當時，伊拉克是蘇聯的附庸國，蘇聯是其武器彈藥的主要來源，伊拉克的空襲用的就是蘇制戰機。盡管冷戰正處在最激烈的時期，美國和北約盟友卻從這場侵略中看到了兩個機會：一是借機遏制伊朗革命，二是做成一筆又一筆軍火大單。法國向薩達姆提供了幻影-F1戰斗機，用來對付伊朗的F-14雄貓戰斗機。德國公司向伊拉克運送了大量可用於制造化學武器的原料，而薩達姆則用美國制造的貝爾直升機，將這些化學武器投向平民。裡根政府除了與伊拉克共享情報，還向伊拉克政權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使其經濟免於全面崩潰。
我最擔心的事沒有發生，被埋在埃文監獄的廢墟之下的噩夢，終究沒有成真。那時，埃文監獄並沒有遭到轟炸。八年戰爭，兩伊雙方傷亡各數十萬人，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經濟滿目瘡痍。1988年，伊朗和伊拉克終於簽署了停戰協議。戰爭結束了，但美國遏制伊朗、重塑中東格局的圖謀卻從未停止。1991年蘇聯解體後，單極世界秩序成形，任何挑戰美國霸權的行為，都越來越難逃其打壓。
美國對9·11襲擊事件的反應揭示了它的真實面目。為了展示無可匹敵的軍事力量，美國不惜對假想敵大打出手，全無顧忌。伊朗，始終是它的頭號目標。
2003年3月，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前一周，我受邀前往華盛頓特區參加一場關於伊朗政策的研討會。當時我已是一名社會學教授，本以為研討會的目的，是想辦法避免戰火蔓延到伊朗。沒想到，與那幾個國務院和國會幕僚的會面，討論的卻是在攻佔巴格達之後，美軍最快多久能打到德黑蘭。
當時的伊朗，剛從1980年代的腥風血雨裡緩過一口氣。那十年，成千上萬人遭處決，數十萬人被監禁或流放。改革派總統哈塔米上台，提出了兩大口號：一是「文明對話」，正面回擊亨廷頓那套「文明沖突論」；二是「伊朗屬於全體伊朗人」。然而，華盛頓對此充耳不聞。白宮與整個新保守派圈子，都沉浸在一句狂言裡：「男孩去巴格達，真男人去德黑蘭。」
伊斯蘭共和國很快就明白，除了對內高壓，它的生存還取決於能否在國境周圍打造一道「防火牆」，威懾美國和以色列重劃地區版圖的野心。伊斯蘭共和國對黎巴嫩真主黨的扶植、對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支持、以及對巴勒斯坦事業的聲援，與其說證明了它的擴張圖謀，不如說是自保的手段。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就認同美國霸權，或者默許以色列在該地區的橫行。但正如美國國務院伊朗事務處前處長亨利·普雷希特在1988年所指出的，驅動伊斯蘭共和國的，是「國內的政治與經濟獨立，而非向外擴張勢力范圍」。
2025年6月23日，戰火再度燒向伊朗。我在紐約的家中看新聞，看到以色列軍隊轟炸了位於德黑蘭北部的埃文監獄。那一刻，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湧上心頭。我四十多年前最害怕的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奇怪的是，我竟覺得像是自己的家被襲擊了。那種發自內心的震動，持續了好幾天。
隨著更多消息傳出，我們得知共有79人遇難，其中大多是監獄的工作人員，包括社工和法律人員，還有不少是正在探視獄中親人的家屬。同時也有消息說，許多囚犯非但沒有逃跑，反而沖向爆炸現場，去營救埋在廢墟下的人。這些人裡有審訊員、檢察官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還有醫務室的醫護人員。
埃文監獄的志願醫生薩伊德赫·馬卡拉姆在襲擊中幸存下來。她事後告訴記者，自己被埋在廢墟下，已奄奄一息。「是囚犯們把我挖出來，抬到更安全的角落。他們給我拿來水，用毯子裹住我發抖的身體。他們用臨時夾板固定住我骨折的腿，幫我擦掉臉上的血。他們本可以逃跑，卻留了下來。其中一個人對我說：『你是我們的姐妹，我們絕不會丟下你。』」
埃文監獄以關押政治犯而聞名，這次轟炸，再次將伊朗的深層矛盾擺到了台面上。伊拉克襲擊已是四十年前的事，而伊朗在1979年革命後建立的政權，仍然在地緣政治的火藥桶中，艱難維護著自身主權。面對外部的武力威脅，伊斯蘭共和國動用一切權力手段，將工人、婦女、學生、少數民族與宗教少數群體的抗爭統統納入「外部勢力滲透」的敘事框架，從而把鎮壓包裝成捍衛主權的必要代價。
外敵在埃文投下的炸彈，讓這一局面變得更加復雜。一方面，它讓那些異見者的困境獲得了外界的關注；另一方面，它又坐實了伊朗政權的一個心病——外部勢力確實想煽動伊朗的政權更迭（參見《被湮沒的穆斯林異見之聲》一章）。
就在轟炸埃文的十天前，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了一場無端襲擊，暗殺了伊朗軍方的高級指揮官，並向德黑蘭及其它主要城市發射炸彈和導彈。這場為期十二天的襲擊造成了一千多人死亡、數千人受傷，其目標是摧毀伊朗核濃縮設施。明面上，這場行動希望借此為由頭，讓炮火激起伊朗人民的反抗，從而推翻伊斯蘭共和國。首輪打擊過後，伊朗政府組織了大規模反擊，用自主研制的導彈對以色列城市實施密集攻擊，部分導彈甚至突破了看似堅不可摧的「鐵穹」防御系統。
四十年前，大國紛紛支持薩達姆的侵略行為；而這一次，用德國總理的話說，以色列則被委以重任，「替我們在伊朗充當打手」。三十多年來，以色列領導層一再聲稱，伊朗距離制造出核武器只差幾個月。1992年，時任普通議員的內塔尼亞胡就聲稱，德黑蘭距離擁有核彈只差幾年時間，他在1995年出版的《抗擊恐怖主義》一書中重申了這一說法。在2012年9月那場臭名昭著的聯合國大會演講中，他手持一張卡通風格的示意圖，向全世界發出警告：伊朗已處於制造並部署核武器的臨界點。「到明年春天……他們就准備好進入最後階段了。」
以色列對伊朗的攻擊醞釀了數十年（期間還歷經數次小規模預演）。而伊斯蘭共和國方面的應對，也同樣早有准備。自掌權以來，伊斯蘭共和國便將一切鎮壓異見、限制自由的舉措，包裝成抵御外敵、保衛政權的必要手段。西方觀察人士往往將伊朗高壓管控制度的形成，歸結為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多疑與偏執。然而，這不過是轉移視線，來掩蓋西方國家在其中的責任。「哈梅內伊的盲目偏執解釋了伊朗鎮壓的殘酷」[1]、「戰火之下，德黑蘭以鎮壓和猜忌回應」[2]、「哈梅內伊躲進掩體，疑雲籠罩伊朗」[3]，以及「美國參戰，伊朗人在黑暗中瑟瑟發抖，統治者深陷於偏執」[4]，諸如此類的評論，在西方媒體中屢見不鮮。
以色列在伊朗境內搞了幾十年的破壞、暗殺、網絡攻擊和間諜活動，明的暗的，無所不用其極。然而主流媒體的結論卻是：伊朗領導層「過度多疑」。以色列及其盟友發動了全面戰爭，揚言要殺死最高領袖，大肆炫耀自己在伊朗安插的臥底網絡，以及如何滲透進國家和情報機構的最高層。即便如此，媒體依然說：伊朗社會的高度戒備，不過是這個政權的偏執「到了頂點」。
在以色列發動首輪襲擊的前一天，國際原子能機構在維也納召開緊急會議，宣布伊朗違反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保障協議規定的義務。然而，與美國媒體的頭條報道相反，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並未提供任何新信息，也沒有拿出伊朗違規或從事核武器化項目的證據。相反，報告翻出了一件幾十年前的舊賬。報告援引了伊朗2003年就核項目軍事層面所作的答復，同時在三處地點相繼發現了高濃縮鈾顆粒。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拉斐爾·格羅西明確表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伊朗存在核武器化項目，二十年來的監測工作也從未間斷。盡管如此，他仍對伊朗的透明度和誠意表示懷疑。
國際原子能機構會議在維也納召開時，以色列政府已事先向美國和其歐洲盟友通報：對伊朗的攻擊迫在眉睫。機構在會上提交報告之前，作戰計劃已經擬定，各方支持已經到位，以色列摧毀伊朗核設施和關鍵基礎設施的綠燈早已亮起。人命代價幾何，無人在意。那時，伊朗和美國正就伊朗核濃縮項目的限制范圍談判一項新協議。雙方已在阿曼和意大利舉行過五輪會談，並定於兩天後在阿曼再次會面，誰料這時以色列突襲了伊朗城市。
當年，國際社會為薩達姆的侵略戰爭撐腰；這一次，以色列的攻擊背後，同樣站著美國及其盟友。美國的空中加油機從卡塔爾軍事基地起飛，為以色列戰機提供空中加油，若無此支援，這些戰機根本無法飛抵伊朗目標。與此同時，英美兩國在以色列囤儲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武器裝備，法國協助以色列攔截伊朗的報復性導彈，而約旦和伊拉克則被迫開放各自領空，讓以色列能夠暢通無阻地實施襲擊。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在伊朗人心中記憶猶新。以色列轟炸伊朗城市，立即喚起了加沙被徹底摧毀的景象。伊朗人清楚，以色列在犯下戰爭罪和種族滅絕時毫無底線。以色列及其美國後台，就是要用加沙的慘狀震懾伊朗人，讓他們看清楚對手能做出什麼，逼他們在開戰頭幾天就舉手投降。他們還寄希望於激起國內外異見人士的自發動員，從下而上推動政權更迭。轟炸埃文監獄，可以視為這種天真幻想的寫照：炸開監獄大門，群眾蜂擁而入，將獲釋的政治犯高高扛在肩上，慶祝伊斯蘭共和國的終結——伊朗版的「攻佔巴士底獄」。
許多流亡海外的伊朗異見人士將這場戰爭的責任歸咎於伊斯蘭共和國。他們當中，有人夢想巴列維王朝復辟，有人則期待現有政治秩序走向民主轉型，同時為美國的地區利益留有余地。
保皇派明白，重塑伊朗地區地位的關鍵在於主權問題。前國王之子禮薩·巴列維以美國和以色列盟友自居，戰爭期間尤為如此。保皇派心裡很清楚，美國需要在伊朗扶植一個聽話的政權，而他們正要證明自己是最合適的人選。
在伊朗國內，情況遠沒有這麼簡單。許多人雖然鄙視和不信任本國政府，卻也能看清以色列的本質，絕不歡迎它的武力插手。以色列日益走向神權統治，拿《聖經》來為自己的領土和建國主張背書；埃及、阿聯酋、沙特等威權政體，以及美國在中東的其他盟友——這些國家，有什麼資格要求伊朗走向世俗民主，並把這當成解決沖突的答案？那些相信伊朗只要走向民主世俗化就能緩和與西方關系的異見人士，沒有看透這一點：美國及其盟友不過是拿人權和公民自由當工具，為全球擴張鋪路，而自己犯下的暴行卻可以一筆勾銷。加沙種族滅絕已經持續兩年多，這一切已經昭然若揭。
大多數美國人相信，美國代表行善的仁慈力量，天然擁有引領世界走向更美好未來的道義權威。許多伊朗異見人士對這套美國神話照單全收，與七十年代那一代革命者的反帝立場相去甚遠。那個年代，對於伊朗革命者來說，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亞、東帝汶、巴勒斯坦、阿爾及利亞、南非、智利、巴西、阿根廷、危地馬拉、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古巴……在世界各地發生的一切，都與他們自己的斗爭緊緊相連：推翻沙阿的暴政，反抗這個政權替美國在中東充當打手的本質。
地緣政治問題向來與社會正義和公民自由議題交織在一起。然而近年來，許多國內外的伊斯蘭共和國批評者開始收窄視野，與地區乃至全球范圍內的正義斗爭漸行漸遠，只盯著伊斯蘭共和國對本國公民的鎮壓。這並非是要為伊斯蘭共和國的嚴酷內政開脫，而是要將其放入更大的圖景中來看：美國的擴張野心，及以色列建立「從河到海」的大以色列圖謀。而對於極端猶太復國主義者而言，那條河已不再是約旦河，而是幼發拉底河。
2010年代初，伊朗改革派打出口號：「不為加沙，不為黎巴嫩，我的心只為伊朗跳動（na Ghazeh, na Lobnan, Jānam fadā-ye Iran）」。其言下之意是，伊斯蘭共和國扶持所謂「抵抗軸心」——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伊拉克各路武裝、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和也門胡塞武裝，白白耗盡了本已所剩無幾的國家資源，苦的是伊朗老百姓。他們認為，這一政策將伊朗拖進地區沖突的漩渦，反過來又給整個社會的高壓管控提供了借口。然而這些批評者沒有看透：只要伊朗的國家利益與以色列和美國相悖，不管伊朗是什麼政權，都難逃被妖魔化的命運。
多年來，伊朗政府一再聲稱，在大馬士革、巴格達、貝魯特和巴勒斯坦的街頭支持抗敵力量，就是為了不讓戰火燒到德黑蘭和伊朗本土。在阿薩德政權垮台、真主黨遭到斬首式打擊、哈馬斯與加沙平民遭受種族滅絕這一切之後，以色列對伊朗動手，讓伊朗政府的那套邏輯比任何時候都更站得住腳。遏制伊朗、迫使伊斯蘭共和國屈從於西方列強及其在中東代理國的殖民利益，這正是美國在該地區政策的根本邏輯。自1979年革命爆發、巴列維王朝覆滅，地區舊秩序就此打破，這一邏輯便從未改變。
巴列維王朝第二代君主穆罕默德·禮薩·沙阿，本身就是美國在中東遏制政策的一枚棋子。談起伊美關系，主流敘事往往從1979年的人質危機說起。然而我在七十年代的伊朗長大，我這一代人，乃至父輩那一代，每當提起美國，腦子裡頭一個浮現的，是1953年中情局與軍情六處聯手策動的那場政變。被推翻的，是民選總理摩薩台，那位將石油工業收歸國有的領導人。當時，伊朗人已清楚意識到，英伊石油公司的賬本，他們看不到，經營決策，他們插不上手。本國資源換來的收益，不足兩成落入伊朗口袋。石油工人每天只掙五十美分，沒有病假、假期、傷殘賠償或任何形式的養老保障。
那是一個民族主義浪潮高漲、反帝解放運動席卷全球的年代。摩薩台相信，爭取本國資源合理份額的訴求，即便美國也會認同。他想錯了。冷戰思維主導下，美國認定只有強硬的獨裁政權才能擋住共產主義蔓延，因此斷定，摩薩台作為自由主義者，沒有足夠的鐵腕來治國，壓不住蘇聯的擴張野心。1953年夏天推翻摩薩台的那場政變，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影響最深遠的一次秘密行動，代號「阿賈克斯行動」。
當時，伊朗是美國全球利益中最重要的立足點之一。尤其是在以色列這個殖民定居者國家尚處襁褓之時，伊朗在中東的地緣位置更使其成為西方絕對不能失去的戰略前哨。摩薩台捍衛伊朗主權的決心，加上舉國上下的民心支撐，迫使沙阿出走海外。然而，中情局通過政變，將穆罕默德·禮薩·沙阿從羅馬召回，扶植其重登王位。此後，伊淪為一個乖順的附庸國，落了個「地區憲兵」的外號。政變後，沙阿繼續統治伊朗二十五年。在伊朗的政治話語裡，這段時期有個專門的說法：專制黑暗年代。
主流媒體談及伊美關系時，往往從1979年的「人質危機」講起。按照這套敘事，一群瘋狂的毛拉（伊斯蘭教士）和他們的激進穆斯林學生，公然違反國際法，佔領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將數十名美國人扣為人質長達444天。他們恨我們，只因我們捍衛自由和民主價值觀。對於這種奧威爾式的敘事，常有批評者以諷刺口吻反將一軍：伊斯蘭共和國的的真正「罪狀」，是讓伊朗緊挨著美國在巴林、卡塔爾、阿聯酋、約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軍事基地、機場、雷達站和海軍設施，畢竟那一帶還駐扎著四萬多美軍呢。
2025年以色列與美國聯合發動的襲擊，根源在於伊朗對地區霸權的挑戰，而這段歷史可追溯至1953年的那場政變。以色列在美國和歐洲支持下發動的這場無端襲擊，恰逢巴勒斯坦種族滅絕暴行持續之際，緊隨其後的，是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一名前伊斯蘭國/基地組織高級頭目被扶植為敘利亞國家元首。這一切絕非巧合。數十年來，戰爭、暗殺、破壞活動和網絡攻擊一直在暗中進行，不為人知。如今，它們的的面具已經摘下。
1985年，高等司法委員會撤銷了對我的死刑判決，我獲得了保外就醫的機會。幾個月後，我輾轉離開伊朗，前往斯坦福大學醫院接受了強效化療。隨後我重返校園，成為一名研究政治事件與歷史的學者，正是那段歷史塑造了我早年的人生。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書寫伊朗革命以及它在國內、地區和全球范圍內造成的影響。1979年革命至今，將近半個世紀。這個國家有過短暫的希望與振奮，但更多的是漫長的絕望與幻滅。
伊朗打了八年的兩伊戰爭、應付了庫爾德武裝【譯者注：指代那些以暴力或軍事手段，試圖在庫爾德人聚居區建立一個獨立國家，或謀求高度自治的武裝組織】多年的割據斗爭，國內的社會動蕩也從未真正平息。光是政權建立的頭十年裡，就有數千人被處決、監禁或致殘。主要反對派組織之一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MEK）暗殺了數百名政府官員，隨後在兩伊戰爭期間甚至投靠伊拉克，妄圖借助外敵之手推翻伊斯蘭共和國。伊朗還經歷了改革的浪潮，公民社會一度得以生長，而在此過程中，高壓的國家機器始終存在，牢牢掌控著政治權力。
卡特【譯者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是美國第39任總統，任期從1977年到1981年。】因未能讓使館人質獲釋而敗選，此後的美國，陸續換了八任總統。卡特的這次失敗，實則是裡根競選團隊精心策劃的結果，目的就是確保人質撐過1980年總統大選才獲釋。自那時起，伊美關系偶有回暖，卻總是很快跌回對立，嚴厲制裁一輪接著一輪，給伊朗各階層民眾帶來了深重苦難。「反恐戰爭」打響，伊朗被小布什扣上「邪惡軸心」的帽子。奧巴馬好不容易談成一份核協議，又被特朗普撕毀。盡管他親眼看著以色列暗殺了伊朗的首席談判代表之一，如今又想坐下來談新協議。而偏偏還是特朗普，不久之前對伊朗施加了近代史上最嚴苛的經濟制裁。
過去四十年間風雲激蕩，但新殖民主義的權力結構卻巋然不動，它持續塑造著中東的政治格局。美國的戰略利益，始終圍繞著兩個核心問題轉：巴勒斯坦問題，以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問題，二者的輕重緩急此消彼長。自1979年成立以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便運用自身主權權力，擴大地區政治影響力。過去四十年，問題的本質從未變過，伊朗堅持主權，拒絕淪為美國在中東的棋子。為了迫使伊朗就范，美國和歐洲盟友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高壓統治、對人權的侵犯（盡管論惡劣程度，遠比不上西方在中東地區的盟友）、父權法律體系以及對公民自由的限制，統統拿來當作施壓的借口。西方大國在該地區最鐵桿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更是赤裸裸的專制暴政。這就清楚地表明，人權與尊嚴，不過是美國對付伊朗時掛在嘴邊的幌子，從來不是它在這片土地上真正在乎的價值。
加沙的種族滅絕戰爭，引發了全球對以色列前所未有的聲討；巴勒斯坦的長期問題——佔領與定居者殖民主義——依然緊迫，且似乎難以解決。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人走上街頭，抗議以色列的暴行，以及站在這場當代最慘烈屠殺背後的各方勢力。再多的抗議、再大的聲浪，也難以道盡加沙的慘烈，和巴勒斯坦人所承受的一切。這場屠殺的諷刺之處在於：它從頭到尾都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任何願意睜眼的人都能看見。以色列國防軍暗殺了數百名記者，把其余記者擋在加沙門外，卻堵不住那些影像在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其中甚至包括以色列士兵自己分享的視頻。
加沙的暴力事件深深刺痛了美國和歐洲的自由民主社會。「巴勒斯坦例外論」【譯者注：指國際社會在處理巴勒斯坦問題時，常常采用一套不同於其他國家和地區問題的特殊規則和標准。】這一政治話語席卷美國各大校園，讓這些地方變成了捍衛言論自由和譴責以色列暴行的戰場。校園裡麥卡錫主義式【譯者注：指的是美國上世紀50年代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煽動的一系列政治打壓和迫害行為。它的核心特征並非真的「抓間諜」，而是利用恐懼、制造輿論、破壞對手聲譽。】隨之死灰復燃。我當時執教的普林斯頓大學也不例外。鏟除「反猶主義」成了一道政治護身符，許多平日裡與白人至上主義者沆瀣一氣的人打著這面旗幟，大肆攻擊聲援巴勒斯坦的正義人士，卻刻意無視了一個事實：抗議人群中，有相當一部分本身就是猶太人。
自從這場種族滅絕發生以來，每當提筆記述此事，我都有一種無力感。對我而言，寫作的意義在於揭示被遮蔽的現實，告訴人們眼見的表象之下，未必就是事情的真相。我習慣在寫作中剖析層層交織的偶然事件，追問陰謀與算計、各方勢力與制度機構如何交織，才促成了某一特定事件的發生。而加沙讓我遲遲無法動筆，因為我意識到，這些暴行的實施者根本沒想過要遮掩什麼。他們要的就是讓數億人親眼目睹這些行徑。這是蓄意的，他們要昭告天下：我有實力，有權力，可以公然實施種族滅絕，沒有人能把我怎樣。
當我思考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美國撐腰下的以色列侵略、對伊朗無休止的妖魔化、大學校園裡的鎮壓，以及構成當下時局的種種脈絡，我發現，新的事件，不過是在重提那些古老的問題：正義在哪裡，誰來問責。只是這些事件上演的方式和多數人看待它們的視角，已經變了。我們似乎對一切都感到麻木，颶風、火災、洪水、干旱、大規模逃亡，甚至種族滅絕戰爭，都成了這個時代的「日常」。更可悲的是，就連裝裝樣子的問責，也不見了。
2016年，首次競選總統的特朗普撂下一句話：「就算我站在第五大道中間朝人開槍，也不會丟掉任何選票，懂嗎？」那一刻，特朗普釋放出信號：他要把美國帶入一個新時代，公然無視治理規則、肆意踐踏問責制。所謂「新」，在於這話是當眾說出來的，不再只是企業或政府關起門來偷偷密謀。暴力、強奸、種族歧視、仇外、恐同、厭女……，特朗普把這些字眼堂堂正正地送進了主流政治話語。身為第47任總統，他仍在這麼做。
國家也好，各路勢力也好，駭人的暴行一再上演。漫長的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為血腥的百年。這些暴行往往披著「更崇高事業」的外衣。這正是後啟蒙意識形態的信條，一如馬爾庫塞所言：「毀滅是進步的代價，正如死亡是生命的代價；沒有克制與勞苦，就沒有享樂與歡愉；生意照常運轉，別的都是空想。」[5]
從十八、十九世紀的殖民擴張，到特朗普吞並格陵蘭的野心，帝國與資本的邏輯從未改變：被征服者必須為「進步」買單，要解放你，就得先踩在你頭上。1884年，著名的反英殖民主義思想家阿富汗尼一針見血：「（英國人）一邊拔劍割斷穆斯林的咽喉，一邊流著淚高喊：我們殺你，是因為同情你、憐憫你，是為了讓你們過上更好的日子。」[6]
加沙的種族滅絕，把這層遮羞布徹底扯掉了。以戰止戰、殺人救人、壓迫即解放的這套說辭再也立不住了。謀殺、仇恨、虐待、排斥、歧視與噤聲，如今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無人追責。這正是當下寫作的困境。這本文集希望提醒大家：我們今天目睹的一切，根子早在數十年前就埋下了。那些如今對特朗普的無恥感到震驚的美國政商界人士，恰恰是為這種威權主義鋪路的人。他們從未認清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當然也從未為此付出過任何代價。
這本文集記錄的，是我們所見種種災難背後的歷史。在每一個轉折關頭，總有掌權者做出那些讓戰爭、不公與壓迫得以延續的決定。這是一次書寫當下歷史的嘗試。濫殺無辜的政治風氣、對社會不公的公然鼓吹，是怎麼在我們眼皮底下一點點變得正常的？後台的帷幕已經落下，讓我們得以直視當代政治中令人作嘔的真相。
等到這本書出版時，世界也許已經變了樣【譯者注：該書已於2026年1月13日出版】。伊朗與美國可能已達成了協議，用核限制換制裁解除；也可能，兩國全面開戰，將整個地區拖入火海。這就是在這個動蕩年代寫作的風險與無奈：我們寫下的文字，也許還沒被人讀到就已煙消雲散。但歷史的根還沒斷，改變的土壤還在。
將這些文章集結成冊，是為了揭露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秩序所帶來的一切——從反恐戰爭到今日加沙的種族滅絕，再到美國自由民主制度的持續瓦解。我希望記錄並揭露這場仇恨政治與種族滅絕如何在今天肆無忌憚地橫行。他們口口聲聲說這些暴行是為了拯救所有人，我想戳穿這個謊言，因為最終被消滅的，永遠是「別人」。偉大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說過：「理智上保持悲觀，意志上保持樂觀」。這本書，是朝著這種精神邁出的一步。強權之所以屹立不倒，是因為從沒有人真正質疑它、挑戰它。
注釋：
[1]讓-皮埃爾·菲利烏，《世界報》，2023年1月15日。
[2]巴哈爾·馬庫伊，法國24電視台，2025年6月26日。
[3]薩默爾·阿勒-阿特魯什，《星期日泰晤士報》，2025年6月20日。
[4]拉娜·拉欣普爾，《觀察家報》，2025年6月21日。
[5]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波士頓：燈塔出版社，1964年。見第六章：「從否定到肯定思維：技術理性與統治邏輯」。
[6]阿富汗尼，《印度的唯物主義者》，載於尼基·凱迪，《對帝國主義的伊斯蘭回應》，伯克利與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68年，第1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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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選譯自The Long War on Iran: New Events,Old Questions導言部分《對伊朗的長期戰爭：制裁、暗殺與轟炸》
原標題：The long war on Iran: sanctions, assassinations, and bombs Int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