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為政治經濟學學者盧荻，原刊於香港明報·筆陣，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作者指出：電影《給阿嫲的情書》講述「下南洋」溫情故事，雖屬小眾題材，卻在海內外引發強烈迴響與多元政治解讀。在中國內地，影片爆紅反映原子化社會對情義的渴望，卻也招致過度解讀：如女權主義批評男性不負責任、解放敘事指責其隱瞞死訊壓抑女性自由，以及對建國前後歷史真實性的爭論。在南洋，馬來西亞華人藉此重拾鄉愁；新加坡則因「去中國化」的買辦心態，敏感地將其打為「統戰」工具，凸顯文化焦慮。泰、印等國的不同反應，則折射出華人融入或被暴力排擠的歷史。蘆荻強調，這些解讀背後是東亞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歷史創傷，而香港正是聯結這段滄桑的樞紐。
內地電影《給阿嫲的情書》自六月中在香港和南洋多地同時上映，頗有點姍姍來遲之感，這涉及觀影的主體問題。本來，影片本身純粹不過，就是溫情和情義；但是它從中國內地再到海外成為現象級作品，皆因巨大的社會反響從而又誘發出多種嚴重的政治解讀。
社會反響和政治解讀確實有其真實性，然而始終是外加給作品的，是旁觀者的視角和自我感慨、反省。主體的視角，必須是來自海內外潮州人群體、以及由此延伸的閩粵瓊三省的其他類似社群及其海外衍生群體，而海外群體甚至比海內的所受觸動更深更遠。 主體視角正是解開社會反響和政治解讀的真實性的必不可少的密鑰。
在內地，政治解讀種種的不對勁一部小製作電影，小眾題材作品，極其平淡的主題，廣東省一角方言，低調上映，着着顯示出製作者的敝掃自珍卻也是毫無雄心。然後就在短短的期間從沉寂變成全國爆紅，人人感動，處處好評，商業上的成功只是附帶的並且不乏資本趁機而上的成分。這個現象需要解釋。
一般的解釋，相當於「缺鈣補鈣」：在溫情缺失年代人們渴望溫情，在情義不足年代人們極其感動於情義。應該就是這樣，畢竟，數十年來的中國，歷經猶如迅雷不及掩耳的城市化、市場化過程，人們疏遠甚至離散，社會趨向原子化，個人利己主義盛行，身處期間確實難受，而更可怖是從忍受變成麻木、躺平。
當然這個解釋有其局限。人們的自我感慨，終究還是需要依靠這部電影本身的敘事和抒情來觸發的，而「下南洋」和僑批（及其優美得震撼的文字）是發生在這個國家的真實歷史，是哪怕故事陌生始終也是帶着強烈的熟悉感，以及代入感所引致的共情與否。種種政治解讀就是由這個代入感湧現出來的。
- 一是某些「自封女權主義」評論，指責男主角屢屢逞英雄闖禍的不負責任，讓兩位女主角終生背負着家族、社群和歷史的重擔而喪失自己，而電影卻是讚揚這些本來應該被指責的，而觀眾的參與甚至調高讚揚正反映出社會從過往到現在的病態。
- 二是某些解放敘事式評論，指責女主角之一謝南枝的擅作主張隱瞞男主角鄭木生的死訊，縱使出於好意也是剝奪了另一女主角葉淑柔另尋愛情、重組家庭的自由。而這種好意的政治意涵，是今日愈趨流行的文化保守主義，將秩序置於婦女解放之上，與共和國的建國原則背道而馳。
- 三是將解放敘事推到極致的歷史不真實論，批判這部電影隱含着傷痕文學意味，說1949年之後都解放了哪還需要離鄉背井下南洋、哪還需要依靠僑匯生活。
- 四是另一極致的反解放敘事的歷史不真實論，以「避秦」論解說下南洋，以官方勒索僑匯論替代僑批鄉土情懷敘事，還有斷言海外關係的人們必然受到迫害的。
在南洋，無奈的或異化的反應如果說中國內地對這部影片的種種政治解讀是旁觀者言說，那麼，東南亞華人社群的觀影，在一定程度上本來應該有親歷者（或更多是親歷者的關係密切子孫）的主體經驗和感懷。從網上的廣泛報導看確實如此，只可惜，這其中也有無視歷史和歪曲歷史的言論，反映的是他們所面對的政治現實。
電影的主要場景是曼谷，實際上海外潮州人的滙聚地正是泰國，可是據報道看來，觀影反應最劇烈的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馬來西亞是社會反響，新加坡是政治解讀。社會反響不再是旁觀者的共情，而是久違了的記憶重現，人們記起小時候與阿公阿嫲共處的光景以及所受到的鄉土文化薰陶，同時恍然間體會到先輩下南洋求活路的艱辛和今日的不易。這是文化鄉愁和親情緬懷，正常也可貴。
新加坡的政治解讀就顯得離奇了。指責這麼純粹的電影有「統戰」意涵，實在是胡扯，是自己內心惶恐的表現，所反映的是嚴重不合理的現實。新加坡自立國以來強調「去中國化」，這在政治上的合理性如何尚且勿論，將之極端化至於連文化基因、親情印記也要去掉，這無論如何是理不直氣不壯吧。至於電影上映需要由政府審批是潮州話原版還是普通話/華語配音版，說電影中的印度壞人形象會損害現實上的種族多元共處，還有解讀僑批引伸到指向親人勒索和政府勒索論，等等，都是同一不合理現實的體現。真正的多元共處和合理的重塑身份立國，本來應該是指向鼓勵、發揮各個民族的優良文化和情操的，哪有依靠這樣壓制的。
還它以政治解讀，可以說，新加坡迄今的立國指向是買辦資本主義，在文化上的表現就是（某種洋涇浜式）英語文化的絕對主導甚至有滅絕其他文化的趨向。如果說，這是曾經的嚴酷歷史環境中的無奈，那麼，時至今日還要苟且下去甚至變本加厲，那是異化。相對之下，馬來西亞華人社群在政治上處於被歧視被壓制地位，存續所需在文化上就更有主體性，這是無奈中的堅持，彷如「絕望的後衛」的抵抗。
同樣是政治解讀，新加坡的異化和馬來西亞的堅持，前提都是存在着尚能自足自立的華人社群，這不同於存在或曾經存在着龐大潮州人以至整體華人社群的其他東南亞國家。在泰國，華人確實是徹底去中國化了，這既有歷史上曾經被壓制的原因，更多是主動融入了當地主體民族，同時也成為重塑當地文化的重要力量。在印尼，去中國化是赤裸裸的暴力壓制的結果，是文化消滅；在印支三國，去中國化是華人社群就連肉體也消失了，是被驅離的結果，流散到法國、美國等地的命運。
以上種種，不可能是電影主題的個人化選擇現象，也不僅是一地一國一社群的自然演化，而是整個東亞地區被捲入現代世界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歷史結果。
縱使在香港，他們逝去了，他們還在香港在這個歷史進程中並沒有缺席，毋寧說是處於樞紐地位直至今日，電影中的港幣元素只是冰山一角，更重要是聯結着潮汕與南洋的社群，尤其是龐大的潮州人社群。
1940至1950年代下南洋一輩大都在世紀之交陸續離世，他們的下一代也在近年陸續離世，再下一代甚至兩代卻還得承受歷史的重擔和創傷。東亞地區的殖民主義及其抵抗、南洋的民族重塑和立國暴力、排華、歸僑、家庭破碎、閩粵瓊長期作為戰備前線的民生困頓和華僑家眷的艱辛，如此種種，漂流到香港的華僑社群深有體會吧。
節日到將軍澳山上拜祭，見到記載着來自各地僑鄉的安息者的墓碑，無邊無際，能不震撼。從何文田地鐵站走出來，整個街區充斥着殯儀店鋪，在某些時刻耳邊盡是念經聲，木魚、引磬、雲板、銅叮，木牌上刻有逝者的籍貫，人們思緒浮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