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化社會下自民黨與社會黨的「計劃競賽」與反戰主義殘局
【編按】本文作者梁明德、李冠儒與柴思原分別任職於香港理工大學、北京大學與早稻田大學，長期深耕東亞政治研究。新國際有幸獲作者授權轉載。文章深入探討日本戰後自民黨與社會黨的「計劃競賽」，如何形塑當代政治與社會樣貌？研究創新地從「社會異化」視角，剖析日本近期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深層原因，更回顧自1955年體制以來，自民黨偏重經濟成長的「國民所得倍增計劃」與「列島改造論」雖帶來物質繁榮，卻也加劇了貧富懸殊、城鄉差距與環境公害。相對地，社會黨提出的「構造改革論」等反計劃雖試圖追求社會正義與和平外交，最終卻因黨內左傾路線分歧與內耗而挫敗。
作者指出，由於這些重視社會均衡與國民福祉的改革願景未能徹底落實，導致日本陷入「失落的三十年」。而當代邊緣青年因在體制內找不到自我定位，進而轉向保守民族主義尋求心理補償。這篇文章為理解當前中日關係局勢及日本新右翼溫床，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梁明德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李冠儒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候選人)
柴思原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副研究員)
最近數月以來，隨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現出較為鮮明的保守民族主義立場，涉台的戰略不再模糊，也積極增加軍備，推動建立情報機構，中日關係日趨緊張，民間外交空間嚴重收縮，甚至有人擔憂東亞局勢可能朝新冷戰式的對立態勢發展。雖然自民黨內部存在反對高市的人物，但她提早舉行眾議院選舉最終取得歷史性成功，所以也被部分人視為自民黨的救星。高市在選舉期間提出的部分民生政策，例如抑制通脹等，在上台後相對未被優先重視，政策焦點則更多集中於具有象徵性的保守議題。
另一方面，一般有關日本現狀的論述，經常提到「社會異化」（注：可以被理解為人所創造的社會結構，反過來與人對立，甚至支配個人）等現象，例如「過勞死」與「繭居族」問題，並將其部分歸因於19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後的長期社會變遷。兩者看似距離甚遠，其實可能共享某種相互連結的社會背景，即：在前景不確定感擴大的情況下，一部分青年與社會邊緣群體，感受在國家體制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國家的老政客也不理他們的死活，只是專門走上層路線，一般青年也找不到自己可以發揮所長貢獻國家的機會，所以較容易對強調國家動員與民族復興的民粹主義政治論述產生共鳴，並試圖藉此尋求心理上的認同感與補償。而高市看起來是新鮮面孔，沒有政治家族背景，是第一任女性首相等，從印象來說是一股新的力量，給自民黨帶來了新的形象。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新鮮感覺，消解了黑金醜聞等等問題。
著名日本社會學家小熊英二就記載，有右翼青年向他表示，仇恨左翼的原因是因為左翼運動寧可替慰安婦、外勞或在日朝鮮人爭取權益，但眼裡根本沒有一般日本社會貧窮失業的邊沿人，甚至說「那些傢伙到現在還說甚麼 [日本放棄發動戰爭權力的] 憲法第九條是世界之寶，就算有憲法第九條，我還是沒有工作」。顯然，問題的關鍵是內部健康不良的經濟體系，反而投射為對外的仇恨。這種政治模式在二戰前德國納粹崛起等的歷史上多次出現，茲不贅。
事實上，自民黨今日的一黨獨大地位，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結果。其起源於1955年形成的所謂「五五年體制」，即保守派的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為自民黨，左派社會黨和右派社會黨則合併為日本社會黨。雖然國會內和各級議會也存在日本共產黨等較小黨派，但自民黨與社會黨仍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形成近似「兩黨制」的競爭格局。直到1990年代中期社會黨實質瓦解為止，該體制共延續約四十年。針對社會「異化」的探討，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1950年代，與日本共產黨競相推動馬克思主義論述的社會黨已相當關注社會異化問題。然而，在經濟高速成長時期，社會黨始終無法從街頭鬥爭模式轉向以議會政治爭取執政、並與資本形成妥協的路線，結果長期被主張經濟發展與社會富裕的自民黨壓過。最終，社會黨也未能有效制衡長期自民黨主導下逐漸累積的社會問題。
在現代日本社會中的異化問題源流甚深。從宏觀上講，1900年代日俄戰爭前後，日本開始出現大財團與中小企業對立的所謂「二重構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向西方源源不絕提供軍需物資的日本，開始建立起大財閥體制，到了大蕭條之後，支持大藏相 (財相) 高橋是清花費大量公帑擴充軍備，日本也因此成為世界範圍內經濟復甦最快的國家。但在微觀上，日本社會雖然經歷過「正末昭初」 (即1920年代) 相對自由的時期，仍然保留進行政治檢控的「特高警察」和鎮壓左派的「治安維持法」，個人思想和行動鉗制雖然時有放鬆，但總體來說是一顆被不斷扭緊的螺絲釘，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而在1937年日本正式大舉侵華後不久，政府發現徵召的士兵多為體格不良，才成立處理基本福利的「厚生省」，勉強呼應了明治末年以來日本社會政策學家的訴求，只是目的改為「增加砲灰」。
戰前日本曾經有過一批所謂「無產政黨」，最著名的是「社會大眾黨」，它們嘗試在國家反對左傾運動的夾縫中尋找生存的空間，比如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之際，提倡電力國有或由國家管理等政策，但因為被當局視為眼中釘，不得不公開認可國家的軍事擴張和侵略。一些日共份子還在威迫利誘下「轉向」，從信奉以工農蘇聯政權為首的國際主義，改為信奉日本「八紘一宇」王道主義。好些不堪壓迫的日本左翼份子，因為熟悉蘇聯事務，反而去了「滿洲國」，投靠情報機關「滿鐵調查部」，當中一些幹員如石堂清倫戰後回到日本，成為社會黨的重要理論家，參與「構造改革論」思想體制的建立，另外也有不少參加了日共。
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在1940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宣布建立「經濟新體制」，由政府嘗試通過各產業「統制會」控制經濟，全面建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統制經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日譯「國家獨占資本主義」) 是列寧發明的一個詞語；簡單來說，意思就是國家控制「經濟制高點」，即經濟內最重要的財金和產業集團，由國家牽頭，按計劃發展並為私有資本提供收益來源。列寧在1917年俄國革命時期，提出過戰時「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進入社會主義的「全部準備」，甚至只需要工農推倒貴族和資本家，便可以改革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因此，日本當時不少左派，在革命無望的情況下，都支持近衛的「經濟新體制」，曾因為左翼運動被捕的經濟學家有澤廣巳，甚至參與到近衛的智囊團「昭和研究會」。特高警察和憲兵隊更懷疑政府內部左派在成立一個「官廳人民戰線」。
當時左翼認為，日本經濟改革無法通過資本自行完成，必須由政府使舵，才可建立「一面戰爭、一面建設」的、比統制經濟更完備的「計劃經濟」。有澤與左翼記者笠信太郎合作，起草「經濟新體制」的「試案」，提出將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所有權維持私有，但經營權歸國家，以此達到不流血的經濟革命。可惜的是，「統制會」的領導權最後都落入財閥要人的手中。另一方面，有澤廣巳等人也努力勸告軍部不要挑戰美國，報告卻遭焚毀；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滿鐵調查部提出《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指出毛澤東的「持久戰」、「運動戰」和國民政府的經濟統制力量不可忽視，結果更是引來憲兵構陷叛國革命罪行，大批遭關押甚至獄死。最後，連曾任首相的東條英機，也因為把日本銀行國有化，並強迫大集團合併，反而遭到近衛向天皇上奏，構陷為共產份子。
日本投降後，有澤廣巳等人馬上指出日本經濟即將崩潰，提出傾斜資源到大量產煤、之後產鋼、再以鋼製品返回支持擴大產煤的所謂「傾斜生產方式」。但這種高強度勞動和通貨膨漲的現實，在勞動力中製造不少不滿，受美軍內右傾的情報系統支持的自由黨首相吉田茂，卻在電台致新年賀詞時火上添油，稱工人為「不逞之輩」 (無法無天)，結果促發由日共領導的1947年2月1日總罷工，在最後一刻被麥克阿瑟煞停。隨後國會改選，受美軍內左傾「羅斯福新政派」組成的「民政局」所支持的日本社會黨與民主黨合組內閣，首相為社會黨委員長片山哲。民政局希望社會黨和民主黨的聯合政權乃至政黨合併，可以在極右的自由黨和極左的共產黨之間，建立一個「中道政黨」，通過1946年8月成立的「經濟安定本部」，以國有化和建立「公團」形式統營各種產業，逐步理順通漲問題，甚至學習廣受西方記者宣傳的中國戰時措施，以建立「合作社」 (注意不是日語的通常叫法：「協同組合」) 重振基層經濟。社會黨奠定了戰後日本經濟計劃的基礎，其後的民主黨首相蘆田均在1949年提出到1953年的《經濟復興計劃》，但該計劃因為美國指派銀行家道奇 (Joseph Dodge) 到日本督促採用緊縮政策而無疾而終，後繼首相仍是反對計劃的吉田茂。
1950年韓戰爆發，日本的六成貿易屬於供給聯合國軍的軍需品，道奇路線沒有落實，日本卻安然再迎來經濟景氣。1951年當局起草《自立經濟三年計劃》，1953年再起草《岡野構想》，及後技術官僚再獲得民主黨首相鳩山一郎支持，1955年12月宣布《經濟自立五年計劃》，使得「總合計劃性」和福利社會等目標，在1955年自民黨成立時被列入宣言。戰時的經營權國有政策，演變為戰後由政府指派退休官員出任大公司董事，確保企業方針與政府政策相符的做法，被戲稱為「天神下凡」，而由誰去出任，也當然涉及到私相授受。
自民黨的一些初期重量級人物對新中國抱有好感，其中首推經濟企劃廳長官、通商產業大臣高碕達之助。他曾任「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總裁，雖說戰時他對於開發亞洲大陸資源的想法也是一種不公平的掠奪，但他不像自民黨內的右派人物、同在「滿洲國」擔任過要職的岸信介一樣仇共，高碕在投降後一段時間出任過國民政府顧問，對新中國有好感。1951年，因日本是韓戰基地，蘇共和中共鼓動日共發動武裝叛亂，成效不彰，到1955年叫停。同年萬隆會議，高碕率領日本代表團參加，見過周恩來總理。他在會議期間提出參加各國應該協調經濟計劃，回國後積極部署對華重新通商，不幸被岸信介出任首相後發生的外交枝節事件打斷。1958年《羅馬條約》簽訂，「歐洲經濟共同體」(歐共體) 成立，高碕積極倡導成立「東亞版的歐共體」。1961年起，日本與朝鮮恢復貿易。1962年，他和中共的「日本通」廖承志簽署「廖高備忘錄」，中日在沒有邦交的情況下開展「廖高貿易」。可惜高碕在1964年突然逝世，未能在之後的政治風浪中，發揮更大的穩定和調解作用。
然而，自民黨的經濟計劃偏重於經濟成長 ── 比如《經濟自立五年計劃》提出減低依靠國際援助，達到年均5% 的增長率，增加出口同時提高自給能力，通過節約而實現資本累積，以及生產設備和產業結構的現代化。相比之前的計劃，《自立計劃》主要依靠財政金融間接控制而不是直接控制。為了達到全民就業，《自立計劃》提出扶植中小企業，但缺乏全局性政策，目標和手段往往不協調。因為「神武景氣」帶來高增長，1956年的《經濟白書》驕傲地宣布「戰後時期已經結束」。在1957年12月岸信介內閣提出到1962年的《新長期經濟計劃》，緩和二重構造矛盾和維持社會穩定繼續是重要任務。然而，1959-60年岸信介執意與美國續簽《安保條約》，引起反美左派政黨和民眾大反撲。他們受阻止美軍建立基地的「砂川鬥爭」等之前發生的小型衝突勝利所誤導，以為單靠發動市民上街便可以阻止任何政策的通過，結果33萬民眾聚集在國會議事堂和首相官邸前，仍無法阻止自民黨議員在深夜閉門通過法案。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訪華時，身穿中山裝，以其被稱為「人間機關車」的洪量聲線說：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這馬上惹來國內右派仇恨。1960年10月12日，淺沼在競選論壇上，遭到一名右翼青年公然刺殺。
這裡要提到一個數據：日本的製造業人口在1965年才首次超過漁農業，而服務業人口在1993年才超越製造業。也就是說1966年日本才成為製造業社會，到1994年才結束。1959-60年，社會黨及其工會系統「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總評)，出於反對日本國內壟斷資本以及其美國霸主後台，在安保鬥爭的同時，發動福岡縣三池炭鑛礦工鬥爭反對裁員，但兩場運動總體來說沒有達成應有目標。由於自民黨當局提出的計劃，往往漠視成長所衍生的社會結構問題，因此從1950年代初期開始，每當保守黨派 (日後為自民黨) 提出其計劃，社會黨就會提出對勞動者、社會弱勢群體和環境保護更有利的「反計劃」，比如1950年11月宣布《社會黨經濟四年計劃》。
1951-55年，因對美態度上存在分歧，社會黨分裂為「左派社會黨」和「右派社會黨」。1953年「右派社會黨」提出《日本社會黨經濟再建五年計劃》，除必要的經濟成長目標和擴充基幹產業、發展水力發電等常有項目外，還提出要廢除造成經濟不況的自由經濟，建成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通過國有化 (但強調不是盲目推行) 擴大國民總生產量，並確保國民所得能夠有計劃地平均分配，遏止濫伐森林資源等問題，開展「治山治水事業」，承諾全民就業、中小企繁榮，以及興建公營房屋、擴大社會保障制度等。報告也讚賞新中國的經濟整治、土地改革和反貪腐成果。左派社會黨也在前任經濟安定本部總務長官的和田博雄主導下，提出《社會黨長期平和經濟計劃》，意在減低對美經濟依賴，認為應該增大對華貿易，故需自主外交路線。1953-61年間，社會黨兩派 (及後統一) 每年都會在自民黨提出預算時提出一份「反預算」，每次都提出減低防衛和國家安全預算，以補貼社會福利。
1958年中，社會黨淺沼委員長在黨內理論家佐藤昇和石堂清倫等影響下，設立專責小組 (主要是以書記長江田三郎和政策審議會長成田知巳組成的「中堅書記集團」) 反覆認真研讀意大利共產黨在1956年提出的「構造改革論」，希望通過社會改革和選票議會政治，尋找將日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平演變至社會主義體制的道路。「構造改革論」是出現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總書記赫魯曉夫發表批判斯大林路線的報告之後。意大利共產黨戰前總書記葛蘭西的《獄中手記》探討了共產黨為何在獲取社會主導權失敗的問題；而由於二戰末期意共組織的游擊隊與法西斯部隊戰鬥是如此成功，更爭取到1946年意大利廢除君主制、頒行一份極為進步的憲法，所以戰後的意大利共產黨一直對蘇聯的僵化路線不滿，終於在二十大報告之後得到解放。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 (Palmiro Togliatti) 提出的「構革論」總的來說，是要解決幾個被認為曾促成法西斯崛起的問題：一、意大利北工南農的發展格局長期失衡；二、農村大地主壟斷和封建關係殘留；三、私有資本壟斷與國有企業相互交織操控經濟命脈。簡而言之，「構造改革論」嘗試用議會選票政治方法，使意共可以執政，然後著手改革意大利的經濟基礎。但是意共認為應該與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存，雖是出於西方左翼運動所需，就引來受到美國更直接威脅的中共所猛烈點名攻擊。
淺沼委員長遇刺兩天後，社會黨舉行臨時黨大會，在未經充分討論的情況下，表決通過正式採納「構造改革論」，結果並未能滲透到全黨各級黨組織，埋下了左右兩派再對立的種子；雖然中共跟日本社會黨保持大體良好關係 (日共當時已經親蘇)，在1963年兩黨因核試問題發生分歧之後，中共也開始批判日本社會黨路線上「結託」美帝和蘇修。以「社會主義協會」向坂逸郎和佐佐木更三為首的社會黨內左派和社會黨工會「總評」領袖，仍對難以為繼的大型民眾抗爭運動抱不切實際的幻想；佐藤昇和石堂清倫則視「構革論」為「克服敗北的激進主義」的良藥。因其演說能力和談吐氣質有「電視王子」之稱的書記長江田三郎，以及他為首的溫和右派開始思變，高舉「構革論」旗幟進行選票競爭，不再只著重街頭鬥爭，認為之前的鬥爭侷限在社會黨的工會系統，「未能廣泛滲透到國民各階層」。
江田三郎在1938-40年曾因「第二次人民戰線事件」被捕入獄，1943年前往中國石家莊一帶指導挖掘運河；據其傳記稱，當時他奇蹟地能與該處的八路軍部隊保持良好關係，中方甚至讚揚他挖掘運河的努力。日本投降後，江田於1946年4月回國。江田和向坂的對立，源自戰前日本左派的一場論戰：向坂所屬的「勞農派」認為日本已經是徹底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通過革命一舉推翻之，成立社會主義新國家；而江田所屬的「講座派」則認為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資本主義轉變還不完全，殘留大量封建因素，需要先促成這些落後封建的因素向資本主義轉化，需要時間和平演變，利用國家力量進行改造，不能一步到位。另一個衝突議題是：到底日本左派的敵人是已經羽翼甚豐的日本壟斷資本，日本有馬上復活為擴張型帝國主義國家的可能性，還是仍然是美國的從屬？「構革派」顯然選擇了後者。
「構造改革論」可以很哲學化，但江田的政策主張其實很直接 ── 對內消除絕對貧困、「對壟斷資本實現人民統制」，對外嚴守中立，並連接共產圈、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
一、消解貧困：生活改善、完全就業 (包括給予農村潛在失業者以就業機會)、最低工資 (8000日圓)、社會保障、縮短工時 (每周40小時)，同時消解貧困、解放低收入階層。
二、經濟構造上的反壟斷改革：監視、限制基礎物資的壟斷價格、規限大能源集團對基本材料製造業的投資、重要產業及大金融機構的社會化 (國有化) 和計劃化、企業內部管治的民主化改革、中小企業和漁農業的近代化和協同化 (並成為將來成立蘇式集體農莊 [kolkhoz] 的「前驅型態」)、國土綜合開發和工業的再配置
三、破棄安保條約：與中蘇等共產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擴大貿易，檢討貿易自由化。
日共理論家長洲一二認為，「構革論」確實會建立一套非常類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體制，但如果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為了剝削勞動，「構革論」就是為了限制這種剝削。在此情況下，「構革論」雖有可能轉落為改良主義，失其本心，但也是「平和移行」並接近社會主義的一種方法。從一開始，意大利共產黨就提出，「各國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不必拘泥中蘇模式。當時社會黨有一句響亮的口號：「六十年代歸自民黨，七十年代歸社會黨」。記者、學者菱山郁朗論述，「構革派」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所抱的是一種樂觀的、近乎機會主義的心態，甚至認為「構革論」「明確了奪取政權的路徑」：
戰後資本主義新發展的特徵是生產力的飛躍發展。由此，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進一步加深。這一方面必然導致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介入，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強了工人階級和勤勞國民大眾的力量及發言權。因此，有可能使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介入從服務於壟斷資本本位，轉變為保衛勤勞國民大眾利益。
另一邊廂，「構革派」認為自民黨的經濟體制才是真正剝削性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自民黨新首相池田勇人於1960年為推動日本經濟結構進一步發展，採納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宣佈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下稱《倍增計劃》)。社會黨和日共都質疑池田的「低調內閣」(相對岸信介的高調囂張) 所提出的《倍增計劃》只是變相剝削，以及向美國卑躬屈膝。但這份計劃對社會黨來說是嚴重的挑戰，原因很簡單：它比之前的自民黨計劃都來得精細平衡。《新長期經濟計劃》採用「增長率預設法，即根據現實的資料，經過分析提出若干個可能的增長率和制約條件，然後從其中找出最大的增長率。」反之，《倍增計劃》採用了「計劃法」，即「根據部分模式分階段地進行研究，求得最大增長率。」
果仔細閱讀原來的一手檔案，便可以看到《倍增計劃》有明確提出擴大社會資本的目標，如道路、港口、城市規劃、污水處理和住房，亦有提出「消除失業」和改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它還關注支持經濟增長的人的因素，強調教育、培訓和改進科學技術等，關鍵字有「政府民間一致」、「技術水準向上」、「勞動福利增進」、「合理業務專業調整」、「輸出市場開拓」等，有強調「我國因有終生雇傭制、年功序列制形債金制度等阻害了社會流動性」，建議「廣泛調研勞動需要、迅速為勞動者提供職業介紹等必要情報」、「通過產業配置的方式改善中小企職員的住宅問題以免限制勞動力」。 有關會議記錄反映，會上除討論了各種經濟差距和地區發展問題，並旨在「打消了新聞界和通產省對自由化的悲觀念頭」以外，更額外設置了《國民生活的將來》的章節，討論未來低收入階層減少後的「新就業環境」如何提高社會正義。總的來說，這份計劃是基於通產省這個強大的官僚制性質組織，對落後的產業實行產業升級和產業改造，企圖實現「中小規模家族共同體式」的家庭與經營並存的經濟模式。最終，在《倍增計劃》期間，政府的資料證明了貿易自由化可讓所有日本國民獲益，也打消了許多人一開始對計劃可行性的質疑。
該計劃被認為是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捩點，正是它賦予了官員、實業家、銀行家一起控制產業的「誘導式行政」 的正當性，認為這種做法是向公平的「新就業環境」過渡的必由之路，很大程度上允許了一種公然的官商勾結。雖然這方面社會公平有所缺失，該計劃的效果仍可圈可點。1961年至1970年十年間，日本經濟平均增速均超過10%。從1966年到1970年，日本經濟更是連續五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1968年甚至達到14%。這使得日本政府只用了7年時間，就提前實現了國民收入倍增的預期目標。 彼時已有留美日本人在回日本後感慨日本的城市風貌已非常接近美國，並且指出國民的生活品質得到顯著上升。《倍增計劃》的階段性成果，通過1964年的東京奧運展示給了日本國民與全世界。
東京奧運可謂戰後日本國民感受到物質和精神富裕的重大節點。1964年東京奧運會前夕，由於奧運場館建設、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等需求大增，全國大興土木，為此，政府不斷擴大公共事業投資以滿足需要，成就「奧運景氣」。日本文化專家愛德華·波義耳 (Edward Boyle) 認為，當年的奧運前後成功邀請國際知名樂隊「披頭四」在武道館進行公演，也讓國內外觀眾見證日本當年開通的新幹線、大規模的奧運設施以及「新三神器」（黑白電視、洗衣機、冰箱），十分直觀地感受到日本的物質財富。同時，也讓日本的地位以及日本國民的精神滿足度到了戰後的新高峰。 其後雖迎來了短暫的「後奧運蕭條」及1965年的「昭和40年蕭條」，但在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也實現年均經濟增長率達11.8%的「伊弉諾景氣」，更在1968年超越西德，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僅次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
《倍增計劃》雖然確實有變相剝削的一面，期間實際工資僅增加65%，低於同期發達國家，而且是充分利用了當時日本低廉的工資與勞動力才能實現的，但綜合上文，我們依然不能否定該計劃提高了國民整體的生活品質。值得注意的是，池田內閣也有收窄城鄉差距的思考，嚴格遵從先帶動經濟發展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後進一步改善社會均衡的明確思路。舉例來說，池田內閣在《倍增計劃》期間同步推行《農業基本法》(1961年)，通過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和政策工具等手段擴寬農民增收管道，改善鄉村生活環境、提升鄉村福祉水準等措施，有效緩解城鄉發展不均衡等問題。此外，雖說以通產省為主的日本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性特徵非常明顯，是通過對市場的初次分配機制進行了較多的干預以實現其目標，但終究是在有限範圍內進行的。日本政府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就有明確提出，該計劃不規定所有經濟領域內的詳細計劃指標，因而也不強制企業執行。政府計劃對市場經濟的運行，其實只具指導性作用。也因此，該計劃帶來日本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變化，社會失序得到循序漸進的整治，就業機遇大增，並不單單以經濟總量增長為導向，表明日本政府有意讓國家經濟水準、民生及社會正義同步發展，「日本製造」亦有更強的國際競爭力。
在物質生活高度發達的年代，社會黨講求消解貧困的各種理論，還不如電視廣告和招聘啟事來得真切。感覺到有與輿論脫節的危機的江田三郎，在1962年7月27日於東京以北度假勝地日光所舉行的「社會黨全國地方組織工作會議」上，用平民最能聽懂的話，提出了所謂的「江田構想」。他說：「我認為社會主義的目的，在於最大限度地綻放人類的可能性」、「人類迄今為止取得的偉大成就有四項：（1）美國的高平均水準生活水準，（2）蘇聯的徹底社會保障，（3）英國的議會制民主，（4）日本的和平憲法。當綜合協調這些向前邁進時，與大眾結合的社會主義就會誕生。」結果這種過度簡化的口號為他帶來的黨內左派更響亮的罵聲。1962年11月27日，社會黨第22回大會上，通過對江田三郎的不信任動議，江田辭去書記長職務，改由成田知巳出任，江田改任組織局長。後來在黨內左派不斷反攻下，「構革論」逐漸喪失戰略方針地位 (先是降格為「戰術」，之後再被抹掉)，「構革派」也遭到排擠，最後以1977年江田三郎退出社會黨和突然逝世結束。
1960年代末，由於國民生活品質得到改善，加之二戰的痛苦記憶又漸漸被淡忘，日本人開始發現《倍增計劃》雖有意強調社會結構調整，但不免同時加劇了貧富懸殊。同時，由於計劃增加了日本的實際勞動力成本，使得日本不得不漸漸放棄低端製造業。 此外，日本的知識份子還開始否定「認為若要帶來繁榮的前提，必然是犧牲一定程度的社會正義」的「經濟幻象」， 擔心日本國民會因盲目放任政府主導經濟政策，從而變得功利、空虛，抱有一種對社會正義漠不關心的心態，最終導致社會越來越不平等。因此，越來越多國民提倡宜由非政府組織主導一系列經濟政策。 同一時期，由於重化學工業化、高速城市化引起的「公害」頻發，空氣問題、水俁病 、噪音問題、「日照權」問題引起日本國民高度關注，日本政府為了回應民意，開始更側重於收窄城鄉差距、保護環境與國民健康的政策制定，為此建立了一些「系統分析調查室」，下啟《列島改造計劃》、《建築標準法》和《城市規劃法》等，民間也出現了許多環保團體，採取反對政府或者與政府合作的做法，進一步提高了日本人對公共政策的關注，大幅改善了日本的社會正義意識，這些都是來得不易的。
當然，繁榮底下還是必然有代價。根據內閣府的調查，對生活感到不滿的人數從1959年的31% 增至1971年的40.8%。反對日本協助美軍侵略越南的左翼團體「越平聯」事務局長吉川勇一憶述，1960年代末經濟成長雖然最為鼎盛，但還是出現了的巨型學生動亂：「雖然確實是景氣很好的時期，但我認為還是有一種極強的封閉感，也就是說，我們接下來會怎麼樣呢？可以成為怎麼樣的人呢？社會又將走向何方？這種封閉感相當強烈。」小熊英二大力批判當年動亂的參與者，指責他們搞武裝內鬥導致「道德的退化更加惡化」：
當時年輕人的反叛，很大程度是為了「自我確認」的「表現行為」。那麼，為了自我確認與表現行為，殺害機動隊員或一般民眾，強姦對立黨派的女性，破壞民間的車輛及房屋也沒有關係嗎？這些是無法被正常化的行為。
根據學者保阪正康的分析，學運前後，自民黨通產大臣田中角榮深深感受到社會黨的「構造改革論」威脅，因為相比學生暴動的混亂場景，對國民而言，選項只有不作為的自民黨和革新的社會黨。他在1972年出任首相前後決定釜底抽薪，提出《日本列島改造論》抗衡「構革論」，以此轉移日益激進化的國民對一系列尖銳問題，如安保條約、發展不均、環境公害、利益輸送等的關注，務求通過大規模基建疏散城市人口和調整工農業結構，促成日本新的發展階段，以迎合求穩求富足的普遍心理。田中角榮的著作《列島改造論》（由通商產業事務次官小長啟一與其他工作人員代筆）正是基於將近70次的總會、分會、起草委員會中政府各省廳、地方自治體、民間有識之士的意見交換後撰寫的調查研究報告出版的。換言之，當過建築工人的田中積極瞭解、分析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觀點。田中宣稱：
「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與快速的城市化的大潮，激化了由大城市地區的過密與地方上的過疏造成的弊害，給國民生活帶來了不安與混亂。地價高漲，住房不足，交通壓力日益加大，各種公害侵蝕，破壞了市民生活。這一事實又降低了國民經濟的效率，阻礙了國民所擁有的潛能量。如果姑息這一事態的話，國民經濟就不會再增長，國民生活的提高與繁榮不可想像」
這種務實的調研及說法，引起了日本國民的共鳴，讓田中得到了許多選民的熱烈支援。《列島改造計劃》也有強調加強國民參與經濟發展的角色。田中認為，改造列島的資金應由國民一同負擔。過去的銀行只會保管人們多餘的資金；未來日本的銀行必須改變，並朝都市改造銀行、地方開發銀行、產業銀行等體系發展，而日本政府只要補貼利息、縮小財政規模。即使大都市的地價最終變得高昂，當摩天大樓林立，就能拓寬道路、改善交通。如此一來，生產力也能提升。同時，企業必須分散至特別缺乏「第二產業」的「面日本海地區」，讓鄉村的人也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日本人也會有更多選擇，以這種方式加強國民的參與，彰顯了社會公義。
田中角榮在1972年7月成功組閣，《列島改造計劃》在交通建設方面有極大成果。該計劃在筆者看來有其實有意分階段實現三個目標：(1) 加強日本的交通基建好讓日本人可以減少通勤時間及自由流動（「一日生活圏、一日經濟圏、一日交通圏」）；(2) 打造「中堅城市」（地方中核都市） 收窄城鄉差距；(3) 實現南北資源的「再分配」，讓原來被污染的土地有機會恢復，情況如意大利共產黨念念不忘要調整工業化北方比農業南方富裕的問題。
如果三個目標真能循序漸進實現，不單能夠促進日本各地共同工業化，還能解決城鄉發展不均、人口過度稠密等公共問題。為此，田中角榮他在《列島改造論》中附加了大量外國資料以及圖表，反映「中堅城市」可以穩定地方的人口，讓資源不至於高度集中，更可促進社會階級「洗牌」，以便恢復南方地區環境。同時，它也證實「氣候並不是工業發展的決定因素」，借此說明即便是日本海沿岸及北海道等地方「繁榮時代也將會到來」、「將日本北部轉成為工業地帶、南部轉成為農業地帶是可行的」。如果他真的能夠促使「污染地區輪換、繁榮地區輪換」的壯舉，想必能夠在世界史上尤其是城市規劃史上名垂千古。
按照計劃，在第一階段後通過便捷交通節約下來大量時間，可換算為額外勞動力；至於第二階段，由於田中在調研的過程中已發現大都市的鄰里之間有不熟悉、老死不相往來的情況，確認有孤獨、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流失等問題，因而希望通過人口適中的「中堅城市」解決它們，可見政策非常具有前瞻性；最後階段的「南北互調」，自然具實驗性質，是大膽的嘗試。可以說，田中分階段實現的政策確實有理有據，國民一開始也被這幅藍圖所吸引，田中的班子遂按部就班地推進計劃。日本各地也因此出現「列島改造熱潮」，陸續提出改善交通方案，基建的發展也帶動了經濟的騰飛，在短期內非常繁華。
然而，時至今日，日本依然飽受「東京一極」、「孤獨死」等問題所困擾，「鄉村振興」的嘗試也收效甚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列島改造計劃》在開始不久後就因物價失控而虎頭蛇尾。第一階段的成果可以強化交通基建，但也會加劇城鄉不平等，所以更需第二階段的「中堅城市」來收窄差距並「中和」第一階段的副作用。而當時被視作日本列島改造論實行的「候補地區」，都會出現了土地/房屋搶買熱潮。許多投機分子，通過內部渠道，得悉政府即將要開發的領域，提前起樓或入住，政府就必須來安置自己或商討賠償方案。
此外，由於計劃本身並不能阻止「囤貨」的現象，地價及物價急劇上漲的結果，是給了商人們更多操作的空間。及後1973年10月爆發的中東戰爭，更誘發第一次石油危機，依賴石油的日本，也就雪上加霜。這個時候，繼續進行第二階段改革的阻力變得非常大，例如日本法律界開始排擠「自由派」法官，認為保守法官有裨於穩定物價；田中的政治老對手福田赳夫乘機以「狂亂物價」為口號，要求修正田中等「自由派」的經濟政策。國民眼見收入增幅趕不上物價通脹，生活品質開始下降，也就轉而反對《列島改造計劃》。
1973年11月23日，「自由派」大藏相愛知揆一突然猝死，田中在怨聲中無奈啟用反對《改造論》龐大開支的福田赳夫。統治團隊內部分歧大，就免不了內耗，計劃也就破產。而由於該計劃改善日本交通的部分例如新追加的11條路線早已於1972年11月公告並被陸續打造，例如「本州四國聯絡橋計劃」也在石油危機前一個月開始在有延誤的情況下逐步落實，相當於第一階段已大致完成，而二、三階段卻沒有下文，田中本人後續也在「洛克希德事件」中因受賄被捕，樹倒猢猻散。結果，在南方工業區及城市發展機遇較多的情況下，日本的鄉村人口走向城市變成自然又便捷的選擇，非但沒有解決日本的社會問題，反而造就如今的「東京一極」和「鄉村空洞化」。於是，南方城市不但無法休養，人口伴隨的環境污染反而變得更嚴重。田中的計劃最終淪為大前研一等日本知名經濟學者的笑柄。
1978年，意大利共產黨一度幾與長期執政的基督教民主黨共同組閣，可惜因為總理莫羅 (Aldo Moro) 被一意破壞中道政黨合作的極左派組織「赤軍旅」殺害告終，可見「構革論」能為之帶來一定政治成功。日本社會黨也本可以循此路線爭取入閣乃至獲得政權。自民黨也感受到這些對社會均衡發展、社會正義與構造調整的壓力，開始積極提出應對策略。1979年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的《新經濟社會七年計劃》，除了維持物價穩定等常見措施，更開始注重社會發展、福利措施和環境污染等問題，更倡議建立「日本型福祉社會」，確立每周兩天假期等，可惜提出之時遇上日本經濟泡沫，國民和財團開始視國家牽頭的計劃為明日黃花。大平正芳也積極向中國提供「海外發展援助」貸款，外相大來佐武郎日後更出任中國政府顧問。1985年該計劃結束，同年日本簽署《廣場協定》，引發日圓猛烈升值，經濟泡沫化愈加嚴重，政府卻再沒有提出經濟計劃。泡沫爆破後，各種解除國家約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主張更大行其道，經濟社會計劃化被認為是多此一舉；但同時，日本經濟發展因為缺乏中央統籌，而成為無舵之舟。
1955年以來的70年，自民黨雖則迎合了大多數國民求穩的心理，並贏得歷屆大選，而社會黨在首相村山富市下於1994-96年短暫執政，但社會黨工會「總評」早在1989年就已經解散，社會黨自己最後因為失去這個重要基礎支柱，也在1995年解散。而日本最後陷入的是「失去的三十年」，社會深層異化現象日益明顯。本文主旨是，假如當年《構造改革論》或《列島改造論》，甚至「日本型福祉社會」得到實現，也許就不會有這麼異化的日本社會。它們的共通點是：提昇社會公義、改善國民福祉、與鄰國開展和平合作關係等主張。這些都是一個國家的「靈魂」，而沒有「靈魂」的巨人縱然四肢發達，行動上往往只能是弱者。很多人覺得日本政治費解，其實利用社會學角度觀之，則比較明瞭：跟1960年代末類似，目前日本社會邊沿上累積的不滿情緒，正在長遠地為對身份認同與社會定位感到不安、急需「自我確認」的右翼社會青年和自民黨內中青代極右派，提供著崛起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