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上的悲觀主義，智識上的樂觀主義
◎勞倫斯•格勞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
郝玉滿 譯 羅小茗 校
【編按】台灣社會正捲入新一波的選舉潮，近來更是許多人關注香港。在如此騷動的氛圍下，左翼運動與思想更希望找到自己批判的位置。這篇文章，雖然是特別針對文化研究這個因應新自由主義出現的批判與當代的介入位置所寫，但其內容也點出：智性工作的重要性在於把握現實的複雜性與大眾情感狀態，以及務實不放棄持續思考的鬥爭。這除了批判越來越專業化、個人化、資本主義化的高等教育，或許也在反省思考的重要，尤其當現今社會落入一種行動優先，或者某種政治正確與所謂保守民粹兩極化對立的處境，而未能思考如何脫離既有問題的框架。Lawrence Grossberg為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校區傳播與文化研究系的莫里斯•戴維斯傑出教授。2018 年8月，國際文化研究學會（ACS）第12屆雙年會在上海大學舉行，大會將斯圖亞特•霍爾獎（Stuart Hall Award）授予他，本文為他的獲獎演講，刊登於《熱風學術網刊》2019年夏季號。郝玉滿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生。羅小茗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感謝《熱風學術網刊》授權轉載。
五十年前，我偶然得到了文化研究這份禮物，從此，它便深刻地塑造著我的生命。如加桑•赫治（Ghassan Hage）所言，凡啓人智思者，都應被接納為一種饋贈，我便也把文化研究當作一份禮物。不過，這卻是一份特別的禮物，因為它需要不斷地被重塑，被分享，被更新。今天，我將試著談談這份禮物，但願我說的不是大家聞所未聞之事。
首先，這是一份關於承擔與獻身的禮物，正如霍爾動人的描述：
文化研究是學者們的文化研究，然而，幸運的是，它也是為更多一般人的文化研究。在這個意義上，我整個學術生涯都在二者之間盡量求得平衡：一方面，是全心投入的分析與孜孜不倦的論證，是嚴密的學理與客觀的理解，是發現與生產我們前所未知的知識；而另一方面，我又堅信，既沒有一位稱職的學者，也沒有一所試圖直面21世紀的大學，能夠對那些困擾著當代世界的重重問題視而不見。
按他的說法，正是這些問題讓世界變得日益冷酷無情。
第二，這是一份指引道路的禮物，常常被概括為葛蘭西主義的忠告「智識上的悲觀主義，意志上的樂觀主義」, 但它也幫助人忠於承諾地前行。文化研究總是催促我們，遠離「概而言之」的誘惑，去理解世界抽絲撥繭的情境性；它也敦促我們去尋找必然之中的偶然，簡單背後的複雜，以謙遜的姿態拒絕決定論的引誘。
最後，這是一份提出問題的禮物，或者說它是一些法門，最終會帶著我們發現問題的所在。第一個法門就是文化，它一般被理解為意義、表徵和主體化之間的關係圖譜。但文化研究則將這個概念推廣到日常生活與一般常識的層面。更重要的是，文化是建構社會總體的各力量彼此鬥爭的場域，因此與政治、經濟密不可分；第二個法門是「大眾」，它不可僅僅被化約為流行文化，因為這裡的「大眾」指的是人們日常應對實際生活及想象未來可能的語言、邏輯和「算計模式」，以及這一切賴以發生的社會景觀基礎。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面對當下的困局，我應如何重新理解與述說文化研究，又應如何踐行，去講述和分享更好的故事。霍爾曾告誡我，悲觀的資格是需要努力才能獲取的。他之所以這樣說，一方面是指出我那天然的悲觀主義傾向，另一方面，我認為，他是要指出有太多學者因為自身對世界現狀的悲觀態度，而放棄了深入瞭解實際情況到底有多糟糕。但我必須承認，當今社會（至少在美國），保守主義、反革命和業已發瘋的資本主義（借用歌手馬特•斯派洛[1]貼切的形容），它們呈現出各式各樣的勢力和形態，強有力地決定了當前的局勢。這樣的局勢，自然把人進一步推向悲觀。
在這裡，我不必贅述為何對於很多人，特別是對於進步知識分子來說，現在是一段「艱難時世」。不過，細緻地描述區分這些「艱難」仍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其背後不同的脈絡，每個問題可溯源之久遠與可尋跡之廣闊，都不是我們能輕易把握的。就算是當代這種末日來臨的感受，也絕不是什麼新鮮事，只是目前人類消亡的可能性的確更多重了，不安正從四面八方襲來。
或許這是我個人略帶「西方中心」和世代色彩的籠統感想，但我確實感到過去五十年的批判理論，對歷史的動向與理想的推進沒有起到什麼作用。更糟糕的是，比起我們企圖支持的力量，這些批判理論似乎更有效地作用於那些我們反對的力量。
事實上，儘管知識分子和活動家正爆炸式地湧現，但悲觀主義的情緒已然深入人心。那麼，我們要如何重建樂觀的心智呢？最近我在閱讀漢娜•阿倫特時，這位對極權主義有著深刻見地的理論家的話擊中了我：「暴政之下，行動比思考容易得多。」——這正是我現在想說的——我們需要思考，更多更好的思考。我們需要在不放棄文化研究的基礎上，尋找一種「智識上的樂觀主義」，並借此「復新」文化研究。
放棄文化研究有很多種方式，它們在當今的政治變動與學院環境之下變得極具誘惑力。當你陷入某種確定論，認為自己已經真理在握，認為正確的政治見解就會帶來恰當的觀念，而正確的觀念就會導向有效的政治時，你放棄了文化研究。當你試圖以理論取代立足於艱苦的經驗性實踐的政治（好像理論本身就是政治）時，你放棄了文化研究。這些理論讓人迅速沈迷於各式各樣的科學技術決定論、實在論或思辨的本質主義、抽象的形式主義，以至於分不清它們到底在講述烏托邦理想還是反烏托邦的噩夢。
如果你以某種政治願景，代替必要的理論化的工作，放棄對世界的複雜與矛盾更為精准的呈現，你也放棄了文化研究。這種政治願景可以是激進烏托邦式的，也可以是經濟或技術的大變革，好似它們隨時候場，一經召喚便能登上歷史舞台。或者它表現為一次政策的改良，我們當然支持改良，不是因為「改良」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只是因為它可能改善現狀。再小的進步，也是有意義的。然而，問題在於，提出更好的政策並不難，難的是弄清它們為何無法落實。
我們需要的智識上的樂觀主義必須來自於一種信念。這種信念認為好的知識是好的故事與改變的必要條件。這種信念要求我們，即使冒著自己的學術研究、經驗假設、政治判斷均被動搖的風險，也要堅持不懈地運用理論，組裝現實。發現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別的世界，如果你願意的話），還需要我們去理解現實的困境：它的局限在哪裡，突破口又在哪裡；它的決定因素是什麼，衝突矛盾又是什麼；它生成後的發展軌跡，以及其中蘊藏的「可能性的領域」（借用薩特的概念）又有哪些。這種思考是雷蒙•威廉斯「漫長的革命」的智識基礎。這意味著我們要經由和借助危機，而非「超越」或在此之外來思考問題。
我明白學院環境的持續變動，使得將文化研究理解為嚴謹的知識生產和展開公眾教育的工作，這樣的要求正變得越來越難以達成。大學愈加強勁地以「專業」之名將職業生涯個人化，按照量化和通行的標準來規範和評估研究工作，以學科、研究對象與理論範式來強化對「正統」工作的定義。它對外部基金的訴求，更是妨礙了人們對創造性的制度和基礎架構的嘗試。
我無法提供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特別是對青年學者來說，只能提醒大家，大學是一個永遠處在變化中的領域，政治知識分子們為了爭取空間開展自己的工作，持續展開鬥爭。很多我們面臨的風險其實早已有之，我們無法保證可以打贏，正如無法保證一定就輸。底線在於我們絕不能放棄學院這塊陣地，因為學術工作雖然還有其他的容身之地，但允許我們犯錯，也要求我們時常警醒自己可能會犯錯的，僅此一處。
限於本人的切身感受，我想要指出，文化研究正在太過輕易地棄守三個陣地，而它們本是文化研究真正能夠有所貢獻的領域。第一個是關於「後真相時代」或者「另類真相時代」的事實與知識的問題。文化研究有著圍繞「知識」「真理」而鬥爭的漫長歷史，而且看起來進步的力量似乎總是站在辯論的反方立場，質疑主流媒體或政治宣傳，質疑「科學」的霸權，甚至有時會將矛頭指向一個社會得以建構的基礎話語。然而今天，進步學者要麼回頭維護起「科學」與「真理」的無上榮耀，要麼把個人經驗（通常是被壓迫的經驗）推舉成至高的權威。後者的結果是，將女權主義重要的現實成果「個人即政治」翻轉為「政治即個人」 的荒唐主張。
文化研究將真理理解為一種務實的持續思考的鬥爭，以至於它往往是由在特定脈絡中講述更好故事的可能性來界定的。我在這裡使用「務實」這個詞是想強調雙重的要求，一方面是要與由複雜的矛盾的材料和話語構成的現實做鬥爭，另一方面則是指我們要策略性地考慮如此「務實」的可能後果。比如說，「氣候變化」這個議題。老實說，我並沒有讀過那些科學資料，就算我讀了，我也沒有能力評估這些資料。但是，這僅僅是一個人相不相信科學的問題嗎？我想不是。我認為這更像是一個帕斯卡的賭注。17 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帕斯卡認為，既然無法證明或反駁上帝的存在，那麼，不如相信他存在。因為如果賭錯了，就結果而言並無差別；萬一賭對了，則有嚴肅的後果。同樣地，我會說，不如承認氣候變化並有所作為。這樣的話，即使氣候科學錯了，我們所付的代價也比它是對的、我們卻既不承認也不作為，由此遭受滅頂之災，來得可以承受。這是一個以將來的後果來衡量我們的信念與抉擇的務實的方式。
第二，關於當代社會中愈演愈烈的兩極分化現象。兩個陣營的經驗、信條、價值觀、世界觀等，如此截然相反，以致完全不可溝通。雙方都樂於將對方描述為怪異的、毫無邏輯的、不可理喻的，等等。這種分裂已經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最親密隱私的關係也已捲入其中。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當代政治實體的明證，說明別樣的世界是可能的，因為看起來我們就生活在由競爭性的社會現實共存或爭鬥所致的社會空間之中。但是，這一兩級分化的結構與之相反。我們並非單純地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而是一方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標準強加於另一方之上，將對方判定為不健全的、在道德上應受到譴責的、愚蠢的、飽受愚弄的、邪惡的（例如種族主義者或法西斯分子），諸如此類。
其結果是，政治通常被殘忍的、不顧尊嚴的與羞辱的言行一筆勾銷。舉一個小例子：2018年早些時候，只因一位餐廳工作人員使用了西班牙語，一個紐約的律師便出言攻擊，揚言要打電話給移民局舉報他是非法移民。顯然，這位律師假設「美國人」就該說英語，如果不說或不會說，那肯定就是非法移民。我們當然要譴責這種行為。但多數進步左派的做法是羞辱律師，罵他種族歧視甚至沒教養。文化研究應當質疑羞辱政治的有效性，認真思考這種做法究竟是會改變律師這樣的人、教育他們，還是讓他對必須保持沈默這一點越發深信不疑，並迫使其他人相信進步分子就是「敵人」。這樣的戰法意欲何為？難道我們只想要爭取或教育那些已經跟我們站在一邊、認同我們的公共行為準則的人嗎？這樣的戰術能如實反映美國種族問題和種族歧視的複雜性嗎？
文化研究進一步認為，對兩極分化的不斷重申，恰好幫忙製造了取消政治的極端條件。美國社會（可能任何一個這樣的社會）不是由兩個陣營構成的，它是一個由文化和政治的立場與形態構成的複雜領域，每個立場都由多重的問題、分歧和承諾所界定。也就是說，每個立場都是不純正的，混雜的，通過從屬和摒棄的方式，與其他的立場發生聯繫。社會形態的這兩種構成方式，給出了民粹政治（populist politics）與大眾政治（popular politics）之間的區別。前者力求同質，排除異己，後者試圖組織差異和多樣性。我認為，美國的情況是保守勢力正在發動一場民粹主義的戰爭，而反對的力量則應追求更加大眾化的政治。
這些和我想提出的第三個方面緊密相關：關於「同意」的問題。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為什麼人們會「同意」身處從屬地位，並受到支配？它曾促使馬克思和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將意識形態的概念理論化。這個問題有其經驗性的一面，我們是否知道誰同意了什麼？就拿特朗普的當選來說吧，主流的說法是他的勝利主要（且繼續）依靠憤怒的白人男性工人階級的支持。事實證明，這種說法根本是假的，然而卻不妨礙它繼續流傳。舉這個例子，不是因為我關心選民構成，而是因為我關心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果之間的聯繫。我們瞭解人們同意的究竟是什麼嗎？知道他們是在何種狀態下表示的同意？是氣憤、興高采烈、絕望，還是冷嘲熱諷？這樣的同意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
同意既不簡單也不必然，它總是在鬥爭中被生產出來的。政治信仰不會說變就變，新社會關係不會說有就有，舊社會關係也不會說沒就沒了。我們需要為重塑新舊關係的工作打好基礎，確保某些具體的矛盾和差異的活力而淡化其他的。這些鬥爭都發生在當代世界的文化領域，發生在大眾的地盤上。我認為，在大眾之中，同意是鬥爭的結果，各種形態的同意在這裡被引發、被挑戰、被調取乃至被獲取。
我從事文化研究四十餘年，提出過兩個還算有預見性的見解。第一個是大眾多在情感層面運作。這裡的「情感」指的是人們在各個維度上的心理感受，它可以表現為意願、注意、情緒、感覺、壓力、慾望、關切等等。在這個意義上講，情感是一個古老的概念（可以想到弗洛伊德、尼採、本雅明和威廉斯），然而早在所謂的「情感轉向」之前，女權主義者與文化研究學者已經開始發展情感理論。情感常常要麼被視為純粹自發、毫無結構的，要麼被當作是意識形
態的、生物學的或生命政治的產物。文化研究則再一次提供了不同的視角：我們將情感視為展開文化工作和政治鬥爭的場所。當進步力量不斷追問「義憤何在」時，保守力量則在動員和形塑人們的情感，其結果或許就是特朗普的勝利。這不僅僅是偶然發生的，也不僅僅源於其他地方（例如，在經濟中）產生的感覺。
第二個是我曾提出，1950年代以來，政治（至少在美國）越來越為情感所盤踞。它在政治光譜的所有方面發揮作用，以至於我們必須開始談論情感政治。酷兒理論的奠基人伊娃•塞奇威克曾提議，左派要停止教導人們應該有什麼感覺，而開始試著瞭解人們實際上有什麼感覺。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機會改變他們的「感覺結構」。為了完成這一任務，我在政治文化框架內使用「量標地圖（mattering maps）」的概念。問題不在於人們能否辨認出真實與謊言的區別，而在於這種區別與他們有什麼關係；不在於人們是否愚昧，以至於意識不到自身立場中的自相矛盾，而在於這種矛盾是否開始影響他們的生活；不在於人們是否接受社會差異（比如，種族、性別、性取向，等等），而在於哪些差異與他們有關，以及如何發生關聯。
只有當人們（物質地、意識形態地和情感地）身處大眾之間，願意把自己的所感所信置於風險之中時，政治的可能性才會出現。這種與大眾接上榫頭的工作，就是文化研究。如果我們不致力于思考它所有的複雜性、偶然性、情境性和矛盾性，誰又會這麼做呢？知識生產和大眾政治的教與學之間存在著持續的張力，誰又願意在其中承擔協商調停之責？此項工作當前的意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大，希望我們文化研究的同仁們，能夠熱忱而嚴謹，共同承擔之。
這正好引出我演講的最後一點：文化研究具有謙遜的品格，它要求知識工作成為一種對話，一種充滿激情、愉悅的辯論。這樣的對話必須找到新的方式去展開爭論和辯駁。我們不再需要一味堅持自身立場和差異的對話，而是需要推動對話，促使它把我們帶向更好的知識，以便我們能夠和他人一同繼續思考。這樣的對話，要求新的分工與協作的實踐，要求新的溝通形式與媒介，要求新的基礎架構，從而創造出不同的佈局和新的差異聯合體。
獲得文化研究協會頒發的斯圖亞特•霍爾獎（Stuart Hall Award），我深感榮幸。無論是從學術上還是個人感情上來說，這個獎都對我意義重大。沈浸在文化研究中的生命，絕不孤寂。在此過程中，教學相長，有時昂揚歡喜，有時又灰心不安。允許我引用孔子的話（多謝陳清僑的指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對我而言，這個獎正代表著我和我的師友們一同走過的路。我的朋友和老師，包括詹姆斯•凱瑞和斯圖爾特•霍爾，梅根•莫瑞斯和約翰•克拉克，還有我多年的學生們，他們已經成為我的摯友，常常讓我在恍惚中覺得，我教他們的時候，實際上是他們正在教我。
願我們覓得靈感，欣然接受這份禮物，繼續同走文化研究之路。保持智識上的樂觀主義！謝謝大家！
註解：
[1] Mighty Sparrow，或叫 Birdie，為格林納達（Grenada，位於東加勒比海向風群島的最南端）國寶級歌手、吉他手兼創作人，享有「Calypso 音樂世界之王」的美譽。——校者注。
發佈日期：2019/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