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游牧的//無產階級(NOMADIC // PROLETARIANS)

齊澤克:游牧的//無產階級(NOMADIC // PROLETARIANS)
◎斯拉沃熱‧齊澤克
王立秋 譯

 

【編按】川普重新啟動美墨邊境的築牆計畫,西方難民潮爆發引出了「游牧的無產階級」的概念。他們是現代社會的「他者」:他們的前現代的實質性的生命形式已經被摧毀了,毀於全球資本主義的影響,但他們又沒有融入全球秩序,這樣,他們遊蕩在一個居間的冥界。這一階級不同於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們是「連無都不如」的人。在他們身上,馬克思看不到任何解放的潛能,因而被馬克思稱為「流氓無產階級」;而十月革命勝利後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們稱他們為「鄰人」,想幫助並吸納他們,結局以失敗告終。

究竟該如何幫助與吸納他們?是面臨難民與移民問題的西方社會急需解決的問題。齊澤克在本文中反思了普拉東諾夫的教訓,就如何吸納他們,引入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提出了隨著對勞動力本身的生產變成一個資本投資的領域,資本之下的吸納也就變成了總體。作為一種資本投資的勞動力本身的自我指涉的元素打開了一個缺口,這個缺口給整個領域引入了不平衡。也許,這個缺口也可以是希望的一個來源,也許,它也開啟了激進變革的可能性。在這裡,資本的邏輯受到了威脅,而威脅不是來自某種外部的不被整合的「其他」,而是來自在吸納變得總體的時候爆發的,資本的邏輯自身內部的矛盾。

本文轉載自保馬,原載於海螺社區公眾號,感謝王立秋老師的翻譯!

 

美國移民出新規:據英國廣播公司(BBC)2019年1月9日報導,美國政府決定撤銷20萬薩爾瓦多人在美國的居住許可。如果在2019年9月9日前找不到合法的居留途徑,他們將被驅逐出境。

 

在一些左翼圈子裡,無家可歸的難民的爆炸性增長引出了「游牧的無產階級」這個概念。基本的想法是,在今天的全球世界中,主要的對抗(「主要矛盾」)不再是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抗,而是那些安然處於「文明的」世界的穹頂下(有公共秩序,基本權利等等)的人和那些被排除的、被簡化為赤裸生命的人之間的對抗。「游牧的無產階級」不只外在於這個穹頂,而且還處在某個居間的位置上:他們的前現代的實質性的生命形式已經被摧毀了,毀於全球資本主義的影響,但他們又沒有融入全球秩序,這樣,他們遊蕩在一個居間的冥界。他們不是嚴格的馬克思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矛盾的是,在他們進入發達國家的時候,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的理想,卻又只是成為「正常的」受剝削的無產階級。最近,一個來自薩爾瓦多,試圖從墨美邊界進入美國的難民對電視台的攝像機說:「川普先生,請讓我們進去吧,我們只想在你的國家當好的,勤奮的工人。」

真正的無產階級(受剝削的工人)和游牧的(不那麼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之間的區分,會在一個表述今天的無產階級的新的、更具包容性的範疇中變得模糊嗎?從馬克思的立場來看,答案是一個響亮的不。對馬克思來說,無產階級不僅是「窮人」,還是這樣的人:他們,通過自己在生產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被簡化為被剝奪了所有實質性內容的主體性;如此,他們也被生產過程規訓為他們的未來的權力(「無產階級專政」)的承擔者。那些外在於生產過程——因此也就在社會總體中沒有位置——的人,被馬克思稱為「流氓無產階級」,在他們身上,馬克思看不到任何解放的潛能。相反,馬克思對他們表示極大的懷疑,認為他們往往是受反動勢力(如拿破崙三世)動員和腐化的勢力。

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情況也變得複雜起來。此時,布爾什維克黨人在這樣一個國家奪取了權力:在這裡,人口大多數還是小農(而確切來說布爾什維克黨人恰恰是通過向他們許諾土地才贏得權力的!);並且在這裡,作為內戰期間的暴力動亂的結果,數百萬人發現自己處在(不是經典的無產階級而是)無家可歸的游牧者的地位上,而這樣的游牧者還算不上(被簡化為他們的勞動力的「無」的)無產階級,嚴格來說,他們是連無產階級都不如的人(less-than-proletarians, less-than-nothing,連無都不如,比無還少的人)。這些人的大規模的存在,是安德烈‧普拉東諾夫著作的核心主題。普拉東諾夫詳細地描述了他們的生活方式,闡述了一種獨特的「唯物主義的窮苦生活的本體論」。[1]從「窮苦生活的本體論」的立場來看,貝克特和普拉東諾夫之間的相似就很有意義了:「窮苦生活」的經驗,不也是貝克特偉大的小說三部曲《莫洛伊》、《馬龍之死》、和《無法稱呼的人》的核心?《馬龍之死》的整個主題和細節,不也明顯與德佔期間及其後法國局勢的急轉相關嗎:(1)納粹和通敵者的控制、恐怖和壓迫,(2)針對通敵者的復仇,以及(3)難民在回國和恢復常態後遭受的待遇。給小說以這樣的力量的,恰恰是這點,即,這三個領域被濃縮為一個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個體的單一的,令人窒息的經驗,這個個體迷失在治安、精神病治療和行政措施的網絡之中。

 

 

《莫洛伊》

 

《馬龍之死》

 

《無法稱呼的人》

 

普拉東諾夫和貝克特的不同之處在於,貝克特寫的是無家可歸的難民作為任國家製度擺佈的個體的經驗,而普拉東諾夫則把注意力集中在後革命情景中錯位的游牧群體上(當時的新共產主義政權試圖動員他們為共產主義而鬥爭)。普拉東諾夫的每部作品都「從同樣的政治問題出發,即,怎樣建設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意味著什麼以及共產主義的理念是如何與具體的情況和後革命社會的現實相符的」 。普拉東諾夫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矛 盾的,他的態度和常見的,對共產主義的異見式的拒絕遠遠不一樣。他得出的結論是消極的,他的所有故事也都是失敗的故事。共產主義計劃與錯位的游牧群體之間的「綜合」以空無而告終;無產階級和連無產階級都不如的人之間不存在統一。

 

「在《切文古爾鎮》(1926-28)中,孤兒薩沙‧德瓦諾夫是在革命那一年成為共產主義者,加入布爾什維克並受命於黨,到農村支持革命的。在他的漫長旅途中,德瓦諾夫發現了窮苦農民建立的’一個村子裡的共產主義’。切文古爾村的共產主義,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城市規劃和農業經營的荒謬實驗,永恆的恐怖和飢餓。遊蕩的有機知識分子是遊蕩的大眾、階級和社群的補充,動物、植物和自然風景也加入了他們的遷移。《靈魂》(Dzhan, 1936)的主人翁,那扎爾‧恰加塔耶夫在受黨差遣去尋找失落的游牧民族Dzhan後回到了他在突厥斯坦的故鄉,他來這裡,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秩序。《靈魂》是普拉東諾夫以作家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兩次出訪突厥斯坦後寫的作品。當時突厥斯坦的內戰才剛剛結束,反傳統游牧生活的運動也才剛剛開始。代表團的任務,是寫一個關於地 社群的成功的’文明化’過程的,正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故事,普拉東諾夫的《靈魂》的核心問題,看起來可能是合乎這個信念的,它的確講了一個「紅色摩西」領導亞洲沙漠的游牧民走向社會主義的故事。然而,恰加塔耶夫在使命完成後回到了莫斯科,這就讓人對沙漠裡的共產主義的未來充滿了懷疑。/……/普拉東諾夫的最著名的作品,《基坑》(1930)也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語境中創作的。故事通過主人翁伏雪夫與一個外省小鎮的居民的一系列會面展開,鎮民們參與了一個巨大的無產階級之家的建設。儘管伏雪夫質疑了不同階級群體的代表,進行了蘇格拉底式的對真理的探究,但這個計劃還是變得越來越宏大,並最終以無果而告終。」

 

《切文古爾鎮》

 

但我們同時又徹底遠離了舊有的保守派—自由派對革命的批判,這些批判認為革命是把外異於實際的生活的模型強加給它的,暴力的嘗試。首先,普拉東諾夫是從一名投入的共產主義鬥士(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積極參與過游牧群體,也在實踐性很強的技術層面上規劃和組織過灌溉項目,等等)的角度來表達他的絕望的。其次,普拉東諾夫並沒有像埃德蒙‧柏克批判法國大革命那樣,描述傳統的社會生活的紋理,與改變那種生活的激進的-革命的努力之間的衝突。他主要關注的不是傳統的生活方式,而是無依無靠的游牧者,這些人的生活已經無可挽回地,被現代化的進程給毀掉了。簡言之,普拉東諾夫描述的根本的切口,不在「自發的」無產階級群眾和有組織的共產主義勢力之間,而是在無產階級群眾本身的兩個面向之間,在兩個社會的「無」之間:資本主義生成的現代工人的嚴格無產階級的「無」,和那些還沒有融入系統,甚至不是其內在的否定性的人的「無」之間。就像《切文古爾鎮》一段簡短的對話表明的那樣:「你帶來的是什麼人?」切普尼問普羅科菲[……]「他們是無產階級和其他人」,普羅科菲說。切普尼感到不安:「其他什麼人?又是殘餘的令人不快的那層人嗎?」[……]「其他人就是其他人。他們誰也不是。他們甚至比無產階級還要慘。」

下面這幾段話描述了這些在社會上「連無都不如」的人:

 

「普拉東諾夫的主人翁有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但他們都代表同一個範疇:無產階級。在’國際的’和’非俄羅斯’的臉背後的理念,是一個構成一個階級的,普通的多民族無產階級的理念。對於切文古爾鎮的去階級的游牧民的’非俄羅斯性’有這樣一個重要的解釋:’這是真正的國際無產階級;看——他們不是俄羅斯人。他們不是亞美尼亞人,他們也不是韃靼人——他們什麼都不是!我給你們帶來了活的國際。’正是這個多民族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是反殖民的視角,使普拉東諾夫解構了在無產階級文化的強硬派那裡如此典型的,白人工人階級的主流形象。」/「他視他之前從未遇見過的人,不理解階級也沒有階級的表象,更沒有革命價值的人為同志。這些人是某種無名的他者,他們的生活完全沒有意義,沒有尊嚴,他們就站在即將到來的世界範圍的勝利的 邊。我們甚至沒法掌握這些他者的年齡,我們能夠弄清楚的只是,他們窮苦,有不情願地生長、異於所有人的身體。」/「普拉東諾夫把他的去階級的邊緣遊蕩者命名為’手工製作出來的,用途未知的人’,’沒有被數過的’、’易錯的’或’prochiye’(羅伯特‧錢德勒把這個詞翻譯為’他者’) 。俄語詞prochive也指’其他的’,’剩餘的’。因此,’他者’就是人民的其他;他們不屬於馬克思理論中任何現有的階級範疇,因為他們太窮了,並且脫離了正常的社會生活。」/「因此,他者指的是因為其無定形的和邊緣的狀態,而(對我們來說)依然無法理解的人,但他們也是一種不可數的複多性的一部分——是一個破碎的和游牧的人民的一部分,是被困在生與死,社會的和生物的之間的,人類的異常。」

 

就像上面引用的最後一句話說明的那樣,我們必須絕對避免把prochiye拔高為一個生產力的起源地,它(生產力)的被國家代表壓迫的活的在場。Prochiye不是德勒茲式的諸眾;相反,他們是被非生產性的被動性捕捉,基本上被剝奪了主動的意願的「活死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冒險提出prochiye的另一個翻譯:鄰人(就聖經賦予這個術語的所有重量而言),那些身為「他者」、並恰恰因此而總是太過於接近我們的人,無論他們實際上離我們有多遠。使他們太過於接近我們的是,對於他們,我們缺乏一個適當的距離,因為他們沒有一個清晰的認同,在社會中沒有地位。基督教的格言「像愛自己一樣愛你的鄰人」在這裡獲得了它全部的分量:真正的社會之愛,是對無法理解的連無都不如的人。但這個愛也可以採取不同的形式,而且,儘管布爾什維克黨人肯定是愛他們,想幫助和救贖他們的,但布爾什維克黨人遵循的卻是一個拉康稱之為「大學話語」的模型:prochiye就是布爾什維克黨人的objet petit a,布爾什維克黨人也用盡全力地要照亮他們,要把他們變成現代的主體。因此,普拉東諾夫作品的核心衝突,不是敵人之間的衝突,而是一種愛人的爭執:布爾什維克黨人想幫助無家可歸的他者,使他們變得文明;而(普拉東諾夫描述的)他者也真誠地支持共產主義的理想並為之而鬥爭,但一切都亂了:

 

「普拉東諾夫小說中的他者永遠受’更有意識的’同志、黨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的操縱,但操縱又總不成功——要把他者整合到工人集體中,要建立一個基於勞動和工業生產的集體化的,正規化的社會性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過,普拉東諾夫微妙地指出,這個差距,不只是自覺的革命勢力與群眾的惰性之間的差距:布爾什維克黨人主要關注的是社會改造的操作的一面,而期待全新的東西出現的他者,則總在夢想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核心。沒有什麼地方,比他者的不動性,比他者對被具體的操作措施捕捉的抵抗更接近共產主義了:「窮苦的和去階級的元素(他們和有組織的工人、黨的代表和知識分子都不一樣)的特殊地位,已經做好了為做某種全新的事情,而留在他們所在的地方的準備。從某個角度來看,他們的生活是一種一直在等待的生活,而對他們來說問題只是,要在這裡建立哪種政治。」普拉東諾夫著名的關於語言的反思,也是在這個官方的黨的語言,和他者的「原始」語言之間的張力的語境中進行的:

 

「普拉東諾夫反思了一種新的蘇維埃語言的發展,這種語言是由革命口號,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詞彙,布爾什維克黨人和黨的官僚的黑話,及不識字的農民和工人對它的吸收構成的。歷史的研究表明,對後革命時期的大多數蘇聯人(特別是在外省)來說,黨的語言是外異的、和不可理解的,所以’他們不得不自行吸收新的語彙[……]並經常對這套語彙的不熟悉的、學究的術語斷章取義或把它們重構為某種更加容易理解的東西,無論多麼荒謬’。因此,’deistvyushchaya armia’——’行動的軍隊”——變成了’devstvyushchaya armia’——’處女軍’——因為在俄語中’行動的’和’處女’聽起來幾乎是一樣的;’militsioner’(’民兵’)也變成了’litsimer’(偽君子)。」

 

這種獨特的雜亂混合,及其所有「無意義的」對同音詞的運用,反倒發出了預料之外的真理火花(在一個壓迫性的體制中,警察就是偽君子;革命者就像處女一樣,懷著純潔的、免於一切自利的動機行動)——這不正是拉康所謂的Lalangue的一個範例嗎?即,被所有社會的和性的對抗貫穿的語言,這些對抗把它扭曲到它的語言結構之外。這個Lalangue是通過普拉東諾夫對兩個(幾乎是)對稱地對立的方法的使用而出現的:首先,「他通過使用常人,來自人民的人詮釋了一個抽象的意識形態定義;其次,在他讓最簡單最明了的日常言辭和表達過多地負載了一整組意識形態的聯想——多到這樣的程度:這些詞變得『如此奇異和混亂以至於,最終,它們失去了它們一開始的含義』——的時候,他實際上又進行了相反的操作」。

這種意義的喪失的政治意義是什麼?儘管互相滲透,這兩個層面——官方的布爾什維克的言語和他者的日常言語——依然永遠相互對抗:革命活動越是試圖結合它們,它們的對抗也就變得越明顯。這個失敗不是經驗的和偶然的,因為這兩個層面本就屬於在根本上異質的空間。出於這個原因,我們也應該迴避讚美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潛流」——即,受蘇聯官方馬列主義壓制的另一條拒絕黨的「自上而下」的控制,而依賴工人「自下而上」的直接的自組織的路線,就像在波格丹諾夫那裡那樣——的陷阱。這另一條路線指出了這樣一種希望,那就是,蘇聯原本可以有一種不同的、不那麼壓迫性的,與列寧的進路(列寧的進路又為斯大林主義打下了基礎)構 成對比的發展。的確,另一條路線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官方的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症候」;它記錄了在蘇聯官方意識形態中「被壓抑」的東西,但也正因為這樣,它依然寄生於官方馬克思主義,也即,它沒法自立。簡言之,這裡需要規避的陷阱是那種把他者的「窮苦生活」拔高為某種本真的共同生活(而這種本真的共同生活又提供了一種可以替代我們的命運悲慘的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方案)。他者的窮苦生活中沒有什麼「本真」的東西;它的功能是純粹否定的,只是記錄了包括共產主義計劃在內的各種社會計劃的失敗而已(甚至可以說給這些失敗提供了一個載體)。

而可悲的是,同樣的失敗(出於結構的原因,失敗是必然的),也是那個融合了今天的工人階級,和今天的「連無產階級都不如的人」(難民、移民)的類似計劃——也即,那種認為「游牧的無產階級」是革命變革的潛在來源的想法——的特徵(即這個計劃也注定會失敗)。在這裡,我們也必須全面吸取普拉東諾夫的教訓:張力不只存在於地方的保守的-種族主義的下層階級、和移民之間。整個「生活方式」的差異是如此之強烈,以至於我們不可能簡單地寄希望於實現所有被剝削者的團結。也許,無產階級和連無產階級都不如的「他者」之間的對抗,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比同族群共同體內部的階級對抗更加不可克服。也正是在這點上,在(把他者納入「我們」無產階級的)「吸納(subsumption)」看起來最明顯的,而所有被壓迫者的普世性看起來觸手可及的時候,它逃脫了我們的把握。換言之,「連無產階級都不如的」他者是不可能被吸納、整合的,而之所以會這樣,不是因為對我們的生活世界來說他們太過於不同、太過於異質,而是因為,他們是絕對地內在於我們的生活世界的,他們就是我們的生活世界的自己的張力造成的結果。

在一個抽象的層面上,普拉東諾夫因此而提出了(把他者納入無產階級的)吸納問題,而今天,我們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不僅從難民和其他移民來說如此(他們能被全球資本主義秩序吸納嗎?),而且,在一個巴里巴爾所謂的「總體吸納」(總體吸納是今天的資本主義的基本趨勢)的層面上說也如此。[2]「總體吸納」這個術語指的,不僅是所謂的「文化資本主義」(即,文化領域的日益商品化)現象,而且,它首先指的,是在資本的邏輯下,對工人本身及其再生產過程的全面吸納:

 

「馬克思解釋了,『資本』最終可被簡化為(生產的)勞動力或者說『資本』不過就是為一個不同的階級所佔有的,不同形式的勞動力;而人力資本的理論則解釋了,勞動力— —更確切地說,是「勞動的能力」(Arbeits vermogen)——可被簡化為資本,或者說,我們可以從信用、投資和利潤的資本主義運作的角度,來分析勞動力。這,當然,就是支撐那種認為個體’自己就是一家公司’,或者說個體是一個’經營自己的企業家’的意識形態的理論。」[3]

 

在這裡,問題

 

「與其說是描述現有產品的市場的增長;不如說更多地在於,把市場的範圍推到傳統意義上的’生產領域’的極限之外,因此而為永恆的’額外剩餘價值’增加新的來源。後者可以融入價值化,克服它的局限,因為資本同時在勞動和生產的’客觀的’一面,和消費與使用的’主觀的’一面上價值化了。」[4]

 

所以,問題不只是提高勞動力的生產力;總體吸納的要點在於,直接把勞動力設想為另一個資本主義投資的領域:不僅認識到勞動力的「主體」生活的方方面面(健康、教育、性生活、生理狀態)對工人的生產力來說是重要的,還把它直接構想為可以生成額外的剩餘價值的投資領域。醫保服務不但通過使工人更有生產力而服務於資本的利益;它們本身就是一個強大到不可思議的投資領域,不僅對資本(醫保是美國經濟最強的分支,比國防都要強得多)來說如此,對工人自己來說也如此,工人也把繳納醫保費用當作對自己未來的投資。對教育來說也如此:除讓你做好從事生產性工作的準備外,教育本身,對及機構、和投資自己未來的個體來說也是一個極有利潤的領域。這情況就好像是,如此,商品化不僅變成了總體的,還陷入了一種自我指涉的迴路:勞動力是「(資本主義)財富的終極來源」,是剩餘價值的起源;但勞動力本身又變成了一個資本主義投資的時刻。在那種認為工人「自己就是一家公司」,工人自己就是一個自由地決定把他(微薄)的剩餘資源(或者,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通過借貸獲得的資源)投資到什麼地方(投資教育、健康、房產……)的資本家的觀念中,這個迴路表達的最為清楚。

 

艾蒂安‧巴里巴爾(Étienne Balibar)

 

這個進程有極限嗎?當巴里巴爾在他的論文的最後一段話中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奇怪地引用了拉康,訴諸拉康的非—全體邏輯(出自他的「性差公式」):

 

「這就是我所謂的總體吸納(仿『形式吸納』和『實質吸納』),因為它沒有在外面留下任何東西(沒有為『自然的』生活保留什麼)。或者說,被留在外面的任何東西,都必然以殘餘、以一個有待進一步吸收的領域的形式出現。又或,必然如此嗎?這當然是整體的問題,既是倫理的又是政治的:商品化有極限嗎?有內部和外部的障礙嗎?拉康派可能會想說:一切這樣的總體化都包含一個屬於’真實界’的不可能的要素;它必然是非全體(pas tout),而不是整體。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那麼,總體吸納的異質元素、其固有的剩餘就可以以多種不同的形式出現了,有的看起來是個異的,比如說病態或無政府的抵抗,其他的則是共同的甚或是公共的。或者說,它們可以表現在貫徹新自由主義計劃的特定困難上,比如說,在醫保系統法律化後拆解它的困難上。」[5]

 

巴里巴爾在這裡說的話,對拉康派來說,是非常奇怪的:巴里巴爾把拉康的性差公式的兩個方面濃縮(或者更確切地說,混淆)到了一起,並簡單地把例外解讀為非-全體:吸納的總體是非-全體,因為存在抵抗資本的吸納的例外。但拉康恰恰會把非-全體和例外對立起來:一切普世性都基於某種例外,在不存在例外的時候,那個集合就是非-全體,它不可能被總體化。我們也應該把這個對立應用到吸納的主題上:我們應該從尋找例外,尋找那些抵抗(普世的)吸納,本身就是「抵抗的場所」的人,轉而支持無例外的吸納,依靠它的非-全體。巴里巴爾提到的對個體生活的吸納,不能被簡化為普世的資本主義吸納的一個特例;就其自-關聯的性質(勞動力本身變成了資本)的性質而言,這些對個體的吸納,依然是增加剩餘價值的生產的特例。

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有兩個主要的,經例外而普世的例子:貨幣和勞動力。你只能通過一件特別的商品來總體化商品的領域,這個商品發揮了所有商品的一般等價物的功能,但它本身也被剝奪了使用價值;只有在個體生產者不僅在市場上出售他們的產品,同時,勞動力(作為商品,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在於生成剩餘價值)本身也被當作一件商品拿到市場上去出售的時候,你才能總體化商品交換的領域。所以,也許,這裡是經例外而普世的第三個案例:在這個生產剩餘價值的商品本身,也成為帶來剩餘價值的資本投資的一個對象的時候,我們也就有了兩種類型的剩餘價值:由勞動力的產品生成的,「正常的」剩餘價值;和由對勞動力本身的生產生成的剩餘價值。

這也是黑格爾關於何以絕對者永遠涉及自分化以及何以絕對者就是這個意義上的非-全體的洞見的一個絕妙的例子:隨著對勞動力本身的生產變成一個資本投資的領域,資本之下的吸納也就變成了總體。但確切來說也正因為是這樣,它才變成了非-全體;它不可能被總體化。作為一種資本投資的勞動力本身的自我指涉的元素打開了一個缺口,這個缺口給整個領域引入了不平衡。也許,這個缺口也可以是希望的一個來源,也許,它也開啟了激進變革的可能性。在這裡,資本的邏輯受到了威脅,而威脅不是來自某種外部的不被整合的「其他」,而是來自在吸納變得總體的時候爆發的,資本的邏輯自身內部的矛盾。

 

註釋:

[1] 在這裡,我大量參考了Maria Chehonadskih, “Soviet Epistemologies and the Materialist Ontology of Poor Life: Andrei Platonov, Alexander Bogdanov and Lev Vygotsky”(未刊手稿,文中未加說明的引文皆出於此)。

[2] Etienne Balibar, “Towards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generalized surplus-value to total subsumption,” in Capitalism: Concept, Idea, Image, Kingston: CRMEP Books 2019.

[3] Balibar, op.cit., p. 51.

[4] Op.cit., p. 53.

[5] Op.cit., p. 57.

 

發佈日期:201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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