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瓶裝舊酒？關於2017/12/23街頭「游擊」的筆記
◎張宗坤（苦勞網特約記者）
【編按】新國際與苦勞網將於今日以「從1223城市游擊看工會組織與青年運動」為主題，舉辦今年度第一場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本文為論壇主持人對於1223當日的一些想法與筆記，在幾個方面提出深刻的提問。
一、新的，還是舊的運動？
或許有人問：「1223是新的運動？還是舊的運動？」
但「新」在哪裡呢？這個問題是指說：在世界的反抗運動歷史中，從來不曾出現過「游擊」嗎？不，第三世界人民歷經了大量的戰鬥實踐，切格瓦拉的《游擊戰》、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可能是討論此一形式的成果的結晶。至少都是被稱為「游擊」，但形式與發動的局勢徹底地不同。1223的行動是否能在既有的語境中被判斷成「游擊」，有待進一步凝聚出公認的操作型定義。
再退一步，這是在說1223的行動特別新穎、空前絕後嗎？事實上，1223行動或許只是弱版本的遊行，一場沒有預先安排路徑、沒有戰車、沒有主要主持人的遊行。過去的工運遊行，多半是在工會系統之下，動員數量與樣貌已知的下級工會會員；但在1223的行動中，大量的散眾參與，工會系統無法妥當掌控。事實上，就算是有行動經驗的組織者，也不一定能在這種狀況下調動習以為常的抗爭知識。1223的行動現身的是狀況未知的群眾：但除此之外的其它部分，難以說超出已知的運動形式。
我們也常常聽到青年「新」勢力，似乎暗示新的運動代表運動的世代交替。但難道「世代交替」或「青年奮起」就是新的運動嗎？在這個命題下，1989年的野百合到現在都可以說是非常新，2008年的野草莓也可以說非常新，2014年的太陽花則跟它們一樣新。總之學運就是新（而且潮），工運就是舊。
但這顯然沒有仔細分析不同運動的歷史背景、政治訴求，也讓所有不同性質的運動混為一談；這種談法也總是忽略了特定的運動實踐，例如1948年的四六事件顯然就不被放在「新」的「學運」裏，而四六事件與解嚴後學運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兩者對「民主」有著徹底不同的想像和追求。
我們再退一步思考：任何劃定「學運」範疇的分類方式，背後多少具有特定的政治企圖。為了分析所進行的運動的類型化，是事後追述歷史時的政治選擇，這種選擇的政治意涵和學運本身的性質一樣值得分析與批判。
把追求民主化的學生運動放進時代的系譜裡，只是當下的「公民社會論」的延伸。這套論述精明地挑選可以幫襯民主化論述的運動與運動菁英，對於那些還沒想好怎麼處理的、那些明顯不是自己人的運動則不屑一顧。這套論述並不願意對運動本身的階級性質作出分析。不過，如果形式不是問題，那麼1223的形式及其所開展的討論，映照出了什麼樣的組織問題？
二、是形式問題，還是內容問題？
提高層次來看，當然可以問這是新的還是舊的運動，但形式的新舊或許不是真的問題。例如，關於阿拉伯顏色革命的報導常常提到通訊科技（行動網路）與社群網站（推特、臉書）的影響，讓年輕人以不同過往的抗爭形式組織化。
顏色革命固然採用了新的組織技術，但這其實是因為整個社會的技術力、生產力逐漸開展，促使物質進步、資訊開放、網路民主化，而勞動者作為在社會中生活的一員，應時地產生了相應於社會生產力的生產關係。說是新，確實也是新；但既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仍有著符應關係，並未瀕臨矛盾或崩解，那麼所謂的新，並不脫離舊有的規律。
再者，如果我們從後冷戰一系列「民主化」革命的歷史來看，貫串其中的，是美國霸權對第三世界國家「強賣民主化」的顛覆行動，只是打擊對象從共產主義轉移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如果因為運動形式的「新」而忘卻「舊」的批判對象，這種因小失大的態度，絕對也不新。
三、內涵
所以，我們不問運動形式，我們要問的是內涵。有很多的分析層次值得探究。例如，散眾是誰（什麼職業、什麼身份、什麼樣經驗）？他們為什麼而來（自動自發、組織關係、社會網絡）？他們從哪裡來（地理地點、社會空間）？把上述的問題再外擴一些，散眾來自於整個社會，對於在行動之外的社會而言，有哪些機制形塑了他們對於議題或運動的觀感？這些塑造出來的觀感又是偏向正面或負面？
個人的傳記是社會歷史的作用結果，隨著「白手起家」、「黑手變頭家」等社會流動過程的停滯，似乎應證了社會不流動是階級固化，也是階級意識提高的前提的理論假設。揮別「經濟奇蹟」的亞洲四小龍，各地的「青年貧窮化」、「高學費」、「孤獨死」、「過勞死」等社會現象也越來越得到各地民眾的共鳴，這都是當前局勢下的有利條件。
大膽地推斷，台灣（甚至大於台灣）正在形成一種新型態的階級意識，根源來自經濟條件惡化對個人的切身影響。但這也不是新的東西，正如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描繪，十九世紀英國資本家拉長工作日、強化工作強度的說法，正是今日台灣資本家支持勞基法修惡的論述。這是新現象嗎？還是舊社會的輪迴轉世？
四、怎麼辦？
新與舊不是真的問題，正是時候複習一下過去的經驗。當前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毋寧是：催生更明確、更具體的階級意識。這必須要發展出來切實、合時的知識武裝，不任意放棄基本原則，為運動服務但卻不為運動的尾巴、走狗，更不可以脫離社會現實。不是沒有學者或運動者，在意理論與實踐在台灣的「分家」，大家也都批判理論為何與實踐那麼遙遠。問題不在於學者「離地」，也不是運動者「反智」，只是沒有一個用來分配知性工作與身體工作、轉化理論與實踐的組織、平台或機制，才使得理論脫離現實，實踐又離理論太遠。
五、抗拒
二十世紀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形象衰敗期，歷經斯大林主義、蘇東波、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等重大事件，西方新左翼的苦悶很能讓人同理，但必須被超越。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被理解、宣傳為社會主義本身的失敗，與資本主義不同的另類現代性道路就此成為新社會圖景的死路。
隨著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強調要消弭貧富差距的「佔領運動」，從美國金融重鎮華爾街擴散到世界各地。一種簡便、成本低廉、宣示性強而無中心的運動，似乎成為今日的主流，也得到後現代左翼的背書。抗拒組織、抗拒中心，顯然有其相應的世界歷史脈絡，稱之為「新」，卻不能讓人服氣。
剩餘的問題是，在經歷過本地的運動實踐後，台灣不乏對「無架構的暴政」的批判，但超越了之後我們還剩什麼？我們該怎麼辦？如果沒有超越新與舊的對立迷思，那麼這種非歷史的抗拒，終將落入虛無主義，使群眾普遍地墮落，我們又將落入歷史的循環週期。
六、對集體的恐懼
在運動裡打滾的人，常常因為組織間的人際關係而受傷、被傷害。大家都有過，只是會不會被辨識為傷害的問題。不過，就算不覺得受害的人，也應該同理受害的人的感受。但「受害的感受性」也是必須討論與對話的主題之一。
集體是恐怖的、集體化是危險的誘惑，形成集體是個有挑戰、有風險的過程。歷史上集體的極端形式是吃大鍋飯、是極權主義、是複製人的世界，是沒有個人意識也沒有個人意志自由的絕境。這套命題反映的是冷戰之下對於社會主義的扁平性思考。但歷史是有厚度的。我們對於該怎麼在一起，又該做什麼的那種恐懼，是來自什麼時候，或是來自哪裡？我們為什麼對「同在一起」的可能性缺乏想像？如果我們都曾在集體裡受過傷，有些時候又覺得必須咬牙切齒撐下去的心情是什麼？
就算被傷害了一百次，我們為何還是必須相信：不能只靠自己，唯有大家一起，才有改變社會的可能？因為，正是在一次又一次正視自己的恐懼中，仔細思索除了感到恐懼之外還能做什麼，我們才能在個人與集體的拉扯中逐漸成長。集體真正讓人恐懼的潛力，不在於難免碰傷或受委屈，而在於從中散發出來，創建新的社會的無窮可能性。
發佈日期：2018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