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瓶裝舊酒?關於2017/12/23街頭「游擊」的筆記

新瓶裝舊酒?關於2017/12/23街頭「游擊」的筆記
◎張宗坤(苦勞網特約記者)

 

【編按】新國際與苦勞網將於今日以「從1223城市游擊看工會組織與青年運動」為主題,舉辦今年度第一場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本文為論壇主持人對於1223當日的一些想法與筆記,在幾個方面提出深刻的提問。

 

一、新的,還是舊的運動?

或許有人問:「1223是新的運動?還是舊的運動?」

但「新」在哪裡呢?這個問題是指說:在世界的反抗運動歷史中,從來不曾出現過「游擊」嗎?不,第三世界人民歷經了大量的戰鬥實踐,切格瓦拉的《游擊戰》、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可能是討論此一形式的成果的結晶。至少都是被稱為「游擊」,但形式與發動的局勢徹底地不同。1223的行動是否能在既有的語境中被判斷成「游擊」,有待進一步凝聚出公認的操作型定義。

再退一步,這是在說1223的行動特別新穎、空前絕後嗎?事實上,1223行動或許只是弱版本的遊行,一場沒有預先安排路徑、沒有戰車、沒有主要主持人的遊行。過去的工運遊行,多半是在工會系統之下,動員數量與樣貌已知的下級工會會員;但在1223的行動中,大量的散眾參與,工會系統無法妥當掌控。事實上,就算是有行動經驗的組織者,也不一定能在這種狀況下調動習以為常的抗爭知識。1223的行動現身的是狀況未知的群眾:但除此之外的其它部分,難以說超出已知的運動形式。

我們也常常聽到青年「新」勢力,似乎暗示新的運動代表運動的世代交替。但難道「世代交替」或「青年奮起」就是新的運動嗎?在這個命題下,1989年的野百合到現在都可以說是非常新,2008年的野草莓也可以說非常新,2014年的太陽花則跟它們一樣新。總之學運就是新(而且潮),工運就是舊。

但這顯然沒有仔細分析不同運動的歷史背景、政治訴求,也讓所有不同性質的運動混為一談;這種談法也總是忽略了特定的運動實踐,例如1948年的四六事件顯然就不被放在「新」的「學運」裏,而四六事件與解嚴後學運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兩者對「民主」有著徹底不同的想像和追求。

我們再退一步思考:任何劃定「學運」範疇的分類方式,背後多少具有特定的政治企圖。為了分析所進行的運動的類型化,是事後追述歷史時的政治選擇,這種選擇的政治意涵和學運本身的性質一樣值得分析與批判。

把追求民主化的學生運動放進時代的系譜裡,只是當下的「公民社會論」的延伸。這套論述精明地挑選可以幫襯民主化論述的運動與運動菁英,對於那些還沒想好怎麼處理的、那些明顯不是自己人的運動則不屑一顧。這套論述並不願意對運動本身的階級性質作出分析。不過,如果形式不是問題,那麼1223的形式及其所開展的討論,映照出了什麼樣的組織問題?

 

二、是形式問題,還是內容問題?

提高層次來看,當然可以問這是新的還是舊的運動,但形式的新舊或許不是真的問題。例如,關於阿拉伯顏色革命的報導常常提到通訊科技(行動網路)與社群網站(推特、臉書)的影響,讓年輕人以不同過往的抗爭形式組織化。

顏色革命固然採用了新的組織技術,但這其實是因為整個社會的技術力、生產力逐漸開展,促使物質進步、資訊開放、網路民主化,而勞動者作為在社會中生活的一員,應時地產生了相應於社會生產力的生產關係。說是新,確實也是新;但既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仍有著符應關係,並未瀕臨矛盾或崩解,那麼所謂的新,並不脫離舊有的規律。

再者,如果我們從後冷戰一系列「民主化」革命的歷史來看,貫串其中的,是美國霸權對第三世界國家「強賣民主化」的顛覆行動,只是打擊對象從共產主義轉移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如果因為運動形式的「新」而忘卻「舊」的批判對象,這種因小失大的態度,絕對也不新。

 

三、內涵

所以,我們不問運動形式,我們要問的是內涵。有很多的分析層次值得探究。例如,散眾是誰(什麼職業、什麼身份、什麼樣經驗)?他們為什麼而來(自動自發、組織關係、社會網絡)?他們從哪裡來(地理地點、社會空間)?把上述的問題再外擴一些,散眾來自於整個社會,對於在行動之外的社會而言,有哪些機制形塑了他們對於議題或運動的觀感?這些塑造出來的觀感又是偏向正面或負面?

個人的傳記是社會歷史的作用結果,隨著「白手起家」、「黑手變頭家」等社會流動過程的停滯,似乎應證了社會不流動是階級固化,也是階級意識提高的前提的理論假設。揮別「經濟奇蹟」的亞洲四小龍,各地的「青年貧窮化」、「高學費」、「孤獨死」、「過勞死」等社會現象也越來越得到各地民眾的共鳴,這都是當前局勢下的有利條件。

大膽地推斷,台灣(甚至大於台灣)正在形成一種新型態的階級意識,根源來自經濟條件惡化對個人的切身影響。但這也不是新的東西,正如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描繪,十九世紀英國資本家拉長工作日、強化工作強度的說法,正是今日台灣資本家支持勞基法修惡的論述。這是新現象嗎?還是舊社會的輪迴轉世?

 

四、怎麼辦?

新與舊不是真的問題,正是時候複習一下過去的經驗。當前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毋寧是:催生更明確、更具體的階級意識。這必須要發展出來切實、合時的知識武裝,不任意放棄基本原則,為運動服務但卻不為運動的尾巴、走狗,更不可以脫離社會現實。不是沒有學者或運動者,在意理論與實踐在台灣的「分家」,大家也都批判理論為何與實踐那麼遙遠。問題不在於學者「離地」,也不是運動者「反智」,只是沒有一個用來分配知性工作與身體工作、轉化理論與實踐的組織、平台或機制,才使得理論脫離現實,實踐又離理論太遠。

 

五、抗拒

二十世紀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形象衰敗期,歷經斯大林主義、蘇東波、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等重大事件,西方新左翼的苦悶很能讓人同理,但必須被超越。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被理解、宣傳為社會主義本身的失敗,與資本主義不同的另類現代性道路就此成為新社會圖景的死路。

隨著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強調要消弭貧富差距的「佔領運動」,從美國金融重鎮華爾街擴散到世界各地。一種簡便、成本低廉、宣示性強而無中心的運動,似乎成為今日的主流,也得到後現代左翼的背書。抗拒組織、抗拒中心,顯然有其相應的世界歷史脈絡,稱之為「新」,卻不能讓人服氣。

剩餘的問題是,在經歷過本地的運動實踐後,台灣不乏對「無架構的暴政」的批判,但超越了之後我們還剩什麼?我們該怎麼辦?如果沒有超越新與舊的對立迷思,那麼這種非歷史的抗拒,終將落入虛無主義,使群眾普遍地墮落,我們又將落入歷史的循環週期。

 

六、對集體的恐懼

在運動裡打滾的人,常常因為組織間的人際關係而受傷、被傷害。大家都有過,只是會不會被辨識為傷害的問題。不過,就算不覺得受害的人,也應該同理受害的人的感受。但「受害的感受性」也是必須討論與對話的主題之一。

集體是恐怖的、集體化是危險的誘惑,形成集體是個有挑戰、有風險的過程。歷史上集體的極端形式是吃大鍋飯、是極權主義、是複製人的世界,是沒有個人意識也沒有個人意志自由的絕境。這套命題反映的是冷戰之下對於社會主義的扁平性思考。但歷史是有厚度的。我們對於該怎麼在一起,又該做什麼的那種恐懼,是來自什麼時候,或是來自哪裡?我們為什麼對「同在一起」的可能性缺乏想像?如果我們都曾在集體裡受過傷,有些時候又覺得必須咬牙切齒撐下去的心情是什麼?

就算被傷害了一百次,我們為何還是必須相信:不能只靠自己,唯有大家一起,才有改變社會的可能?因為,正是在一次又一次正視自己的恐懼中,仔細思索除了感到恐懼之外還能做什麼,我們才能在個人與集體的拉扯中逐漸成長。集體真正讓人恐懼的潛力,不在於難免碰傷或受委屈,而在於從中散發出來,創建新的社會的無窮可能性。

 

發佈日期:2018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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