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0年專題】本土與左翼——運動連結與民間社會契約
◎ 蕭裕均
本文轉載自《思想香港》第二期（2013年11月） 階級與本土
【編案：香港文化研究學者馬國明曾這樣形容，「主權移交」指的是英國把香港的主權移交中國大陸，「收回主權」指的是中國大陸收回香港的主權，二者符合客觀的事實描述。相較之下，「回歸祖國」的說法帶著濃厚的感情，對於中共而言，代表結束了民族百年的屈辱，但是同時，對於一部分香港民眾而言，卻對「回歸」帶著恐懼、焦慮。1997年至今20年，官方一句「人心未回歸」，道盡了「回歸」下中港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矛盾，以及兩地歷史經驗與政治情感的斷裂，本系列搭配【重新思考社會主義】七月十五日【香港回歸20年，往何處去？】論壇，將轉載一系列文章，希望重新理解「回歸」的政治與問題。
2003年，香港群眾於七月一日上街（簡稱「七一」），抗議「國安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十年後（2013年）香港政府的認受性仍舊不足，同時泛民派分裂與中港矛盾加劇，香港嶺南大學舉辦了小型工作坊，針對「七一」進行討論。蕭裕均為勞工及青年研究學者，本文為其發言稿，嘗試討論「本土」與「左翼」的關係。他針對香港近年出現的「本土」，區分出「保守」（排外）與「進步」（土地、保育）兩種力量，並區分只重經濟階級的「左翼經濟論」與同時關注文化的「左翼關係論」，批評香港社會排外的問題與運動訴諸改變政府單方面契約的限制，最後嘗試指出面對新自由主義化時「進步本土」與「左翼關係論」可能的連結。回應者蘇耀昌加入過基層權益互助社、基層大學、街工等團體，質疑蕭文的分類忽略與簡化了「左翼經濟論」在階級與歷史唯物分析的意義，指出「大香港人」的身分想像與中港身分對立，與階級問題息息相關。】
（以下內容係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内容整理）
我想先說一下這篇文章為什麼會出現。我是從運動裡開始思考，特別是反高鐵以後，我的感受是一個由零三年的七一的運動形式到達了一個高峰，以後便直接掉落到一個低點。甚至我們越來越困難地解釋每次運動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形態。人們為什麼會走出來？而走出來的人又是怎樣的？特別是反國教的時候會碰到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那十二萬人的數字到底説明了什麽？然後，從反國教開始，又多了很多其他的不同行動，例如耕田，或平等分享機會等。而我感到很困擾的是，這些行動如果真的是覺醒的話，那覺醒之前的是什麼。如果現在已覺醒，那未來豈不是不用覺醒了？當我們說「覺醒」的時候，是在說它的量還是質？這有了幾個問題，我們便來進入這篇文章。
我嘗試尋找一些理論以及觀察這個「覺醒」過程，我覺得這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得更清楚。七一十周年我們談及有關本土的問題，而我所想要提出的，是一個關於時間的問題。近年不論是社運或是其他方面，我們會談很多空間，例如，空間的戰爭，特別是在談中港融合時。我不會完全否定這些空間鬥爭中所產生的意義和價值，但我們好像少了一個時間上的渠道來思考這些東西。而對空間上的鬥爭，我們也背負着一種不斷覺醒的困惑。不斷覺醒，不斷焦慮；不斷覺醒，不斷抑鬱。而這種精神狀態的背後，會不會是我們希望一刀了斷，或者是希望能找到一個political project，即是我們能夠提出來一個問題，然後解決，例如佔中。但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是等不及的，或是會感覺不耐煩，覺得應該有一個結論總結出來，便是剛才所提及的線性的歷史。
我嘗試提出另一種時間的想像，便是一種阿甘本的時間想像。這種時間想像是完全與這個political project無關的。基本上，人們是不會思想這種東西，所以便是means without ends。即是指對未來的想像，並非是一種對明日世界終結時的一種想像，而是一種我們正在面對的一種發展主義的傾向或軌跡，然後開展另一套新的時間觀念出來。即是他（阿甘本）嘗試回歸一個對時間的想像，而那種想像是一種potential，並非一種很快的，我們所想像的線性發展的那一種想像。
阿甘本曾提及一種說法，引用一個語言學家。他說，時間是什麼？時間便是一個意識、一種感受。即是我們有一個sense of time這樣的一個東西，但一路發展下來時，本來是需要空間這個concept把它表徵下來。而這裡所說的是一個時間線，一點一線。從這種表象到這種感受，阿甘本嘗試提出：這是不充足的。雖然它是很美，由一點到另一點，發展主義便是這樣的想法，由一點到另一點，做得不好時也不要緊。我想要提出的是，這種線性是有問題的，阿甘本想要把這個問題變得複雜起來，就是把一個two dimensions變為一種three dimensions的東西，三維的東西。而這個三維是什麼？其實是一個兩極，即是一種bi-polar的想法，而不是一種兩極化，如現時所說的中港矛盾。如南極、北極一樣，它們之間產生一個磁場，是一個物理學的理論。在這個理論裡，便有一種新的對運動、對個體的想法。阿甘本嘗試說運動，運動是什麼？是movement，movement其實是一個人民的apolitical的一些活動。而阿甘本想說，我們需要回到一個potential的脈絡中，簡單來說，在這些定義以前，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這種狀態並非是一種一跳便會作為一個敵對的狀態、一種二元對立的狀態。阿甘本亦在這樣的一個思辯的過程中，嘗試提出一個「例外狀態」。
什麼是「例外狀態」？這個有一些學者如羅永生教授在早前有一篇較短的評論裏曾經引用過。阿甘本所提出的例外狀態，其實在Carl Schmitt與Walter Benjamin的討論裡就出現了。其中一個論點是，當把所有的例外狀態變成rules的時候，即是其可運作並成為一種常態的時候。而當我把這種狀態放於香港零三年七一以後，即是中共隨時能夠插手香港的事情，並能夠說出中央的立場。而這個，我認為是一個例外，而這種例外狀態一直圍繞著我們每一個香港人。所以我們現在便會想，中國大陸是什麼樣的，大陸是想怎樣等等，這種威脅成為我們今天的一些矛盾。
我們回到因果關係的因上。對一種關係的重新思考，我認為是頗為有用的方法。我認為我的文章並不是真的想要提供一個political project，相反，在一個思辯的過程中，我認為當中有些地方可能是技術上的，我們可以重新再作一個微調，然後再思考一些香港的問題。
過去十年，香港社會迅速地被中國化和新自由主義化。與此同時，香港的公民社會亦出現抗衡這些趨勢的力量。這邊廂，不同的保育運動促使「本土」力量抬頭；那邊廂，隨著地產資本和金融資本的霸權越形鮮明，以「左翼」之名而聚合的力量亦同時出現。然而，兩股力量雖先後在十年間湧現，卻不單未見交集，更出現互相攻擊和對立的局面。
這樣互相攻擊的局面自2011年政府派六千蚊、外傭居港權，以至2012年的雙非問題，已令「新本土意識」所引發的問題和論爭上升至一個不能不處理的階段。有趣的是，論爭一度離奇地發展成：你駡我是「本土＝右翼＝希特拉＝排外」；我駡你是「左翼＝幼稚＝世界大同＝只談階級＝為虎作倀」。
無疑，這樣的論爭不單進一歩激發香港社運圈內的矛盾，更無助推動真正的進歩本土文化運動。有見及此，本文嘗試從運動扣連和可行共同發展議題上入手，提出相關問題及分析，望能使討論焦點回歸進歩運動議題上。
本文重點探討的問題如下：（一）各種以「本土」和「左翼」為名的社會力量有何不同？（二） 一種揉合本土和左翼的分析和運動議題是否可能呢？即「進步本土左翼」可能嗎？（三）如果可能，進步本土左翼應朝什麼社會願景和目標進發？如何成立新社會契約以取替過往由政府單方面成立的社會契約呢？
本文主要論點是：現時有必要整合香港社運圈內的進歩力量，並展開制定以民間社會為基礎的新社會契約，以取替過往單向而且缺乏合法性的舊社會契約。
一、「保守本土力量 VS 進歩本土力量」及「左翼經濟論 VS 左翼關係論」
首先，我認為有必要把因本土意識而衍生出來的兩股社會勢力進行分類。我沒有很好的詞彙，但從不同的事件中（如政府派六千蚊、外傭事件和D&G事件，以及過去幾年不同的本土保育和反移山填海運動），我們可以約略分辨出兩股不同，但又同時強調「本土」的社會力量。我姑且分別叫他們為「保守本土力量」和「進歩本土力量」：前者多排外姿態來設定議題；後者則以提倡在地文化和集體經驗來建構本土身份。
在分辨保守和進歩的本土力量，沒有比葉蔭聰在探討本土意識時對二者作出的描述和分析來得更恰當。葉指出，現時具強烈排外的本土意識其實是承襲了過去的「大香港主義」和對香港的「物化」想像而來的：
「事實上，由1970-80年代所形成的『大香港主義』，並沒有消失。可能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這種本土認同少了幾分自傲，多了幾分排斥與恐懼，扣連上不同論述。……排外的香港地緣認同及意識，在近年許多議題上持續發酵，例如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爭議等等。」（葉蔭聰，〈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思潮》，第19期，頁114）
對於有別於過去「大香港主義」的進歩本土力量，葉有這樣的描述：
「跟過去的本土意識中的『大香港』心態不同，所謂『本土』不是與中國的文化或政治對抗，而是對抗香港自身的經濟力量，反抗政府主導或鼓勵的、資本主義式房地產發展，反對的對象通常是大型拆遷、地產發展的空間改造，以資本增值為目標。……本土論述並不預設一個香港以外的他者作為批判對象，而是對香港自身歷史及政經構成的自我批判。」（葉蔭聰，〈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思潮》，第19期，頁110-1）
至於所謂本地「左翼」，無疑又是一個籠統的詞彙。要指出的是，所謂的左翼也不是鐵板一塊，當中也有其混雜性。內裡當然有單純以經濟或階級角度出發，而忽略其他文化和社會因素的群體。但在本地左翼內，也有很多雖然強調（注意，是「強調」，不是「單純以」）階級的視野，但卻同時會把本土文化和社會等因素作考量點的人士。在劃分這兩個群體上，我也沒有很好的詞彙，又姑且把前者叫為「左翼經濟論者」；而把後者稱為「左翼關係論者（Relational Leftist）」[1]。
劃分雖然十分粗糙，但是重要的。由於要展開運動圈內特定群體的對話，我們需要有明確的對話群體。我此文希望做到的，就是能促進「進歩本土力量」和「左翼關係論者」間的良性溝通和互動。經上述粗略的劃分，「進歩本土力量」更可以擺脫「本土戀物／拜物主義（Fetishism of the local）」的指責，更清晰地把自己的運動議題設定得更批判和自省（如對權力、權利、公民身份，以至保守本土力量的批判）。這種自我批判亦能有助進歩本土力量認真地應付許多利用「本土」的措詞和論述來主張不同的右翼民粹勢力。
另外，「左翼關係論者」亦可以擺脫「階級戀物／拜物主義（Fetishism of class）」的指責，進一歩把資本在文化層面的運作有更深入批判，亦可對單純以經濟角度作考量點的左翼經濟論者作出鞕撻。更重要的是，那一系列只有污名化作用而無助討論的恒等式（「本土＝右翼＝希特拉＝排外」；「左翼＝幼稚＝世界大同＝只談階級＝為虎作倀」）便能得以消解，而進歩力量之間的互動便能以展開。
在定義運動圈內的兩個對話群體後，我們便看看 「進歩本土力量」和「左翼關係論者」各自的主要敵人，以及這些敵人在香港不同層面（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影響。這分析目的在於勾勒出二個群體之間的共通點，從而定位一個可行的共同運動方向。
無論怎樣，我們也得承認「左翼關係論者」始終以強調「資本」作為他們的針對目標和主要敵人。但另一方面，「進歩本土力量」的敵人是較難找到的。有時候他們的目標是新自由主義，有時候是（後）殖民主義，有時候是威權主義，有時候是中國化，有時候是世界化。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進歩本土力量」的議題設定多是防衛式的，很難有一個十分明確的針對目標，能定位的就可能是每一場在地抗爭中對獨特本土文化、集體經驗、和本土價值的維護。
經過上述尋找敵人的分析，我們也不難看到為何「進歩本土力量」會這麼容易被污名化為排外勢力之一。其中一個很大原因是「進歩本土力量」本身也是以保留一系列十分具彈性的文化、經驗和價值作為抗爭目標。但細心分析，便會看出進歩本土
力量和保守本土力量有質的不同。前者很多時是十分在地的抗爭（如保衛某一地方的村莊、地標）；但後者卻很多時是針對的對象是十分抽象的想像群體（如自由行、外傭、中共政權等等，有時還往往是以抽象而驚嚇的數字示人，如十多年前的「167萬」和外傭的「12.5萬」）。
同樣地，不能否認的是，「左翼關係論者」所針對資本，很多時也是十分抽象的，而這些要打的資本敵人也很多時只是以數字示人（例如金融資本），很難捉得住，也很難定位他們的所在地；亦故「左翼關係論者」也很多時進入「不能只談資本在港內的胡作非為，但又不能不談港外資本壓迫行為」，在階級立場上難以處理因港內外不同受壓群體之間的矛盾，因而被指責為主張「世界大同」。
二、「資本是手段，蠶食本土文化是目的」：一個進歩本土左翼的分析
由於不能明確定義「進歩本土力量」的敵人，我們便只能假設有一個不知名的「敵人」，想磨蝕香港的本土文化、消除集體回憶和經驗、阻礙以抗爭為主體的本土身份的出現，令香港被中國化、被新自由主義化、被再殖民。但假若我們把「左翼關係論者」的敵人－－資本－－看成是這個不知名的敵人所用的手段。出奇地，我們又會發現這個敵人竟然是不斷利用資本流動和資本集中在香港不同層面運作，來達到這些令香港被中國化、被新自由主義化、被再殖民的詭計。且讓我們逐個層面作出探討：
（一）經濟層面：資本的流動（尤其是來自中國的資本）和資本的高度集中，在過去幾年都令香港的經濟問題加劇，這無論是從普羅巿民的社會流動經驗、買樓置業困難、貧富懸殊加劇等都是明顯的。面對來自中國的資金，香港人存在主觀和客觀的矛盾。客觀上不能不認同「食大陸水」來開飯的事實，主觀上又不想與內地融合。[2]但過去幾年，不同的內地資金影響普羅巿民的生計（如炒貴樓，加劇住屋困難）的力度有增無減。而且，這種食大陸水的無奈事實又不斷打擊香港人過去一直以來的優越感，使一直存在的矛盾心理更加深刻。
（二）文化層面：過去幾年的香港，資本流動摧毀本土文化也不是鮮見的。天星、皇后、高鐵、菜園村，以及不同地方的重建都是十分明顯的例子。這些資本對本土文化的高度蠶食，既把香港變成一個越形不是為香港人服務的城巿（從自由行常去的商場中可見一斑），又把香港越形變成一個缺乏個性和集體回憶的「資本城巿」。
（三）社會層面：資本最明顯的影響是，藉越來越厲害的貧富不均，來激化低下階層之間不同社會群體的矛盾，從而撕裂社會關係，製造不同情程度的排外政治。在這方面，我們也不難找到例子，好比本地工人說黑工、內地人和外傭搶飯碗。此外，內地貧富問題亦為香港的公民權利帶來問題，一方面具有資本的內地人被政府以不同渠道認可地得到公民資格；但另一方面沒有資本或逃避超生懲罰的內地人又循不同途徑到港得到公民身份和享用社會福利（如雙非兒童、醫療服務、幼兒教育服務）。這正正都挑戰香港人對內地人士容忍度的底線，又在港人心中埋下排拒內地人士的種子。
（四）政治層面：資本家在香港政治體制中長時間享有高度政策和政治影響力，以致無論是民主和民生議題上都令香港裹足不前。他們更透過在議會內外的影響力， 不斷以發展主義為核心的政策，方便內地資本抵港，和在港進行資本累積。另外， 這些不民主的政治架構，再加上越形威權的統治政府，又令自由空間不斷收窄。
故此，經上述的分析，假若我們要反抗的是一個令香港被中國化、被新自由主義化、被再殖民的敵人，並認為這個敵人是以資本作為手段來進行這些詭計的話。「進歩本土力量」和「左翼關係論者」二者也不是沒有共同的溝通點和議題。他們大可以共同合力一方面抗行這個假想敵的資本手段，也可以防止本土價值和身份得以蠶食。
三、民間社會契約及公民身份
接著，我們對香港故有社會契約作歷史考察。我們會看到，前文的假想敵和其運用資本的手段都在過去不斷瓦解香港故有的社會契約。只有把近來的社會狀況放置更原始的狀態去了解「政府與人民」及「人民之間」的關係，而非只是針對「身份」和「排外」的問題，才能理解為何新的民粹勢力抬頭的社會基礎，及提出進歩的新社會契約藍圖。
在香港，一路以來，政府和人民間存在的社會契約是建基於一個以經濟機會平等的論述（注意，不是現實）而存在的。故此，要這社會契約得以運行，需要至少三個前題：
（一）經濟上大家都有向上流的實際經驗和主觀期望；
（二）政府在財富以至資源再分配上的角色要達到所謂的機會平等；
（三）人民將自己某些錢、資源、權力和權利自願地交予出來組織一個政府，其中不單是維持政府的日常運作，更重要是希望政府能利用這些資源來保障自己其他的權利和自由，免受其他人的傷害。
但經中港各方面融合和政權轉移後，現實情況卻是：經濟向上流的經驗和期望已經消失（第一個前題沒有了）；政府在不同的再分配機制上（如醫療和六千蚊）都不能再發揮作用，更令人覺得政府本身的存在已成了導致不公的主因（第二個前題都沒有了）。在所謂的「蝗蟲論」下，令香港人漸漸覺得自己的權利及（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優越感都受到侵蝕，故在不同階層中產生不同情度的恐懼和不安（在這情況下，連第三個前題都差不多沒有了）。
在政府功能、角色和合法性瓦解的情況下，以及慣常政治渠道無法補充政府合法性
（如民主選舉）下，即社會契約瓦解之時，社會會趨於原始的蠻荒狀態，人類會只為 私利而互相仇殺（現在情況不是很似嗎？），但有些人卻想再次脱離這蠻荒狀態而另組新的社會契約；而每一個新社會契約的訂立，又總要重新界定新社會的成員
（所謂的公民），以及成為公民的原則，亦故為何近來這麼多的「我們／你們」 和排外的論述吧。
那麼新社會契約需要有什麼內容？假若要結合進歩本土力量及左翼關係論者的目標，我們便需要一個有不同層次的社會願景及新社會契約。而且，這個新社會契約是不能再以往日的神話作為元素：例如要捨棄所謂的香港作為奇蹟之地神話（什麼獅子山故事云云），要知道過往的成功相當大程度上建基於因緣際會的地緣政治（中港分離和冷戰格局，而這種格局已不復出現）、剝削（對本土庶民生活／文化資源以至國內血汗工廠工人）和特區特權（中央派糖），從而斬斷民粹的自我優越感的根源。
新社會願景能包含的元素可以是：在經濟層面，適度地容許和約束資本在本港的流動和集中的程度和提倡經濟上的生產和分配公義；在文化層面，保護和提倡本土文化，建構以本土文化和在地經驗為主軸的本土身份；在社會層面，提倡具約束力的公民權利身份（以針對雙非嬰的問題），多元、社會融合、尊重不同族群；在政治層面，抗拒威權統治，推進民主及自由空間。而人民與政府的新社會契約亦應是回歸到落實公民權利的在不同層面上。
那麼誰能成為新社會契約的締結者？新社會契約又應是如何達成呢？
除政府（在於暫不論是香港政府還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作為新社會契約的當然成員外，誰能成為公民呢？這裡的問題核心在於：如何定義公民？誰有資格成為公民？ 及成為公民需有什麼權利和義務（亦即上述所提出的「具約束力的公民權利身份」）？在現代社會契約的理論中，一個人要成為社會契約的成員便必須接受一系列由政府經立法來制定的行動束縛（比如交稅）。這是一個共識過程。十分可惜的是，在香港，這個共識過程在過去三十年都是從政府（不論是中國政府還是英國政府）單方面制定，而港人参與的份量又十分少（一眾政商財閥除外）。而這裡我們亦可以看到為何基本法本身便是多年來問題的來源－－在缺乏民間社會討論和参與下的基本法，其作為社會契約的合法性便已大打節扣，更何況是在問題爆發後而港人又無力修改其內容，便使其合法性更加降低。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公民社會」如何才是真正社會契約共識產生的場所。
提出新社會契約的重點在於：要處理如日益嚴峻的新移民的問題，首先無論是政府和民間社會都需要認識到「社會契約是一個不斷演變的共識過程」的事實。而在這過程中，民間理性地討論公民身份是十分重要的。這亦為何滲雜歧視、對駡、嘲笑、扣帽子等的討論如何無助解決當前的新移民問題。而且，這亦為何要結合一種能抗拒保守和排外的進步本土左翼力量在民間社會的鬥爭場域中把公民身分的討論重新導向至以理性為基礎的人口政策及港人身份的法律討論。排外，並不是真正解決日益嚴歧的新移民問題；要如何令新移民在獲得港人身份和權利的同時，又要令他們接受和遵守一系列法律的約束和義務才是重點。這些都是可以實在地通過政策和法律的討論來達成的。
看來，一個從民間社會出發，真正透過理性辯論和立法來產生的新民間社會契約， 才是解決新移民問題的根本方法。假若只是抱著能由政府單方面制定社會契約的方法（如行政手段和釋法）來解決新移民問題，這只是掩耳盗鈴。
* 本文較早版本見於獨立媒體中：蕭裕均，〈「進步本土左翼」，可能嗎？〉，《每月評論》，2012年1月27日。
回應：《界定本土與左翼的問題》
評論人：蘇耀昌
蕭裕均寫了一篇視野很大的文章，有關本土及左翼運動結合，正是之前大家講的東西。當然蕭裕均寫的時候不知道剛才大家所說的，現在卻巧合地在他的文章手上進行了一個結合。
首先，蕭裕均提出過去十年，就是零三七一至今，香港有兩種趨勢正在發生，一是「中國化」，一是「新自由主義化」。這兩種變化引致公民社會的反彈。蕭裕均列舉了兩對，四種力量。以他的說法，第一種是左翼，分為「左翼關係論」，及「左翼經濟論」。第二種是本土力量，分為「進步的本土力量」，及「保守的本土力量」。蕭裕均十分直接將自己界定為「左翼關係論」。
他提出，究竟進步的本土力量能否與進步的左翼力量結合呢？結合後就叫做「進步的左翼本土力量」。為何要結合呢？他提出的理由是，本土力量與左翼力量自己都搞不好，各有自己盲點。先說進步的左翼力量，其最大問題是分析的敵人是資本，但資本是流轉的，游走不同國界的，所以進步的左翼在分析資本時，往往處理不了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當兩個族群衝突時怎辦呢？可能大家也是窮人，譬如香港的基層工人面對新移民，可以怎樣處理？剛好進步的本土力量，它的鬥爭是在地的。蕭裕均心中想著的可在是天星、皇后、菜園村、重建抗爭等。他認為這些具體的鬥爭場域正好提供了一個，我稱之為落腳點，給予進步的左翼力量令其龐大的分析可以落到一個具體的鬥爭點上。而香港的進步本土力量，雖然在地，但大多都是防衛，分散的，因此需要左翼提供一個能連合諸種社會關係的分析，統合成一個分析框架。所以這兩種力量結合起來，便會開出香港社會運動發展的方向。這是他所期望的。
我感興趣的是，在蕭裕均的分析中，他想連繫「左翼關係論」及「進步本土力量」，而不處理「保守本土力量」及「左翼經濟論」。那他如何界定「保守本土力量」？他說前者是以排外姿態來設定主題，他用葉蔭聰頭的講法，就是承繼了大香港主義，對香港有一種文化想像。
「左翼經濟論」又如何呢？蕭裕均說是一種階級戀物拜物主義，以及單純以經濟角度作考量點的主張。大概從蕭裕均的角度，這兩種力量不夠進步，參加不到進步聯盟，所以就不太處理了。這種界定是否有效？由於蕭裕均以「左翼關係論者」的姿態出現，我們就從這個定位開論。
對「關係論」，他引用Eric Wolf在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裡所講的，就是：理解社會現象和變遷的正確途徑，一定要考量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及地緣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不能把箇中因素看成有決定性凌駕其它因素的條件。
就是說，你不能以一個因素凌駕另一種因素來進行分析。蕭裕均就是用這個講法界定「關係論」。文中他引用《資本論》的一個注釋，引了好大段，証明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與Wolf上述說法是吻合的。但我覺得馬克思不似這樣說。以我理解，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左翼，都努力追求歷史過程裡，有什麼關鍵的因素會影響其他因素，或尋找當中比較重要或結構性的因素，而不會說排除某個因素對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果蕭裕均將他理解馬克思所說的那段話表述為「馬克思排除了預先、非歷史地假設某一種因素無論任何情況下凌駕另一種因素的話」，那我是收貨的。但明顯蕭裕均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有需要看看馬克思的原文，我唸一唸，馬克思說：任何不理會這種物質基礎的歷史論，是非批判的；若能從這些真實生活關係中，得出相關的塵世形式，會較輕鬆容易。自然科學的抽象唯物論，是一種排除了歷史和歷史過程的唯物主義，它的缺點是顯而易見。
可見，馬克思並沒有說歷史分析應像自然科學一樣，像有些人批評說馬克思所說的；不是，馬克思正正說不是。那麼，蕭裕均以上述偏頗的定義及以其「左翼關係論者」姿態排除「左翼經濟論」進入進步同盟時，他的問題在那裡？究竟在香港的脈絡裡，蕭裕均所指的「左翼經濟論」是甚麼人？我想，他是否說我這類人呢？
於是我有一個合理的懷疑，其實蕭裕均並不是那些贊同以一個因素絕對凌駕另一個因素的那些馬克思主義者（因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很少），我擔心他是否指那些仍用階級分析的人？蕭裕均的文章並未提到或使用階級分析這詞。這裡便呼應到我們剛才的討論，我說早上沒有太多階級分析。這裏，我想到列寧，因為列寧在《怎麼辦》大幅批判了「經濟主義」。我不知可否與蕭裕均對的批判「左翼經濟論」作一比較。
列寧是怎樣說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經濟主義」呢？他說「經濟主義」這個名並沒有深切表達它的實質。他說「經濟主義」並不否認政治鬥爭，與其說他們否認政治鬥爭，不如說他們崇拜鬥爭的自發性。列寧將經濟鬥爭及恐怖主義相提並論，說
「經濟主義者」崇拜自發的，純粹的工人運動，「恐怖主義」崇拜那些不善於或者不能夠把革命工作同工人運動結合成一起的知識份子的自發的激憤。讀到這裡，我會想，如果你講香港的「左翼經濟論者」，是否指「進步的本土運動」？他們崇尚自發與激進啊！是否指周思中呢？
我開始懷疑，蕭裕均所說的「左翼經濟論」，是指像我一樣沿用階級分析及在社會運動上專注於勞工運動的人。其實，對自我局限於狹義工人運動也是列寧批判「經濟主義」的主要內容。不過，列寧不是抽象地否定。他說在俄國工人運動早期，當工人還未組織起來時，俄國社會民主黨曾要求工作人員嚴厲執行工人階級工作，不要搞其他東西。這是形勢的需要。所以，如果蕭裕均說的「左翼經濟論者」是指那些不參與身份政治、文化政治、或是只喜愛介入工人階級做事，用階級分析的話，那麽要評價「左翼經濟論者」，就首要看今日香港的政治環境、文化環境、工人階級的環境是怎樣？究竟我們應否在建立進步同盟時應把它排除在外？還是更應該恢復對經濟的分析，對階級的分析，對工人的工作？
最後想講蕭裕均也沒有處理的「保守本土主義」。我覺得，不妨引用葛蘭西分析「南方問題」的方法，「南方問題」不是指意大利的南方，葛蘭西說它是個全國的問題。以香港來說，用「南方問題」角度分析，香港內部既有南方和北方，我們有中產階級，有資產階級，有窮人；在中國與香港的關係中，我們也有南方和北方， 我們看不起國內同胞，如同意大利北方看不起意大利南方一樣。
如果我們忽略階級問題，我們將看不見香港中產階級及香港人身份是如何形成；也看不見壓在這身份下的基層狀況是如何。最後結果是，「保守的本土主義」會把我們的基層民眾捲到他們那邊。
回應：《主體性中的階級成份》
評論人：蕭裕均
我先講一講我寫這篇文章時的狀況。這篇文章是我上一年年頭寫的，當時剛剛出了D&G事件、雙非問題。當時出現了兩個不同群體，一個是所謂進步的本土，另一個是保守的本土，但我比較認同陳允中的説法：開放本土派和土著本土派。我當時就想，因為我自己的研究是中國香港的勞工階級，所以我不能不處理中國問題，也不能不處理階級問題，也就是為什麼我寫這篇文時，有一個好明確的運動的指向。而我所做的，就是希望提出一個可行的框架，可行的社會圖像。我最主要想講的是不同的群體。我定義群體其實希望能引伸出兩種比較進步的力量，他們有共同的agenda。而在文章的第二部份，我提出了資本是一種手段，蠶食本土文化，再以這個框架我提出一個agenda，給兩種不同的進步力量一個運動上的扣連。
究竟哪一個是左翼經濟論？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在香港，當時很多人說左派， 但其實是否真的存在如此獨斷、只用經濟去分析階級的角度呢？我覺得不是。我只是分析、定立了一個群體，我未必想像某一些人一定是這樣想的。
關於文章的第三部份。有一次我跟羅永生講，他提到跟populism有些關係，但是我並不想講這些抽象的東西，比如民間社會契約那些。我跟大家問同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誰能夠成為新的社會契約者？誰能夠定義為公民，他們有什麼義務？我覺得這種講法是比較具體操作的。因為我們一定要問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真的要從民間社會出發，那我們應該如何定義哪些人有權在過程當中建構一個我們未來想像的社會？我們在想像一個怎樣的社會？另外，張少強也講了中產階級的問題，其實這是香港的階級分析。一直以來，比如八十年代，也很注重中產階級，講階級時就講中產階級是一股進步力量。我曾在另一篇文寫過，其實這只是catalyst，一個necessary condition，但不是一個sufficient condition。
我在想，如果以一個階級來算的話，我們一定要找些什麼人，但那個階級又好像沒有傳統，這樣又回到主體性的問題。究竟香港，一直講主體性，階級的成份在哪？ 我覺得好似缺席。我剛才聽到一個好有趣的情況，就是我們要等到一個負責的意識出來，條件才能成熟。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線性意識的發展過程，如果容許我講， 之前階級意識的説法也差不多是這樣，這與列寧開頭講spontaneous consciousness，然後去到一個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之後才去到class consciousness，是十分相似的。
發佈日期：2017/07/13
註腳：
[1] 「Relational」是借用歷史人類學家Eric Wolf 在其《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的用法。Eric Wolf 認為理解社會現象和變遷的正確途徑是要考量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和地緣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缺一不可，也不能把任何箇中因素看成是有決定性凌駕其他因素的條件。其實，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巻的〈機器和大工業〉的註4中，亦提出相似的關係論的論點。馬克思認為要考察社會變遷， 要以人類和科技、生產關係、再生產關係和思想框架的互動作為基礎。我認為有必要把這冗長的注在此引出，因為這才是真正馬克思分析社會的唯一科學方法：
「達爾文注意到自然工藝史，即注意到在動植物的生活中作為生產工具的動植物器官是怎樣形成的。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 即每一個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的形成史，難道不值得同樣注意嗎？而且，這樣一部歷史不是更容易寫出來嗎？因為，如維科所說的那樣，人類史同自然史的區別在於，人類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工藝學會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係，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以及人的社會生活條件和由此產 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甚至所有抽掉這個物質基礎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實上，通過分析來尋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過來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 系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要容易得多。後面這種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學的方法。那種排除歷史過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的缺點， 每當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專業範圍時，就在他們的抽象的和唯心主義的觀念中立刻顯露出來。」
此外，本人定位自己為後者，並樂意應用這關係論的科學方法。假若有人因此而把我歸類為修正主義者，我也是十分欣然接受這指控的，因為這樣的話，馬克思也應該是修正主義者。
[2] 詳看拙文，〈從民間角度看中港融合：主觀意願和客觀現實下的矛盾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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