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暖化與資本主義危機：脈絡化氣候與能源政策

全球暖化與資本主義危機：脈絡化氣候與能源政策

Global warming and capitalist crisis: contextualising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y

 

◎詹姆士‧安德森（James Anderson）、詹姆士‧古德曼（James Goodman）

◎譯／鄭亘良

 

 

【編按：《新國際》的好朋友詹姆士‧古德曼（James Goodman）於2016年底應浩然基金會之邀，到高雄參與「另立全球化」工作坊。古德曼任教於雪梨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對資本主義與環境變遷問題有長期的關注和研究。他的著作有《Justice Globalism: Ideology, Crises, Policy》、《Climate Upsurge: An Ethnography of Climate Movement Politics》等多種。本文是他與貝爾法斯特皇后大學（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教授詹姆士‧安德森（James Anderson）所合寫，他們指出：生態與氣候危機根本就是內在於資本主義之中，而且是由資本主義內部矛盾所創造。然則，即使資本主義的持續增長與環境可持續性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但是公共與政治論述通常還是將經濟與生態危機清楚地分開處理。此文告訴我們，面對資本主義和氣候變遷的雙重危機，必須建構不同的分析方法和思維理路，此文雖然較長，卻是值得關注生態環境議題者細讀。】

 

 

▲詹姆士‧古德曼（James Goodman），林深靖攝影。

 

 

 

1. 簡介 

2013年4月英國的觀察者報（The Observer）提出證據警告：「燒掉地球或金融崩盤，都不算什麼好的選擇」（Hutton 2013）。這類故事強調，經濟成長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導致了全球暖化，並指出氣候危機的核心是各種資本主義關係的矛盾。這類故事概略地捕捉到資本主義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是破壞性的、具有矛盾的、會引發危機的，可是自然環境是資本主義與我們皆仰賴的。英國政府顧問史登勳爵（Lord Stern）在其知名的史登報告（Stern Review—2007）與其他專家指出，如果我們想要達到現在國際社會一致同意的碳排放減量目標，至少三分之二已知的碳化石燃料儲存——煤炭、石油、天然氣——都必須保留在地底中。這樣做至少有望將全球暖化控制在2°C這個公認的溫度變化以下，這是急遽氣候變化的臨界點。如果這些目標達成了，我們就有可能避免生態瓦解，但同時我們就要面對經濟崩盤。化石燃料企業的資產價值與股票價格，取決於化石燃料的儲存量（有時候為了哄抬股價而被誇大），而這當中假定了這些儲存量都將受到使用，所以對於一些大企業而言，這些化石燃料埋在土裡便毫無價值，這代表了一筆可觀的經濟損失，足以帶來全球的經濟危機。相反地，如果按照現今股票市場的需求使用了這些化石燃料，那麼事實是2°C的目標就無法達成，而資本也因此（暫時）得救。但是就全球暖化的角度來說，溫度必然上升的結果，將會帶來無法逆轉與無法預測的氣候變化與極端的氣候亂象。當然，地球不會真的「燒掉」，可是解決生態瓦解或經濟崩盤的方式，明顯非此即彼，如同前述報導標題指出的，「都不算什麼好的選擇」。

 

該報導如此「通俗」的用詞凸顯出，很少人會把大把賭注壓在「生態」勝過「經濟」上。據報導，史登自己曾說，與其減少煤炭、天然氣與石油的投資，這些前200大公司2012年時寧願花4,400億英鎊來尋找與剝削新的儲存資源。「液體壓裂法」科技現在代表了新的希望，被用來對抗石油生產量達到「油峰」（peak oil）後加速耗盡的問題。然而，不過才二十年之前，這個問題本來只是關於儲存量的耗損——亦即有限、無法再生的資源逐漸用盡且因此變得越來越貴。但是，過去關於「不足夠」的化石燃料「舊」問題，現在被「太多」這個相反的問題取代。人們最近發現到，在人類引起的快速全球暖化、與發生機率越來越高的極端天氣與氣候變化之下，我們其實已經面對更大與更立即的危機。氣候變遷很可能是極具破壞性的，其帶來災難的時間與效果本來就難以預測，而且這個問題到來的速度，比我們人類先前所預設的時間還要快得非常多。

 

如何面對氣候危機問題的辯論，絕大多數都著重在集中式的電力供應，因為電力供應多數仍須仰賴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根據美國氣候變遷研究的首席科學家、NASA戈達德太空研究所（the NASA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主任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的研究，煤炭自18世紀始，即是碳排放最主要的來源，而且在常見的化石燃料中，煤炭依舊佔了最大的儲存量，石油排名第二而天然氣排名第三（Hansen 2011）。逐步減少煤炭發電的碳排放，就他觀點而言，是讓大氣二氧化碳含量維持在400ppm唯一可能的方式，並能在數十年後，讓它降低至350ppm這個一般認定為安全的範圍之內。逐步淘汰石油與天然氣這類艾爾瑪‧阿爾特法特（Elmar Altvater）稱之為「化石資本主義」（Fossil Capitalism）（Altvater 2007）的化石燃料（特別指的是石油所佔據的重要位置），甚至會更加地困難，部分原因在於替代能源資源與必要的基礎科技建設仍有待發展（Hansen 2011: 172-7）。但是，這些煤炭業的老闆們有可能被說服嗎？同時，可再生的能源能夠供應多少新的減碳能源，並提供多少新的「綠能」工作機會與經濟成長呢？

 

不意外地，新的地質年代「人類世」（Anthropocene），即人類已經重新塑造地球的生態系統，通常被認為是始於煤炭火力蒸汽引擎的發明及其廣泛運用在製造業與交通上（Crutzen 2002）。煤炭是「蒸汽年代」的「天王」，而且已經又再一次地在渦輪電力發電的年代稱王。的確，根據韓森的觀點（Hansen 2011: 73），「近年來隨著石油與天然氣供應吃緊，我們開始往回使用煤炭多一些……[而且]煤炭再次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來源。」自1970年開始，燒炭火力發電成長快速，遠超過其他各種溫室氣體排放的燃料使用（Gale et al 2004: 81）；到了2010年，燒炭帶來的碳排放量，佔了全球燃料排放的43％（IEA 2012c: 8, 51）。1990年到2010年之間，全球實際的煤炭開採量增加了66％，將近50億公噸（IEA 2012a）。在1900年到2011年間，全球每年這些氣體的排放量也增長了將近50％（從230億噸到340億噸，Oliver et al 2012: 28），因此社會廣泛認同，需要轉用炭之外的其他燃料。根據國際能源署（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的《世界能源報告》（World Energy Report）建議，為了使全球暖化維持在2°C之內，就需要將化石燃料的燃燒使用量，控制在「已確認儲存量的三分之一之內」（IEA 2012b: 3），同時希望煤炭的消耗量，到了2035年時能下降至33億噸，這是比起「照常運作」狀況下的78億噸，還要少45億噸（IEA 2012b: 157）。

 

鑑於這個挑戰的難度，並為了回應生態瓦解與經濟崩壞「二擇一」這個流行的概念，我們認為，與其說當中有得選擇，實際上可能的情況是生態與經濟二者的危機，彼此關係密不可分。氣候變遷主要的原因——即化石碳的燃燒與二氧化碳排放至大氣層中——在未來是不容易被取代的。相反地，結構性而言，這個原因是現代各個經濟與社會的核心。以下，我們將指出改變能源生成與避免氣候危機所面對的主要障礙，並描繪出可能可以克服這些障礙所需要的方案。在第二節我們將介紹概念模型，這個模型融合了資本主義與氣候危機的關鍵面向，並提出一套解釋框架，理解氣候與能源政策為何持續失敗。接著在第三節，我們會解釋模型中不同面向與氣候變遷的關係。該分析將會指出當中一連串的內在動態變化與阻礙氣候穩定的因素，最後結尾我們會提出當中的意涵與方案（第四節與第五節）。

 

 

 

2. 建立資本主義與氣候危機的模型

為了發展一套模型，以便從資本主義危機的角度來理解氣候危機，我們從幾個相當前衛但帶有爭議的論點中擷取參考，包括艾爾瑪‧阿爾特法特（Elmar Altvater 2007）、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 2009）、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2010）、安德烈‧瑪姆（Andreas Malm 2016）、傑森‧摩爾（Jason Moore 2015）、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 1998）、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 1984, 2007）等。這些作者處理的關鍵問題，是該如何重新概念化「資本主義危機」，將之視為同時是經濟與生態的、甚至更多面向的危機？即便資本主義的持續增長與環境可持續性（這是資本主義乃至我們所依賴的）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但是公共與政治論述通常還是將經濟與生態危機清楚地分開處理。這反應了傳統社會科學分開處理這二類問題的作法，也反應了在馬克思主義中，一些人認為將危機理論化為這二種類別是比較先進的（的確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像是佛斯特（Foster 2002、2013a、2013b、2015），即利用了這種分別來支持其論點）。

 

但是，本文反對這種二分的觀點，基於我們過去的研究（Anderson 2006; Anderson and Goodman 2010, 2013a and 2013bbb; Goodman and Anderson 2012），我們認為生態與氣候危機是內在於資本主義之中，而且是由資本主義內部矛盾所創造。這個視資本主義危機同時為經濟與生態危機的觀點，需要「自然的內在化」（internalisation of nature）來概念化。在此，生態成為資本主義的塑造者，而非僅是資本主義的受害者，同時在資本主義危機如何影響社會的辯論中，這樣的概念使得「自然」成為討論的問題核心——對於改變、恢復增長及其負面「威脅」等，提供了正面的討論機會。因此，「自然的內在化」的觀點，反對將生態問題簡化為啟示錄下的「瓦解崩壞」、又或者簡化為只是附屬於經濟的不重要問題等這類誤導的流行看法。再者，這類「內在化」的觀點，也反對自啟蒙時期以來根植於西方思想中的二元論，二元論中像是「社會征服了自然」這類誤導的看法，已經大大地導致自然環境的破壞。更根本地，「內在化」呼應了現況事實是，現在正對社會產生影響的「自然」，實際上是「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是由人類活動所形塑的，受到資本主義重塑的非原始的自然（Smith 1984）。在氣候變遷中，這個事實是最為明顯的——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著名的「自然的反撲」，應該改為「第二自然的反撲」。哲學層面上，「內在化」也符合本體論的看法，即人類與社會已是自然的一部分，鑲嵌在各個自然中，而非將「社會」與「自然」二分為個別的存在，然後「碰在一起」產生「互動」。二種觀點的差別或許有些不易讓人理解，但這個差別對於理解社會如何受到生態影響（或者反過來），都有重要的含義。

 

我們必須從如何將三個主要的內在矛盾交織在一起開始思考，不僅要思考「整體資本」VS.「整體勞動」的主要矛盾與「資本VS.資本」的矛盾，同時要特別思考「資本VS.自然」的矛盾。如下圖一，每一個矛盾都是社會形式內在的一部分，卻同時各自有其獨特的地方。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系統，靠的是剝削以榨取剩餘價值，以競爭的壓力來保衛並拓展其權力關係，同時它也仰賴自然的商品化與轉化。這三個面向有各自的危機與歷史邏輯，於是在真實世界中相互製造了我們當今所面對的後果。從這方面來看，經濟衰退、戰爭、生態的耗損彼此息息相關，且這些後果通常是同時發生的。確切而言，這些面向不能夠分開來看或將彼此外部化：他們是彼此共同鑲嵌在這個社會中。

 

 

矛盾	面向	過程	危機形式
1. 勞動 VS. 資本	成長與積累	剝削	衰退、不景氣
2. 資本 VS. 資本	競爭	宰制	衝突、帝國主義、戰爭
3. 資本 VS. 自然	商品化	侵佔	耗損、崩解

▲表一：示意模型：氣候危機的三個面向

 

 

個別資本家集團之間（例如私人公司之間或國家資本集體事業之間）的「資本VS.資本」矛盾，通常會被歸入「整體資本」之中。這些資本之間會共同合作，典型的例子是聯合起來反對工人，但同時彼此也會無情地地相互競爭，破壞彼此。但是我們認為，這種抽象化的看法，模糊了資本主義積累危機，是以什麼樣具體的空間方式，在全球地緣政治的舞台上演出。

 

我們目標中甚至更為重要的一點、也是最有爭議的一點，在於將「資本VS.自然」的對立關係——即資本既依賴自然同時又破壞它——視為是內在於經濟體系之中。這樣的觀點拋棄了將「自然」當作是有別於且外在於「社會」的常見看法，這個常見的看法並不認為自然是危機生成下資本主義內在邏輯的一部分。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的適應能力，最為重要地就是依賴從生態到積累的回饋迴圈，以及依賴資本主義在氣候危機問題上有多少循環的空間。福斯特預設了外部限制的存在，所以他認為氣候沒有一個有效的回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他預測氣候變遷產生了資本主義的崩解（Foster 2009）。相反地，奧康納則指出，自然—資本的矛盾是內在於資本主義，因此在資源匱乏與國家的行動下，這個矛盾對於回饋機制也會比較敏感（O’Connor 1998）。以下章節將尋著部分奧康納的觀點（1988, 1998），仔細地從這個角度來進行探討，雖然我們的討論最後會明顯地背離他的觀點，如同背離福斯特的觀點一樣。

 

 

 

3. 氣候危機的動態變化

對我們而言，最主要的議題是每一個矛盾如何連結氣候變遷問題。第一，碳排放與資本主義最首要的經濟增長目標直接相關。榨取化石燃料是用來服務資本的積累，並捲入了「資本VS.勞動」的矛盾（Neale 2008）。第二，資本VS.資本的競爭（以及共同合作）促使了國族國家在地緣政治上的競爭與帝國宰制的關係。「競爭性」（competitiveness）降低了彼此在達成減碳目標上共同合作的可能性。第三，資本積累改變、破壞、耗損生態系統運作，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與氣候穩定成為逆反對立的關係。

 

勞動—資本與資本—資本的矛盾，一般都被視為內在於作為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之中，並且是資本主義自身產生各種危機的根本，但是「資本VS.自然」的矛盾，卻通常被認為是「外在」於資本主義。我們反對這種自然—社會的二元論，並且提出將資本—自然矛盾視為「內在於」資本主義時的意義。同時，我們會就政策面發展這套論點。我們會探索資本主義增長的有害效應中的「回饋」機制，如何產生生態社會化的各種可能性，以面對危機。如何達到生態社會化，如同奧康納所言（O’Connor 1988），主要需透過國家與其他公共相關單位。這個說法經過熱烈的辯論，例如佛斯特挑戰了整個體系性的回饋迴圈這樣的看法，以及反對透過資本主義關係的重新導向與社會化來尋求有效回應的可能性（Foster 2009）。我們會介紹將氣候危機社會化會面對的一些障礙，並主張危機並非由於缺乏回饋機制，反而危機反應了資本主義以增長為唯一目標的問題，以及這個目標如何在無法無天的資本—資本競爭中作用。

 

透過第二節所發展的模型，我們會進一步理解氣候危機如何鑲嵌在資本主義中。我們會利用尼爾‧史密斯的觀點來理解，他的研究將氣候變遷定義為「第二自然的反撲」，這製造了所謂的「資本主義氣候」（capitalist climate）。與其重複氣候科學所提出的「全球毀滅」這樣可怕的警告，我們需要察覺出這個危機其實是資本主義經濟、社會與政治的危機，當中帶有資本主義自身的社會辯證關係（參閱Moore 2011, 2015）。目前流行的新自由政策並無幫助：環境新自由主義只是加劇了根本因素的影響，並加深了氣候「懷疑論」（skepticism）。第六點，最後我們會超越佛斯特的論點，概略地探索為何資本主義會將市場上的經濟權力與國家的政治權力部分分開來看，使得資本主義特別無能解決它自己製造的種種問題。

 

 

（1）以增長為唯一目標：侵佔與剝削 

資本主義之下，唯一清楚的目標就是維持獲利，不然你就得離開。利潤本身是建立在勞動剝削上，表現出「資本VS.勞動」的矛盾；同時經濟增長的動力，直接源於資本之間的競爭與每年積累獲利的需求。自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開始的早期，剝削的過程已與侵佔自然的過程綁在一起（Burkett & Foster 2006）。從這個角度來看，資本積累無可避免地緊緊地與生態耗損及惡化糾結在一起，即便生態現代主義者努力將二者「拆散」。以氣候變遷來說，自工業革命開始，碳的燃燒已經是社會物質構造的一部分。資本主義「靠碳來運轉」。即使有可用的替代性能源可供使用，受到化石燃料公司控制的政治權力，仍會確保現在與未來這些替代能源難以取代化石燃料。經濟增長依舊與燃燒化石燃料密不可分，而且最主要地，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內在的唯一目標，就是年復一年以複利的方式積累更多的資本。

 

化石燃料的使用之所以驚人地快速成長，以及大氣二氧化碳含量相繼隨之增加並帶來氣候改變，背後的原因相當簡單：資本主義的絕對唯一規則就是積累資本。經濟增長不是一個「選擇」，也不是什麼普遍認為的「人性的貪婪」（不過也存在「增長就是好」的意識型態）（參考Dale 2012），例如現在大眾普遍厭惡銀行家的貪婪，但倫敦喜歡譁眾取寵的右派市長鲍理斯‧強森（Boris Johnson）聲稱「貪婪就是好」。這些都只是餘興節目而已。相對地，每個商人都知道，增長是內建於資本主義體系、具有物質性的強制性要求，這個需求源自於「資本VS.資本」競爭：每個資本家企業都必須年年獲利，不然就要冒著遲早被市場淘汰的風險，而且在危機時可能更快出局。資本的生意最重要的就是積累更多的資本。積累資本迫使自然財富受到掠奪，保存與永續自然環境的考量變得毫不重要。原因很簡單，獲利就是首要目標。

 

從前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增長速率之間的明顯對比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結果。在前資本主義的生產系統中，人們主要是為了自身生存而生產，而非為了交易（即便其中也有貪婪的人）。在這樣的系統中，每年經濟增長的幅度（無論一「國」或全球），都相當地低，一年平均約0.2％（Altvater 2007: 42）。快速積累財富的標準作法，不是增加生產力，而是武力竊取或進行所謂「原始」（如同「第一種」的）的積累，當然這種方式只有重新分配而非增加整體既有的財富（或者實際上在暴力竊取時破壞了一部分）。不過當中仍有選擇（雖然通常是利用比較和平、相對隱微的金融機制），可是增加生產力，例如藉由創新科技的發明，則是現在比較標準的選項，至少那些走在尖端的企業能因此暫時領先其對手。這個現象自工業革命開始就相當明顯，那時原先以貿易為主的資本家們，直接掌握製造業生產（至少這個發展，與像是蒸汽動力這項科技發明的廣泛運用一樣重要，而且實際上就是這個發展讓蒸汽動力的廣泛運用成為可能）。經濟增長「起飛了」，以超過10倍的速度增長，在20世紀結束前約莫兩百年的時間內，達到每年超過平均2％的增長程度（Altvater 2007: 42）。

 

根據大衛‧哈維（Harvey 2012: 27），有項經濟學家的共識指出：

 

「健康」的資本主義經濟每年以3％的幅度擴展，多數的資本家能得到合理的利潤。經濟增長低於此標準的話，就會被視為是出現疲軟。低於1％的話，衰退與危機這些詞彙就會爆發出來（許多資本家沒有獲利）。

 

就在此時有許多企業被迫淘汰、破產、或被更強勁的對手合併，而這些對手或許能從危機之中找到機會，有著非常好的表現，所以矛盾的是，常常危機出現的時後，也是資本重整最主要的機會。然而，在此我們關注的是「增長」——一年2到3％的增長看似不多，但是這是指數增長，增長3％時，整體經濟規模在三十年之內加倍，並於下個三十年再加倍，一直加倍下去。所以，難怪碳排放與全球暖化一直持續增加，也難怪下一個三十年的減碳目標是否能夠達成同樣令人悲觀。甚至，即便增長只有稍微疲軟的2％，按照現行軌跡，排放量也將大大地增加。

 

當前氣候政策在檢討積累的核心問題時，便將解決危機的前景，投射在如何拆開排放與增長的緊密關係。像是英國的史登報告與澳洲的加諾特報告（Garnaut Review）等，努力提出氣候政策方針，特別希望能從氣候變遷中拯救經濟增長。從這個角度來說，史登報告實際上就是以經濟問題來重新思考氣候變遷的問題，而非僅視氣候變遷問題為環境問題。其論點的套套邏輯看起來相當樂觀，認為經濟增長既是導致氣候變遷的主因，也是氣候政策的根本，所以透過「綠色」增長，便能減少溫室效應的碳排放。這個觀點假設，生產量不斷增長所帶來的排放問題，可以透過當中「碳濃度」（carbon intensity）的下降而抵銷，無論是透過降低能量生產過程中每單位的碳排放量，或者增加「最終用途」（end use）的使用效能。為了能夠實現淨排放量的減少，碳濃度下降的速度必須比增長的速度還要快：例如在百分之三的年度增長率下，該年度增長帶來的碳濃度，必須下降超過百分之三。效能增加也同樣必須和經濟增長透過一樣的方式，每年複利增加。但是，這些方式根本很難達成碳濃度下降的目標，尤其是因為所有經濟的壓力是為了促進增長，而未必要減少碳濃度。

 

經濟的壓力以「價格信號」（price signal）促進生產擴張。透過減少生產成本，有效率的方式應該（至少在理想中的市場經濟中）能促使價格下降。接著這就會刺激需求與提高總生產量。在這情況下，增加效能的淨效應是生產量的增加，但就減少碳濃度來說，這情況就否定了生態的利益。採用增加效率以提高產量的作法並非什麼新興觀點：有效資源分配能增加總體生產量的說法，畢竟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主張。不過，在化石燃料的脈絡中，這個主張不是立即不證自明的。佛斯特引用所謂「吉馮斯悖論」[1]來特別強調這過程的邏輯（Jevons Paradox）（Foster 2009: 121-128）。威廉‧史丹利‧吉馮斯是19世紀的新古典經濟學家，他相當有影響力的《煤炭問題：探究國家進步與我們煤礦可能耗盡的問題》（The Coal Question: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1865），記錄了煤炭的使用效率增加，如何降低煤炭相應的價格並促使煤炭的挖取量增加（Foster 2009: 124）。在這狀況下，提高的效率反而會增加而非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在氣候變遷的討論中，這個矛盾指出了碳濃度的降低往往是自我否定：大量減少能源每單位的碳排放與大量提高最終使用效率，其實易於支持經濟增長，而非減少碳濃度。

 

絕大多數的氣候政策制定都試圖否認這些可能的問題，然而當中也越來越多人對「拆開」（decoupling）經濟與生態的看待方式的不足感到沮喪，因為總的來看，「拆開」的效果依舊非常地緩慢。例如2014年，世界銀行嘗試發出警訊，發表了一篇名為「降低熱度：為什麼一定要避免一個氣溫升高4°C的世界」（Turn Down the Heat: Why a 4°C World Must be Avoided）（World Bank 2014）的報告。對氣候問題越來越悲觀與持續經濟增長的樂觀前景呈現明顯的落差。國際能源署這種跨政府組織的報告敘事，這種落差特別明顯。2012年國際能源署表示，超過三分之二的化石燃料儲存必須保留在地底中，才能夠達到聯合國設定的「2°C 目標」（IEA 2012b）。同時，能源署實際上也因為推斷化石燃料市場仍會「照常」擴張，所以預測到氣候政策終將全軍覆沒。不過，國際能源署替化石燃料使用擴張所進行的預測，被化石燃料業的支持者與政府，廣為用來確保該業投資人報酬率的穩定生存。而且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既預測到但也促使了更加危險的氣候變遷發生。

 

 

（2）地緣政治：侵佔與宰制

與氣候變遷相關的第二個危機，源於資本VS.資本的競爭。這特別表現在國家相互競爭的地緣政治與宰制模式，以及表現在氣候變遷問題上非常不平均的關係，一方需要為氣候變遷負責，另一方面則易於受到氣候變遷影響。如前所述，自工業革命開始使用煤炭燃料並引發人為的全球暖化之後，氣候變遷即深植在資本主義之中（Malm 2016）。接著，氣候變遷不平均的原因直接反應在全球發展的分裂對立。早期工業化國家碳排放增長所負擔的歷史責任，現在與1990年後工業化的國家不斷增加的責任相當一致。兩個集團與最不工業化的國家所負擔的微小責任（如果需要需要替危機負起責任的話，不過這些國家通常是受到危機衝擊），對照之下有明顯差距。今天，相對便宜的天然氣與特別是石油及煤炭，是全球生產、其交通運輸系統、全球市場「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核心。巨大的投資與有力的既得利益者（例如大型石油與汽車公司），加上全球經濟廣布的供應鍊，以及都市地區的低密度郊區化結構，皆依賴機械運輸與便宜石油，這些都持續帶來氣候變遷不斷形成的壓力。很清楚地，無論就科技技術、經濟、政治等面向來說，都沒有簡單的方式可以替代，而且絕對沒有容易能夠帶來比較良性、或「非資本主義的自然生產」（non-capitalist production of nature）的轉變（Kovel 2007）。

 

在氣候變遷的生物物理變化過程與社會效應中，氣候變遷的影響是不平均且非常難以預測的。災害不斷持續與加速。全球暖化明顯地有潛力能夠根本改變地球大氣與海洋的循環系統，對於氣候與天氣、植物群與動物群，都將帶來複雜的改變與連鎖反應，不同的地方皆會經歷到普遍逐漸增加的極端氣候問題、越來越多或不同的疾病等等。在某個「臨界點」上，生態系統的改變足夠大到成為永久的改變或大到加速改變，只是我們不太知道這些臨界點有多大、或何時會達到，直到這些改變發生了才會知道，但是此時任何修補措施都太晚了。例如，沒有人能確切知道是否或何時墨西哥灣流（Gulf Stream）會下降到變成細流，但是科學家的確知道這件事在科學上是可能發生的，並非科幻小說。氣候變遷的潛在效應是非常不平均的，但它不是零和遊戲，只有「失敗者」被「勝者」擊敗。這是個帶來負面總和的遊戲，「第二自然的反撲」是現在全球皆面臨的現實，而非如同早期狀況時，問題僅限於特定地方或區域。

 

過去資本主義最惡名昭彰的作法，就是從製造問題的地方逃脫到其他地方——所以資本主義的「解決方式」，就是留下一堆爛攤子後跑到其他地方——但是現在不再有效了，或幾乎只有非常邊緣的地方還有作用。的確，這個作法與為了減緩全球暖化所採行的碳排放額度「方法」，彼此相互呼應。如同尼爾‧史密斯（Smith 2007: 19）清楚指出，碳排放額度大概是資本主義新的「生態商品」（ecological commodities）中最為有名的：一方面，有著能吸收碳排放的森林的鄉下農民（通常在貧窮的熱帶國家），會被支付碳扣押額度（carbon sequestration credits），要求不要砍他們的樹，但同時那些主要來自富裕國家的污染工業，可以購買這些額度以便獲得能夠繼續污染的「權利」。這種市場化的過程，很可能增加不平均的發展與貧窮的狀況：鄉村農民得到一次付清的橫財，而那些污染工業不單只是買這些「權利」以繼續污染，同時擴大了資本得以進一步積累的基礎。史密斯（Smith 2007: 20）很想「重述恩格斯對於『住房問題』（the housing question）的評價：布爾喬亞階級對於環境問題毫無對策，他們只能到處移轉問題。」但是這個「呼應」資本主義的碳排放額度作法，在應用於氣候變遷產生的問題時，不僅只用於逃離其效應上。

 

在此，與比較傳統的生態威脅（例如土壤退化、土壤流失）對照之下，極端氣候問題所涵蓋的全球範圍、多樣性、無法預測性，以及其破壞生產與積累的巨大潛力，地理上根本沒有能夠「逃脫的路徑」、沒有地方能退出、也沒有「其他」安全的地方可以搬進去。儘管製造氣候變遷與受氣候變遷影響所苦的地方之間有著相當大的不平均問題（基本上有錢的與貧窮的國家或人民差別最大），各自處理或減少氣候災難的能耐也不平均，但是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免於氣候變遷難以預測的災難。比起傳統的生態威脅，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在質量上更具威脅、且更為全球性、更難管理、更不順服於資本家的解決辦法，無論這個解決辦法是科技創新、產品可替代性、或「遷到他方」的地方可替代性。

 

面對生態破壞上地理侷限的問題，屬於資本主義更為普遍的生態資源問題。例如，傑森‧摩爾（Jason Moore）針對全球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的歷史研究，有趣地指出過去五個世紀以來，地理擴張至新墾殖地、殖民地、未開發的偏遠農地等，可以部分被解釋為是回應人類生產的生態問題（Moore 2008）。在偏遠地區建立開拓農地的好機會（例如在加勒比海、美國與澳洲），有助於回應在「舊世界」（例如在波蘭的「產糧區」）所發生的土壤退化問題，這些機會一部分就是被土壤退化的「推力因素」（push-factor）所推動著。過去，生態問題與尋求更大的農業生產力及更便宜的食物，推動了資本主義的擴張，以「掠奪與生產」混合的方式，開拓一大片未開發的偏遠地帶。「但是今天……」摩爾很恰當地形容到：

 

……已經沒有可以掠奪的新空間了，因為所有的空間都被搶奪完了。你可以回去老地方，但是這有點像是同一天搶了同一間加油站兩次。第二次你還是會搶到一點，但是一定不多（Moore 2008: 56）。

 

當特定地區仍舊受到掠奪，以及有些地區成為氣候變遷持續影響下的犧牲者，我們或許能夠總結出，「資本VS.自然」的矛盾將會將全球地理擴張的年代，改變為地理收縮的年代——在這個年代中，資本主義或許會持續流行但在比較小的空間。然而氣候科學家更為悲觀。很明確地，如果無法大量減少化石碳與尤其是煤炭的燃燒，我們的世界就無法達成任何真正的進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減緩全球暖化的速率。將化石碳埋在土裡是現今解決生態危機的必要方式，卻牴觸了資本主義增長的唯一目標，我們從全球氣候政策與國家發展重點之間的關係，就能清楚看到這個問題。

 

像是聯合國等各種多邊的國際組織，強調需要協調國際力量合作，一同解決氣候變遷問題，但是國家政府的能源政策，無論採取什麼說法，仍舊堅持執著於計算國家經濟的競爭力。實際上，客觀、長期的「整體資本」需求，已被「資本VS.資本」的矛盾與更為立即、短期的特定資本需求取代，而且在可見的未來應會持續。國家政府面對全球競爭時，首先就必須支持他們自己特定的資本。再者，任何針對各國是否遵守減少全球暖化這個共同目標的評估，都必須考量到跨國境的移動，包括氣候金融與具體的碳交易，這些方式可以允許各國轉移責任，並將問題移走，而非在原處「解決」。例如，澳洲減少自身國家能源生產對煤炭火力發電的依賴，努力有限，並被國家煤炭出口的急遽上升所抵銷。同樣地，德國努力減少對化石燃料的能源依賴，也一樣因為增加進口碳密集度高的製造業產品而抵銷，這些產品皆進口自正在發展工業的國家，特別像是中國。

 

 

（3）內在危機或外在衝擊？

生態有其自主的生物物理變化過程，但其未來越來越與資本主義危機綁在一起。資本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已經變成普遍化的問題。氣候變遷是這個過程最明顯的例子，人類、或更明確的是資本家菁英，變成地球地質變化的仲裁者。如同「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PCC）的報告與聯合國協議所凸顯的狀況，這些菁英機構正在決定地球氣候未來的變化。如同休姆主張，關鍵的問題在於這個系統是否允許決策者能夠「使這些機構能果決地（相對於怠慢地）運作」（Hulme 2010: 1）。「能果決運作的機構」需要能夠處理氣候危機結構性原因的行動。在這基礎上，相關辯論集中在需要哪些改革、是否在資本主義關係中進行、是否透過穩定的國家機制進行或者需要超越國家的機制等。不過無論是哪種方式，所需要的改變是大規模的，並能夠創造新的社會形態，尤其是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形態。

 

奧康納認為，生態耗損與瓦解對資本主義有直接的影響。他主張，對於自然的掠奪會生產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及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而這個矛盾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亦即資本主義本身「在經濟上就是會自我毀滅的」（economically self-destructive）（O’Connor 1991: 1-2）。這種矛盾也逼得國家需要作出回應。如同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導致了「更多生產力的社會化」，生產力受到國家以社會福利的角度進行管理監督，那麼資本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同樣地也促使了「生產條件的管理與促進社會化」等方向的努力（O’Connor 1988: 16）。這些努力將危機轉變為新的政治問題，打開了實行生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這個「社會主義的無所不在」（socialist immanence）確定了何謂國家支持的永續推動工作，也確實指出了如何透過新自由主義工具來試圖進行新的自然生產，以及當中造成的政治旋風，這些是「讓生產條件的供應變得更加社會化」的一步（O’Connor 1988: 17）。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按照佛斯特的觀點，將氣候變遷當作外在於資本積累體系的話，那麼氣候變遷就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而接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限制住自己的未來。當資本積累達到生態的限制時，即生物圈在這狀況下吸收溫室氣體排放的能力有限時，資本積累便瓦解了自身持續存在的基礎（Foster 2009）。資本積累所走的依賴道路，更加深了氣候危機，終將迫使積累與資本主義自身分離。此時就沒有內在的回饋機制迴圈運行，就算有的話，那麼是生產剩餘價值的動力克服了這個問題，這便引起了「吉馮斯悖論」，限制了任何資本主義對生態效益的追求。因此，要求必要的資本主義生態運行迴圈是不可能的。從這觀點來看，只有後資本主義社會才有能力克服資本主義所建構的體制障礙，因為資本主義本身就是阻礙了氣候危機的解決。

 

很關鍵地，從這個外在化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新陳代謝的斷裂被認為是無法挽救的，在資本主義內部也無法連接。於是，資本主義之中就沒有回饋循環機制與生態迴圈。佛斯特不同意奧康納的論點，奧康納認為資本—自然的矛盾是內在的，當中最「強有力」的支持論點是提出生態資源稀少、成本上升、社會運動與社會化之間存在著回饋機制。很重要地，佛斯特認為「至少對於資本主體整體而言，沒有所謂方便的回饋機制」（Foster 2009: 206）。他引用德國綠黨的比喻，資本主義只有到最後一棵樹被砍掉後，而且不是砍掉之前，才會承認錢是不能吃的。他這樣說：「商業循環沒有相對應的生態補充」（Foster 2009: 212）。所以佛斯特認為，氣候回饋仍舊屬外在、非固有的。他在2015年提到：「沒有內生於資本主義系統的直接回饋機制能夠避免全球性的環境破壞」（Foster 2015: 2）。

 

這個論點是否成立，在於生態，也就是氣候危機，是否是內在化、或本身就內在於資本主義的邏輯。當生態被視為外在之物，那麼在穩固的狀態下，生態只是依照資本主義運作，例如各種形式的資源耗損。不過，社會也同時改變與回應生態，好比透過創新以避開耗損的問題。侵佔生態資源的競爭，直接與「生產力」的科技發展相關。在氣候危機的脈絡中，存在著許多回饋機制，這反應在各種不同的創新上，包括科技的創新與制度的創新。我們也可以將回饋機制納入政治系統中，政治系統本身可以對碳高度密集排放的產業，施加降低獲利利率的壓力，並提高低排放產業的相對收益。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在於，是否有足夠的回饋機制回應「整體資本主義」的運作，以及是否有能力讓這機制發揮作用。

 

我們的模型將生態整合為資本主義危機的一部分，強調資本主義內在的特性產生了回饋的作用——但是這並不表示資本主義能夠被修正，以作出適當的回應。相反地，回饋機制加深了正當性問題的斷裂，一方面國家與企業被迫承認人類造成的氣候變遷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很明顯地他們無能帶來有效的行動回應。這個斷裂也打開了根本改變的機會，使政治策略需要回應導致氣候變遷的各個結構性矛盾。

 

 

 

4. 從回饋到社會化？

關於氣候變遷問題，第二節與第三節所介紹並進一步闡釋的初步模型，提供了有用的方式來脈絡化氣候與能源政策。為了提出有效解決氣候危機的辦法，了解氣候危機之下各種根本的社會因素是相當重要的。如前所論，相關辯論圍繞在生態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而且特別關注從氣候體系到資本主義體系中回饋機制的特性。關鍵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存在回饋機制，因為很明顯地這個機制存在，要不然就沒有氣候變遷的辯論，也不會受到官方的關注。主要的議題在於兩個層面：回饋機制是否足夠強大與合適，以便能夠克服資本主義內在的阻礙，有效減少排放量？同時這些阻礙與資本主義的機制作用相關，所以是否存在一個制度，在這議題上有能力堅決地對「整體資本主義」問題採取行動？

 

其實有些直接的經濟回饋機制，包括提高成本、針對合適的原料或其他用來生產的資源，提高供應的困難度，但是目前仍不足的是，能夠促使結構重新進行必要的調整。氣候變遷在整個經濟運作中最主要的回饋迴圈，是透過保險系統來進行，這個保險系統藉由提高全球保險的保險費用，回應氣候相關災害升高的風險。但是，很清楚地保險的價格信號，與從已知的經濟回升中所能夠得到的利益，或許有著極小的關聯性。同時，目前特定相關產業漸增的趨勢是，他們冒著風險，在碳排放密集的計畫資金中，投入實行有效氣候政策的成本。所以，氣候政策的發展也增加了抑制經濟增長的因素，不過就整體主要的計畫來看，仍舊感覺相對邊緣。普遍都承認，我們必須要有有效的政策領導管理，才能夠帶來必要的改變，但是這點仍就缺乏，即便2015年通過了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

 

前述我們指出整體資本為了其自身普遍的利益，其實沒有能力理性地行動：並不存在理性的全球機制能夠帶來必要的系統性改變。在個別國家層次的資本假定其特定資本的「國家利益」是至高無上的，而且可能與全球層次的「整體資本」的利益，完全不一致或相互對立。聯合國的氣候協商論述，凸顯了此刻遭遇的困難：關注加深但彼此仍缺乏一致的共識。最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末上一輪在巴黎的協商談判大大地提高限制，正式認定任何全球上升的溫度，都必須維持在1.5°C以下。這個規定大大地增加了所需行動的影響範圍。但是同時，這個協議也倒退許多，放棄了能達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減碳排放提議。雖說這樣的取捨是為了確保一個「全面」的方案，能適用於所有參與方（參考Cabello ＆ Gilbertson 2015），但是這也凸顯了問題在於缺乏有效的機制。一如1992年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與會者發表相關原則，並在定期檢討的過程之中（而非在立即的結果中）投注了希望。然而更為正面的是，志向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差距，現在能夠直接受到測量評估了。藉由展現氣候變遷的地理物理特性，現在辯論能清楚地依據排放量的測量結果進行討論：在協議之下，個別國家保證會達成特定與可測量的目標，建立能清楚評估成功與失敗的方法。

 

不過，連在最基本的測量評估上，有國家未能成功達到目標或遵守協議規範，即凸顯了系統性的限制。包括競爭的資本、競爭的集體資本、競爭的國家（與理論上的「整體資本」有別）等最為相關的單位機制，所表達出來的整體優先順序，就是集中在競爭與增長，以及立即的經濟生存，而非整體資本主義系統的永續，更別提前述所有都依賴的「自然環境」永續。關於全球暖化的國際科學報告，是向全球經濟或「整體資本」的經理管理者所提出的，所以問題很清楚地，不在於缺少資本主義毀壞環境的證據，而是缺少一個適當的整體回應。這與缺乏相關知識無關，而是與以「不干涉」資本主義生產為優先的作法有關，或與能夠做些什麼事以真正縮減經濟增長有關——這才是問題的基礎。在這脈絡下，值得注意的是，已工業化國家的碳排放減量，絕大多數是靠將製造業「出口」至「新興」經濟體，以及靠經濟衰退，這確定了增長就是排放的主要因素。然而官方針對氣候變遷的提案，卻通常把首要目標放在從生態成本中挽救經濟增長。

 

再者，謹慎考量的減碳作法——有別於從衰退中得到「意外之財」的方式——本身其實易受到市場壓力的控制。無所不在的資本主義市場模式，以及其在新自由氣候政策中的主張，是依賴價格信號來間接地進行排放減量。除了氣候危機是否能夠被貨幣化的問題以外，更複雜與困難的問題是如何管理市場化的生態系統，尤其是當那些相對少數卻是主要的排放者，擁有了極大的權力（Bryant 2016，請參考本次特刊）。隨著碳排放的金融化，像是透過碳交易與國際賠償機制進行，那些最需要為全球暖化負責的，都知道如何依照其利益「玩」排放分配的遊戲，然後將責任轉嫁給其他產業、給消費者與其他國家。即使定價制度替碳設定了「正確」的價錢，當中仍有強有力的反對動機，就是滿足市場需求這個最重要的目標，而且這些滿足市場的反對動機，在替換成本結構與影響獲利實現的能力上，都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

 

對這現象的其中一種回應或許是「所以呢？」或許合理地看，是否存在回饋機制真的不那麼重要，反正回饋機制也沒有人在乎。然而相反地，我們提出反駁，我們認為回饋機制既廣受人知，卻又被那些自稱有權展開行動的人所漠視，這點觀察相當重要。我們認為，有能力標誌出生物物理影響與造成的回饋效果，並有能力接著能依照無法行動的結果進行估算，這樣的能力已成為提出計畫解決方案時的關鍵資源。我們看見眾多「回饋」機制不斷展現其存在與積累，就生產成本來說，這些回饋機制既相當地經濟實惠，同時就研究環境破壞與更廣泛的生態影響的科學報告來說，這些機制更為普遍與帶有實質影響，所以這些回饋機制的存在，更加深了行動的迫切。在這脈絡下，無能形成行動的失敗，因此得以被展現出來並受到評估，進而引發了信用的危機，並且指向了有一套結構性非理性的體系，顯見地無法進行自我修正。

 

所以，實際上這個失敗造成了氣候正當性的破裂。當氣候危機加深、系統性回應的沈痛失敗變得更加明顯時，這個裂縫只會加深。那麼有什麼可以填補這個政治裂縫的真空，成為氣候與能源政策最核心的問題。反動式的回應是可預期的——好比獨裁專制與威權政權下的「救生船倫理」，但是這是將問題裝卸給其他人，而非解決問題。更為主動正面的回應，是能夠回應我們對更有效的國家行動的需求，並能納入氣候危機社會化的作法，將社會化列為公共優先議題。這些都需要一套新的模式，包括新的民主化國家政權與行動正當性。同時，正當性破裂加深更為廣泛的影響是，這使得相關策略與政策規劃得到更大的補貼——這使具體介入的方案能得到共鳴與必要的支持。

 

 

 

5. 結論與意涵

本篇文章涵蓋的辯論層面相當廣，企圖能夠依此形成一套概括的模型，概念化氣候與能源政策。我們的論點經過一系列不同層次的討論之後，總結出一系列的提議，用以分析氣候危機與能源政策中尚未開展的變化。最後，這些提議建議如何脈絡化氣候危機下的能源政策：如前面章節所示，這些提議摘要並延伸出本文的主要論點，同時希望引起相關領域能夠展開更深入的分析與研究。

 

第一，氣候危機同時是經濟與生態的危機，皆是源於資本主義社會。這意味著我們能從先前資本主義危機的歷史紀錄及其持續已久的特性來學習，例如1930年代歐洲出現的法西斯野蠻主義，以及1970年代以來較輕微的危機，包括2008年「銀行危機」至今的衰退。雖然未來引發的生態危機很可能會出現不同的秩序，但是相對晚近的資本主義危機與部分從這些危機的復甦經驗，可以供我們在可見的未來中有相關的原則可以依循，而非依據那些像是社會遭受突然毀滅的警告，以及大部分不相關的前資本主義、孤立社會「瓦解」的故事，像是中世紀格林蘭或殖民前的復活島等（Diamond 2005）。

 

第二，氣候危機是系統性危機，鑲嵌在社會經濟與生態的各種矛盾中。系統性危機的概念提供了有用的指引，引領我們在末世滅絕與自得意滿之間蜿蜒前行（也總是充滿爭議）。資本主義危機是矛盾的，替一些人帶來災害的同時，卻也替另外一些人帶來獲利，強壯或幸運者會佔了對手失敗的便宜，以重新安排與更新其運行。雖然危機鼓勵我們只注重狹隘的立即獲利，但是這些危機也釋放了一些新的社會或政治力量，使新的生產與政治權力得以發展。就這方面來說，氣候危機是非常有生產性的，逼著新的系統性變革進入我們的討論視野中。

 

第三，在生態、增長與全球衝突之間新的矛盾中，氣候危機是相當明顯的。影響更為深遠的氣候變遷在現在已無可避免，而且將會導致一系列的生態兼經濟危機，這些危機同時結合了其他面向的危機而帶來了衰退。其最終結果就是造成獲利下降與失業率提高的危機，並帶來社會混亂，以及威權政權為了主宰領土與資源而相互競爭。與其說這危機是資本主義的瓦解，更為立即的可能是資本主義體系不斷向下延伸的螺旋，資本主義體系持續擴張，犧牲了當中虛弱的成員，這些成員可是一大群人口或甚至是整個國家——因為最有錢與最有力的一群，試圖付出不斷攀升的成本花費，替自己多買一些生存的時間。這個系統不會自己「垮了」、或甚至「慢慢衰敗」，除非它自己希望如此。

 

第四，氣候危機打開了一些可能的機會，或者說是需要，使資本主義得以被取代或至少根本地從「內部」受到改變。正如資本—勞動的矛盾創造了有機會埋葬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資本—自然的矛盾同樣地創造了氣候變遷，成為現在生態問題上埋葬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這個洞見非常重要，因為變革出現的契機，可能出現在資本積累所出現的生態矛盾中。隨著資本主義未來將面對更為熱的「4到6度」的世界，人們對資本主義的未來越來越沒有信心，同時也缺乏方法根本地脫離既有「照舊運行」的模式，因此正當性危機與改變可能性的耗盡隨之而來。在資本積累不同模式或說的確是不同時期轉換的空白過渡期下，存在非常多的不確定性。當危機侵蝕了系統的正當性時，我們或許就可能將所有的可能性擺上檯討論。

 

第五，氣候危機最終逼著處理氣候問題的機制的疑問浮現在我們的視野中。我們將氣候危機概念化為資本主義危機，是由於積累的迴圈（真的）將自然納入其中。隨著氣候變遷，人類現在確實是有能力改變全球地質，如同「人類世」這個概念所揭示的（Crutzen 2002）。生態的存活現在是以資本作為條件，這強化了「自然的資本主義生產」（Smith 1988）。從這角度來看，自然氣候已經被改變為資本主義氣候：更準確地來說，我們活在「資本主義世」（capitaloscene）而非人類世（Malm 2016）。在這節點上，資本家菁英獲得了處理氣候問題機制的能力——對氣候變遷問題，他們開始負起責任，並應為其帶來的災害受到譴責。

 

第六，由於菁英政策的失敗，碳經濟與能源策略劇烈地政治化。碳密集能源的基礎建設，例如煤炭火力發電廠，過去被認為是對公眾有利的，突然之間它變成是全球氣候危機的象徵。生產力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發展下有利的結果，但很快地轉變為有礙社會健全、乃至生存的問題。最重要地，這些在氣候變遷下經歷政治化的議題，皆非資本主義積累中不重要、短暫存活的浮游生物，反而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核心動力——是餵養整個體系的能源。碳密集資本主義處在暴露的狀態下展示著，變得對造成社會失序的挑戰毫無抵抗力。

 

第七，因此在這過程中，氣候危機創造了激進政策變革的可能性。隨著系統性危機的升高，影響更為廣大的政策變革被迫擺入政治議程之中。這類變革目前已經進行中，隨著問題加劇，（有一些）制定政策菁英拋棄了無效的方法。新的政治結盟、運動、機構等可能會浮現出來執行變革，以超越當今政治結構。當然並非所有的變革都是進步的，但是這些變革的行動，的確打開了一些可能性，以面對氣候危機的結構性因素，包括以經濟增長作為唯一目標、資本家的競爭、資本主義大規模的生態破壞。

 

 

▲詹姆士‧古德曼（James Goodman）與本文翻譯者鄭亘良，林深靖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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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譯註：英國經濟學家吉馮斯認為，科技發展雖然提高了資源的使用效率，但是使用效率的提高反而增加人類原先的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