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國大陸的儒學熱？
◎林深靖
中國大陸近年來經濟迅猛發展，國力大增，一掃鴉片戰爭之後外來強權侵凌肆虐之魘霾，國民信心雀起，國學、儒學之重建復興成為知識圈的普遍願望。猶記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於2013年出版了《何謂普世？誰之價值？》一書，並以「當代儒家論普世價值」做為副標題。當年4月，我應邀到上海參加一個名為「海上儒林」的討論會，主要是針對該書做講評。會上發言盈庭，可以感受到當今大陸學者對於儒學傳統之情深意切。然則，於今回想，在儒學的脈絡下議論「普世」與「價值」的當代意義，或質疑西方「普世價值」之文化霸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實還是「體用」之爭的遺緒，清末儒者設定的議題，與隨著一個半世紀的變遷紛擾，我們還是不自覺地繼承下來了。
體用之爭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精神現象之反映
清末洋務運動以來，中國現代化的過程長期糾纏於「體用」之爭。自從清末儒將馮桂芬於1861年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主張之後，「中體西用」的概念從19世紀貫穿到20世紀，民國初年國粹、國體之辯以迄新文化運動後期倡議以「全盤西化」對峙封建遺毒，「體用」之爭其實可以說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精神現象之反映。
從上述書名來看，「何謂普世？」問的是定義；「誰之價值？」問的是主體。但是，何謂普世？既然牽扯到定義，還是會有究竟是誰來下定義的問題，所以其實問的還是主體。而要問誰是「主體」，難免就會出現「他者」的概念，心裡面會有「他者」的存在，而從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遭受之種種屈辱的歷史記憶來看，這個「他者」還是帶有敵意的，是有危害的，或者至少是有競爭關係的。「他者」有時候是指向西方文化，有時候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強權政治，有時候它表現為自由主義，有時候又是社會主義，或者說，是把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一併視為西方強權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所遺留下來的遺產，或者是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所承擔的一筆無奈而且無辜的債務。
對知識傳統的重新探究，可謂是當代學者啟動對19世紀以來中華民族歷史記憶的清理工作，在既往太多無助、無奈、無辜的歷史進程中，試圖找到另外一條道路，一條以自我做為「主體」的道路，亦即以中華文化以及近現代化的歷史經驗做為主體來詮釋世界，甚至進一歩改變世界。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題綱》第十一條所提到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其實也可以視為儒家精神的一個面向。也就是儒家不僅要 「入世」、「問世」，還要「經世」。經世，用現代的語言，或許就是「改變世界」的意願。
所謂普世價值，無非就是一種「放諸天下而皆準」的概念。「天下」這個概念，本身就是非常儒家的。儒家講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天下觀，在儒家是一種相當開闊，帶有使命感的境界。真正的大儒，無不以「天下」為己任。
而我們在中文語境所熟悉的「天下」，放到當今的地理概念，或許就是 「全球」。我們講普世價值，當然就是某種價值的全球化。如果「天下」代表儒家的視野，「全球化」則是西方強權的野心。當今的世局，一言以蔽之，就是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亦即把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自由競爭視同為空氣和水，既是自然之產物，亦符合人性之所需。在這樣的邏輯之下，彌平貿易障礙，擴大私有化、金融自由流通、設定投資保障，以利於資本的擴張和積累……成為國際上共同追求的目標。
此外，當今許多人慣常把「民主、自由」視為西方的「普世價值」。但是，放到當今世局，若是更深入去看，西方近代制度的設計，無非是為了保障上述經貿活動的順利運行。因此，論及西方的「普世價值」，與其說是「民主、自由」，不如說是「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自由競爭」。也就是後者才是目標， 「民主、自由」只是手段。也唯有如此理解，我們才能夠明白美國為何曾經堅定支持智利的皮諾契政權、伊朗的巴勒維政權，乃至2011年才被推翻的突尼西亞的班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這些當權者從來就沒留下過什麼「民主、自由」的光彩記錄！
當代儒家如何如何面對全球危機？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普世價值」這個概念，會不會根本就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一神信仰，上帝是創世者，是萬物的根源，做為基督教徒，有義務廣布福音，傳播教義信仰，歷史上的宗教戰爭以及殖民擴張，就是傳教士先行，武力跟進。
中國雖然也講「天下」，但是不強求「放諸天下而皆準」，這與基督教文明大異其趣。其實，大儒必然通讀《易經》，也就是對「生成變化」（becoming）的理解，強調歷史感（春秋）在倫常道德認知上的重要性。這一套「生成變化」的哲理，探討的是人與天的關係，人與環境生態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時間和空間的關係，變遷就是常態。中國儒、釋、道三大思想系統都有屬於自己的一套「生成變化」的哲理。中國的文化體系看的是大化流行，是陰陽互動調和，而不是單一的、硬性的價值。
同時，當我們說到「價值」，一個思想之有價值，比較現實的一面是，通常也要看它是否能夠處理當代的問題。譬如從啟蒙運動思潮到法國大革命，是要解決神權和貴族王權壟斷的問題，為第三等級獲得解放的能量。又譬如自由主義當年在歐洲是為了解決生產力和市場受到束縛的問題；社會主義則是是為了解決資本積累所造成的生產工具壟斷、武力擴張，以及社會關係扭曲而衍生的階級壓迫、勞動異化等問題。
那麼，當前我們所面臨的最大的，也是「普世」最關注的問題是什麼？第一個是生態、環境、氣候的危機。第二個是世界經濟的危機，全球化的金融危機。儒學若是要成為當代的普世價值的重要元素，可能首先要能夠對這兩大危機表現態度！
嚴重的生態危機和經濟危機，已經不是西方的文明所能夠解決，西方文明不僅無能解決，甚至西方文明本身就是這兩大危機的成因。今天我們談儒家的當代價值，是不是首先要從整個中國的思想資源裡頭去找到面對危機，處理危機的能量？當然，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資源裡，不乏人與天，人與生存環境如何對應的議論，也不乏有關民生經濟問題的關注，如何從既有思想資源找到解決這兩大危機的能量，這是21世紀的中國必須面對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