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毛澤東與共和國六十年
——錢理群新書《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討論會緣起
◎賀照田
（2012.7.6《新國際》）
2012年1月，台北的聯經出版公司推出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大書，一出來就引起熱烈反響，被很多學界有識之士認為是近年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書寫的重要收穫，並馬上會在韓國、日本推出該書的韓譯本和日譯本。鑒於該書的多方面貢獻，6月9日─10日，香港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亞際書院、台灣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台灣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聯合在香港嶺南大學召開了整整兩天針對該書的討論會。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韓國、日本的30多位學者參與了這次討論會。本人做為討論會的組織者之一，謹對於會議的籌辦略書其緣起。
誠實面對歷史，結構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了。60多年，相對於漫長的中國歷史不過是極短暫的一段。但問題是，這不長卻極大程度決定了中國大陸今天面貌的一段，且密集發生著很多令人在理解上深感困擾的現象與事件。與這些令人困擾的現象和事件相伴的是，大量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書寫、歷史解釋、歷史評論，卻常常是在無視這些困擾的挑戰的情況下作出的。這就使得中國大陸內外諸多關心此歷史、關心作為此歷史結果的現實的人們，不得不在已有的這些歷史工作之外，另外思考本該為歷史工作者首要關切的如下問題：如何才能、才算真正深切地進入此歷史？如何才能在深切進入此歷史的努力中充分感受、理解、把握此歷史？如何才能在充分感受、理解、把握此歷史的基礎上有力地結構與敍述此歷史？
令人興奮的是，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這部70餘萬字的精彩大書，卻是在充分正視這些問題挑戰後寫成的，而這，決定著這部書擁有許多不同於已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書寫的品質和意義。
作為文革後中國大陸公認的真誠、敏銳、富責任感和勇於踐行責任、勇於自省的重要知識份子，錢理群的這些品質萌芽甚早。這樣的心靈、行為特質，當然使得錢理群熱心參與歷史，始終向歷史──現實開放，並敏於感受、敏於整理、敏於分析。同時擁有這麼多對寫當代史非常重要的特質和能力，在其他方面著述等身，卻要經過20餘年準備、醞釀，才寫出這部他久已期待的，以為沒寫成便對人生沒有完成交待的書，正是由於他真切地認識到：認真地生活於此歷史，佔有關於此歷史的大量材料，並不就等於深切地進入了此歷史，更不等於充分感受、理解、把握了此歷史，當然更不等於自己擁有了結構此歷史、評判此歷史的能力。正是誠實面對理解此歷史、結構此歷史中的種種挑戰，使得這部書的寫作一直被拖延；但也正是誠實面對理解此歷史、結構此歷史中的種種挑戰，鑄就了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區別于其他有關史著的特有的品質和境界。
也就是，通常史著引以為自豪的歷史客觀面貌的呈現追求，並不是使錢理群一拖再拖他醞釀了許久的這部書的關要。對錢理群來說，通常意義上的歷史客觀性理解當然非常重要，而且他在這層面貢獻非小，但卻只是他寫作此書的長編前提。在書的《後記》中，他用對「歷史性品格」的保證來指稱他這方面的努力：「我以極大的努力作史料的收集、發掘、鑒別、整理工作，力圖做到有獨立的史料準備，不僅大量利用其他學者在史料上的研究成果，而且也有自己發掘、收集的『獨家史』，這樣就能做到每一個分析、論斷都有詳實的史料作為支撐。」而且他「特別堅持一條原則：『面對一切事實』，一旦發現那些『不利於』我的某些判斷、主觀傾向的材料，也絕不迴避，或者修正、完善我的論述，或者在註釋裡如實記下，以形成一種張力。這些努力，都是爲了保證我的研究的『歷史性品格』。」正是這樣一種認真的態度和這認真態度下多年的積累與努力，使得此書在通常意義上的歷史性層面上表現出了深厚的功力與過人水準。
對「文學性品格」的堅持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此種「歷史性」層面的優異表現，並不是錢理群完全可以據此自傲的結構此書的焦點。不理解此點，就很難理解，為什麼在這部終於得以寫出、讓錢理群自己也深感安慰的大書的前言和後記中，他卻一再以直接和間接的方式聲言：他雖然在史實的掌握和相關研究的掌握上下了極大的功夫，但他卻要在寫作中明確挑戰通常關於歷史客觀性的理解，強調他對主客體交融式歷史書寫的追求和他對「文學性品格」的有意識堅持。有關此書中的「文學性」問題，錢理群解釋說，這部書的文學性追求「主要有二：一是注意歷史細節的感性呈現，二是注意對歷史人物（首先是毛澤東）的內心世界（情感、心理、內在矛盾）的揭示和剖析，也就是說，對歷史的關注，首先是對人的關注，個體的人的關注，人的心靈的關注」。也就是，他在這部書中有意把這種文學關照世界的方式運用到歷史的把握和呈現中。也就是，錢理群在此書中對「歷史性品格」強烈的執著的另一面，是他對「文學性品格」有意識的堅執，是他對主客體交融式歷史書寫的執意追求。
錢理群在此書中同時對這兩方面的堅執追求在這部書中所造成的變奏、交響，是我們掌握這部書內在節奏與結構的重要線索。而理解錢氏何以在此書中同時堅執兩者，如此堅執對理解、把握此歷史的意義，則有關我們該以若何步驟把握、結構、呈現此歷史的基本原則。
也就是，這部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整體性歷史理解和把握的大書，在重大的歷史進程、歷史事件中，交錯出現這歷史進程中的毛澤東的故事，知識分子的故事，民間思想者的故事，普通民眾的故事，以及錢理群自己的故事。
這些故事被有意識放在同一歷史時空中來講述，並在講述中儘量呈現他們的精神─心靈─意識世界，而尤令人驚異的是，錢理群的這些具體呈現，是在以具體可感的方式指示他所處理歷史的動態結構。在以非常富於靈感的歷史結構感覺為背景的具體可感敍述中，毛澤東因他其時歷史最主導規劃人的位置，他的故事當然有助於我們理解歷史大面貌所以如此的原因。但相比對歷史面貌如此作出說明，錢著還對毛澤東思想和精神世界中多方面的內在矛盾高度關注，並通過這些矛盾的關注和揭示，使得我們得以直接從毛澤東這個常常被敍述的整飭、清楚的歷史規劃者身上，直接看到、感到此歷史大外貌下的衝突、緊張、曖昧，而這又指示著我們通達看似堅固明晰的，實際暗濤洶湧的歷史表像下的衝突、緊張、曖昧。
同樣，這部大書中重點敍述的民間思想者、民間反抗者，錢理群最著眼的常常也不是他們和黨國正統的對抗，他們的受迫害，而是他們的中國思考、中國理解、中國分析，他們開放出的思想視野，和他們思考、理解、分析、視野與毛澤東思考、理解、分析、視野的糾葛關係。這樣，對這些民間思想者的整理，就一方面可直接充實我們的中國理解，另一方面則因揭示不迴避他們和革命傳統、社會主義價值與實踐、毛的思考間的多方面複雜關係，當然也就非常有助於我們去進一步體察、理解此歷史機體中常常隱在的的多方面豐富意蘊。
認識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遺產
這些毛澤東之外的故事中，尤有意味的是他這部書中「我」的故事。顯然，這部書中的「我」──錢理群可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到1960年代初的我，文革前到1970年代末的我和1980年代以後的我。在第一個「我」階段，「我」主要是所處身的歷史主導氣氛的產物，雖然有時不乏困擾；在第二個「我」階段，「我」基本屬於產生於當時主導氛圍，但又努力給出自己思考的民間思想者；而到了第三階段的「我」，自己所認同和試圖接續的當然是植根於更深厚理解、更開闊視野的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傳統。
非常難得的是，錢理群花了很多時間精力和方法來回復自己毛澤東時代的經驗與感受，以免因他幾十年第三階段的「我」狀態，影響他毛澤東時代「我」故事的歷史真確性。這樣，這部書中毛澤東時代的「我」故事，帶給我們的就不只是敍述者以歷史在場者的經驗名義印證他的歷史敍述的作用，而是還包含著相對化大歷史敍述，和幫助我們更深入把握和理解前面所說毛澤東故事、知識分子故事的能量。
這樣，我們就可清楚知道，錢理群這部書所強調並運用的主客體交融、關注細節和關注人，並不是在堅執一種自認正確的知識立場，一種吸引人的敍述策略，一種自認正確的價值立場，而是一種直面歷史本身，試圖通過歷史中具體人心的跳動掌握此歷史的結構與脈動節奏的追求。（此處我想順便指出的，過於從錢理群自己所說的「我試圖建立一個三維講述空間，上層的毛澤東空間，中層的知識分子空間，底層的我和民間思想者、普通民眾的空間，從三者之間的互動中來講述這段歷史」，來理解此書的結構意識，是會錯過作者結構此書時更具基本認識論啟發意義那些努力經驗的。）也就是，「文學性品格」在錢理群這部歷史大書中，就其究極意義而言，決不是對其「歷史性品格」的錦上添花，而是使其歷史性品格具有深刻性、洞察睿見的保證。而且只有以這樣的努力為前提，對歷史的結構─敍述才在實質上是向歷史中人有機開放的，而不是像太多歷史敍述那樣，以「客觀歷史」的名義，以結構的名義不面對歷史中人心的跳動，從而以「客觀歷史」的名義，以結構的名義拒絕歷史；而且也只有以這樣的一種努力呈現歷史，才能既讓歷史可感，又給讀者懸置作者的歷史理解，進行自己的歷史思考以歷史線索；更不論以這樣的努力為依託，我們在讀錢理群這部大書所敍述或引證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制度史等諸種材料時，才會從常常彼此間存在著緊張的不同當事人的所感出發，以相當程度內在歷史的方式感受歷史、理解歷史……
而所有這些，使得《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成為一本——不管是在歷史呈現、歷史理解上，還是相關種種重要認識論問題上，都極具刺激性和進一步生發可能性，因此也便值得我們仔細推敲和咀嚼的——大書。也就是，這部書即使退一步像錢理群自己認為的那樣，並不是一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認識與理解的足夠理想的著作，那麼，至少，這部書也通向理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認識與理解具有重要意義的大書，而且它的重要性不僅在它對直接歷史認知所作的貢獻，也在它對——如何真正深切地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如何才能在深切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後充分感受、理解、把握這歷史，如何在充分感受、理解、把握這歷史的基礎上結構與敍述這此歷史——這些對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具有根本重要性方面所作出的極具啟發性的摸索。
而正是因為這部書所具有的這多方面的貢獻和特點，我們發起組織了這次研討會。我們希望通過這次研討會，在若何理解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和現實，若何理解認識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遺產，若何在東亞視野中理解定位中國革命、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經驗等方面，都有實質進展。
【小檔案】錢理群
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以研究魯迅著名，曾名列北京大學學生評鑑「最受學生歡迎的十佳教師」首位。長期關注語文教育、西部農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2002年退休後重返貴州與中學教育，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其代表性著作有：《與魯迅相遇》、《周作人傳》、《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1948：天地玄黃》、《拒絕遺忘：「1957年學」筆記研究》、《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等。
最近的著作《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兩冊，2012年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視頻轉載：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對於《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的介紹】
2012-06-18 開卷八分鐘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一）
2012-06-19 開卷八分鐘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二）
2012-06-20 開卷八分鐘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三）
2012-06-21 開卷八分鐘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四）
2012-06-22 開卷八分鐘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