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也是一個趨向失控的歷史過程

「現代化」也是一個趨向失控的歷史過程──訪王曉明教授

來源:亞際書院

時間:2013年5月30日晚

人物:王曉明(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紫江講座教授)
邱雪松(西南大學新詩研究所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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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雪松(以下簡稱邱):您這次是來重慶大學主持「文化視野中的鄉土社會與鄉村建設」工作坊,我個人印象,大致從2004年《L縣記聞》發表以來,「三農」問題中的文化方面成為了您做文化研究的關注點之一。我們知道,歐美文化研究的物件主要是現代都市及中產階級生活,是什麼原因促成了您對歐美範式的「偏離」?

王曉明(以下簡稱王):文化研究自1960年代從英國開始,一直到現在,它在歐美和東亞地區,的確都是偏重於都市文化及相關問題的。這不奇怪,這些地區城市化的程度比較高,它們的農村,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上講,已經從屬於城市,文化研究當然會聚焦於城市。但中國的情況不同,而且不光是中國,印尼、印度和其他很多第三世界的國家中,農村都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2007年我們在上海大學舉行「Inter-Asia」文化研究的雙年會,就把「鄉村文化與文化研究」定為開幕那一場的主題,請印度的Partha Charttjee、土耳其的Huricihan Islamoglo、印尼的Farid、國內的黃平和孫歌,一起來討論亞洲各地的鄉村及其文化問題。在中國做文化研究,不關注鄉村文化問題,是不可能的。

正因為中國有廣大的農村,城市化才會成為最近三十年的一個最大的社會工程。從這個角度看,城市化與三農,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我們在上海做文化研究,當然要聚焦城市生活和都市空間,關注中等收入階層、白領、都市的年輕人,但是,這個聚焦的覆蓋面,本身就是包含所謂「鄉村」的。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現在中國有兩億六千萬被叫作「農民工」的藍領工人,他們大部分都是城市居民,但在戶籍身份上又還是屬於農村: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今天中國大陸的城市,有很大一部分同時就是鄉村。

從城鄉關係的角度看,有一點我特別要說,就是城市裡的流行文化對於鄉村社會的劇烈影響,城市裡的流行文化,多半是比較膚淺和劣質的文化,它對鄉村——尤其是年輕人和兒童——的影響越大,對整個鄉村社會的破壞就越深。說一個可能非常主觀的判斷:今天的大多數鄉村地區,已經不再擁有可以分立於城市之外的文化系統了。如果這個判斷大體不錯,那麼,今天中國的城鄉關係就很詭異:一方面,城市之外有巨大的農村,但另一方面,這個農村在各方面都在快速地「非鄉村化」,變成被城市宰製和排斥的「非城市」地區:既非城市,也非鄉村。

正因為這麼理解城鄉關係,我雖然很明白,在生活經驗和知識結構這些方面,我是嚴重缺乏參與「三農」問題討論的能力的,但我還是盡可能參與,甚至組織一些將城鄉問題聯繫起來的討論。去年在重慶大學召開的「文化視野中的都市化」工作坊,和今年這個「文化視野中的鄉村建設」工作坊,就是這樣的嘗試。

邱:您剛才講到文化研究意義上的「三農問題」的重要性。不過,今天大多數人會認為「城市化」是大勢所趨。在這樣的氛圍裡,您從文化入手討論「三農問題」,這其中能生長出反思「城市化」的東西嗎?

王:這要分成兩面來講。首先,現在這樣的城市化、或者說現代化、工業化等等,總之這個歐美式的發展模式,它如果能夠有效運轉,你就是知道它有問題,大概還是擋不住它的。費孝通在1940年代就說過,中國應該走一條和西方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在他之前,更有一大批前輩,早就看得很清楚,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中國應該另闢蹊徑,章士釗所以提出「農國」論,就是在找這個路徑。可是,那麼多有識之士都說了,可還是擋不住。為什麼?就因為那時候這個發展模式還有條件和力量,能夠往前走。它的毛病當然也有暴露,但一來還只是局部暴露,二來人們的見識也有限,以為那都是可以克服的。

但現在不同了,無論是世界範圍內,還是中國範圍內,這個發展模式都出了大問題,而且大多數人都開始親身體驗到這些問題的嚴重,北京的霧霾和上海黃浦江裡的死豬,就是中國範圍內的兩個最近的例子。當然,這個模式大概還可以走幾十年,但這麼一路走下去,那就不像比如半個世紀之前那樣,正面負面的效應混在一起,而是正面效應越來越少,負面的不可逆轉的後果越來越多。幾十年以後情況究竟會壞到哪一步,我真是不敢想像。

因此,即便這個歐美式的發展模式已經把大地掃蕩一空,我們從過去繼承下來的跟它不一樣的東西都沒了,一貧如洗,我們也必須深刻反思,不能再盲人瞎馬,繼續這麼走下去了。

其次,今天中國的鄉村,雖然被「城市化」破壞得很厲害,土地毒化、河流污染、鄉情淡漠,尤其是小孩和年輕人,穿衣、娛樂、人生理想,幾乎各方面,都深受城市主流文化和流行風氣的影響,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是有許多地方,依然存留著傳統的鄉村文化的媒介,建築就是其一。我說的這個建築,不只是牌樓啊房子啊這些磚石的形式,還包括山、水、樹、田這些同樣飽含了許多年代的人力傾注的形式。比起房屋來,這些形式的自我修復的能力遠比我們想像的頑強。村後的一座小山,哪怕光禿禿了,幾十年不遭砍伐,就又會鬱鬱蔥蔥。從這個意義上講,鄉村還是保留著正面的生活能量的,它們足可以激發我們反思目前這種樣子的城市化、創造真正健康的新生活的意願。它們不像章士釗的「農國」論那樣,只是一種抽象的文本資源,它們就在現實當中,就在那個地方鬱鬱蔥蔥。

邱:您一直強調,不希望自己的文章僅僅在學院流傳,所以您的文章現實感非常強,普通讀者都喜歡閱讀您寫的文章,這些都與我們接觸到的注重專業對話、強調分析的歐美式文化研究有很大距離。您這種寫作態度是如何形成的?

王:歐美的文化研究並不是只有學院派的一路,也有不一樣的路數,有許多非學院派的文章,只是我們翻譯介紹得不夠。當然,歐美式的的文化研究,只是全球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在我個人看來,也不是最有活力的部分。亞洲各地的文化研究,比歐美更活躍,其中的非學院派的一面,也更多。

至少在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意義不只是解釋和批判,所有解釋和批評的最終目地,是要改變現實。我們「當代文化研究網」的logo是這麼說的:「改變文化就是改變世界」。學院式的研究非常重要,我也會努力寫這樣的文章,與學院的讀者交流,但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我們還應該做的一件——也許更重要的——工作,是在這些學院式的研究基礎上,發展出大白話的、能夠更直接、與更多讀者對話的書寫形式。大概也因為我是文學研究出身吧,我對後面這項工作的興趣,的確更大一些。

你這個問題背後,還聯繫著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過去所受的文化訓練,讓我們非常尊崇書齋式的學術工作,把學術文章看作是人類思想和文化的重要的累積形式,甚至可以由此讚賞錢鐘書的名言:「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但我今天回頭再看,卻覺得他這話是講得有點做作,過於孤芳自賞了。遠的不說,看看現代早期,我指的是1880年代到1940年代之間,那兩三代中國思想家和知識份子,他們的學術和思想工作,都是跟救國救民、改造世界的社會鬥爭密切結合在一起的,這才是真正的思想,真正的學術!他們那樣的狀態和心情,我真是很嚮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邱:王老師,您與一位合作者編選的兩卷本《中國現代思想文選》剛剛出版。「現代」及其衍生詞(現代化、現代性)作為接受度很廣的概念,其內涵和外延,在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專業領域那裡往往有著非常大的差異。能談談您所定義的「現代」嗎?

王:最好是不用「現代」這個詞,因為這個詞對西方和非西方地區的涵義是完全不同的。但因為「西風東漸」的知識系統大轉換,我們現在習慣了用「現代」之類源自西方的詞來描述我們自己最近幾百年的歷史。這個習慣一時改不了,我們編這部文選,就也用了這個詞。

但我們對這個詞的理解,與現在一般教科書的定義有比較明顯的不同。我們將「現代化」看成是對一個歷史過程的命名,這個歷史過程,說得粗糙一點,就是各種機緣湊合,讓西歐某一塊地方形成的某種社會力量,獲得了向地球上其他地方擴張的勢能,而隨著這個擴張的展開,其他地方的社會就不得不改變自己的運行習慣,來適應這個擴張。所以,我不覺得這個「現代化」有什麼歷史的必然,也不認為,如果沒有來自西方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非西方地區自己會長出所謂「現代化的萌芽」。

一旦「現代化」的歷史過程在地球上全面鋪開,最初啟動它的那些機緣湊合的因素,就不可能繼續有效地約束它,因此,整體來說, 現代化的歷史過程是一個失控的歷史過程,就像它之前的那些類似的過程——例如蒙古人長達四五百年的全球擴張——一樣。

這個「不可控制」的一大表現,就是所有被捲入其中的社會都安頓不下來。最近150年來,我們一直在討論「中國向何處去」。不但中國如此,印度、越南、朝鮮、非洲大部分地區,都差不多,都安頓不下來。

即使那些所謂在「現代化」過程中「先發」、「先進」的國家,也一樣安頓不下來。一旦「現代化」搞得天下大變,它們原先賴以「先進」的條件相繼喪失,它們也會面臨在新的世界狀況中如何適應、「向何處去」的難題。你看歐洲這一次的危機,顯然不是短期內能夠走出來的,今日歐洲的整個社會系統、福利措施、生活水準,都是建立在前面兩三個世紀的全球霸主地位上的,可現在它不再有這個全面的優勢了,可歐洲的一般輿論,似乎仍然覺得過去的光榮應該延續,政治人物的競選言辭,也都保證要振興經濟,可實際上,那是不可能的。歐洲現在唯一的優勢,可能是在政治上:他們創造了歐盟,似乎有可能超越狹隘的民族國家的政治框架。這個框架本來是歐洲創造出來的,以各種方式推廣到全世界,也可以說是禍害全世界,但現在歐洲自己要超越它了,但恰恰是在這個事情上,他們遭遇了極大的困難,歐元危機就是徵兆之一,在這種種情形下,歐洲要想安頓下來,難!

邱:具體來說,「現代」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王:我的理解,簡單說是這樣:當中國整個地、被動地捲入我們現在叫做「現代化」的這個世界歷史過程,中國的主流階級,也就是士紳階級,開始意識到中國必須根本性地自我改變,才能適應現代世界的時候,中國的現代歷史就開始了。確認中國不能再照老路子走下去,必須要走一條前所未有的新路,於是全力以赴地想像新的中國的樣子,並為此設計種種實踐方案:中國的現代思想,也就這麼開始了。也就是說,對中國人而言,「現代」意味著:一,全盤性地重新想像什麼是中國,二,全力去落實這些想像。

根據上面這樣的理解,我把150年來中國的「現代」之路,粗略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段是1880-90年代到1940-50年代,也就是前面講的「現代早期」。在這個時期,廣泛意義上的「左翼」或「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國思想的主流,由這個主流導引的各種社會運動,則匯成了這一時期最主要的社會運動,其總名就是「中國革命」。其次是1950年代到1980年代,大約四十年。共產黨建立新政權以後,運用國家機器開始創建指向「共產主義」的新社會。但由於各種原因,這個巨大的社會改造和構建工程,逐漸「形左實右」,背離初衷,造成一系列新的社會矛盾,中國革命的能量也因此逐漸耗散。最後是1990年代至今,這二十多年稱得上是單聲獨調,社會全面右轉:資本的邏輯迅速成為整個社會——不僅是經濟——生活的基本邏輯;政治思想上,則有「美國模式」論和中國特色的國家主義相繼膨脹,它們似乎尖銳對立,卻又以這對立大面積地擠佔其他思想的空間,形成實際上的互相扶助,聯手縮小中國人夢想未來的天地。社會如此全面深刻地向右轉,在中國的現代歷史上是第一次。惟其如此,殘存的中國革命的社會能量,也開始被激發出來,2000年代中期以來,這情形日益明顯,就不用我再多說了。

邱: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作為一個整體,有不同于歐美現代思想的地方嗎?

王:歐美的現代思想非常豐富,就像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一樣,因此,很難籠統比較。但我覺得,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有其鮮明的特質,在《中國現代思想文選》的序言裡,我大致描述過其中的幾點,這裡就再簡單地說一下。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或者說其泛左翼的主流的第一個特質,是它總是站在被壓迫者一邊,總是從被欺負、居弱勢的角度去思想。正因為這樣,它的思想奴性就比較小,不接受弱肉強食的現代叢林秩序,雖然鼓吹「強國」,號召向西方學習,卻不是要做叢林「老大」,而是要根本改變這個西方主導的「落後就要挨打」的野蠻世界(楊度語)。

這個特質還包含了一個特別寶貴的部分,就是:這些思想家所憧憬的世界解放,並不都是以人類為中心的,幾乎所有「大同」理想的邊界,都或多或少超出了人類活動的範圍。他們所深惡的現代叢林法則,不僅表現為人類內部的弱肉強食,也表現為人類對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系統的倚強淩弱。說得極端一點,如果人定勝天、征服自然這一類觀念的基本邏輯可以成立,那希特勒要殺光猶太人,也就沒什麼不可以,他根本不把猶太人看作是人類。在美洲從南到北屠殺印第安人的殖民者,和今天那些覺得「人的生命高於一切」、為此可以滅絕大量物種的作為,其實遵循的是同一套邏輯。這既是觀念和文化的大問題,也是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大問題。站在今天回首現代早期,我覺得那些思想家能如此超越現代的強權邏輯,很了不起。

第二個特質,是偏於從精神和文化的角度去構想變革。從作為這個思想的前驅之一的龔自珍式的「才」論,到1870年代王韜式的「道」論,再到1900年代以後各種將「主義」視為革命關鍵的論述,都清楚地表現了這一特質。沒有時間在這裡解釋這個特質的形成原因和政治效應,只說一點: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常有以弱小之力去衝擊強大現實的勇力,我個人覺得,這勇力的一個重大來源,正是這種看重無形之物、確信精神之力的思想特質。

第三個鮮明的特質,是它總是以創造新的中國和世界為自己的第一動力。總體而言,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是一種為了創造新物而展開的思想,絕非只是一團應付現實、甘於苟且的算計。從王韜的《原道》開始,舉凡康有為的《大同書》、章太炎的《五無論》、劉師培的《人類均力說》、孫中山的《建國方略》,更不必說其後各種遙指「共產主義」的政治思想了,都是這方面的重要文獻。

再下來,就是它那種不以成敗論定、不斷以失敗為起點的韌性,以及高度自覺的實踐和策略意識。這些都不展開介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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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出於對1949年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的不滿意,1988年您和陳思和老師一起提倡「重寫文學史」,而在此之前的1985年,北京的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三位學者提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命題。毫無疑問,在你們這些宣導背後的,是一種歐美式的「現代」文學觀。這麼多年過去了,特別是在您對「現代」的看法發生了這麼大的改變以後,您如何看待「中國現代文學」?

王:你說得對,那個時候我們許多人想像的世界文學,其實是一片主要用19世紀以後西方的現代文學觀念描繪出來的圖景,「重寫文學史」也好,「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也好,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這樣的世界文學的標準,去理解和評判中國現代文學的。當然,我現在不會再這麼去理解和評判了。1980年代晚期,我曾計畫寫一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還到處打鑼,說我要寫什麼寫什麼,但我最後沒寫,原因很簡單,我在1980年代形成的那一套世界觀破滅了,而那本來是我寫文學史的基礎。要研究現代文學,你先得有一套對「現代」的看法,這是你整個研究的起點和基礎,一旦這個基礎晃動了,倒塌了,就只能停筆。

邱:是不是正是這個原因,促使您採用文章彙編的體例,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

王:對。當時,我和其他四位編者有一個大致相似的看法:我們自己還不具備馬上就寫文學史的能力,我們必須先重建世界觀,但那個工作還沒有完成,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妨先來通觀整個現代文學的研究領域,看是否有可能彙集各方學人的局部的努力,呈現某種新的研究範型,甚至不只是一個新的範型,而是複數的新範型。在我們開始選編的時候,「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已經是主流範型,實際上到今天它還是,但正因為這樣,它的局限也就很清楚,所以我們才覺得,應該有新的範型出來了,這個新不只表現為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而是首先表現在更基礎的對「現代」和「現代歷史」的認識上。所以,我們的這套史論,既選了體現「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主流研究范型的文章,更選了在具體研究和基礎預設這兩個層面表現出新意的文章,不用說,後者是我們著眼的重點,這在2003年的修訂版中表現得更明顯。

自那以後,又是十年過去了,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領域裡,可以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旗鼓相當的新的研究範型,卻並沒有出現,新的嘗試是有不少,但還不足以形成大的範型的輪廓。這是讓人有點吃驚的。我想,其中的關鍵,大概還是在怎麼理解「現代」這個基本問題上,研究界沒有整體脫出1980年代的老框框吧?1980年代,我和許多同代人一樣,都是將「現代化」視為歷史進步的方向,甚至可以說都是自由主義者。當然,在今天,我並不認為自由主義全都是錯的,但作為一套整體的政治和思想論述,自由主義卻不能再讓我安心了。我們今天面對全球、東亞和中國的那些深刻的困惑,是無法再用1980年代的那一套「現代」觀念來解釋的,我們對於未來的嚮往,也顯然大大超出了這套觀念給我們劃定的視野。這是一個需要新的世界觀的時代,形不成新的世界觀,具體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大概也就很難開拓出新的研究範型吧。

邱:最後問一個小問題,您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影響了非常多的人。1997年第一版,2003年出了修訂版,什麼時候推出第三版呢?

王:這個事情說了很久了,早就應該做的。其他四位編者,例如薛毅先生,也都跟我討論過再出修訂版的事。我現在主要的精力是在文化研究上,對文學研究的關注難免減弱,很多該做的工作,都拖下來了。不敢說什麼時候能出第三版,儘量努力吧!

全文完 原載《紅岩•重慶評論》,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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