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自己的名字── 呂途著《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序言 (上)
◎汪暉
（2012.6.8《新國際》）
【編按】北京「工友之家」耗時年餘，對於中國新工人做了一份調研報告，題為《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即將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工友之家」創辦人孫恆特邀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寫序。《新國際》徵得作者同意，在此刊載。
汪暉，1959年生。現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間參與創辦《學人》叢刊，為主編之一。1996年應邀出任《讀書》雜誌執行主編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死火重溫》、《汪暉自選集》、《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等，日文著作《作為思想空間的現代中國》、義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韓文著作《新的亞洲想像》（2003）。編有《發展的幻像》（與許寶強合編）、《文化與公共性》（與陳燕谷合編）等多種。
這是一部關於新工人的著作，也是一部為了新工人而寫的著作。這部著作由大量的訪談和細心的分析構成，作者通過持久的、廣泛的對話，將自己融入這個群體的命運之中，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心去摸索這個群體的勞作的身體及其痛苦、歡欣，記錄這個群體的靈魂的軌跡。她在記下這些青年男女的語言時，幾乎將自己徹底地隱去，力圖用他們的語言呈現他們的命運。但在面對其他的力量時，她又分明在爭辯：不應該稱他們為農民工，也不能將他們等同於社會主義時代的工人階級，他們是新工人或新工人群體。她不是像許多學者那樣，在「代表」打工者說話，她就是從他們的命運內部提出問題。即便當她表述自己的期待時，也像是這個群體的成員的自我反思。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是獨特的。
誰是新工人？
與這種「貼近」的描寫方法相關，作者對於慣用的概念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她有時為一個不經意使用的概念起而辯論，仿佛不是她的研究物件，而是她自己的身份，因誤讀而受到了傷害。這種反應方式不但沒有削弱她的分析，反而增強了她的理論敏感。在這方面，最為突出的是這部著作在兩組概念上的選擇：拒絕使用「農民工」的概念，轉而使用「打工者」和「新工人」的概念，沒有使用「工人階級」概念，而是使用「新工人群體」這個概念。事實上，這兩組概念的使用形成了作者觀察打工者群體的基本路徑或方法論。那麼，如果他們就是人們習慣稱呼的農民工，為什麼稱他們為新工人？如果他們構成了一個穩定的、立足於特定生產體系的社會群體，為什麼不稱他們為工人階級？一句話，誰是新工人？
新工人無論在行業、地域和待遇方面多麼千差萬別，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的、能夠被描述的社會群體，即「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戶籍在農村的打工群體」。這個群體是國家主導的改革開放過程的產物，是後社會主義時期勞動商品化的新形勢的產物，也是中國在將自己打造為世界工廠過程中所創制的新的政策、法律、倫理規範、城鄉關係和社會模式的產物。這一群體大多出身於農村並與鄉村保持著親緣關係，就像作者描述的那樣，他們在城市居住、工作和生活，卻視農村為自己的「家」──那裏不僅是他們的家鄉，而且有他們的父母或者孩子。
但作者拒絕了「農民工」這個易於被理解的概念，因為農村的家實際上是一個回不去的家的符號，城市才是他們的真正的歸宿。在作者所屬的「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牆上，懸掛著一幅《打工‧三十年‧流動的歷史》圖表，它清楚地說明了這個群體的歷史形成：1978-1988,農民在受控的條件下進城打工，他們的名字是「盲流」，至1988年，人數為2千萬；1989-2002,也許可以稱之為「農民工」階段，其人數達到1.2億 ；在這個時期，政府對人口的流動不再限制，但城市對外來人口的歧視性政策（暫住身份、遣送風險等）是常規性的；2002至今的階段，作者稱之為「打工者成為新工人新市民」階段，人數規模至少在2.4億以上。在這個時期，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勞動合同法得以實施。打工者在城市工作，盤桓於局促的居室，勞動的汗水換來的工資常常用於在「回不去的農村」蓋房子。
「世界工廠」的產物
作者拒絕了農民工這一稱謂，這不僅是對城裏人的偏見的反駁，也是對於政府、學者和打工者自己關於最終會回到農村的幻覺的否定。
作者指出：與7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第一代打工者不同，80年代以後出身的第二代打工者大多沒有以務農為生的歷史，90年代出生的第三代打工者中的很多人沒有種過地，他們在城市出生和長大。打工者工作、居住、生活在城市，他們的後代也將城市視為最終的歸宿，但他們心裏的或者說符號性的「家」卻在鄉村──這是衰敗中的、無法支撐其生存的、不能為其子女提供未來的「家」。這種介於城市邊緣和鄉村邊緣的狀態使他們「迷失於城鄉之間」，但從生產、勞動和生存的基本現實看，他們不是農民工，而是新工人，理應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因此，用打工者概念替代農民工概念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基於對這一龐大社會群體的準確描述。當然，這一描述仍然存在著不確定的因素，即土地制度的因素。由於土地集體所有，只要戶籍在農村，在外的打工者至少在理論上就擁有一定的土地（但實際上很多地方未再進行土地調整，新生代並不擁有土地），從而可以在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或經濟危機時代重返鄉村。但這一前景伴隨著土地流轉政策的實施和可能的變遷而日益不確定。這也正是有關土地制度辯論的重要環節。
作者關於農民工和新工人概念的辯證還涉及另一更具有理論含義的命題，即新工人是一個階級嗎？作者在書中沒有展開有關階級概念及其相關命題的理論討論，但她的用語──新工人群體而不是新工人階級──卻顯示了對於這一理論問題的敏感。
新工人是在中國改革開放條件下由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所催生的「新興的產業工人」群體。由於日漸地脫離鄉村和土地，他們已經成為與生產資料（土地）相分離的雇傭勞動者。這是一個完全依託於生產或增值「資本」來維持生計，專靠出賣勞動而不是某一種資本的利潤來獲取生活資料的群體，他們的禍福、存亡全部依賴於市場對於勞動的需求。就此而言，他們與經典的無產階級沒有什麼不同。如果翻查有關中國工人階級的產生的研究著作，馬上可以找到相關的界定，即「工人階級是近代大工業的產物。中國工人階級是伴隨著外國資本、中國早期的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這三種近代工業而產生和發展的」，而最初的產業工人「產生於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企業裏。」[1]
仿造這個定義，我們可以說，新工人群體是中國將自己改革成為「世界工廠」的產物，是伴隨跨國資本進入、中國國有工業轉型和民間資本興起這三種工業的和服務業的潮流而產生和發展的。如果說中國近代的產業工人絕大多數來源於破產的農民，那麼當代中國的產業工人則來源於城鄉差別日漸擴大時代的廣袤鄉村。因此，作為一個客觀的社會群體，新工人可以定義為工人階級。
階級的視野
但作者沒有使用階級概念來定義新工人，而更多地將他們描述為「新工人群體」。這究竟出於什麼考慮？在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中，階級意識和階級政治極為活躍，滲透在政黨、國家和社會組織的不同方面，展示出階級概念的多面性──它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它是結構的，也是政治的。在改革時代，「世界工廠」的建構不僅召喚著資本，也同樣召喚著作為商品的勞動。市場化和新工業化的另一種表達就是階級關係的重構。但恰恰是在這個大規模重構階級的過程中，階級話語在中國或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消失了。除了少數案例，試圖通過階級意識召喚新的政治嘗試的努力似乎並不成功。
就當代中國社會研究的狀況而言，我同意李靜君的如下判斷，即「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體驗與前改革時期馬克思主義話語的傳承相結合，在中國勞工的部分片斷中生產出強烈且高水準的階級意識。轉型研究『重返階級』（bring class back in）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不僅適用於中國，也同樣適用於其他前資本主義國家，不僅適用於工人階級，也同樣適用於資產階級。」[2]階級的視野對於理解中國勞工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而言，都是必要的。
但同樣必要的是：在「重返階級」的過程中，需要對階級概念本身加以再分析。這一工作不是本書的主要任務，但作者在使用新工人概念時透露的兩點資訊值得加以理論總結。首先，在自己的生產和生活過程中，新工人逐漸地形成了某種樸素的主體意識，但無論其深度還是廣度，均未構成清晰的階級意識。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工人作為獨立的人是單個的人，他們與同一資本發生關係，但是彼此不發生關係。他們的協作是在勞動過程中才開始的，但在勞動過程中他們已經不再屬於自己了。他們一進入勞動，便併入資本。」[3]併入資本的勞動者只是資本的一種形式，它並沒有任何自我意識。因此，工人群體的客觀存在並不等同於作為一種具有自我意識的工人階級已經存在。用湯普森的話說，「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它把一批各各相異、看來完全不相干的事結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經歷中，又包括在思想覺悟裏 。」它不是「一種『結構』，更不是一個『範疇』……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中確實發生（而且可以證明已經發生）的某種東西。」「階級是社會與文化的形成，其產生的過程只有當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自我形成時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階級，就不可能理解階級。」[4]
「新工人」與「新窮人」
反觀20世紀，工人階級的文化形成並非單純地由工人們自身完成，而是一個豐富複雜的政治過程的產物。除了政黨的介入之外，無數知識份子、藝術家、文化人、律師等介入工人的運動，共同為一種工人階級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貢獻。 從政治的角度看，階級的形成也與對立面的確立密切相關。新工人群體的文化狀態與這一過程的終止有著密切的關係。在上述意義上，這部著作不但從日常生活和制度安排等各個方面描述新工人的客觀存在，還通過展現新工人的生活世界，探索在他們的感受、意識和判斷中正在積聚的群體自覺。新工人渴望提高工資，擁有住房和勞保，家庭團圓，獲得與城裏人一樣的平等待遇，並用炒老闆魷魚的方式（用工荒）表達自己的抵抗。
在本書第十四章「用工荒與新工人的形成」中，作者將「用工荒」描述為「企業、政府和打工者進行較力的一種表現」，「是弱者的武器，但是在運用這種武器的過程中打工者會加深作為工人群體的一種認識，這也是新工人群體形成的一個過程。」
打工者的抵抗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打工短期化。作者在調查中發現：在打工者換工作的比例中，被老闆開除只占少數，大多數打工者是因為工作條件差、勞動保護差、工作無聊和謀求更好的待遇或技術提升而離開的。還有一些工人出於對工作性質的道德判斷（如一些造假制假的黑心工廠）而選擇離開。這種靈活選擇工作的方式當然有其客觀條件（如更多的工作機會），也實際上帶來了對自身的傷害（在提前離開的條件下，勞動合同法的保護條款形同虛設），但其中蘊含的抵抗卻是推動勞資關係改變的動力之一。
新工人的抵抗也在文化上產生了自己的成果，那些源自新工人的寫作、音樂和其他形式（如打工者博物館）正在為這一群體的形成提供文化支援。然而，在新工人群體的形成過程中，我們很難發現20世紀曾經出現過的那個活躍的政治進程。新工人群體的稱謂本身似乎暗示了其形成的宏觀條件與上個世紀的政治進程之間的重要區別。
新工人群體在政治領域的沉默狀態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特徵之一。相較於近年來受到極大關注的「新窮人」群體，新工人群體的這種沉默更為令人深思。根據鮑曼的《工作 消費 新窮人》一書的解釋，「新窮人」是「消費社會裏的窮人」，或者說是那些為無力消費而苦惱、羞愧和自慚的人物。他們大多擁有較高的文化、教育或技術水準，生活方式與一般白領無異，卻與新工人一樣，處於城市的邊緣。
「新工人」與「新窮人」同樣是資本主義經濟從工業經濟向金融資本、從實物經濟向虛擬經濟過渡中的產物，他們共同構成了「窮人」這一概念的兩面，前者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產物，而後者則是消費社會和消費文化的伴生物；前者在反復出現的用工荒、廣本工人罷工、富士康工人自殺中顯露自身的力量，而在阿拉伯的反抗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莫斯科街頭和中國的網路媒體尤其是微博中，我們看到的大多是後者的身影。
「新窮人」的身份歸屬很不確定，政治訴求也更加多元，但其政治動員的能量卻大大高於新工人；新工人在「世界工廠」的創造中貢獻最大，他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訴求和抵抗，但他們的自我意識難以像「新窮人」那樣借助於媒體形成廣泛的社會動員。但我們也可以想見：一旦新工人在政治領域發出自己的聲音，中國的政治圖景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新工人在政治領域的缺位是中國政治體制危機的最深刻的症候，因為它標誌著工人階級作為國家領導階級的憲法原則早已土崩瓦解。
註：
[1]《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第一冊，主編劉明逵、唐玉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 第1頁。
[2]李靜君：《中國工人階級的轉型政治》，載《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理論與實證》,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0頁。
[4]E. P. 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錢乘旦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第3, 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