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前世今生──在金融經貿中心突圍的有機農墟（2012.1.13《新國際》）
■嚴曉輝
香港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城市，經濟結構和政治體制高度現代化，城市化率100％，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貿易中心之一。但是這樣一個高速發展的現代化城市，卻出現越來越多的發展困境：資源短缺、物價高漲、就業困難，公共開支居高不下，居民生存壓力巨大；近年來，人們對現代化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多，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逐漸產生懷疑，於是，一小批人開始了新的返鄉運動，他們回歸土地，宣導簡樸的生活方式，他們想遠離都市。
香港的經濟發展大體上歷程經歷了資源型經濟、工業型經濟和服務型經濟3個階段。其主要歷程可以梳理成以下5個年代：
1842年：英國佔領香港，依靠香港的資源優勢進行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這個時期，除了為轉口貿易服務的造船業業，製造業沒有大規模發展；
1940年代：二戰前後以上海抽紗業為代表的工業投資轉移到香港，促使了香港進入製造產業的大發展時期；
1980年代：西方經濟危機下的貿易壁壘，和大陸對外市場開放，促使香港工業迅速縮減並向北轉移，金融資本逐漸興起；
1990年代以後，香港逐步轉型為貿易、投資等服務型為主的經濟模式，主要服務於東南亞日益興起的製造產業；
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危機，金融市場和貿易行業受到衝擊，陷入經濟動盪時期。
香港經濟發展的三大階段
資源經濟時代：1940年以前，香港主要依靠本地資源和港口優勢，發展農業、漁業、手工業、造船業、轉口貿易為主，依靠綜合經濟的方式形成原始積累。在資源經濟時代，本土資源和勞動力的結合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主要方式，那個時期的經濟形式主要以分散經營和小型優勢產業為主，後來的工業化、機械化則加速了這一過程。在英國殖民者統治香港時期，由殖民者的資本化程度和香港的資本經濟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所以英政府在這一時期並沒有注重在香港發展製造業，他們更看重內地的上海、天津等地。
工業發展時代：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伴隨著二戰以後全球工業化的興起，以上海抽紗業為代表的工業投資轉移到香港，促使了香港進入製造產業的大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產業資本在香港迅速擴大，以抽紗業、紡織業和塑膠業為代表，這些產業都曾創造過世界之最，在1970到1980年代，香港一度成為全世界工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這一時期，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形式是規模化、集約化、一體化，也就是福特主義為主的工業發方式。
金融資本的興起：從1970年代開始，香港工業開始面臨全球資源短缺困境和生產成本上升的壓力，1978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隨後，香港工業北遷，全港經濟開始了由製造業出口經濟向以金融、服務業為主的經濟模式的大轉型。在大陸工業發展的大好環境下，近半個世紀的製造業發展經驗給香港的資本市場帶來了新的春天，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迅速發展，股票、地產、金融和資訊產業很快成為香港的主要經濟形式。在金融資本發展時代，投資、併購、代工、採購和全球行銷是主要方式，概念、品牌、技術、全球市場成了資本家們搶佔的新領域，香港的主要產業也正式從福特主義過渡到後福特主義的金融資本時代。
經濟風險轉嫁於工人
於今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進出口貿易港口，香港的經濟發展從來都伴隨著全球化的擴展過程。早期的金融資本是為產業擴張服務的，產業資本為了擴大生產、降低成本，通過投資的形式向全球擴張，當金融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則異化於產業資本，形成獨立系統，吞噬資源，追求資本增值。全球化的過程越來越變成一個不斷對外擴張、掠奪資源、轉嫁環境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過程。無論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城市向農村、工業向農業。香港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樣是經歷著這一過程：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高增長，是建立在大量製造業工人被剝削的基礎之上；80年代以後產業大轉型，又是建立在這批產業工人大量失業的基礎之上；近年來金融資本條件下地產霸權的興起，再一次剝奪了他們最後的生存空間；每當金融危機來臨，主要風險則轉嫁於工人失業，為應對危機而採取的增發貨幣導致的通貨膨脹，其主要承擔者都是廣大市民。
2008年以來的歐洲國家危機，給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蒙上一層沉重的陰影，這次危機的一系列事實就是：當經濟增長不能滿足預期的超前消費，就會發生信用危機，最終導致銀行破產、金融崩盤；當經濟持續下滑，政府財政收入縮減的時候，不能相應縮減公共開支，減少國民福利，接踵而來的是財政負債，赤字累累；當全球資本大量過剩，貨幣超量發行，引發大規模通貨膨脹，導致本幣貶值、貨幣主權喪失甚至國家破產。
消費主義決定青年的價值觀
香港在殖民統治時期，保留了西方國家高度現代化的政治制度；在製造產業發達時期，香港形成了高成本的現代化社會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務體制；優越的歷史條件和地理環境造就了今天的高度資本化的國際金融中心。然而我們同時意識到，香港是一個資源及其短缺的地區，雖然經濟總量龐大，但城市所需大部分物資是依賴外部供給，尤其是糧食和飲用水資源。
市民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在任何一次經濟動盪面前都顯示出其脆弱的一面。工業產業轉移的後遺症，一直影響著香港。目前，服務行業占香港所有行業的90％以上，1980年代遺留的製造業產業工人已經不能繼續為轉型後的產業服務，近幾年都面臨退休和養老，香港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的壓力會越來越大，這使得每年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公共開支，而財政開支不斷增加的前提是：經濟永遠保持持續增長，而以服務業為主要經濟形式的經濟增長條件就是不斷刺激消費，以維持產業繁榮。
大量發行信用卡是刺激消費的一種方式，通過信用卡可以促使人們購買自己當前還沒有能力支付的消費品，屬於超前消費行為。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公佈的統計資料。截至2011年12月，香港市面流通的信用卡總數為1,620萬張，是香港人口數量的兩倍還要多。在香港，高校學生憑學生證和身分證就能輕易申請到銀行信用卡，通過信用卡可以不在家長的監督和管理下，購買各種消費品，而這些沒有獨立經濟能力、沒有成熟消費價值觀的學生，在進入高校之後首先學會的是如何消費，這種消費主義的價值觀直接影響他讀書和未來就業作的價值取向，大多數學生由於對未來工作收入預期過高，導致提前透支的信用貸款在畢業後無法償還而給家庭造成負擔，銀行也因此產生大量壞帳。
過去十多年，香港一直是大陸消費者的購物天堂，這種消費結構長期構建在香港優惠的關口政策和方便的世界貿易通道。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高速增長，消費市場日益龐大，香港的這種消費優勢大不如前。相反地，由於大陸遊資炒作，極大程度地破壞了香港的正常消費秩序，在炒作中抬高了香港物價，給當地居民帶來生活壓力。
以佔據居民消費總量33％的住房消費為例：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的資料顯示，2009年香港樓市成交額4千億港元，其中10％為內地居民在香港置業的結果。一年當中香港普通住宅價格累計上漲28％，而豪宅價格漲幅達35％到40％。
總之，以消費主義為導向的社會經濟和生活方式，最終代價被廣大民眾和消費者承擔，尤其在進入金融資本時代，在全球金融霸權之下，自由經濟已經變成一個謊言，每個人都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獲取更多的財富，每個國家和政府都希望在危機時期能夠將風險轉嫁，但很少有人思考資本主義自身存在的問題和資本經濟的制度缺陷，當危機來臨時，香港能夠轉嫁給誰？
食物安全是巨大的問題
在消費主義的浪潮背後，食物安全也是香港面臨的一個巨大問題，香港號稱城市化率100％，這意味著從某種程度上香港根本就沒有農村和農業的概念。香港90％以上的農產品要依賴進口，尤其是內地輸入。一方面，香港的食品價格高居不下，食品消費成為香港住房消費之後的居民第二大開支，同時，香港也成為全世界食物價格最高的地區之一；在如今全球食品安全危機的大環境下，食物安全將是香港面臨的一個巨大問題，現代農業和食品監管系統越來越難以避免食品生產和加工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而根源是食品商品化過程中，為了消費市場擴大而進行的一系列現代化食物生產的加工技術，以及資本控制逐漸農業使農產品帶來的一些加工、儲存和流通問題：為了保證提高產量，農業生產大量依賴化學肥料和各種農藥、添加劑、生長調節劑等；為了增加儲存時間和運輸距離，農產品加工使用了各種防腐劑、保持劑等化工產品；為了調整風味和感官，各種食品添加劑被濫用。而這些方便資本控制和消費增值的食品經營方式，沒掩埋在人們的各種不合理的飲食需求和日益增長的消費欲望之中。
能源問題和淡水資源雖然是全球問題，但這些問題在香港顯得尤其嚴重，並且大部分能源和水供應都控制在極少數資本家手裡，越是短缺，越方便這些資本家乘機牟利。
回歸鄉土的逆城市化運動
雖然香港很難改變其城市化的困境，伴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動盪，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下的城市化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但我們同時看到，香港也逐漸出現了一批逆城市化的力量，他們尋找土地，渴望傳統，追求簡樸真實的生活。
社區組織的興起：香港的NGO起步較早，環境NGO在香港的活動已經極大程度地影響到政府的相關決策，無論是國際組織還是香港本地的草根組織，已經將環保觀念貫徹到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以服務弱勢群體為目標的社區組織，更是扎下根來尋求都市裡可持續生活的角落，社區貨幣組織就是一例。
社區貨幣是一種在社區小範圍內使用的流通符號，它區別於一般貨幣的最大特點是不與外界發生直接交易關係，從而更好服務本地生活，尤其是為一些缺少現金的貧困人士提供勞動和物資交換的管道。社區貨幣的廣泛應用能更好地保護本地經濟，不受外界金融動盪的影響，也避免金融資本剝削勞動價值。
社區共同購買團體與本地生產單位的結合也是一種很好的互助模式，通過共同購買，可以減少很多物資流通環節，一方面避免流通過程中來源複雜導致的安全風險，也可以直接返利給生產者，促成一種公平貿易。目前，這些組織在香港發展，讓我們看到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
有機農墟的出現：1999年，在香港嘉道理農場等8家有機農場的促進下，香港出現了第一家「有機墟」，一些追求健康生活的都市白領，和迫於生計返鄉務農的失業人士，在一群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組織下，建立面對面的交流和購銷關係，通過組織農墟和各種手工、教育和交換活動，社區支持農業運動開始在香港興起。
2005年，香港第一個固定地址的有機農墟——大浦農墟誕生了，它為香港的消費者和有機農場搭建了一個固定的橋樑，這種消費者和農夫面對面的農業模式掀起了新一輪的有機農業運動，不但為市民提供一個穩定的有機農產品供應平台，更為返鄉務農者和傳統農夫增加了一個固定的銷售管道，鼓勵了大家做當地語系化有機農業的信心。
如今，在灣仔、中環等繁華地帶，也陸續出現了不同規模的都市農墟，全港各地陸續建立了各種健康食品店。目前，香港的有機農場數量已經接近400個，這些農場提供的有機蔬菜已經達到香港蔬菜銷售總量4％左右，雖然規模還很有限，但新的有機農業運動使得香港這個國際繁華大都市也找回了本土健康農業的身影。
「半農半X」的菜園村生活
菜園村是香港新界的一個普通農村，因地處郊區，保留了一部分耕地，1980年代開始，受工業北遷影響，部分來自大陸的失業工人開始流落到此，以種菜和養豬為生，多年來，農業是這些失業工人維持生計的主要方式，而這裡的大多數人也過著傳統的鄉村生活。2008年，香港政府計畫修建的中港高速鐵路從菜園村經過，菜園村的土地被徵用了，此後發生了著名的「反高鐵反地產霸權的反抗運動」。
事後，一群追求傳統鄉土生活的年輕人來到這裡，開始了重建菜園村計畫，他們在這裡建起了有機農場，開設「菜園村健康生活館」，每週在業餘種植農作物，自製手工麵包、果醬等，通過到農墟銷售這些自製的本地健康農產品，向人們推廣健康生活的理念，他們成這種生活方式為「半農半X」，希望人們意識到，追求現代化的都市生活並不是生存的唯一選擇，回歸鄉土，熱愛土地，選擇環保低碳的生活方式才是新的潮流。
資本主義這個時代產物為我們創造了一個現代化的想像，在少部分享受優厚物質生活的同時，大部分群體被不斷剝削；城市化締造了香港這樣一個繁華大都市，但是卻建立在不斷從外部獲取資源和轉嫁污染的基礎之上；西方的現代政治、民主制度，為少數人統治多數人搭建了一個理想的舞台，也為自身化解危機綁上結實的繩索；也許，能否打破現代化這個夢想，脫離西方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回歸真實，回歸平等，與土地共生，與自然共存，才能找到香港自己的發展道路。
（作者為中國陝西人，曾擔任「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生態農業工作室主管、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總經理。目前是浩然基金會「另類全球化」計劃的國際志願者，派赴香港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ARENA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