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民組織和社會運動(2009.2.27《新國際》)
◎納薩爾‧易柏拉欣(Nassar Ibrahim)
巴勒斯坦人民組織和力量的存在和發展總是同巴勒斯坦的實體和存在聯繫在一起。因此,它們曾經面臨和正在面臨的挑戰和問題,同任何正常社會的任何人民組織所遇到的挑戰和問題在性質上是不一樣的。
過度集中於政治鬥爭的偏差
在1948年的災難(Nakbah)之後,數百萬巴勒斯坦人成了難民,以色列國得以建立,1967年6月,以色列完全佔領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民運動和其它人民組織(學生、勞工、婦女和教育)發現它們面臨著巨大的政治任務和職責。它們全部都致力於維持和保護巴勒斯坦的國家身份,致力於結束佔領和創建獨立的巴勒斯坦國的鬥爭。
這一現實使所有巴勒斯坦組織成為建立和組織所有政黨(法塔赫、人民陣線、民主陣線、共產黨)的起源和基礎。
由於這一現實,這些人民組織的主要目標和職責以及它們優先考慮的問題都集中在政治鬥爭上。因此,社會維度在極大程度上被嚴重忽視和邊緣化了。這些組織發現自己處在不同的巴勒斯坦政治勢力和黨派之間嚴重的政治鬥爭之中,因為這些政治勢力的影響力是由它們擴展、控制和影響該國當前人民組織和勞工運動的能力而確定的。
這一事實導致巴勒斯坦的人民運動和組織的工作和任務出現了歷史性的偏差。
這種偏差的第一個表現就是專門集中於政治維度,以至於幾乎排斥了所有的社會維度和其它維度。第二個表現是由形形色色的右派和左派政黨建立了各種不同的私人的聯盟和組織。這必然導致出現混亂和動盪的局面。第三個表現是在決策中有影響力的團體和個人廣泛滲透,這導致這些人民組織的獨立性及其社會角色被控制它們的領導層的強大政治力量吞噬了。
政治力量把人民運動推上街頭
以色列的佔領政策通過慫恿和加強巴勒斯坦基本結構中的扭曲和混亂,由此給予巴勒斯坦人民運動以一幅錯誤的圖像,對這種偏差的擴大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以色列的侵略和政治壓迫政策,清晰地表現在巴勒斯坦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中,這些政策通過鼓勵上述組織中的獨裁而加劇了上述偏差,以色列竭力將它們的注意力從自己的目標即政治鬥爭轉移走,從而使它們的社會角色邊緣化。
所有這一切都伴隨著針對所有巴勒斯坦力量和政治組織的法西斯主義政策。由於支配著巴以衝突的巨大挑戰存在,以色列的這一政策帶來了完全相反的後果。
這樣,由於這些巴勒斯坦力量面臨著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們在巴勒斯坦社會中的作用增強了,它們在各種協會和組織中的存在變得越來越具有影響力,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樣就使得它們的政治作用與社會作用相比重要得多。
由於巴勒斯坦人民組織和協會是各種政治運動誕生的發源地,這些運動就能夠把它們的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思想施加到各種人民組織和協會中去。這一事實通過其歷史作用產生了這一現象:各種政治勢力和力量在政治上利用人民組織。當這些勢力感覺它們的作用和地位處於危險中的時候,或者政治領導受制于政治壓力的時候,它們就試圖利用人民組織來減輕它們所遭受的壓力。最好的例證是1987年的第一次起義(Intifada)和2000年的第二次起義。
在第一次起義中,當巴解組織的領導層發現它被邊緣化、它在國際上和阿拉伯世界上的作用被忽視了的時候,政治力量把人民運動推上街頭,他們利用了隨著第一次起義爆發而來的政治局勢和巨大壓迫。所以對第一次起義的最好評價就是它具有人民性,大多數群眾參與其中,因為它是由人民引導和監督的。
當領導層有機會成為政治談判中的一員的時候,它開始號召起義安靜下來,甚至把自己置於大規模群眾起義的對立面,運用一切手段來終結起義,甚至加入了和平進程。在2000年的第二次起義時期,巴勒斯坦當局及其領袖阿拉法特就發現自己處於同以色列和美國談判的死胡同中。
左派作為一種平衡力量來改正錯誤
當局看到自己處於政治包圍的勢態中,這種勢態迫使當局轉向群眾並在大街上發起鼓動。從1994年簽訂奧斯陸協定到第二次起義和創建巴勒斯坦當局這一時期,在以人民組織與協會為一方,和以當局為另一方之間,由於當局所採取的社會政策以及腐敗盛行,發生了碰撞和社會衝突。
所以我們看到,人民運動和組織,還有各種協會,被當局和政治力量在必要的時候作為後備牌來利用;而當當局和政治力量不需要它們的時候,它們就又被邊緣化了。
這種對人民組織和協會的不健康操縱導致在巴勒斯坦的人民運動和政治力量的經驗中出現了真正的危機。這一危機清楚地表現在民族解放綱領同社會綱領(設想用來保衛人權和巴勒斯坦群眾)之間的矛盾上。我們總是注意到,優先考慮被給予政治解放綱領,社會鬥爭和社會權利則被犧牲。
在政治綱領和社會綱領之間建立健康的關係和一致性是必要的。兩者之間不應該互相矛盾。當群眾和他們的人民組織被錯誤地用來給這些矛盾火上澆油的時候,局面就更為危險。這些天裡,這一矛盾在哈馬斯和巴勒斯坦當局之間清楚地表現出來。每一方都不顧死活地把群眾和人民組織推向街頭,以顯示自己的力量和權力。這最終將導致人民運動陷入到更大的混亂和衝突之中,從而犧牲它們的社會和政治利益,犧牲它們把土地從以色列佔領下解放出來的鬥爭,犧牲它們改善人民的社會經濟形勢的鬥爭。
在這種局勢下,巴勒斯坦的左派必須顯示出自己有效的作用。這些左派力量必須作為一種平衡力量來改正錯誤,校正軌道。巴勒斯坦左派的舞臺必須表現人民的成熟和主觀精神。這支進步的民主的左派是巴勒斯坦社會唯一的合乎邏輯的選擇。
清晰的視野和生氣勃勃的行動
巴勒斯坦的人民運動和組織是廣泛的運動,擁有寬廣而深刻的經驗。它們能夠成為有影響力的運動,但是左派仍然需要這樣的一個政治運動,這個政治運動能夠並且願意革新它的綱領,以一個清晰的視野立即生氣勃勃地行動,來影響各個人民運動並確實對它們產生影響,積極改造它們的角色,以滿足巴勒斯坦的社會需要和政治需要。
這種角色必須被左派和進步的巴勒斯坦力量採納。這些力量具有它們很長的歷史,獲得了群眾的尊敬。然而,長久的歷史和尊敬並不意味著對任何人的任何保證,除非能夠轉化為真正強有力的領導,這種領導能夠針對當前巴勒斯坦的局勢作出反應,特別是在巴勒斯坦人在加沙走廊和約旦河西岸正在遭受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困境(教育、勞動、醫療、服務、失業、發展等等)的關鍵階段。
總之,我們如果不在歷史的和全面的、與當前的形勢緊密聯繫的視野下,並在由以色列的佔領強加的挑戰和困境中來考慮問題,我們就不能談論或者評價巴勒斯坦人民運動、協會和政治力量的狀況。不過無論如何,這些運動和政治力量已經成為並且仍然是巴勒斯坦鬥爭和經驗的支柱和基石。
換句話說,它們是巴勒斯坦問題的社會和政治支柱。在這個意義上,巴勒斯坦的社會運動是能夠發展和前進的,但是只在這個條件下:它需要對它自己的經驗重新作解讀,需要檢查它自己的矛盾和弱點。
所有這一切都有賴於巴勒斯坦左派領會自己作用的能力和發展自己視野、綱領和表現的能力,以便在面對佔領的巴勒斯坦社會創造出一種平衡狀態。
為了能夠成功地起到這一作用,左派必須在政治解放的職責和民主的、社會的職責之間關係上解決它自己的矛盾和長期扭曲。(本文作者為巴勒斯坦記者和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