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陳柏惟被罷免，中二選區近期各黨推選補選人員，加上年底的公投，這些過程中，政治人物言開必稱以人民為主，可是究竟人民主體的空間在哪？這篇文章從陳柏惟的罷免爭議談起，指出現今台灣政治的問題仍以統獨的形式鑲嵌中美的國際角力之局中，而陳柏維罷免案的戰場便由這樣的「政治─歷史」的條件所決定，當中人民主體的空間不斷地遭受壓縮。最後，這篇文章透過了紀傑克，以及洪席耶「塑造『無分之分』者的權力」，思考在這樣的政治狀態下，「人民主體」的可能性會是什麼？
從中美角力與統獨議題談起
在台灣，「國族主義」意識形態會一直侵蝕人民主體空間。現今台灣與中國軍事緊張關係日益加強，民進黨政府單方面的靠攏美國、與中國敵對，試圖強化島內「抗中保台」的意識形態，卻失去了重新思考台灣如何因應中美關係的其他能性。
現今日益僵化、對立的國際關係中，第一個問題是：台灣如何看待中國？現今中國走資本主義路線（卻號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及它潛在的軍事威脅，引發台灣內部諸多批評。台灣內部看待中國，儼然已成鐵板一塊，除了政治極權與人權問題備受詬病，經濟與軍事發展快速、一帶一路帶來的威脅等，使台灣倍感威脅。而中國透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試圖在全球高度資本主義化之下生存，儘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越走越偏離。台灣島內越是強調「中國之惡」、單方面向美國靠攏，只會加深兩岸軍事危機。而面對中國時，就算「不排斥」中國、試圖理解中國狀況的人，則是馬上會被劃為「統派」，形成台灣現今特殊的「非統即獨」的意識形態區分。儘管台灣底層日常生活受到中國商品影響很大，「中國商品」充斥市面，強化「台灣意識」對抗中國，成為一個不可挑戰的、牢不可破的政治意識形態囹圄。
接著第二個問題是，台灣又如何看待美國？美國擴張世界霸權，在蘇聯垮台後資本主義世界勝利、美國單邊主義更加大行其道。過去美國的敵人包括古巴、越南、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或是中東盛行伊斯蘭文化的國家，而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實力突飛猛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政治經濟體系，至今成為美國的主要假想敵（北韓根本無法比，所以金正恩不斷被塑造成小丑）。中國的軍事挑釁與威脅越強（台灣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台灣在地緣政治上在最前沿），美國干預台灣的勢力同樣也會越大。包括從1949年以來的台海局勢干預，1951-65年的美援時期，美國和國民黨之間的緊張關係，1984年國民黨在美國壓力下訂定勞基法，1987-88年台灣農民運動反對進口美國水果，2000年後進入WTO，晚近一直要求台灣進口美豬、美牛，高額的軍售等等。川普一開始選總統時，台灣內部無所不用其極地將之醜化，但後來川普強硬的反中立場，台灣人馬上陷入沉默，甚至開始讚揚。在台灣，美國勢力直接干預比以往更大，這牽涉到中美日益緊張的關係，民進黨的「抗中保台」政策也獲得歐美公認，要拉攏台灣來對抗中國，各國對台的疫苗外交也成為對抗中國的一環。島內統派以及國民黨勢力衰微後，獨派的力量也會越來越強，特別是現今民進黨政府已形成一黨獨大的局面，已無其他政治黨派勢力能與之抗衡。在此對立的國際政治局勢中，台灣從過去國民黨政府依附「自由主義陣營」，轉變成民進黨政府作為以美國為首的「抗中陣營」一環，延續1949年以來「冷戰」、作為美國地緣政治上反共防線的前沿。因此，陳映真1980年代提出「冷戰體制」以及「內戰─冷戰」的歷史格局，並未改變，甚至重新被喚醒，而這一歷史結構的說法也是獨派歷史學者所同意。
陳柏惟罷免案與後續公投案的民主危機
陳柏惟及所屬之基進黨，本來就是一個親民進黨的團體。此次罷免案演變成藍綠對決，如果站在人民立場，就要避免被兩大黨收編，以免自身主體被侵蝕殆盡。基進黨以右翼國族主義優先、強調親美的軍事策略。陳柏惟曾提出招徠香港人來台當兵的方案，並大力強化台灣民族意識。（和1920-30年代法西斯與納粹上台，他們的手段已有相似之處，因政治經濟危機而起，強化「愛國的」國族認同，將招致台灣極右勢力的抬頭）
上述國際政治與中美關係日益緊張之下，基進黨與民進黨過度強化「台灣意識」，也只是單方面依附美國一方、無法解決台海日益加深的戰爭危機。國民黨自知在台空間被民進黨及台灣意識壓縮，加上不斷被醜化、整肅，他們恐怕會更加認同中國統一，最終「台灣意識」的認同，只是不斷塑造內部的「敵人」。這是台灣討論「統獨」的一場「零和遊戲」的結果：民進黨要消滅國民黨，但又消滅不掉，國民黨要生存，勢必會「傾中」，塑造出現今「非統即獨」的現象，其實也是民進黨「刻意」打造、或至少是過度宣揚「台灣意識、反國民黨」的結果或代價。回到關於製造「危機」的問題討論上（類似Naomi Klein所說的「震撼主義」，但用以作為「震撼療法」的內容不同），「台灣意識」作為製造危機、對立的手段，並對外宣稱：你不要支持民進黨或美國支援，難不成你要統一嗎？如果你不支持民進黨，難道你要國民黨重新執政嗎？這些二選一的「選擇題」，就被民進黨及其支持者成功塑造出來。民進黨不斷運用一組對立、參照的「選擇題」，要人民去選擇。一直運用「危機」強化「台灣意識」，讓「統獨議題」更為尖銳化。或許國民黨已喪失曩昔的政治力量，但中共的威脅仍在，10月以來中國的軍事干擾，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狀態，「戰爭的潛藏危機」其實是也是美國與民進黨共同參與、造成的結果。
陳柏維罷免案的戰場，牽涉到上述「政治─歷史」的條件所決定，民進黨會一直壓縮台灣的人民主體空間，侵蝕人民主體的底線。此「政治─歷史」的條件即是延續1949年以來的冷戰局勢，雖然今日已有不同的國際合縱關係，但「反共」意識形態一直存在，不斷形塑、強化「中國威脅論」。此外，凡是不站在與民進黨相同立場的位置，就會被打成「親中」、保守、反對進步、地方勢力，各種汙名化的標籤紛紛出籠。當年通婚修法議題的戰場上，護家盟和同志團體也同樣互相汙名化，不斷互貼標籤、互相指控，一方被批評「保守與傳統」，另一方則被批評為「敗壞社會風氣」、「不知道以後怎麼帶小孩」等，但今日「抗中保台」之下，媒體輿論已逐漸統一口徑，已不若當年仍有兩造聲音互相對壘的情況。
至於「選擇題」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我們要怎麼「申論」它？站在人民主體立場，就一定要好好找出路。民進黨政府會一直透過上述「危機」節節進逼、壓縮人民主體空間。當一切被畫成「統獨問題」的時候，人民主體會喪失、退讓為「國族認同」的選擇題。就跟《自由中國》批評蔣介石以「反共」壓縮島內「民主」一樣，民進黨同樣在這樣做。這也是台灣民主空間不斷被壓縮的現實，1949年以來沒有改變，在人民主體問題上更加惡化，實際上人民沒有真正的「選擇」，這些選擇是被給定好的，製造解嚴後各種「民主」、「自由」、「人民可以選擇」的假象，但實際上是用「政治經濟危機」來取代，以「人民主體」和維持民進黨政權的「台灣意識」進行「交換」。但事實上，認同台灣、具有台灣意識，也並不代表必然要和民進黨政權產生任何關係，「國族認同」一直被綁在不同政權上，過去是中國民族主義和國民黨官方綁在一塊，現今是台灣民族主義和民進黨官方（以及親民進黨的基進黨）綁在一塊，人民在這樣的「交換」過程中，毫無主體可言。
陳柏維被罷免後，只是重新拉開藍綠對決的序幕。年底的公投案，已經成為輿論角力戰場。蔡英文以總統的身分，高喊「四個不同意」，包括反對藻礁「三接停建」、反對核四重啟、反對「反美豬」、反對公投綁大選，實際上和她所說的「公投沒有哪一個政黨輸贏的問題」、「不能讓國家未來被政黨利益綁架」，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說詞。就政黨政治本身而言，因為蔡英文仍是以「民進黨」身分參選勝出的總統，她的政治表態也勢必成為一股試圖整合民進黨內部意見的動員力量，加上公投不斷被兩黨塑造成藍綠對決，此說法難以為人所信服；再就人民主體立場來思考，蔡英文總統如果珍惜台灣的自由與民主成果，不應預設任何人民選擇同意或不同意的權利，「公投」作為人民參與政治決策的一種民主形式，是不得否認的。如果後設地看，蔡英文總統實際上根本否認了此次公投的「民主意義」、甚至一開始便預設了是「被政黨綁架的」（特別是預設了被民進黨的對手國民黨所綁架），彷彿公投毫無人民及民間團體的主體意志，從而否認公投具有「人民民主」展現的可能。
關於「選擇」與人民主體的一些思索
而關於「選擇」的問題，如何重新恢復人民主體的可能性，哲學層面或許提供了不同的思考空間。紀傑克（Slavoj Žižek）《神經質主體》一書，一開始從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與納粹之間的關係，以及海德格在這段期間對於「納粹─政治」的哲學思考開始討論。紀傑克討論「海德格為何選擇納粹」、「被選擇─選擇」之間的思辨上，他引用拉岡（Jacques Lacan）「被迫選擇」指出：
那個最原初的、讓決定得以產生的「排除」（也就是選擇），難道不意味著，在某種最根本的層次上，選擇根本就是被強迫的？──唯有當我做出正確的選擇，我才擁有選擇（的自由）。因此，在這個層次上，我們遭逢了一種弔詭的選擇，這種選擇與其後設選擇（meta-choice）是重疊的：我被告知自己必須自由選擇的東西……。這種層次的「被迫選擇」絕對不是「病態扭曲」（或政治上的「集權主義」）的跡象，因為它恰恰是精神病主體所缺少的：精神病主體的所作所為，是以為自己「從頭到尾」都擁有真正的選擇自由。[1]
同樣地，當我們被（藍綠政客）告知自己必須自由選擇的東西，我們的「選擇」與「後設選擇」面臨到邏輯上的矛盾困境，並且此困境是政黨政治「拋擲」給人民的選擇困境，它本身就是不是「自由」的，甚至過程本身就不是「民主」的，人民主體在這樣的框架下，便會一直深陷在這樣的弔詭「選擇」當中。那麼要怎麼擺脫「被決定」？紀傑克指出，脈絡都「總已」是被決定給回溯性地建立起來的，甚至像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謂的「革命作為重演」，革命唯有從一個投入於當前情境的行為者的立場出發，才會出現一種對於過去的適切看法，包括對統治者或失敗者的過去的挪用[2]。而此「行為者」如果用「人民」代換，此「未來革命主體」必須交還給人民，才有改變的契機。
至於「人民」的「共同體」如何成為可能？便是當代左翼必須重新思考的課題。最後引用一段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話來說：
人民的權力意味著不存在任何決定統治者位置和被統治者位置的資格。民主是一個自我取消的權力，因為它是那些沒有資格治理的人的權力。但是這個論點也可以被倒轉過來：假使存在著一種政治權力，它就必須和所有已經存在於家庭、部落、學校或工場之中、且為更廣大複雜的人類共同體形式提供模範的權力形式區分開來。而在這些資格之外所唯一存在的一個原則，就是關於無權者的一種特定權能的原則。「民主」因此或許可以指這個弔詭的權力，它必須被預設使得任何權力得以存在，即便所有國家權力的實踐都傾向於使其消失。[3]
洪席耶重新思考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以降關於「共同體」的政治哲學，重新思考「人民主體」的民主的可能性。古希臘時代「民主」是透過劃定誰具有／不具有公民資格，形塑出共同體。而在近代社會中，「民主是一個自我取消的權力，因為它是那些沒有資格治理的人的權力」，人民雖然被劃在「共同體」內，但作為「沒有資格治理的人」，「被選擇─選擇」總是被統治者所給定好的，「民主」不過是統治者賦予無權者最微小的權力。然而對洪席耶來說，它可以翻轉過來，重新塑造「無分之分」者的權力，並與統治者的權力區分開來。因此，在代議民主制度下決定好的「被選擇─選擇」之外，或許重新站穩人民主體的位置，才能改變當前台灣泛政治化的社會氛圍，以及減少廉價、激情的自由民主口號，也才能遏止台灣不斷邁向政黨甚至國際政治所製造的危機。反之，人民如果不相信自己有所力量，如果重新回到過去自由邏輯中的「被選擇─選擇」的弔詭情境，那麼一切終將無法改變。
註解：
[1] 紀傑克（Slavoj Žižek），萬毓澤譯，《神經質主體》，台北：桂冠，2004年，頁25。
[2] 紀傑克（Slavoj Žižek），萬毓澤譯，《神經質主體》，台北：桂冠，2004年，頁25-27。
[3] 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楊成瀚、關秀惠譯，〈政治、民主與當前〉，《感性配享：美學與政治》，台北：商周，2021年10月，頁141-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