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NGOCN，感謝短波實驗授權轉載）
【編按】職災（工傷）抗爭是近年來韓國勞工運動的重要主題。要對抗像三星這樣的跨國壟斷企業，是十分不容易的事。透過SHARPs（韓國「半導體勞動者健康與人權守護聯盟」）行動者的分享，我們看到韓國的工傷受害者、市民團體、學者和民眾歷經十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最終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短波實驗（Asian Waves）是一個摸索前行的新計劃，嘗試打造開放的線上合作空間，分享與記錄亞洲各地的公共經驗與當代情緒。今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短波實驗邀請在韓國的一線行動者和學者，向中國的聽眾分享了韓國工傷抗爭歷程，三星集團白血病工人的集體工傷訴訟運動，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人權爭議。講者之一的崔圭鎮教授報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一間市值近百兆的物流公司如何隱瞞疫情、不負責任地剝削工人，最終導致集體感染和死亡病例的事實，也引起我們反思疫情期間國內物流工人是否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卻得不到重視？
在台灣，因為疫情爆發，長期醫療市場化而精簡的醫護人力，更在此時捉襟見拙，第一線的醫護人員紛紛出現過勞。同時間，民眾大量透過網購與外送平台訂購生活用品與解決三餐飲食問題，物流業的司機、外賣員也因應激增的訂單而拉長工作時間，幾乎不得休息。即便政府開放紓困方案，不少斜槓到處兼職的打工族（例如許多藝文工作者），除了收入銳減受到影響，往往也因為兼職的狀態難以符合政府紓困的補助條件而無法得到實質的支持，第一線服務業從業人員更陷入困境中。在台工廠染疫的移工更暴露出台灣長期對於移工惡劣的勞動與生活環境的漠視。透過韓國行動者們的分享，他們強調不斷強調「團結／連帶」（solidarity），只有當我們團結起來，才有可能「在沒有路的地方，開創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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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聽眾對韓國的經驗有更多了解的興趣，歡迎聯絡SHARPs：Sharps@hanmai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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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記錄
講座時間｜2021年5月2日
講者簡介
李鍾蘭Lee Jong-ran，韓國「半導體勞動者健康與人權守護聯盟」（SHARPs）全職行動者。負責電子產業勞工的職業病相關諮商，努力讓生病的工人獲得工傷認定取得補償以治療疾病。另外也進行各種讓勞工能健康地工作的活動。
權寧玉恩Quan Ning-eun，韓國「半導體勞動者健康與人權守護聯盟」（SHARPs）全職行動者。原本在人權團體工作，2013年起加入SHARPs。關注國際連帶活動，女性勞工健康問題，SHARPs活動紀錄及整理等活動。
崔圭鎮Choi Kyu Jin，醫科大學畢業後，沒有成為在診間看病的醫師，而是進入研究所攻讀人文醫學。現為韓國仁荷大學醫學教育及醫療人文學科的副教授。對疾病-人-社會，以及在其之間的醫療人員特別感興趣。
王雅芳Kat Wang，韓國仁荷大學醫療教育及醫療人文博士班學生。在業界工作7年多，因緣際會之下和韓國工運及馬克思主義相遇。經營臉書專頁「凱特王左眼看世界」，希望能將韓國珍貴的社會運動經驗傳達給更多人們。
講座翻譯｜王雅芳、鬆鬆、小涵
講座整理｜Alex、三牛奶、makgeoli、GIS殺手
李鍾蘭：三星半導體白血病工傷認定抗爭
大家好，我是在「守護半導體勞工的健康和人權」（SHARPs）工作的李鍾蘭，很高興在這麼有意義的時間分享我們的抗爭。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三星半導體工廠工作之後罹患白血病或癌症等疾病的勞工，以政府以及企業為對像做抗爭，最後獲得工傷認定的過程。
在沒有路的地方，經過2007-2018年這漫長的十年，我們和職業病受害者團結在一起，開創這條道路。
2007年3月6日，在三星半導體工廠工作不過一年多兩年時間的黃宥美就以罹患白血病而去世，她當時才23歲。她的父母是計程車司機，她在計程車後座從醫院回家的路上過世。她的父親黃尚基和女兒就做了一個約定：「我一定會幫你出這一口怨氣，幫你完成工傷認定。」
黃宥美在無塵室裡工作，作業員都穿著無塵服，但這件無塵服並不是為了保護勞工，而是為了防止產品不受灰塵污染；他們戴上口罩也是為了要保護產品。黃宥美的工作就是將晶圓片（Wafer）放進裝有化學物質的水槽，不斷地取出和放入。和黃宥美兩人一組一起工作的作業員也因罹患白血病而去世。也就是說，在同一工作地點的兩名工作人員都因罹患白血病而死亡。
她的父親要求三星對於女兒的白血病依照工傷處理。但是，三星的高層以「你贏得過這麼大的公司嗎？如果可以贏的話，你就試試看」為由，拒絕依照工傷處理。三星的管理者跟她的父親說：「如果你寫辭職書的話，我就給你四千萬住院費，在白紙上簽字吧。」當時他們需要錢治病，不得已就簽字了。但是三星卻違背自己的約定，到宥美住院的地方，提出給他們五百萬（約兩個月的薪水）以了結此事。父親黃尚基醒悟了，他認為三星這個滿口謊言的企業在隱蔽工傷問題，所以他決定要和三星抗爭。
剛開始，父親黃尚基去拜訪很多政黨和媒體，希望他們能報導這件事，但大家都不敢觸碰三星的議題，不敢幫助他。在奔波數月後，他找到了19個人權團體、NGO、勞動安全保健團體，以及工會和政黨等。在2007年11月成立了調查委員會，即現在的SHARPs。這張照片拍攝於當初黃宥美當初工作的三星半導體器興工廠前面，當時在那裡召開了SHARPs大會，要求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和認定工傷。
3月6日是黃宥美的忌日，所以每年3月6日SHARPs都會舉行電子產業工傷死亡勞工的追悼會。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張照片拍攝於2008年追悼大會，當時是第一次在三星本部大樓前舉行追悼會，讓社會知道有這件事情。當時抗爭的口號是「不要再有任何人被犧牲，為還活著的人抗爭」。
為了要找到更多的受害者，SHARPs在網絡上開了一個可以讓大家檢舉的窗口，沒想到很多都都來檢舉「我們也是受害者」。這些受害者共同的特徵是，他們都是需要用到手動勞化（注：用手接觸化學物質）的第1～3條生產線上工作的人，而且他們都罹患白血病。實際上的受害者一定比浮出水面的更多。
三星半導體工廠不只是在半導體晶圓的生產線上出現白血病案例，在最後組裝的生產線也有相似的白血病案例。三星半導體溫陽工廠工人朴智英，在2007年被診斷出白血病，她向SHARPs檢舉稱自己也是受害者，最後在2010年過世。三星不斷以提供大筆治療費為由勸阻受害者申請工傷，不斷懷柔勸誘。三星跟受害者說，「不要再跟SHARPs聯絡了，換了手機號碼吧，如果你不再跟SHAPRS聯絡，我們會給你一大筆治療費，還會幫你修房子。」但最後朴智英決定跟SHARPs一起申請工傷。
2008年4月28日是很重要的一天，SHARPs第一次向勤勞福祉公團（注：即韓國審定工傷的政府單位）集體申請工傷。第一次申請包括4名三星半導體白血病受害者以及一名淋巴癌（血癌）受害者，共五名集體申請。這是歷史上第一次要求政府正式承認白血病是工傷的舉動。從2008年到2021年為止，通過SHARPs申請白血病、腦瘤、癌症、自體免疫疾病等電子產業工傷者有156名，其中有70名已經獲得工傷認定。不僅是白血病，還有乳癌、女性的卵巢癌以及罕見疾病等。
接下來我要講一下政府的反應。黃宥美的父親黃尚基向勤勞福祉公團申請流行病學調查，政府便針對黃宥美一個人的工作場所進行調查，但沒有發現會引發白血病的有毒化學物質。不過，因為一起同組工作的兩人均罹患白血病，所以他們保留判定結果，宣布要花費1年的時間來進行集體流行病學調查。2008年底，政府公佈集體流行病學調查結果，發現和一般人相比，半導體勞工罹患白血病的風險高1.3倍。但這個數字在統計上沒有意義，屬於模糊不清的結果。當時調查的結果非常不明確，工傷也因此沒有得到認定，三星更是以此大做文章，宣稱根本不是他們的問題。當時SHAPRs抗議稱，一年的時間太短，需要做更長期的追踪調查，所以政府決定用10年的時間重新做一次追踪調查。
2019年，政府公佈了10年的調查結果，追踪1997-2015的狀況，確認半導體勞工罹患血癌、胃癌、乳癌、腎臟癌及罕見疾病等概率和死亡的風險都比一般人高，即在半導體工作環境中很可能罹患血癌。為什麼抗爭之路走了這麼久，正是因為2008年公佈的調查結果太模糊不清，所以才又多花了10年。
「我希望不要再出現下一個受害者，也希望接下來我能不擔心住院費和生活費地活下去，為此，勤勞福祉公團理該認定(我的疾病為)工傷。」
以上是我們剛剛所提及的溫陽組裝工廠的勞工朴智英，在勤勞福祉公團判定會議上最後說的話。但她最後並沒有獲得工傷認定。
在2009年，腦瘤的受害者也申請了工傷認定。這位勞工韓蕙敬6年間在三星LCD工廠接觸高溫焊錫和化學物質，最後被檢查出腦瘤。韓蕙敬小姐在進行切除腦瘤的手術後成為了身心障礙者，但她依舊堅強生存，也是最積極跟我們一起抗爭的一名受害者。她的申請工傷認定之路也走了10年，7次敗訴後都沒有放棄，堅持上訴。
剛剛我們有提到，集體工傷申請都被拒絕，所以在2010年1月時SHARPs跟6名受害者決定把勤勞福祉公團告上法庭，對其不作為進行行政訴訟。
朴智英在2010年3月，年僅23歲時過世。她在向勤勞福祉公團做最後的陳述時依舊非常鏗鏘有力，她因病重過世後SHAPRs在她的葬禮上抗議三星，要求三星承認工傷時，警察拿著槍包圍抗爭者們（講者回想起當時的狀況而落淚）當時我們在三星的工廠前抗議三星否認工傷，最後我們均被警察逮捕了。警察跟三星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三星知道SHARPs跟受害者開始向公眾宣傳時，立刻找了一個可以為他們背書的專家。他們找了一個名叫Environ的安全保健顧問公司重新做調查。一年之後，三星透過Environ發表調查結果，聲稱三星跟白血病完全沒有關係；但調查過程沒有受害者的參與，也沒有公開調查的數據，所以SHARPs認為這樣透過Environ來否認白血病的發生只是在玩弄輿論而已。Environ做的調查，跟後來首爾大學及政府找到有致癌物質的調查結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調查後發現，Environ是一家有名的專為企業和資方背書的傀儡公司。
在聲討三星隱匿工傷的證言大會上，受害者紛紛痛哭。他們的內心非常掙扎，因為三星一直以提供資金為由勸阻他們申請工傷，而他們都是沒有錢的人，非常需要錢的情況下也希望得到工傷認定；所以面對三星的這種伎倆時，他們無法承受、內心非常掙扎，所以召開了證言大會。
當時SHARPs和受害者都會去三星工廠前抗議，三星都會出動大巴封鎖工廠出入口，並派出彪形大漢加以阻擋。三星工廠為此調動勞工的上班時間，讓他們看不到受害者團體舉牌抗議。
2009年，首爾大學產學協力團發布一份《三星半導體工廠危險性評估報告書》，有市民團體接獲這份報告書後召開記者會。這份報告書的主要內容是：發現三星電子單是一條生產線就使用了超過百種的化學物質，但完全沒有管理履歷；協力團任意蒐集的六個三星半導體感光劑材料上都檢測出苯（誘發白血病的致癌物質）。
剛剛我們提到SHARPs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經過一年多的時候，黃宥美和李淑英兩位勞工的白血病獲得認定為工傷。雖然當時5名勞工中有3名因證據不足而無法得到認證，但從整體來看我們依然認為這是一個勝利。
勤勞福祉公團在法院判決出台後跟三星一起提出上訴，三星白血病勞工受害者去抗議要求不要上訴。結果勤勞福祉公團還是決定要上訴，所以他們又在法院訴訟上花了三年。
在抗議訴訟的艱難過程中，患病的工人不斷去世。2012年這一年，每兩個月就有一為女工死亡，她們罹患卵巢癌、乳癌、腦癌或血癌等疾病。三星半導體工廠裡有很多的女工，因為化學品而嚴重受害。
因為SHARPs希望有更多的社會成員來參與這場抗爭，所以他們跟受害者在街頭上舉辦各種情願、聯署運動，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抗爭。
2013年，他們行政訴訟第一審勝訴後，三星害怕受害者最後真的被認定工傷，私下聯繫SHARPs表示願意對話。SHARPs表明不會放棄法律訴訟，但也可以在法院之外跟三星商討。
2014年，有兩部相關電影或紀錄片上映。電影《貪婪帝國》講述三星勞工職業病相關問題，在港台等地都有上映。電影《另一個約定》則是以主角黃尚基和女兒黃宥美的故事為原型，當時總共有50萬人觀影人次，對SHARPs的抗爭起了非常大的正面作用。
剛剛提到，因為勤勞福祉公團不服上訴，他們又多花了三年的時間,在2014年8月，高等法院終於判決黃宥美和李淑英兩名勞工者的工傷認定。
在這個對話的過程中，三星不停地在SHARPs和受害者中挑撥離間，最後SHARPs、三星和另外一名受害者變成三方協商。雖然SHARPs跟受害者因為三星的挑撥離間，一度無法共同行動，但最後經過很多的努力，三方還是在2015年1月開始協商。
雖然三星跟他們說要坐下來協商，但最後提出的協商方案卻不被三星接受、履行。三星單方面組成補償委員會，而SHARPs跟受害者提出的是更大範圍的補償，所以三方談不攏。2015年，SHARPs決定在三星瑞草大樓前展開無限期的露宿抗爭。
SHAPRs的三大訴求是：三星誠心道歉、全面補償（不排斥任何人），並製定預防再度發生的對策。
SHARPs在三星大樓前露宿抗爭，擺放所有過世勞工者的照片。2015年，我們發布「無塵服宣言」：「75名的世界消失，221名受著苦痛。三星，請記住我們的生命和苦痛。」
2016年，韓國爆發反朴槿惠運動（燭光革命）。倒樸運動期間，最大的議題是樸與三星財閥之間的官商勾結，交易數字堪稱天文數字。所以當時大家要求朴槿惠下台，並逮捕三星副會長李在鎔。當年11月，SHARPs發表《時局宣言文》：「朴槿惠-崔順實-三星財閥的數百億官商勾結是數百名在三星工作、生病死去的勞工的血淚！朴槿惠下台！」
（圖片由SHARPs提供）
但是三星一直把我們拒之門外。
2017年，最高法院出台《三星電子多發性硬化症（罕見疾病）工傷認定判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過去，工傷舉證的責任在工人身上，而現在舉證責任在企業一方。如果企業拒絕合作，或相關行政單位拒絕調查，法院必須考慮以有利於勞工的間接事實判斷工傷因果關係。
2018年7月，歷經數年抗爭後，在三星大樓前露宿超過一千天，SHARPs和受害者終於爭取到三星提出的三個方案：代表理事公開道歉、補償受害者、制定預防對策。
我們靠著團結連帶的力量走到了這一步。
權寧玉恩：與中國電子產業抗爭交流活動
我聽說今天來聽演講的大多是中國的學生，我會以中國電子產業工傷抗爭者與SHARPs的交流為主軸進行介紹。
剛剛李鍾蘭也有介紹黃宥美的工傷認定抗爭。為了準備這個抗爭，我們參考了美國IBM工廠以及其他工廠的先例，發現半導體生產基地由美國移到東亞後，職業病發病案例隨之在東亞出現。
半導體電子產業很難找出有毒物質的直接證據，再加上工人的經濟和健康上的理由，企業的懷柔壓迫等因素，這是一個單憑個人很難進行抗爭的事情，需要多方集體行動。所以我們SHARPs的活動是以受害者為中心，加上行動者、專家、市民、勞工以及地區的居民一起展開的職業病抗爭。
我加入SHARPs時，最初的國際交流團結活動的對像是中國女性勞工權益倡導者。雖然我們有語言和地區上的差異，但在交流的過程中都體驗到國際交流的必要性，能引發高度的共感。
中國的人權行動者曾經到三星總部這邊支援我們的抗爭。2019年，「亞洲工傷環境災害受害者連線」（ANROVE）舉行。特別是可惜的是，當時，中國的朋友有請我們召開一個保健教育課程，分享申請工傷認定的經驗，但是因為簽證的問題無法成行。
我們和中國行動者的交流主要是在言論比較自由的香港進行，也曾在美國、瑞士和巴黎進行過交流。2016年我們去瑞士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做一個無塵服的行為藝術展演。在這個活動上，我們介紹了韓國、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電子產業職業病案例。當時，聯合國也裁決了特別報告書。我們透過那一次的經歷，認識到中國的電子產業職業病受害狀況到底有多深。其實，相關的信息連當地的研究者或行動者都很難了解。
2017年，我們在三星總部大樓露宿抗爭時，有中國女性主義行動者到我們的露宿抗爭現場，她們為了保護自身安全不能拍照、也不能公開發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國女性主義行動者到我們抗爭現場有看到畫的布條上印有受害者名單，便詢問韓國電子產業中女性勞工所佔的比例。這一位行動者調查了韓國電子產業中女工的比例和現狀，回香港後也寫了一篇相關報導。那時候我們正在跟三星談賠償、補償、道歉和預防等議題，這些中國行動者的提問給了我們很多靈感和其他抗爭方式的可能性。
那時中國的行動者也告訴我們兩部有關中國電子產業工傷的紀錄片，發現原來在中國也有行動者這麼努力為工傷問題留下記錄，我們十分欽佩。
這兩部影片，其中一部是由台灣導演蕭立峻拍攝的《富士康：機器人夢遊症》（2017），講述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代工廠里工人的連環自殺事件。另一部是由Heather White和Jialing Zhang拍攝的紀錄片《Complicit》（2017），關於中國廣東電子加工廠裡因接觸致癌物質而罹患職業病的年輕工人的故事。
2017年，SHARPs舉辦了紀錄片《無塵室故事》的放映活動。這部紀錄片收錄了20多名在三星電子、SK Hynix、LG Display等高端電子企業工作並罹患白血病、腦瘤、罕見疾病等職業病的年輕勞工和其家人的珍貴證詞。
我們也了解到，在中國當地的三星工廠也出現了職業病問題，比如在三星LCD光學電子工作的工人罹患多發性硬化症。還有去中國工廠早期裝機時來回中國的韓國人在飛機上腦出血等案例。
雖說我們還沒有力量去直接處理這些在國外發生的問題，但我們希望SHARPs的經驗在世界或中國等地被知道後，可以成為如何做抗爭的學習對象。其實我們在跟三星協商時，看的不只是在韓國本地勞工問題；像是在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三星工廠工作的勞工無法獲得補償，也是我們關注的焦點。我們非常希望SHARPs在韓國爭取到最高法院的勝訴判據，以及補償、道歉、賠償這些事情，可以在其他地區被更多人知道，成為藉鑑的對象。
台灣的職業病認定抗爭團體、工傷協會、RCA（美國無線電公司在台灣的污染和工傷案件）與SHARPs曾進行交流。我們跟台灣這些團體的交流上溯至2008年，13年以來我們不斷在互相學習。特別是在2018年，我們跟三星達成協議，台灣RCA也在最高法院取得一部分勝利，我們對彼此的經驗很有興趣。我們交流也有具體成果，比如我們將台灣製作的、講工傷如何影響一個家庭中的小孩的兒童繪本《陪媽媽兜風》，從中文翻譯成了韓文；我們也翻譯了台灣最高法院關於RCA案件的判決文。台灣方面也對韓國的《重大災害企業處罰法》很有興趣，也做了一些連帶的活動。前幾天，在台灣。一千多名RCA受害者把一部分贏得的賠償金捐出來作為公益基金，供之後環境或工傷運動團體使用，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最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2020年以及2021年SHARPs將進行的一些活動和課題。SHARPs這邊持續收到很多受害者的檢舉，我們依然感受到想要把這些案例成功認證為工傷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我們發現工傷的保險制度依然有很多漏洞，即使獲得工傷認定後，問題仍層出不窮。我們另外的煩惱是，三星透過國會制定了可以保護三星的法案《改善修正產業技術保護法》。這個法案要求國會不能公開企業機密，實際上侵害了職工的知情權，這也是我們煩惱如何處理的部分。
到目前為止，SHARPs關注的還是三星這種比較大型的工廠，接下來我們在思考一些外包或小型工廠的相關勞工問題。我們另外一個課題則是跟女性相關，比如流產、不孕、後代受到毒素影響而罹患先天性疾病等勞工第二代的職業病問題。
SHARPs今年的工作重點在於改善工傷保險制度、確認勞工知情權、半導體產業第一代及第二代（即勞工後代）的職業病認證的抗爭，以及剛剛提到的小規模工廠相關的抗爭。因為今天的時間比較有限，沒有辦法一一詳細介紹，我們有一個網絡群組叫做「반올림카페」（https://cafe.daum.net/samsunglabor）有很多相關的資料，大家可以參考。
因為語言和地區的關係，中、韓、台想要做一個交流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事情，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依然很強，我們也有理由互相學習和交流。其實我們的活動能夠順利進行到現在，也歸功於韓國各界以及國際的團結連帶活動，就是因為有這樣的聯繫讓我們變得更加強大，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連帶的精神匯集成更加強大的力量。我今天的演講就是希望聽眾們可以思考一下連帶的精神是什麼，也可以跟我們一起進行活動。
崔圭鎮：透過新冠肺炎集體感染來看新冠肺炎和勞工人權
今天我的發表是以《coupang集體感染，富川物流中心勞工人權實況調查報告書》為基礎，向大家介紹coupang企業的新冠肺炎集體感染案例，以及政府和企業的應對。我以諮詢委員的身分參與「新冠肺炎醫療空白人權實況調查團」，直接和coupang的勞工做深層訪談。今天所講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基於我們的訪談。
coupang是韓國最大的物流業者，今年該企業在美國上市，利益高達90兆韓元。它成功的秘密只有一個，就是壓榨勞工。今年，coupang也到中國開業，我預想今後在中國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圖片由崔圭鎮教授提供）
1. 資方事前防疫措施漏洞百出
產業安全保健法第5條規定「事業主（老闆）需維持增進勞工的安全和健康，並遵守國家規定的工傷預防政策」。再者，coupang發生集體感染時剛好是2020年5月，那時首都圈擴散情況最為嚴重，連僱用勞動部都強調「職場須遵守的五種社會安全距離」，包括：1.活用各種工作方式以保持安全的社會距離。2.除非必須否則請將團體行動延期。3.每天監看職員的健康狀態，如有發燒請立刻處理。4.徹底管理個人衛生，使用區內餐內時須小心。5.改善環境減少辦公室的密集度，職員之間保持1m以上的距離。
但是，coupang並沒有遵守政府規定的防疫措施。工人在排隊領餐時，沒有遵守保持1米以上距離的規定。我們去調查的富川物流中心主要在處理冷藏食品，是一個不通風的密閉環境；即使是5月，也要穿防寒服和厚重的鞋子。但是這些衣服和鞋子竟然是工人共用的。在來回交通車、電梯、餐廳和更衣室等地方，工人完全沒有保持安全距離。這樣的勞動條件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實際上，在共用防寒衣和手套上檢測到了新冠肺炎病毒。
實際的工作過程導致即使勞工個人徹底注意防疫但仍無法預防感染。中階管理者無佩戴口罩到處走，不斷督促工人提高勞動強度。在採訪時，工人說：「連一秒都不能浪費。要不斷地包裝、出貨。」因此勞工往返各作業台，忙到連將因汗水滑落的口罩拉上來的時間都沒有。
我尤其註意到，工人不是只在固定的位置工作，而是隨著貨物的流動，不斷移動工作空間進行操作，而且需要脫下手套使用不同地方的電腦輸入物流資料，這增加了管理難度和感染風險。勞工連保護自身最後的方法——口罩和手套都無法好好使用。以保健醫療的角度來看，沒有集體感染新冠肺炎反而奇怪。
一位工人受訪時說，他知道coupang完全沒有做好防疫措施，所以他不坐交通車，而是開車上下班，完全避開人潮密集處，例如餐廳、電梯、更衣室和廁所，也準備自己個人用的防寒服裝和手套，但仍感染新冠肺炎。他比醫療人員更徹底地進行個人防疫，卻仍然感染新冠肺炎。這凸顯出coupang公司疏於防疫的責任。
2. 公司在集體感染發生後無完善處理
2020年5月23日，一名coupang勞工確診。Coupang在24日收到富川市保健所的正式通知，但沒有告訴勞工，也無採取關閉物流中心、送員工去檢測等緊急處置。coupang對媒體說謊，甚至開了一個新聞室發布聲明：「coupang於5月24日接獲富川市保健所通知，富川神仙物流中心的員工中有人確診之後，告知環境監督層級以上的負責人及富川神仙物流中心的全部勞工。有人說coupang在23日已經知道狀況但卻隱瞞的主張完全非事實。」（coupang newsroom，6月18日）
在富川中心工作結果罹患新冠肺炎的A回想，5月24日那天，公司讓他們去別的地方排隊。當場有幾位被叫到名字然後被送回家。這表示，coupang知道富川中心有感染者，但是當天未向A和其同事說明理由。工人們仍在密集地排隊、工作，A記得他當天還加班2個小時。5月25日A照常上班。但工作到一半物流量卻突然停止了。這是他工作以來第一次遇到的事。不久後，coupang把勞工叫到休息室，說要關閉中心。A和同事那時才知道coupang有出現新冠肺炎感染者。也就是說，coupang在獲知新冠肺炎感染者消息一天之後才告訴勞工這個事實。25日，新增2名確診者，coupang才在傍晚決定要關閉物流中心。
Coupang說在24日有採取揀選密集接觸者並予以自家隔離，但27日的全數調查發現，大部分確診的勞工的活動工作空間和公用空間都重複，卻沒有被分類為密集接觸者。
3. coupang勞工的身心受害
結果，coupang富川神仙中心的感染者數總共152名，其中coupang勞工84名, 追加傳播68名，可謂災難性狀況。追加傳播的感染者中有很多是勞工的家人和朋友。coupang漏洞百出的防疫措施不只威脅勞工，還有他們珍愛的人的生命。
我訪問了一位女性勞工，她在25日上班感染病毒，她的丈夫和孩子也被感染，丈夫最後出現了腦死亡的症狀。這位勞工去coupang上班還不到一個月，她本來是想要減輕丈夫養家的經濟壓力，到coupang打工補貼家用，可是沒想到，她的丈夫卻因此變成了植物人。coupang如果在24日得知員工感染時立即關閉物流中心並告知員工，那這位女性就不會在25日仍去上班，結果被感染，這個悲劇本來不應該發生。
這樣的例子在我的訪談中不斷出現。新冠肺炎不僅造成身體的苦痛，感染新冠肺炎的勞工在隔離和治療的過程中感受到的恐懼和壓力使他們出現PTSD(外傷後壓力障礙)的症狀。特別是因為自身導致家人和友人感染時，那種精神受創之大不可言喻。一位coupang勞工因為經濟困頓，和家人一起借住在朋友家，朋友的母親因此被感染而去世。為了防止因為這樣的精神受害導致極端的狀況發生，今後社會需特別予以關注及保護。
韓國政府和企業對於被感染者的支援遠遠不夠。在韓國感染新冠肺炎的話，政府會資助醫療費和住院費；但核算檢測轉陰後，就會停止資助。剛剛提到的那位腦死亡的案例，他在兩週後核酸檢測轉陰，此後沉重的醫療支出都只能由患者自己負擔，狀況十分淒慘。
coupang不僅在對外宣傳上說謊，而且為了轉嫁企業的過失責任，還將23日確診員工的上一位傳染者，一位仁川補習班講師，告上法庭。
coupang集體感染爆發之後，只要有市民團體提出批評，coupang就會極力壓制媒體的負面報導。政治圈對此也漠不關心。直到coupang在美國紐約證券中心上市，看到新聞我才明白，原來coupang之所以不顧勞工的生命和健康，美化企業宣傳的原因都在於保住自己的市值。現在，許多市民團體和被感染的勞工，都團結起來對抗coupang，令coupang起訴那位仁川補習班講師的案子敗訴，並且需要支付生活安全支援金給自家隔離的勞工。目前coupang代表負責人金範石被以危險產業安全保健法的嫌疑告發。
對於coupang這樣不斷擴張的物流資本勢力，與之對抗的力量也要不斷擴大才行。我的發表到此為止，謝謝！
提問與回答
Q1：老師，您好，想了解一下coupang的勞動分工（노동분업）。從介紹的쿠팡的物流工作來看，有理貨（整理冷藏室），打單子，貼單子等等流程，想知道，這些工作是否可以像流水線工作一樣進行分割？這樣似乎可以減少工人的空間移動。另外想知道coupang資方對於勞動分工是如何考慮的。
崔圭鎮：coupang的外送人員不是正式員工，是外包企業所僱傭的非正式員工，他按照公司規定，他們無法進行流水線分工，而是需要自己完成您提到的所有工作流程。在韓國物流蓬勃發展、普遍僱傭非正式員工的情況下，非正式員工進行勞動抗爭十分困難
（Q2、Q3合併提問）
Q2：中國也有很多職業病的問題，比如塵肺病等。而且工傷鑑定和打官司也都困難重重，由於各種法律和媒體限制，他們只能長期在防治院或者老家呆著，很多人也在官司過程中病死。儘管有一些NGO或者法律組織支持少量生活費或者法律援助，但很難出現像韓國由職業病患者組成的組織，他們是長期孤獨無法發聲。在這種情況下不知道韓國的講者有什麼建議嗎?
Q3：在中國目前湧現了一大批工人運動，如深圳佳士工人運動，甚至有像全泰壹一樣為討回血汗錢自焚的外賣工作人員。但是罷工是不合憲的，我們也沒有維護勞工權益的獨立工會，並且在實踐中資本與公權力共謀的問題也不鮮見，一些為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工人，竟被官方冠以「惡意討薪「的名號。工人在這樣勢單力薄的情況下，該如何維護自身權益？
李鍾蘭：其實在2007、2008年SHARPs剛開始活動前，電子產業所誘發的職業病就已經在歐美發生了。仔細研究電子產業發展歷史時，不難發現原先在歐美進行的製程在出現問題後，逐漸將污染性嚴重且風險較高的產線移到亞洲來。隨著中國的電子產業迅速發展，SHARPs在活動過程中，也收到來自中國蘇州相關團體的聯絡，工廠的人們想了解SHARPs的經驗。但十年過去了，雖然不了解目前中國勞工運動詳細的情況，但肯定比韓國更困難。十年前就听說中國的職業病連在醫生那裡都難以得到診斷，那也就表示無法繼續爭取權利。醫生的看法是勞動判決中的重要依據，而韓國的情況是，三星也曾經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提供相關的資料。隨著鬥爭過程逐漸廣為人知，韓國媒體報導、社會的壓力也發揮了很大的影響，而在中國進行這些鬥爭是更加困難的。韓國的鬥爭也持續了十年，才達到這樣的結果。所以希望中國的勞動者們不要放棄，繼續堅持，並且我們還需要在各大企業慢慢將產業移往東南亞地區前，阻止這樣的問題持續發生，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我認為國際各國團體與人民間的連帶（團結）很重要。
Q4：請問韓國工傷維權在右翼政府時期（李明博、朴槿惠）和在左翼政府時期（盧武鉉、文在寅）時期有沒有區別？左翼政府有沒有更重視對於勞工權利的保護？
李鍾蘭：在李明博和朴槿惠當政時期，勞動福祉團體的任何現場活動都會被持槍威嚇的警察阻擋。盧武鉉、文在寅執政時期，雖然少了警察，可能會有更多和平對話的機會。但問題在於，總統聽了這些勞動者的心聲後，是否會在立法、政策中反映？我對此沒有那麼樂觀。由於即使是燭光革命之後，朴槿惠下台，文在寅上台，我們仍然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還需繼續努力。
Q5：曾跟過某地的安全檢查，老闆／管理層普遍將安全隱患歸咎於工人的安全意識不足，但對花費成本及時更換隱患設備頗有抵觸，檢查方考慮到企業稅收貢獻和以GDP考核為基準的業績等因素，往往不會採取嚴格措施。考慮到GDP核算在全球新自由主義轉向後的強大影響，我想了解韓國勞工團體在抗爭中是如何處理這種「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和輿論阻力的？
李鍾蘭：以前韓國也會有這樣的敘述：將安全隱患歸咎於工人的安全意識不足。但現在有了很大的變化，大部分人認為，勞工的安全應該由企業來負起責任。我們持續推動的《重大災害處罰法》，在勞工團體、受害者家屬和國民的共同努力下，於2021年1月通過了。這是改變的契機。
權寧玉恩：但非常可惜的是，在半導體產業，公司仍舊常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提供資料，而政府為了增加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比較站在企業一方，使勞工們爭取權益的路上遇到阻力。這方面的抗爭需要仰賴市民團體的努力。但目前的社會氛圍下，市民團體的聲量也是不太夠的。
總結發言
崔圭鎮：在韓國，工傷運動歷史發展得很久了，從1987年開始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在這幾十年裡，韓國的政治制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全斗煥獨裁政權期間，儘管勞工的處境十分艱難，但還是有人會無法忍受而站出來。例如1988年，一位水銀中毒的15歲少年文松勉死亡後，有醫師團體和勞動團體站出來為他說話。還有源進株式會社的工傷事件，也催生了社會抗爭。
最重要的是互相協力的社會氣氛，以及法律的推動。2010年左右正是三星公司高速發展的時期，《重大災害處罰法》這部法律的通過是不能想像的。當時，「韓國沒有三星就活不下去」的想法十分普遍。在SHARPs等團體的持續推動下，氣氛有了明顯的改善。最近三星副會長李在鎔被判入獄。這在以前是無法想像的。
我們很希望中國的問題也能盡快改善，雖然很不容易，但總是要有人提起這些問題，大家一起參與，我們相信一定會有轉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