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紀念韓國「光州事件」】光州，母親之河

【編按】5月18日是韓國「五．一八光州事件」爆發41周年，本文作者鍾喬老師回憶起與韓國友人參觀南北軍事分界線、祭拜光州民主受難墓園、支持光州畫家藝術創作的種種，發現南韓與台灣共享著「白色恐怖」政治迫害的斑斑血痕，並指出當代韓國在數次民主化運動中已然衝決「親美」的桎梏，而台灣依舊延宕於國族主義所虛構的悲情符號之中。面對這樣的現狀，鍾喬老師創作《子夜天使》等「民眾戲劇」，引入在「光州事件」中犧牲的年輕詩人金南柱的詩歌，將台灣與光州並置為冷戰／戒嚴結構下，第三世界被犧牲體系的重要一環，以期穿透長期籠罩東亞的反共冷戰陰雲。在商業化市場化無孔不入的今天，「光州」既是一條拖曳自歷史巷道深處揮之不去的「影子」，也是溫暖鮮活引導人民走向未來的「母親」，如何將過去的苦難記憶和當下的複雜現實納為生命共同體，是東亞左翼同志不能忽視的責任。本文刊於保馬，感謝鍾喬老師授權轉載。

五月，是記憶中殘酷的時日。1980年5月18日，韓國光州發生舉世撼動的光州事件。幾些年前，出身光州運動的光州壁畫家洪成潭完成此一紀念光州事件的畫作《世越號五月》，卻被當時總統卜瑾惠下令禁止，並遭驅出光州雙年展。後來，首展於台南成功大學，由台文系鍾秀梅教授促成全球首展，堪稱東亞與全球左翼文化行動盛事。

我有一詩，紀念光州事件。如下：

光州，難以墜落的記憶
現在，書頁在日午酷熱的陋室裡，
依自身輕薄的重量，找尋夏天…
從島嶼南方吹來的一陣孤寂之風。
書頁中，有人起身，以他素樸的肩膀，
凝煉的眼神，以及夾雜著殖民時期混音的
話語，對我訴說一埸肅殺。

天亮之前，記憶隨著乾涸的血逐漸蒸發；
微明中，時間藉由一雙萎弱而纏滿藤蔓之手，
緩緩拉開一扇窗。朝向一座城市：
置身窗外的我，顫栗的身體，
傾斜的目光，還有彷如歷經世紀之久
依舊激切的情緒。

於是，我目睹：
幾何造型的光與影，在公共建築的
樓舍間，如春天難以設防的利刃，
瞬時間，切割過一具具堆棧起來的
屍身。

光州，1980…空降師
戒嚴的子彈；市民身體上剝不落的血衣；
穿越噤默夜空的學生革命的吶喊；還有，
這個日午，走過殉難者墓碑前，那些乾涸的鮮花；
那些殷切的士兵；那些已然側身世紀之外，卻又
始終不忘回返的魂。難測的屍骨之溫，
在我靈魂深處的旅站徘徊；
轉身，才發現，
我仍然身處時間的窗外，亞洲的窗外，
無法不去面對的，卻一直隨波逐流的
冷戰的窗外。

一

車行，沿著凍冷的高速道路。窗外，奔急的江水，在蜿蜒的山脈和忽隱忽現的日光間，沿著一道邊界流淌著。「有沒有……那鐵絲網……穿過……就是分界線……」韓國民眾戲劇的年輕朋友，用一慣不順暢的英語，和我比手劃腳，拉著嗓門大聲說著。車窗外的景像，稍縱即逝，我一時也分辨不出，他手指的遠方：哪裡是鐵絲網？哪裡又是蔓草橫生的冬日荒丘。

手裡握著稱作是Kimbak的韓式壽司。上車時，就听說，這是很民間的隨身食物，不可與習知的日本「壽司」相提並論。我心裡頭明白著，就更用心吃著，倒也不是為了要吃出什麼民族的、民眾的「反帝」情感來，只當真感覺海苔緊裹著白飯的結實，的確和稱作「壽司」的日式精緻美食，有著極為不同的口感。

「好吃嗎？習慣嗎？」年輕朋友溢開了一抹亟待著肯定式答案的笑容來！「我們就快到了！」

「嗯…嗯…」我點頭笑著回應他的熱情時，心裡卻不免疑惑地嘀咕，「這麼快嗎？」

南北軍事分界線全長241公里，共有1291個黃色的界標。向著韓國方向的上面用英語和韓語書寫；而向朝鮮一面的則用朝鮮語和中文書寫。根據規定，軍事分界線兩邊各2000米為非軍事區，以避免雙方發生摩擦。

儘管，這麼許多年來，在討論東亞冷戰的文論中，似乎耳熟能詳地閱讀著相關於南、北韓分界的38度線。卻在身體置入時，一時難以想像，兩韓對峙的分界區，竟就在距首爾十分不遠的此處。

一行人抵達。分界區就近在腳底。冬日里，瑟縮著身子，我們得換車，才能進到警戒區。就在這時，我一下了車，便發現，不遠處有一賣飲品、紀念品和供應餐飲的平面建築，像是熟悉的觀光旅遊聚點上的景象；另一側的小丘上，一座古老亭台，掛著一隻和平鍾似的藝術成品，工整的書法，予人典雅而素淨的聯想。往前，我們步行來到己經被封禁的一道老鐵軌的分界鐵網上；寒風中，吊掛著盡是期待民族統一的抗爭頭巾。不免聯想，必定是從許許多多社會運動場合遺留下來，而今，攀落於時間殘痕上的、激切而悲忿的吶喊吧！

在廣場上停留，看著同行的伙伴邊拍照，便有些異樣的感覺，在心頭起伏著。點了根煙，四處張望，就不知怎地聯想起兩年前的五月，初初踏進光州民主受難墓園時的那一瞬間。沒記錯的話，「民主受難墓園」是2002年，於光州近郊豎立起來的紀念園區。偌大的廣場上，有一高聳及雲天的紀念碑。碑形由兩片滑向天際的、像似雲彩般的大手，護著一顆象徵生之希望的石卵。

韓民族在民眾的反帝、反獨裁鬥爭中，辛苦爭取來的民主果實，誠然可以在這紀念碑石的仰天姿勢中，找到人們對因抗爭而受難的革命者的崇高尊重。

當我在碑前的壇上默哀，表達一己無比渺小的景仰和欽佩之情時，心中卻又不免同時想著，那些時日前後，不斷在韓國每日電視新聞和報刊上聽閱到的、相關於政府打算挹注龐大資金，讓光州成為全韓最具指標性的觀光文化城市的訊息。

在市場取向的社會環境中，藉由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有別於庸俗化、低劣性的綜藝電視影像或情色產品，自來已不是一件那麼令人大驚小怪的事。然而，無論在光州或38度線的分界區，卻再怎麼說，都會朝著那被視作景點的觀光建築、碑石、園區，感到一種發自內心的憂慮或說煩惱吧！

憂慮或煩惱，也不須要什麼理論背景的深入分析。簡單說，就像「韓流」成為一種價值傾向的趨勢時，我們總不免耽心商品化帶來的巨潮，會不會不著痕跡地就吞沒了人們對於苦難記憶的真實感，又或說，只一味在潮流中跟著包裝美好的趨向，消失在一波波經過安排的輕鬆回憶感之中呢！

如此一來，我們是不是進入了一直沒有在東亞地區被徹底實現的「後冷戰」時期的問題意識了呢？我的提問是：固然，值得關注的是，冷戰高峰時期，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單邊霸權，隨著東亞區域的經濟整合，而漸次失去全盤掌控的情勢；然而，南、北韓分裂以及台海兩岸對立局面的緊張，卻未曾稍稍鬆解。「冷戰」似乎仍存在於東亞這塊高度政治性的地域。

與此同時，由於中國大陸開放改革所帶來的亞洲經濟統合，一方面固然削弱了美、日新殖民主義在冷戰高峰時期的駕馭力量；全球化風潮下的市場邏輯，卻也形成另一股以資本為前導的價值觀，不時在侵吞著人們對於追求一種更普遍性平等的想像。

當「民主」以市場化的包裝，讓富者愈富、有權力者獲致更大的支配權時，歷經戰後數十年，發生於東亞地區人民抗爭上的記憶，是否將在觀光文化的潮流中，失去了記憶做為一面鏡子，得以召喚當代反省的能量呢？

二

理論令人煩惱。我對「冷戰」之於民眾文化的思省，較大多數來自文學與劇場創作的體驗。

像我這樣，上個世紀五零年代中期（1956）出生於台灣的人而言，對於「冷戰」的實質認識，一般說來，都是相當遲晚的。

這大體也述說了「冷戰」推衍下的反共意識型態，經由美帝國在二戰後扶植日本做為垂直分工的資本體系，如何進一步在環太平洋區域支持戒嚴體制，以達成「親美反共」政策的事實。

在我求學的多數階段裡，「冷戰」不是該被提出來討論的問題。因為，美式「自由」、「民主」的價值早已是生活學習中的一道常軌。

這道常軌，沿著對「現代化」無比憧憬的光景延伸而去，竟而也「接軌」到對日本殖民統治帶來文明規範的「景像」中。當然，不難想像，這一切都是以共產主義中國做為想像中的敵人，必也視之為「獨裁」、「落伍」、「極權」而加以韃伐的後果。

就在我出生之前的1950年，海峽上空的「冷戰」風雲，襲捲著剛歷經內戰、二戰及「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民，因著韓戰爆發，中共部隊越鴨綠江支持北朝鮮，東亞情勢一夕丕變，美國立即出動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並以單面草擬「舊金山和約」的謀略，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國際言說，意圖藉此阻止共軍渡台。

兩岸分裂情勢，一旦在美帝國的軍事介入下，形成定局。緊接著，便是島內一場以反共肅清為前導的「白色恐怖」逮捕及刑殺行動。「冷戰」所引起的血雨，在四到五年的時間裡，淌流在左翼地下運動蜿蜒而曲折的山路上。數以三萬計的知識分子、左翼運動人士及農民被長年監禁；更有高達八千名地下共產黨人，被槍決於台北的馬場町刑場。

現在，出現於上述文句中的描寫，雖然已不再是禁忌。但，對於我這一世代在冷戰風雲下出生的台灣人而言，禁忌卻己不是表面言論開放與否的問題；徹底的說，反而是禁忌深鎖在人的身體內部，進而內化形成一種意識型態的問題。

三

1980年代末期，跟隨著「解除戒嚴」的到來，當時在《人間雜誌》工作的我，經由創辦人陳映真先生的引路，因著採訪桃園三洽水山區一戶梁姓客家農民，首次直面因卷進白色恐怖風雲而一家十數人，歷經殘酷刑殺而死難及幸而存活下來的「紅色」政治犯。至今回想，有許多難眠的夜晚，在燈下翻閱一行行鉛字已現斑駁的判決書時，心中的驚恐與怖栗，久久無從平息。

應該是這樣的不能僅僅視之為一件客觀報導的經驗，帶來生命中莫大的衝擊吧！

往後的日子裡，無論在文字或劇場勞作中，揭開冷戰風雲下被刻意掩埋的「五零年代白色恐怖」記憶，成為實踐民眾劇場或文化行動，最具結構性意涵的一樁差事！

戰後台灣相關於進步的、具批判性內容的民眾文化，無法不去面對「冷戰」局勢下的左翼肅殺。當然，記憶之所以被重新述說，必然意味著記憶不僅僅是時間那一端的客體而已；而是在被壓抑者的生命共同體驗中，如何重新召喚一種主體性的力量。就憑藉著這股從掩埋的深層，奮力地喘著氣息想探出頭來，朝冷漠的人世彈一曲驚魂心弦的力量，己經足以表白冷戰封鎖下的民眾文化，是如何在看似富足、舒坦，實則荊棘滿地的戰後社會中，形影彳亍地坎坷行來了！

「六張犁」是台北市區內的一處墳場。1993年，曾因「白色恐怖」事件慘遭監禁的客籍農民曾梅蘭，在歷經三十餘年的苦苦找尋之後，終而在荒蕪的墳場後山，尋獲刻有他兄長徐慶蘭名子的一隻小小的墓石。此時，距離他兄長被刑殺已有漫長的四十一年歲月。徐慶蘭因涉地下共產黨人案，被處決，而後僅以一墓石棄於荒野。

蔓草橫生、蚊飛密叢，墓石上寫有民國四十一年八月八日（即公元1952）的記載，恰是東亞冷戰風云達至高峰的韓戰爆發（1951）的來年。

徐慶蘭的刑殺，並非單一偶發事件。隨著他的墓石被尋獲，共有二百多個墓碑，被一一指認。集體刑殺的記憶，再度在冷戰過後兀自荒廢於美式「民主」、「自由」反共宣傳的社會中，波動著復甦民眾歷史與民眾文化的心靈。

這同時，經由陳映真先生的報告體小說作品：《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的問世，曾經發生於1950年至1954年間的地下黨人流亡事件，再度以組織性的面貌，具現我們眼前。

集體暴力、集體撲殺的背後，是美國於二戰後的韓戰爆發時，在東亞布下的一道密如蛛網般的冷戰防線。令人心生畏寒的是：在這道防線下仆倒於反共法西斯刑場的眾多黨人們，至今，他們死難的魂，仍有若在「六張犁」公墓裡潮寒經年的屍骨一般，仿偟於台灣國族主義所虛構起來的政治符魅裡。

在「六張犁」荒墳的角落裡，斜斜地埋著另一座刻有「黃榮燦」姓名的碑石。經由日本民間進步學人橫地剛的發掘，我們得以了解作為木刻家的他，早年於中國大陸投身以魯迅為核心的左翼版畫運動。進而，在冷戰風潮的白色恐怖襲捲中，以一名「外省人」的身份，因投身人民革命的解放運動，毅然犧牲了青春的生命。

冷戰／戒嚴體制壓殺的台灣民眾文化，並非現今政治話語中，習於將苦難視作選舉操作的行徑。更不是帝國強行介入的民族分斷下，被視作「外來政權」的中國，對於台灣人民的傾軋；相反地，是美帝國二戰後意圖重新扶植日本，在亞洲做穩資本垂直分工的「次主」，導致當時海峽兩岸左翼地下黨人，基於民眾的、民族的以及人民自主的抉擇，展開的反對新殖民主義的鬥爭。

四

沒記錯的話，是2005年的夏、秋之交，我引著來自南韓的民眾劇場友人張笑翼，從「六張犁」公墓的後山坡攀爬回來。那樣的荒涼，那樣散置斜插於暗幽野草間的墓石，令他久久激動，無法平息內心的鬱悶與困惑。他意有所指地針對著說，「在光州的民主受難墓園裡，聳立著高入雲天的紀念碑…紀念館裡的遺像和死難者的名子，沒有一刻不與民族的、民眾的左翼運動產生關聯…」終而，他不解地問說，「你們的政府怎麼這樣對待他們呢？」

張笑翼的提問，有效地響應了經歷過冷戰清理的韓國社會，在反獨裁運動中，艱苦地建構起來的反帝／反新植民主義的思想性質，長久地與台灣「親美的、民主化」政治運動，在本質上的區別。

「那麼，二、二八紀念館的碑石，不也雋刻著死難者的名字？他們和這些在流落荒郊的受難者的差別是什麼呢？」回程的路上，他這麼問著。

「共產黨不被視作政治受難者…特別和中國共產黨有關的這些人…」我嘗試用最易趨近的方式，解釋複雜的政治糾葛，「二、二八被解釋為中國政權欺壓台灣人的悲情符號…因而，最好利用來反對中國。」

「是嗎？」我隱隱然聽見他大惑不解的喟息著，車窗外，又響起著震耳的車流轟響聲。

是啊！一場韓戰，帶來美帝國在東亞長達半世紀以上、至今未稍退潮的軍事、政治、經濟支配關係。五十多年歲月過去，干預的始末相同，卻在韓、台兩地形成如北南轅北轍的政治現況！竟連「二、二八」也被宣傳為台灣「反共親美」的另一個現代化版本，巴不得立即和美國式的人權象徵，攀附關係！

想想，冷戰封鎖下的民眾文化，終而在八零年代的南韓，演變成學生運動的主要抗爭場域；進而，在九零年代後的東亞，形成批判知識圈中的主要客題。這麼看來，封禁在冷戰局勢下的那道閘門，恐怕還牢牢睹住台灣向外界探頭的視線吧！

不容置疑，恰恰是在這樣的提問下，「民眾劇場」做為一種反思有作用力歷史的文化利器，具現在人們面前，逼問著比歷史更為真實的記憶，即是劇場的表現。當然，這樣的記憶是與當下的現實，有著密切的辯證關聯的。若要舉證，不妨以「差事劇團」的創作及小區實踐為案例。

2006年初葉，為著響應前此一年於南韓光州參與「亞洲廣場」（Asian Madang，按Madang一字為韓農民廣場劇中的「廣場」之意）藝術節的衝擊，由南韓詩人金南柱的詩作《殺戮》（Massacre）中，我尋找到編、導並參演《子夜天使》（Midnight Night Angel）一劇的靈感。

這齣以詩作為主調的作品，嘗試在冷戰阻隔並封禁的東亞國界間，追索出一幅跨越邊界的文化想像圖景。就姑且稱作是：「影的相隨」吧！

對南韓境外年輕（甚且青壯年如我）輩的東亞世代人而言，「光州事件」肯定是陌生的事情。但，就為了這「陌生」，以及從「陌生」中激盪出東亞民眾戲劇的深化交流。「子夜天使」以詩、身體和音樂的多元融合，將「光州」受難記憶，從一般說來，在台灣已被國族民粹「標籤化」的「二、二八」紀念中脫身出來，攤開東亞圖像，就像暗示著殺戮記憶中殘存下來的苦難屍骸，從時間的未來，回首凝視著殘喘於虛空下的我們！

魯迅在散文詩「影的告別」中有這麼一席話：「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裡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這席話，展開了我對「光州事件」的另類思索。發生於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二戰後冷戰延長線上爆發在南韓境內的軍事鎮壓及人民蜂起事件。它牽繫著美帝國覇權在亞洲的宰制，並與軍事獨裁體制下，兀自壓殺異已以達成資本積累的南韓政體關係密切！

然則，這又與魯迅的「影」有何關係呢？

關係的發生，源自記憶的剝落，以及記憶被誰凝視，又如何被凝視？這是一個令人苦惱萬分的問題。扼要地說，在信息發達的商品消費年代中，人們被編進輕易遺忘或歌頌苦難的網絡中，相當程度地置身於虛構的情感記憶裡。

現在，問題就迫在眼前，因為無論「遺忘」或「歌頌」，都只為迎合主流意識的市場須求。而我們便生存於這樣的現代化情境中。日子久了，不知不覺發現腳底下的落葉和煙塵，都是從主流殿堂的「遺忘」、「歌頌」中被排擠出來的時空，稱作「記憶」。

這樣的記憶，像前人留下來的遺物一般，在幽暗的角落裡攤著。像極了經常被人們遺忘，卻又隨著人的形體移位、變遷的影。

對於影。魯迅的不輕易忽視，其實是一種凝視。就像凝視著一張被陽光推到暗巷中的佝僂身影一般；就像凝視著一樁被時間封凍的記憶一般。

唯有影吧！我想，唯有像影這樣的非正式形體，才能在黑暗與光明的縫隙中，突而伸手握住稍縱即逝的記憶，這時，光州的死難，已經不僅僅是陳列在時間那頭的展示品了！而是活在時間這頭的生命共同體。

我這樣子想，於是讓詩人和他的影，在舞台的空間中隨著一首詩進進出出。這首詩，是南韓詩人金南柱為「光州事件」寫的，稱作「殺戮」。詩中文句跌宕，像是召魂，又或者說，像在召喚那被排盪到亞洲時空角落裡的遊魂。他這麼開場：

是五月的某一天
是1980五月的某一天
是1980五月光州某一天的夜晚

詩如是寫著……詩人朗誦，掲開記憶的黒幕。在光與暗交錯的時間廊道中，遇見了化身為「子夜天使」的影子！

於是，便有「子夜天使」從地底挖出一顆時間的膠囊，朝光州的夜空吶喊著：

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
並且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裡。

詩劇中的光州苦難記憶，在跨越冷戰防線的東亞想像地圖中，像「影」一般地遊走著。彷彿，也牽繫著台北「六張犁」公墓裡，在時間的荒蕪中兀自傾圮的墓碑。

五

然而，劇場的表現，也不能僅僅停留在記憶的光與影之間。就這樣，2014年的10月間，再度踏上光州行，來到詩人金南柱的墓園。

在墓碑旁，風和日麗的十月天
陽光在飄舞的葉脈上，留下什麼？
是痕跡、是流動的風，又或者
是一個沉埋在地底的 名字

很多次了！有機會前往韓國光州，都會驅車去「5.18民主墓園」，像在追尋風中一粒種籽的旅者，無法停止探索的一雙眼睛。身體在一種摒息的安靜中，聽著其實聽不著的腳步聲；但心頭知道，這是自然而然便會盤旋過腦際的，從心跳聲所連結起來的無聲步伐。

便是這樣吧！我再次繞著偌大安靜的綠色草坪外圍，抬頭望向高聳入雲天的紀念碑：堅硬而筆直的一雙花崗岩石臂，撐開平和如花的雙掌，輕輕護著一顆如卵的種籽。是天地相接的一雙手臂吧！以一件地標式的裝置藝術，在我們的視線間高高聳立成一座紀念碑。在二戰後，從冷戰/戒嚴/獨裁中經濟成長的韓國，因各種緣由而死難的民主運動人士，就以這座無聲無息的碑石，對著世人唱頌著一首企盼恆久的安魂曲。

再次地一鞠躬，雙手合十默立片刻……睜開雙眼之際，一旁陪同我前去的青年「金」，默默凝神望著我，神色間似顯稍些不知所措。「還好嗎? 鍾先生。我還不知……」他沒說下去了！我朝著他微笑起來，打破一些些稱不上尷尬的距離感。「我是想問，你怎麼會要到這墓園來……」

「金」，我稱他「小金」，光州朝鮮大學中文系四年級生。樸實憨厚的中國語背後，有股相較其它亞洲地方來，較為熱情直率的韓國青年風。他急著問的是：為什麼我這台灣來的長一輩人，會踩著比尋常人慎重的步子，走進這舉目靜悄綠意之外，更顯悠靜肅穆的墓園來。

「我們沒進到墓園去呀！」我說，「只將腳步停留在路經的途中。」

「是啊！我也剛好想問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往前走啊！」

「前面…」

「對呀！前面的光州市立公墓。」

「那裡躺著一個我從未見過面的韓國朋友……」

「沒見過面，也是朋友嗎?」

「他是詩人……」我沒正面回复小金的追問，「叫金南柱。」

「金南柱…？」小金用韓語說著，「詩人是吧？」帶著問號的一張青年的臉，讓人在這樣的時刻，特別印像深刻。怎麼說呢！或許，是時間？是世代？隔閡著什麼！也或許，就像那紀念碑，當它穩穩然聳立於光州土地上時，也是記憶被風化成僅僅是一個事件之時。「事件」是的，「光州事件」，1980年發生在光州的苦難血腥鎮壓。

然則，它僅僅能夠以一個事件讓記憶靜止在風中，又或被風給靜止嗎？我問著風中的自己。遠方似乎傳來落葉在颯颯中蕭瑟的聲音……遠遠地，幾乎不是很能聽得清楚了。

這裡是市立光州墓園。摒息的心跳來到這裡，隨著記憶中熟悉的腳步，反而有了一種釋懷。遠遠望去，偌大的墓園沿著一個下坡的山谷，數千百座整得清幽且潔淨的墓碑，依著坡路沿伸至遠遠的一片樹林。腳步沒有朝那大片的市民墓園前去，而是轉個小小的右彎，踩踏上一段泥坡路，青草綠蔭間，我不經思慮地便說著：「就這片墓園… …應該是第三排……最盡頭的那座……」

墓園安靜著，在晚秋日午的暖陽下。遠遠地，就幾個家庭成員模樣的男女，捧著一束束鮮花，應該是去給家人掃墓吧！一種祥和的感覺在心頭湧動著，來到詩人金南柱的墓碑前。「先坐坐吧！在草地上，」我說，「然後，給他點根煙抽……」

於是，一個尋常日子裡的一次拜會，像似一項日常的、沒有什麼特別張羅的儀式，在我的身體里外發生著：先是，自己點根煙……抽著，隨後，幫詩人的靈魂也點根煙，放在他墳頭的石碑上。一旁的一株落了些許花瓣的樹，傳來幾些清亮的鳥叫聲，像在為我們每隔幾年才一回的重逢，唱頌著自然的歌曲。「啊！忘了帶瓶高粱來……小喝一杯！」我笑著，在秋陽下。

「金南柱……我國民主運動時代抗爭詩人……在牢獄中渡過九年歲月，出獄後，因重疾而逝。」小金隨手用手機上網，找到詩人的訊息，在墓碑前念著。煙，在風中，被詩人的魂漸漸抽完。我站起身來，微微踱步，隨著在身體內部流動的詩行，喃喃朗讀：

「是五月的某一天／是1980年五月的某一天／是1980年五月某一天的正午……」

詩如是朗讀。聲音迴盪在墓園的寧靜中；也迴盪在不知何處的詩人靈魂的空間裡吧？「你在嗎！？詩人。」我默問心中。「在嗎！？這裡是你的家嗎？」回想著，那一年，在自己劇團小小的地下室排練場，演出稱作《子夜天使》的詩劇時，曾經這麼朗讀過你的詩行。詩行的潛層，埋藏著就在1980年五月「光州血腥鎮壓」事件後，軍政府惶惶匆亂中，為遮掩暴行，而將抗爭死難者的屍身，趁子夜用卡車載到這公墓草草掩埋的醜惡事蹟……

現在回想，光州市政廳廣場前，1980年五月，那個血腥的夜晚，子彈從軍人的槍管子裡掃射出來後，一頁寫在東亞共同的歷史牆面上的詩行，透過血，受難者的血，逆著牆面而上……用死亡書寫冷戰／戒嚴體制下，一日都不曾終止的抗爭，直到今天。孕婦的、青年的、市民的、學生的……他們的」驅體倒於土地，理想於是升起」，一如法國大革命時，雨果曾如是說。

然則，時間過去。是的。當真實的時間在消費的狂潮中，換上虛擬時間的外衣時，這世界的人又聽得到死去靈魂的吶喊？「又或者，是用一種恆久的噤默，在時間的那頭，冷冷的凝視著我們……」我這樣想時，便聽見小金在一旁說話了！「他受難時才22歲，比我少兩歲……但，我覺得他在思想上比我超前很多……」小金站在金南柱墳頭右側的一座墓碑前，看著墳碑上一張穿著高校學生製服、俊秀而年輕的遺照……轉頭朝我說著。

「好美……真的好美的生命……」這樣說時，我正挨著身子，細心底發現，在詩人墓碑旁一座壓克力版的透明方盒子裡，擺有泛黃的手寫詩稿。字跡屢經風雨日曬而呈現漬舊的頁面上，像有一粒野草的種籽，落在詩行己風化的模糊間。隔一會兒，便又有小蟲遊戲般地耍玩在詩的字裡行間。「啊！金南柱，我從未謀面的詩人朋友。」我對著自己的內心說，「此行到訪，日麗風和，我們期待下回很快再見了！」

六

我和她／他們坐下來，一群從韓國各地聚首到光州來的小劇場工作者，多數是年輕的演員們。這是一場研討會的現場。我先是提及了昨日到墓園去會詩人全南柱的事情。「我從未見過他……但，他是我靈魂上的朋友。」我這麼說！她／他們聽得很認真，只是我來不及追問表情后面在想什麼？！但，這重要嗎？我只是在和不同世代的朋友，分享一個還在時間中持續著的詩人：他的詩行，以及詩行背後的抵抗與鎮壓……那血腥的記憶，又如何在虛擬世界中成為真實？這是留給這場世代交替的研討會，關於一個受難詩人及他的詩的提問。

我們在提問中追索答案的同時，我於是想起一幅稱作：《世越五月》的壁畫。我用投影機將壁畫映在白牆上，為在場的青年，留下深深淺淺的問號吧？！我想。這壁畫，是韓國民眾畫派先驅畫家洪成潭與其他八位畫家，共同完成的創作。原本，要參與「2014光州雙年展」的，未料，卻遭到了查禁。因為，畫作諷刺了現任樸謹惠總統是被操縱的稻草人。

色澤鮮明的壁畫，自有其強烈的現實控訴，化作抵抗的色彩。就說洪成潭本人吧！光州事件發生期間，他在市民軍的陣營中，展開版畫的文宣工作；事件結束後，他被通緝期間，繼續在暗夜的街巷牆面及電桿上，張貼民眾抗爭的版畫，直到被捕入監。釋放後，三十五漫長歲月，他直到現今不曾感到光州事件已是記憶中的過往……於是，在他持續探究這不被風化記憶的同時，今年四月間發生了「歲月號沉船事件」 。「這是資本與國家連手的結果……」洪成潭直面他的探究，這麼認為。

就這樣，有了這幅受邀光州雙年展，卻又被「退件」的作品。畫作中間，沉沒的歲月號翻了過來，卻又被一男一女的光州市民軍扛起。不幸被淹沒而死去的孩子，化作愉悅的精靈，乘坐在一艘魚所仙化的船舶上，向著現世招手……連結的是，孩子的精靈給光州苦難所帶來的恆久療愈。然則，就在畫作右側，是對當前體制的批判；左側，是市民軍與供給市民軍海苔卷的光州母親。兩相對比，形成的是強烈的對峙。時間與空間，都被融合在一張現實與想像無限延伸的壁畫上。

光州行，即將告一段落。在一個即將以文創觀光作為亞洲坐標的城市中，光鮮亮麗的景觀與想像，無時無刻對比著那不曾片刻消失的苦難記憶。「這就是所謂的當代吧！」我在研討會的最後，做了這樣的結語。「然而，這樣的當代，又會是怎樣荒蕪的當代呢？」我彷彿聽見耳邊輕輕傳來詩人的叩問。

我一經回頭，映在眼前的，恰是號稱即將登入為亞洲文創中心的光州多元文化觀光大樓。舉頭望上，一片閃閃發光的窗玻璃，映著秋日強烈的日照，一時遮去了我來不及響應的視線。唯有那壁畫中光州母親的如春日水流般的歡顏，始終在腦海中迴盪不去。

七

是呀！如果，母親是家鄉的河流，淌流在我們出生、成長而行走的土地上；那麼，光州母親的這條河流，是如何帶著殺戮後血腥的記憶，張開了溫暖的臂彎，環繞過那些逐次在冰冷的忘卻中，仍不忘以一塊小小的墓誌銘，兀自立身在墓園土堆上的名子呢？

這是我們無法在歷史的忘卻中，忘卻光州作為東亞被犧牲體系一環的重要原因。現在，苦難僅僅以記憶的方式存在，已經無法明確標示我們反思苦難記憶的方向；我們在作為真實生活與象徵雙重意涵下的母親身上，探索並追尋光州母親的足跡。在這樣的趨近中，未來儘管如風暴般從身後襲來，卻更讓記憶在我們的面前現身。

只有面對這樣的記憶，我們才在東亞或者世界冷戰的國家暴力中，回返光州母親之河的懷抱，既便不免需要逆流而上，才得以在未來的水域中與苦難記憶相逢，但這已形成一種命題，一種主張，一種召喚。

發佈日期：2021/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