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acob Hamburger；Wendy Brown
翻譯：蔣雨璇
【編按】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及剛結束的美國大選，顯現了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政治運作如何走向衰敗，尤其是新自由主義政治的破壞性力量，如何造成這樣的後果。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溫迪．布朗（Wendy Brown）的著作《毀掉民主》（Undoing the Demos），以及《新自由主義的廢墟：西方反民主政治的興起》（In the Ruins of Neoliberalism: the Rise of Anti-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West），思考了新自由主義如何毀掉了民主。《毀掉民主》2017年再版時，托克維爾21博客的主編雅各布．翰伯格（Jacob Hamburger）與溫迪．布朗曾就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探討。訪談主要涉及新自由主義的定位、新自由主義者的範圍、新自由主義在當代政治領域的新變化的問題，值得我們此刻重新回看檢討。原文為Jacob Hamburger, & Wendy Brown, “Who is not a neoliberal today?”, Tocqueville 21 Blog, 18 January 2018 (https://tocqueville21.com/Blog/jacob-hamburger/ )，中文翻譯原登於「公眾號『法意讀書』」，譯者蔣雨璇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現為北京大學法學院2017年法律碩士，法意讀書編譯欄目成員。
自2015年出版以來， 溫迪．布朗的著作《毀掉民主》已成為那些試圖理解新自由主義與民主的關係的人的標準參考。布朗的核心論點是，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繼承並發展福柯理論基礎上的「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其通過把市場作為整個社會的典範從而摧毀了政治參與的民主形式。在此書2017年平裝本再版之際， 托克維爾21博客的編輯雅各布．翰伯格與布朗論及了新自由主義和民主是如何隨著美國近期的政治發展而發展或衰落的。接下來的幾週內，托克維爾21博客將對當代自由主義者和民主的思想家進行幾次訪談，以下是其中第一次訪談的內容。
1
雅各布．翰伯格：讓我們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為什麼選擇把「新自由主義」視為「政治理性」？為什麼我們不能把它稱為經濟理論或政治學派，或者更具有爭議性的政治意識形態呢？
溫迪．布朗：首先，如你所言，認識到新自由主義具有多重維度是很重要的。我們當然可以把它看作一系列政策或是一種意識形態。但是，政治理性的概念揭示了我們受理性形式支配的程度，而不僅僅是政策、物質力量（如馬克思所認同的那些），或信仰、誤導或其他。相反，正如福柯所言，理性的支配形式包含著塑造和約束我們的行為的準則——他的說法是「引導我們的行為」——並且像過去一樣不知不覺、無聲無息。如果我們僅僅把新自由主義當作一系列政策或者是對某些資本規則的神秘化，我們就會忽略其帶來的新型學科、新的主體形式和新的社會關係。在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下，我們深入地理解自己並以特定的價值觀來引導我們的行動。這些價值觀不僅告訴我們我們是誰，我們的價值是什麼——我們追求的價值或者我們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價值——它們也決定了我們能從政治秩序中得到什麼，以及我們對於政治和民主是什麼和為了什麼的觀念。
政治理性的概念界定了規範化管理的方式，這與支持資本、破壞勞工組織、阻礙國家提供人口基本需求、或侵蝕國家主權的具體政策一樣重要。
我在這本書中特別關注的是，超越將新自由主義理解為一組特定的政策或思想的觀念，以理解新自由主義對民主的影響——它的含義、制度、價值和預期。這就需要超越那些民主被集中化的財富收買或腐化的陳詞濫調，轉而研究新自由主義的理念所攻擊或破壞民主基礎的方式。
在此，我想補充幾點。我的論點並非哈耶克、弗里德曼和秩序自由主義者——創立的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反對民主或希望財閥通過控制社會致富。在許多方面，「現存的自由主義」（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所展現出來的東西同樣使那些理論創始人們震驚。他們不想看到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融為一體。他們當然不希望民粹主義情緒煽動政治或合法化統治。他們也不希望經濟利益壟斷政策方針。因為上述情形都有導致法西斯主義的危險。
新自由主義者更傾向於保證市場不受政治影響，避免政治受未受過教育的群眾的情感需求的影響並避免資本家的尋租行為。但他們同樣致力於放鬆管制、私有化、不喜歡通過稅收實現再分配。除了再分配，他們還反對其他他們譴責為「社會正義」的措施。他們敵視政治的和社會的世界，相信由市場和傳統道德產生的自發秩序所主宰的世界。這些是我們今天生活的準則。因此，雖然「實際中現存的自由主義」與其理論創始人的構想有很大的不同，但它卻是從該構想中孕育而生的。
2
雅各布．翰伯格：在本書首次出版的兩年裡，「新自由主義」一詞終於在局限於學術和左翼活動家的圈子多年後走入公眾視野。今天許多批評者指責它過於寬泛，涵蓋了社會諸多方面。那麼，讓我們來明確一下：今天誰是新自由主義者？
溫迪．布朗：對於這個問題，我更想反過來問，今天誰不是新自由主義者？作為一種政治理性，新自由主義組織和構建大量的行為和價值觀，但外表上卻看不出來。它創造了「現實原則」，我們生活其中卻從未意識到它的存在。因此，幾乎每個人在工作場所、社交媒體、教育機構、非營利組織、藝術等領域都受到新自由主義規範的支配。
即使對於那些自認為對新自由主義理性持批評態度的人，想要想擺脫新自由主義理性都是十分困難的。例如，考慮一下，有多少左翼知識分子使用他們的社交媒體——Twitter、Facebook等等——不是為了發動革命，而是為了推銷他們的圖書、演講和思想以提升他們的市場價值。這些已經十分普遍以至於我們幾乎沒有註意到。
當然，你是對的，很少有人以新自由主義的方式行事——即持續關注人力資本組合——而自稱新自由主義。幾乎所有經濟學家、行為社會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在如今的新自由主義框架下工作因而經常使用這個稱謂。雖然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寬泛靈活的概念，但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它，就像我們不應該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概念是開放和有爭議的而放棄他們。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一詞在符號學意義上是鬆散的，但它所指內涵非常具體。它代表著一種獨特的資本穩定化和自由化。它使經濟學成為了一切的典範，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毀掉民主》一書中特別提到民主的經濟化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化。它給每個領域帶來了自由主義的變化，甚至奇怪的是道德領域。
3
雅各布．翰伯格：《毀掉民主》一書的主要論點是，新自由主義導致了民主的「空心化」，一種從內部衍生的緩慢的破壞。您寫到，自由主義對民主的影響「比起獅子更像白蟻」，並將結果比作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警示的「溫和專制主義」。唐納德．特朗普在美國的當選和許多極右翼「民粹主義」運動在其他許多國家的興起往往被歸咎於暴力和公開的反民主的浪潮。你是否認為當代政治的這些表現是新自由主義對民主的無聲破壞的逆轉？
溫迪．布朗：一方面， 我認為，只有當民主政體已經被貶值、削弱並被認為是無意義的情況下——正如它們一直在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下所遭遇的——我們今天所見的右翼分子對民主的全面抨擊才會出現。因此，獨裁主義——我盡量謹慎使用「民粹主義」一詞——對自由民主制度的蔑視，以及我們所看到的席捲整個歐洲—大西洋世界的價值觀，都與三十年來民主（制度和價值）的貶值和削弱有關。但另一方面，許多對民主的攻擊都是打著民主的旗號進行的。他們的主張以自由和愛國主義的名義提出，這些旗號即等同於民主。這些主張與新自由主義的民主概念是一致的。他們都堅持應當由市場和道德管理人民，而國家主義應致力於促進此種管理形式。
因此，這不是新自由主義的激進突破。你說得對，這些不再是我們在比爾．克林頓或巴拉克．奧巴馬的執政下所看到的「空心化」的新自由主義民主，但這種民主使國家主義成為可能，並擴展了它的重要方面。因為南方移民的「泛濫」，特朗普無疑無法動員保守派和福音派教徒投票給他。特朗普獲勝的一部分原因在於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全球範圍內的產業外包而導致的對中產階級的生存和工作前景的破環、基本工資和稅收的競爭、以及教育在內的公共產品的破壞。同時還源於新自由主義對市場和道德的穩定措施，以及其所導致的民主和政治，憲政和社會正義觀念的貶值。
4
雅各布．翰伯格：在巴拉克．奧巴馬總統任期結束時，您寫了一本書，其中「冷戰後的自由民主似乎是穩定的且不可逆轉的」的觀點似乎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過於激進並扼殺了它。但如今卻不是這樣。你認為這種轉變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反對者來說是一個機會嗎？
溫迪．布朗：如今，我相信在一個右翼運動蓬勃發展，右翼領導人影響力大大增強的世界中，左派會因為很難找到他們自己的方向而迷茫恐懼。自由主義者同樣很難得到他們的方向：他們感到震驚與恐懼，不知道他們是如何發展至此或什麼可以作為一個替代方向。因此，出現了很多對凱恩斯主義和新政的價值的老調重彈，對古典的非民族主義、非法西斯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懷念的論調。與此同時，如今還有很多振奮人心的左翼激進主義。例如在美國大選之前就已經醞釀的女權主義大爆發，自特朗普當選後的一年裡發展得異常迅猛。這一女權主義的爆發所帶來的跨階級、跨種族的鬥爭十分驚人。美國以往組織一個明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左派的嘗試大部分集中在挑戰民主黨的主流，特別是挑戰包含民主黨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當然，這是伯尼．桑德斯競選運動的核心，它本身就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產物。總之，反新自由主義政治在政黨政治和運動政治中都存在。
對於反新自由主義的左派來說，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就是活動領域。這種政治應該是地方性的嗎？或者說是國家性的嗎？乃至全球性的？我不認為地方政治本質上是（侷限於）地方性，或者說，國家政治天生上是民族主義的。即使在社交媒體的數字化時代，最有效的組織形式和變革往往是地方性的；同時國家領域仍然是至關重要的戰場。當地人從其需要或珍視的某一特定的社區、荒野、供水或教育系統，或從打擊威脅或者破壞他們的生活的特定的行業（從房地產到煤炭）的立場出發時會建立很多重要聯繫——可分析的和人為的聯繫。這類運動對於形成一種民主行動和問責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的認識來說也很重要，特別是在此種認識近乎消弭的時候。全球運動同樣重要，但我認為它們很難維持：每個人都喜歡某種理念，但是卻很難持續維持一種抽象的全球聯繫。當然，最有前景的政治運動是那些在當地和全球都引起共鳴的行動。但我們不能期待事事如此，我們需要肯定那些發生在農村村落，孤立的工作場所，或人煙稀少的南方州（如阿拉巴馬州）的反抗新自由主義、種族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運動等這些激進民主化運動的罕見的和完美的例子。我們同樣需要肯定如今的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和實驗的多樣性和特殊性——有時甚至是單一性。
發佈日期：202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