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內容源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中文學人」系列專訪團隊創作，版權屬北京大學中文系官方微信公眾號所有。本文轉載自海螺社區，感謝受訪者戴錦華老師授權轉載）。
【中文學人系列專訪】斯文鼎盛，世運新潮。今年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建系110週年，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發展變遷，重溫幾代學人的身姿與風采，共同探索和創造中文人的未來，我們策劃了中文學人系列主題專訪「我與中文系」。參與專訪的學人中，既有白髮滿鬢仍心系學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講台與書桌之間的中青年教師。他們講述著人生道路上的岔路與選擇，詮釋著個人與世界之間具體而微的密切關聯；他們梳理著治學過程中的難關與靈感，傳遞著樸素堅韌的中文傳統。這是中文學人的一次回顧、總結和反思之旅，沿著先生們學術與理想的歷史軌跡，我們得以觸摸「活的歷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專訪將陸續推出，敬請期待。
受訪人：
戴錦華，1959年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自1993年起任教於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現為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電影、大眾傳媒與性別研究，是中國大陸最早從事女性主義理論、中國電影史論、文化研究的學者。中文專著有《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合著）、《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年》、《電影批評》、《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昨日之島》、《性別中國》等十餘部；英文專著有Cinema and Desire(1999), After The Post-Cold War(2018)。專著與論文被譯為韓文、日文、德文、法文等十餘種文字出版。曾在亞洲、歐洲、北美、南美、非洲、澳洲數十個國家和地區講學和訪問。
採訪人：
王雨童，北京大學中文係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在讀。
採訪時間：2020年8月11日
王雨童：感謝戴老師今天接受我們的採訪，首先想請您從與北大中文系的緣分說起，您在北大度過了四年的大學時光，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北大中文系呢？
戴錦華：我在1978年進入北京大學學習。可能年輕的朋友不知道，恢復高考的第一屆是77級，77級和78級之間僅相隔半年，所以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算是文革結束、恢復高考的第一代。在我讀中學的時候，通過考試，經由自己的努力進入大學，是連做夢都不敢做的一件事。因為在此之前大學招生經歷長期停頓，恢復招生後也是工農兵學員的推薦制，在當時的我看來，高考是一個以前不敢夢想的、公平理想的考核方式。說遠一點，大家可能記得北大的同學在1984年國慶遊行時打出的標語「小平你好」，它最直接的含義就是感謝恢復高考，讓我們這些沒有背景的讀書孩子們能夠上大學。我認為，我們中的多數人對於未來專業的選擇都是非常明確的，對我來說選擇中文係是沒商量的一件事，不會考慮其他的專業。在這樣一種篤定地要讀中文系、篤定地要進入大學求學的情況下，北大是夢中之夢。那個時候整個社會並沒有關於高考的經驗，我們簡直受到了整個社會的照料和寵愛。我記得高考的時候，監考老師脫下他們的上衣擋住窗戶的陽光，不斷地給考生送水，一個一個地照料我們，因為這是整個社會的夢想和轉折時刻。那時候從家里通往北大的路是一條兩邊都是麥田的白楊樹大道，我當時對北大的全部想像，就是沿著這條大道走下去，走出城區，進入北大。北大中文系的四年奠定了我生命當中的一切。其實我覺得，與其說是那些具體的課程以及受的專業訓練，不如說是北大的校園氛圍和老師們整體的形象，到今天為止仍然是榜樣和不可逾越的標杆。
王雨童：能否請您具體地談一下中文系的老師們對您的影響？
戴錦華：真的很難盡數。每次談到中文系的老師，我都會說到樂黛雲老師。在我就讀的四年期間，樂老師大部分時間都在國外，她回國時所做的公開演講和開設的課程是一座難求的。我第一次聽到諸如結構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批判理論這些概念，就是在樂老師的一次歸國演講中。當時我坐在今天的辦公大樓禮堂的窗台一角上，聽完了整場講座。那時候大家都知道樂老師是“歸來者”，二十三年在鄉村、在農場、在鍋爐房，在社會的底層和最普通的勞動者中間。她怎麼自學英語，怎麼最早開始用尼采的思想來闡釋現當代中國文學，她和湯老師的愛情，她在中國人文科學界如何最早地走向國際、出版英文專著等，她個人的生命故事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傳奇。實際上最終使我堅決地選擇未來做一個大學老師的，是看到她跟湯先生兩個人在黃昏的未名湖邊散步的場景。我不好意思正面去打擾他們，我就注目他們的背影，那個時候心裡暖暖的，獲得了一種精神上的穩定，我想仿效他們這樣的一生。
再比如說林庚先生的「楚辭研究」課程，我永遠記得到第二節課的時候，我要用一個布條或紙條纏住手指，因為已經記筆記記到手抽筋，真想把每一個字都記下來。雖然彼時他已經年近七十了，但林庚先生講課時展現出真正的學識廣博、學貫中西，同時又幽默機智。再比如當時的孫玉石教授、洪子誠教授，他們都是第一次上專業課的年輕教員，但他們的課特別精彩，跟我們有一種亦師亦友的親切狀態。後來我才知道，我在大學三年級寫的論文被洪子誠老師拿去推薦發表，使一個年輕人能在重要的學術刊物上發表對新時期文化的討論。我也會經常想起謝冕老師，他每一節課是從衣衫儼然開始，講著講著全情投入，逐漸解開西服釦子，脫掉西服，把領帶也拉松，然後手舞足蹈，激情澎湃地把每節課變成演講。我們可以肆無忌憚在課堂上站起來反駁老師的觀點，然後老師會在課後到你的宿舍來跟你繼續地論戰。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些場景，而且那個年代不會再現了。
王雨童：在您自己成為人師之後，在傳道授業、尤其是指導碩士生、博士生的過程中，最重視哪方面能力的培養？
戴錦華：我一直希望能做到兩點，第一點是與學生分享問題，分享那些無解的問題——尚未被提出、尚未被解答，甚至被宣佈為不可能有答案的那些問題。第二點，我一直希望對問題的分享同時是對思想能力的共享和培養。當然，到進入教學生涯「倒計時」的時候，我也知道這樣的訴求是最高綱領，甚至某種意義上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我仍然認為這至少是研究生教育階段必須的內容。如果不包含這樣的內容的話，我認為所謂導師的角色就不那麼必要。因為學術制度自身越來越自動有效地完成格式化培養，即一般的學術生產能力和教學程序的習得，整個體制自身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自主完成學生培養，一個老師最多扮演的是功能性的調節角色。但是我想，如果我們仍然有一個現代版的薪火相傳，或者說師徒承續的話，我仍然堅持認為問題的分享和思考是最重要的。
王雨童：在您的閱讀生涯中，您能否列舉幾本對您影響最大的學術書籍？您會跟學生們分享這些書籍，讓化學反應傳遞嗎？
戴錦華: 這是我最難回答的問題，因為我畢生的閱讀習慣是「博覽群書，不求甚解」，在閱讀量上大概無愧于任何學者，但是在細讀深讀、有自己的經典文本的意義上說，我可能有愧于絕大多數的學者。影響我的書籍太多了，成為我生命中不同階段的參照的文本也太多了。我學術起步的年代，是一個今天學術環境中人們很難想像的、與世界相脫節、學術資源非常有限的狀態，所以事實上對我的生命形成巨大影響的書，當時可能是在斷篇殘簡中獲得的。比如說，我們是通過讀別林斯基而獲知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的，在那很久以後我才讀到文本。其實，當我讀到《怎麼辦？》小說時挺失望的，因為在原來斷篇殘簡的想像中，它是這麼美麗，這麼豐滿。學術著作也一樣，比如說傑姆遜的北大演講錄（《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和特里·伊格爾頓的《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當時它們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地圖或導引，它就是全部，我通過他們的描述才了解到那些重要的思想家和理論家。今天我會更肯定地說，沒有什麼文本具有聖經式的位置，我也認為大學和研究生教育不是複制再生產，而是培養回應問題和原創性思考的能力。所以對我來說，沒有原文本、原典或者說經典。其實被人們稱為稱為原典的東西，我覺得都值得、甚至都必須讀，但是不必把它作為原典，焚香沐浴、拿好紅藍鉛筆地去讀。
王雨童：可以說您的學術其實是從對生命的追問開始的，您之前也曾經說過，「我的整個學術過程，所有書的寫作過程完全是我生命的內在組成部分」，您跨越了電影研究、文化研究、女性主義、第三世界研究等諸多學術領域，它們是如何成為您生命，同時也是成為您學術的一部分？
戴錦華：一方面，我迄今為止全部的學術動力都必須有某種現實的觸動，儘管最後我在觸動之下處理的問題未必一定是現實問題，可能選擇一個相對歷史的切入角度。如果我所處理的問題不與在現實當中困惑著我的問題形成互動，我就沒有動力去推進和完成。另外一方面，我真的覺得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我生命最好的年華遭遇到人類社會最好的年代。在我年輕的時候，世界剛剛度過了極度動盪、急劇變革的時刻，但我們變革世界的勇氣和信念仍在，同時資本主義仍然有它的縱深和成長空間。在這種雙重的動力之下，世界的未來是開放的，它和我生命當中最好的年華相碰撞，給了我們太多的、前輩和後來者都沒有的歷史機遇。而另外一個幸運是非常個人的：我以熱愛的東西為職業。所以，我整個學術工作的內在性是因為學術不僅是我的工作方式，也是我的生活方式；不僅是生產方式，也是贏得快樂和和創造快樂的方式。所以，在這種意義上，我會說學術過程是我生命的內在組成部分。
王雨童：具體到您的學術領域，先從文化研究來說，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對中國整體的人文社科領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您作為最早在中國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如何看待文化研究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呢？
戴錦華：我反覆講過的是，當年我做文化研究其實是某種反身命名。八十年代後期我逐漸形成了多少是我自己獨創的一種對電影的研究方法，以及八九十年代之交我試圖勾勒和回應中國社會和中國思想的變局，在這一過程中，我形成了一種並非自覺的工作方法。在我1994年到北美訪學的時候，我的這些工作被歐美學者反身命名為文化研究，我才知道這種完全在沒有先例、沒有範本、沒有理論資源的情況下摸索出來的東西，原來呼應了一種在國際上叫文化研究的學術。當我結束在美國學術界較長時間的訪學、返回中國的時候，我跟樂老師匯報我的工作，樂老師就肯定地說你做的是文化研究，這是比較文學的前沿。通過樂老師我理解到比較文學的精神不僅是比較，而且是跨語系，也是跨學科。
中國的文化研究和歐美的文化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歐美的文化研究是在新的大眾文化工業、大眾文化生產的全面衝擊之下給出的回應，尤其是在戰後美國霸權的形成和美國式文化工業衝擊下，歐洲知識分子試圖給予的正面回應。而中國的文化研究始於中國的文化工業開始勃興，但同時這一文化工業又是在知識分子整體呼喚和殷殷期盼中產生的。同時，中國文化研究的產生伴隨著中國知識界分化，伴隨著一種新的、與國際相連接的所謂社會批判立場再次浮現。所以中國的文化研究有它的龐雜含混，也有它的豐富之處。我自己也在這樣的過程中逐漸地明確和試圖界定我所倡導的、我所從事的工作。
王雨童：1995年創辦的北京大學文化研究工作坊是大陸第一個專門從事文化研究的工作機構，您是在什麼的機緣之下創立工作坊的？
戴錦華：非常簡單的是，這是樂老師替年輕人鋪路蓋房。我1995年回國第一次開設了「文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課程，同時樂老師再次給予一切幫助來創建這樣一個研究機構。她不僅在比較文學研究所之下創立了文化研究工作坊，而且同時把文化研究設為碩士招生方向。我在自己開設課程的同時，帶領主要以碩士生為主，包含少量的博士生和本科生的學生們開設每週一次的討論班。在美國我第一次知道有seminars這樣一種討論班形態，師生坐在一起討論問題，共同讀書，共同分析。我並沒有想完全複製seminars，但我覺得必須找到一種能與在消費者文化中成長的年輕人們共享的方式，找到一種習得他們的文化，同時分享我的問題的方式。所以1995年，我同時開設了「文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課程，建立了文化研究工作室，開始了一學期一度的文化研究工作坊，從那時直到今天，工作坊都在繼續。
王雨童：在您看來比較文學的意義是什麼？北大中文系的比較文學學科有什麼特色呢？
戴錦華：我對比較文學的理解可能是相當理想化或相當理想主義的，同時這種理解可能也會被比較文學學科內部的學者視為外部之見，因為我始終沒有進入比較文學的學術體制內，儘管我每一次這樣表述都會被樂老師否認。我理解的比較文學首先是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現在先暫時拋開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現代主義的反省，世界文學是在現代歷史當中的全球史認知。每一種文學都帶有地域化特徵、區域化特徵，都被語言的事實所規範和限定，而世界文學意味著一種新的巴別塔，是人類相互理解和溝通的努力，用它去對抗現代資本主義內在的種族主義、等級制度、以解放之名完成的對一部分人的解放和對另一部分人的放逐。其次，我覺得比較文學是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跨語系機制，它不僅帶領我們跨越語言的高牆，同時真正帶我們進入他人。而走進他人不僅是認知他者，也是認知自我作為他者，在我看來這是最重要的比較文學的理想。
王雨童：可不可以這樣理解，無論具體是文化研究還是電影研究，在北大中文係做這些具有比較視野的研究，它的特殊性、趣味性正是這種「視差之見」？
戴錦華：我希望如此，因為我的學術生涯後半期所經歷的主要事實就是學科化、規範化和專業化，不是伴隨著新技術革命和全球化壁壘的坍塌而坍塌，而是籬笆牆的重新修建。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希望我的工作具有這種視差之見的意義，希望能夠在我不斷地認知自我局限的同時，也能夠使大家在不斷跨越、拓展邊界的意義上工作，但這只是我的一廂情願。
王雨童：對於在今天的學術體系下仍有志於跨越界限的年輕學生，您認為他們應該具有哪些能力？
戴錦華：首先，我非常希望作為一個人文學者，你應當有充分的好奇心。以前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太低的原則，後來我才發現好奇心似乎不是人文學者的必須了，因為人文學也越來越被限定在某一個專業方向之上。我希望大家始終不喪失對於文本——無論是小說文本、藝術文本還是大眾文化的文本，無論是通俗文本還是高雅文本——的好奇心。這樣的前提之下，我們才能談到「跨」，但從這個意義上說其實也無需跨越，因為你的生命事實就在豐富繁雜的文化藝術現實之中，而並非因為我是一個文學研究者，我就生活在文學的文本事實中，我是一個戲劇研究者，我就生活在戲劇的文化現實中。我認為一個人文學者的基本修養，首先不在於專業著作的精讀，而是對於文本的廣泛佔有。這是一己之見，我不求別人讚同，但是我自己畢生受益。
王雨童：您一直堅持以一種溝通，同時也是求同存異的方式向大眾清晰地傳達自己的觀點，您是如何看待學術研究與社會參與的關係？
戴錦華：首先，這二者對我來說始終有張力。前面我說過我所有的學術動力都是現實觸動，所以我的學術工作自身構成某種對現實的回應，或者說我可以比較輕鬆地在公共論域中做出相對有把握的回應。但張力狀態在於今天越來越學院化的學術現實。學院確實與社會文化空間，尤其是新媒體所形成的公共論域之間有越來越大的落差和緊張。這時候，作為一個不拒絕在公共論域中發言的學者，就會面臨著諸多的誘惑和陷阱：怎麼去區隔、或怎麼去組合作為一個人文學者和作為一個公共論域以及大眾文化生產脈絡中的言說者的身份。不論你自覺與否，你的關係勢必被混同，勢必有一個相互的重疊和置換，這一點我自己非常警惕。所以在1990年代中後期，我曾經完全撤出公共領域和大眾文化討論場。迄今為止我仍不「觸網」，沒有博客和微博，也不把微信朋友圈作為我的言說空間。到今天為止，我非常懼怕「火焰戰爭」，我不知道在網絡非黑即白、即刻撕成一團的邏輯中，我可能佔據什麼樣的位置。
另外，作為一個學院知識分子，一個大學的教授，你與底層的弱勢群體之間能建立什麼樣的關係？我覺得我生命當中最寶貴的、也相對不大一樣的一段生命經驗，就是1999年到2013年之間參與的農村基層調查，我介入了農村各種各樣的婦女組織。還有第三世界考察，我走遍了亞非拉幾十個國家的農村、叢林、原野和運動現場，這與今天幾乎是兩種不同的道路或不同質的生活。一方面我的學術和思想極大地受益於這種介入，可同時我也在警惕，這種介入本身絲毫不意味著某種道德優勢、某種道德資本。所以到現在為止，我拒絕混同這兩個層面，更拒絕它們形成一種資本的累積，甚至是社會資本的轉換。我自己非常不喜歡以介入為道德褒揚，或者以介入作為自己學術言說的背書或者特權。
拋開所有思想獲取的層面，當你在世界的遠方，在底層、在邊緣人群當中擁有一些真心朋友的時候，你的整個生命都好像落地了，都好像有了根。我不再有此前長久迷惑著我的那些自我懷疑，即我做這些事到底有什麼意義。今天面對同行們「這有什麼用」的質詢，面對著成功者「你們是在做無用功」的質詢，我一點都不會被傷害，因為我看到我所做的工作和那些真實的生命和人群發生共享。我體認到他們懂得我的工作，他們分享我的思考，我甚至可以說，可能我的工作是真正更有意義，更有價值，更有生產力的。但這是我內心的快樂，而不是當標籤一樣貼在自己腦門上的東西。
王雨童：最後，請您用一兩個詞談一談您對北大中文系的總體印象。另外，您有沒有什麼對中文系的祝福和期待呢？
戴錦華：在歷史上，北大中文係是京師大學堂最早的科系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科系。在我讀書的年代，我們是王冠上的鑽石，是人文社會科學所有專業當中錄取分數最高的專業，我的班裡同學包含了一半以上的區域狀元。不需要體制的支撐，中文係作為歷史與學科意義上的驕傲和光榮，對我來說從來沒有改變過。所以，中文係對我意味著什麼？我認為是一種篤定，一種堅持，這種篤定和堅持體現在對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學，對歷史所折射的中國現實的追問上。
最後，與其說是對中文系的祝福和期待，不如說是對人文學的祝福和期待。在世界範圍內，人文學的邊緣化都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我還是那句話，我覺得這不是中文系的悲哀，這是世界的悲哀。這樣一個被新技術革命、被大數據所掌控的世界，無疑是一個釀造危機而不提供解決方案的世界。我相信由中文系的各位同仁、未來學者們所堅持的人文學是最有可能有效的解毒劑。所以，如果說我期待什麼的話，我期待經由人文學，我們去想像未來和創造未來。
發佈日期：2020/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