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文娟│從數字勞動探索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時代變遷[1]

【編按】19世紀早期,馬克思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式提出了對現代社會本質的精辟見解。隨著人類社會進入數位時代,從社群媒體、外賣平台、行動支付、線上影音平台、線上會議等網路技術持續改變人們的生活、工作與交往方式,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如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等也切入數位時代的勞動、勞動者與勞動關係,揭示了資本增殖的隱秘「新」邏輯,為我們理解人類在數位時代的境況設立了一個新的「錨點」。傳播政治經濟學對於理解數字時代的勞動狀況提供了哪些新認識?我們又如何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分析當今世界的變遷呢?本文作者賈文娟為上海大學社會學院講師。本文刊於《熱風學術》(網刊)2020秋季刊第18期,感謝《熱風學術》授權轉載。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新錨點

距離沈原教授在新千禧伊始提出「中國正處於兩次大轉型的交匯點上」不過十餘年,我們便切身體會到歷史腳步的匆忙[2]。這個頗具衝擊力的新時代先是在全球範圍內高調亮出了平台經濟、人工智能、創業創新、大數據等招牌吸睛,然後在各種黑馬、獨角獸可想而知的衰退與破滅中使世人驚愕,最後在中美對峙、逆全球化的浪潮下給全球經濟以重重一擊,將就業水平帶至冰點。你我都能體會到庚子年的這股戾氣:數字識別等新技術為生活提供便利,但也帶來隱私的喪失與監控手段的普遍化等焦慮;生物醫學技術將人們帶到了基因編輯的新時代,但卻對新型冠狀病毒一籌莫展……世紀之初的瑰麗泡沫眼看越飛越遠。佇立在歷史長河邊,我們切切實實地見證「沈舟側畔千帆過」:在第一代農民工的歸途仍未明確、製造企業中的技術升級尚未完成之際,大批勞動者已經撇下現代工廠這只「巨獸」,以網紅、快遞小哥等新身份、新面目,投入到「勇敢的新經濟」中了。今時今日,學者們無疑又陷入一種對未來與未知的焦灼與不安之中。人當然「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但是,後浪與前浪真的身處同一條奔湧的「河流」嗎?世界到底變了嗎?如果真如大衛·李嘉圖、卡爾·馬克思或漢娜·阿倫特等先賢所揭示的,勞動不是明日黃花,而是人所以為人的本質屬性、人類社會存續的依託,我們又當如何把握歷史的脈搏,理解令人炫目的「新工作」與那個似乎一直都在的「本質」之間的新關係呢?

19世紀早期,馬克思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式提出了對現代社會本質的精辟見解,為世人撥開歷史的迷霧、樹立光明的燈塔。但我們不能「刻舟求劍」,變遷的時代需要不同的「錨點」:保羅·斯威齊(Paul Sweezy)等[3]學者在二戰後革新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從「製造剩餘」和「吸收剩餘」的角度分析壟斷資本主義的滯漲現象;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等[4]學者在冷戰結束後提出了空間政治經濟學理論,為理解資本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期的跨國流動與彈性積累提供了可能。隨著人類社會進入數字時代,移動互聯等新技術不斷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工作與交往方式,帶來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模式的翻新。在這種情況下,以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等為代表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從數字時代的勞動、勞動者與勞動關係特徵入手,揭示了資本增殖的隱秘「新」邏輯,為我們理解人類在數字時代的境況設立了一個新的「錨點」。

那麼,傳播政治經濟學對於理解數字時代的勞動狀況提供了哪些新認識?我們又如何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分析當今世界的變遷呢?在2017年到2020年四年間,姚建華副教授將該領域的代表文獻引介到國內並編篡成冊,於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媒介和數字勞工研究:西方的視角叢書」,在這個困惑、徬徨的庚子年,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賦予人們洞察資本主義世界變遷的智慧與勇氣。

二、數字時代的積累、勞動、支配與抗爭

勞動與工作構成社會科學研究者理解人類存在狀態的重要視角之一,而技術則是其探尋社會變遷的首選切入點。莫斯可在這套叢書的總序中寫道:「數字世界的下一步革命可能對世界秩序的影響要遠遠大於之前的互聯網。這是因為新的技術帶來了三個強有力且相互聯繫的系統:雲計算、大數據分析和物聯網。」[5]數字技術將數據存儲和服務集中於數字化工廠,用以處理由網絡傳感器收集的來自生產部門、受眾、消費者,乃至身體的海量信息,打破並改變了曾經的商業模式和組織模式。那麼數字技術時代的資本積累模式是怎樣的呢?技術變遷對勞動方式和勞動關係又產生了怎樣的新影響?這便是這套叢書所要回答的問題。筆者則將其歸納為積累模式、勞動控制、產消合一、組織抗爭這「起、承、轉、合」四個議題。

(一)「起」:積累模式的轉變

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今天的人們與其前輩仍在同一條歷史之河中踏浪淘金。資本積累仍然源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的三種途徑:貿易、租金與勞動。但是,在當下這個被網友稱為「羊毛出在狗身上,豬買單」的時代,資本積累模式發生了轉變:貿易不再是依託遠洋航海的殖民貿易,而是通過對他人知識產權進行佔有與銷售、或通過售賣互聯網中免費內容而獲益的信息貿易;租金亦不僅來自土地或房產,而且源於網上空間——廣告代理商支付給社交媒體、企業支付給搜索引擎、店家支付給平台、用戶支付給媒體網站等;隨著生產與消費界限的模糊、勞動與娛樂邊界的打破、僱員與雇主身份的消弭,信息時代的人類勞動亦嬗變為生產出「數據」、「內容」與「信息」的數字勞動與無酬勞動,這些「無形產品的生產者」便是「數字勞工」。

當然,數字勞工並非鐵板一塊。一方面,就像物質生產者能夠分為技術專家、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一樣,數字勞工既包括控制了創新過程的特權精英,也涵蓋在「眾包」這種新型組織方式下進行著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自我理性化的IT工程師等中層軟件開發者,還囊括大量在諸如富士康等電子製造企業或在呼叫中心提供售後服務的非技術工人。與工業勞動不同的是,不同等級的數字勞動之間,因物質收入與勞動強度的極化狀態,存在著一個結構化的「數字鴻溝」。另一方面,技術、性別與勞動關係的問題在數字時代變得更為錯綜複雜。知識經濟與數字勞動雖為女性提供了終身學習的機會和更多的職業選擇,但她們在工作生活中仍受制於一個脫胎於現代工業社會的性別秩序。

綜上,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們在剩餘價值論、勞動價值論基礎上,提出了理解數字勞動的三個奠基性主張:資本積累與工作崗位的分散化;勞動產品無形化與勞動無薪化、數字化;基於「數字鴻溝」與性別秩序的勞動極化。這為我們理解數字經濟中的勞工現象提供了理論根基。

(二)「承」:勞動控制的翻新

在撒切爾與里根攜手開啓的新自由主義時代下,歐美政府一方面在經濟領域推行去管制化政策:放鬆對私有領域、市場和勞動的監管,不斷推進公共部門的私有化改革,減少對社會福利、公益事業的投資與關注;另一方面在政治領域實施新保守主義政策,對進步工會進行壓制與打擊,並借助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以離境外包工人替代本國正式僱員。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政策也帶來了文化領域的重大變化:媒介傳播模式從社區服務模式轉向了資本主義商業模式;媒體關注點從監督利益集團、提升社區能力等公共議題轉變到天氣、運動、娛樂等內容;文化產品則從嚴肅的深度調查轉化為瑣碎的趣事報道。

在媒介產業發展模式與技術手段的轉變下,新聞生產中的勞動控制亦發生了新變化:其一,基於關係與責任的控制、面向獨立生產者的市場控制等新策略開始被媒介資本家們用來獲取剩餘勞動;其二,在反思哈里·佈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概念與執行分離」下的「去技術化」命題的基礎上,馬特·卡爾森(Matt Carlson)指出,新技術對媒體勞動的影響是複雜的,數字化的人機交互雖加大了勞動者的工作量與壓力,但也推動了個性化表達、削弱了新聞權威[6];第三,「剝削是一個動力學的概念,它將敵對與抵抗聯接在了一起」[7],雖然文化公司試圖通過控制文化產品的發行、流通、佔有作者版權而獲取利潤,但勞動者也會主張更大的自主權與創造性,勞動者抵制形式也會更加多樣化。

可見,工作與勞動顯然是一個在數字技術加持下,段位不斷提升的鬥爭場域。傳播政治經濟學將「剝削—積累」、「控制—反抗」辯證關係的新變化呈於世人面前,並強調數字勞動的變動性與複雜性:反抗與自主性有可能鞏固既有秩序;而特定的支配手段亦為勞動者的解放提供了可能。

(三)「轉」:產消合一的出現

20世紀50年代以來,生產和消費就藉由「自助」的概念而捆綁在了一起:那些在麥當勞自取食物與醬料、在汽油站自助加油、自己動手組裝宜家傢具的消費者都是「產消合一」的「生產性消費」者。而在數字傳播時代,遊戲模組愛好者、粉絲、玩家、樂高數字設計師、臉書用戶等在線消費者也成為了重要的勞動者,為增添網絡內容、創新遊戲設計動腦出力。他們在興趣、社交、合作、自我表達等閒暇娛樂名義下,成為新型產消合一者。

需要注意的是,傳播生產領域的資本積累邏輯完全不同於工業領域,而「受眾勞動」是理解該邏輯的核心。媒介企業、廣告公司乃至工業企業的盈利與收視率緊密關聯,傳媒企業的交換價值的實現則依賴於「無償佔用」受眾的空閒時間,使其觀看額外廣告。在這個意義上,受眾收看節目的行為可以理解為「受眾勞動」。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受眾不再是被動地接受信息,而成為了網絡內容的生產者、大數據所需信息的提供者、在線社區建設者等,人類的創造力被徹底地商品化。在這個過程中,勞動時間與休閒時間、生產與消費、工作與閒暇的邊界消失了,傳統生產者、傳播資本、廣告商、消費者、受眾勞動者集中到了同一個網絡平台。受眾勞動的異化程度因其創造性、自主性的增加下降了,剝削率則因受眾範圍擴大而得到了顯著提升。此時,傳播資本的剩餘價值變現能力與資本積累速率也是前所未有的。

(四)「合」:組織抗爭的轉變

勞動關係的核心在於勞動協商、利益協調與權力博弈,新的勞動方式和勞動群體呼喚著新的協調策略。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新勞動群體是如何維護自身利益的?數字勞工的組織方式又遭遇了什麼新挑戰?這套叢書的最後一冊《數字經濟中的勞工組織》通過對「全球南方」ICT代工廠勞工與數字產業中高技能不穩定勞動者兩個群體利益組織化策略的分析,回答了上述問題。

支撐著ICT產業大廈的是位於印度的班加羅爾等「全球南方」地區的低薪勞工。為了將分散於全球各處的產業鏈底端工人組織起來,以集體談判的方式改善其雇傭條件,美國、荷蘭、瑞士、墨西哥、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的勞工組織進行了跨國聯合,通過會議、共同科研項目、社會運動、案例合作等不同方式,發起了「全球電子業勞工及環境倡議運動」。而「世界工會聯合會」、「馬奎拉團結網絡」等跨國勞工組織則通過動員消費者、組織物流行業工人、與社區組織或者環保運動聯手、制訂《電子產業行為準則》等策略,改善全球電子業工人的工作生活環境。

此外,北美地區自由撰稿人、視覺特效師、電子遊戲開發者等高技能勞動者則通過更靈活的方式表達自身訴求。其中,行業協會、職業協會、代理機構等自組織,因為更強調與出版商、編輯、工作室等雇主方的合作,致力於幫助勞雇雙方搭建溝通橋梁,且更符合推崇獨立性、靈活性與自我激勵等價值觀的高技能勞動者的精英特質,而成為了更受歡迎的組織模式。但是,從美國視覺特效師的抗議活動看,這種以平台為依託的行動模式雖然有助於表達不滿、贏得關注、獲得同情,但很難從根源上改變相關行業從業者作為不穩定勞動者的結構性的劣勢地位。在當下,傳統福特主義下的工會組織方式已然無法適應新變化,職業組織又過於保守而難以解決勞資關係中的本質性問題,但符合技術精英特質的行會化工會組織尚未發展起來。歐美數字勞工面對「下一代互聯網」的衝擊的辦法仍不甚清晰。

今天,籠罩在全球勞動者頭上的陰雲愈加沈重。數字技術已經成為各國競爭第四次工業革命領先地位和新世紀領導權的重要籌碼,但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真正阻止全球經濟衰退、解決全球就業危機呢?叢書帶來的回答並不樂觀。換個角度看,各方資本在挖掘智能財富上的眼光相當一致,但吃相並不好看。西方國家為了在瓜分「全球數字產業剩餘」的蛋糕時獲得更有利的位置而大打出手,不惜點燃了政治經濟逆全球化的導火索。正如書中所言,新技術既能作用於全球政治經濟關係的再生產,也為開闢全球新秩序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實際中,它帶來的主要是爭端、摩擦與混亂。全球資本主義的革新往往以改善工作狀況為名,但承受著革新之痛的,卻依然是普通勞動者。

三、從社會學角度入手深化數字勞工研究的三個方向

傳播政治經濟學從馬克思主義的積累、剝削、勞動、抗爭等概念出發為我們深入理解中國情境下的數字勞工問題提供了一個參照。但政治經濟學的結構主義取向較強,在分析上呈現出強綱領性的特質。直接將西方理論置於中國實踐之上可能有失妥當。那麼,社會學能為我們在中國情境下深化數字勞工研究提供什麼可能呢?接下來,筆者將從「支配—反抗」、「社會整合」與「技術與解放」這三個問題意識出發,探索深化數字勞工研究的路徑。

(一)在社會嵌入性中探索多元化的「支配—反抗」邏輯

雖然支配與反抗關係是勞動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但將二者看作不證自明的「社會事實」是不夠的。那麼,我們如何洞悉中國數字產業中更多樣化、隱秘化的支配與反抗關係呢?「嵌入性」是一個不錯的著眼點。社會學者認為,經濟行為是嵌入在本地社會生活與社會結構之中的,因此我們往往需要借助社會文化才能理解經濟行為。從這個意義上看,「支配—反抗」關係亦不僅為抽象資本對剩餘的欲求所影響,而且嵌入在中國的社會文化、政治機會結構與歷史傳統之中。中國學者在研究中國建築業中的欠薪現象時就發現,包工制與傳統社區的人情法則[8]、計劃經濟時期公社大隊兌現工分的歷史習慣結合在一起後[9],才形成了對工人的強大支配力。

關係的嵌入性、政治嵌入性、社群嵌入性是分析中國數字勞動中的「支配—反抗」關係的三個入手點。首先,所有的經濟活動必然嵌入在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之中,但數字傳媒業中「關係」的使用策略與建築行業是完全不同的。「人們與同事在一起工作,與工友在一起勞動,與朋友在一起娛樂。形塑合適的關係是正確勞動的前提與必要條件」。[10]筆者在對媒體實習生的研究中發現,在不存在血緣、親緣、地緣等初級社會關係的情況下,綜藝娛樂節目管理者能夠通過日常關心、禮物交換、聚餐等「關係工作」方式,打造出符合娛樂性勞動需要的「老師」、「朋友」或「戰友」關係,繼而構成對媒體實習生的文化性支配;第二,經濟活動還嵌入在由國家政治體制所決定的政治機會結構中,中國數字勞工的支配模式亦因此呈現出與歐美國家不同的特徵。以服務人工智能的數據標注勞動為例,在勞動者組織化程度高、勞工運動壓力較大的西方國家,數字企業往往使用諸如亞馬遜土耳其人(Amazon Mechanical Truck)等平台以眾包的方式將標注工作分散到各處,以降低勞工組織化的潛能。[11]而在強調社會治理的中國,數字企業則在產業扶貧、社區扶貧政策下,與地方政府、工會、學校、社區組織等進行合作,構建起將閒散勞動力組織起來的工廠化數據標注模式;第三,經濟活動還嵌入在社會群體的交往、互動與文化之中,這使中國數字勞工的「支配—反抗」關係具有了更隱秘的邏輯與多元的面向。比如,中國的遊戲私服提升用戶體驗的方式與歐美正版遊戲公司不同。前者的策略主要是提升遊戲人氣、增加玩家數量。這時,私服老闆往往通過「利誘」的方式將部分玩家發展成家族管理者,使後者在「內部人」特權身份與公司績效考核的雙重激勵下,努力投入到遊戲中。[12]同樣是「玩工」,如果支配了歐美遊戲開發者的機制是「工作的遊戲化」,引誘了中國「家族管理人」的機制卻是「遊戲的工作化」。

綜上,如果將勞動過程看作一種形塑了勞動主體的操演,不同的社會情境便有不同的話語邏輯與詢喚方式,「支配—反抗」關係則會被折射出不同的顏色。面對著五光十色的數字勞動狀況,社會學者還需要踐行扎根理論的要求,暫時懸置已然發展成型的理論或盤踞在腦海中的假設,並採取過程性與歷史性的分析視角,以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探查人們在不同政治、社會、文化中的差異性勞動實踐。最後,在將實踐知識與既有理論進行對話的過程中,推進並深化已有理論的分析邏輯。

(二)從生產關係再生產角度探討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未來

邁克·布洛維(Michael Burawoy)在《生產的政治》中寫到,「我們以生產開始,但必須以政治結束」[13]。勞動之所以能夠成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僅是因為它受到了國家、市場、社會等因素的直接影響,而且還因為它是政治經濟體制的核心環節。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還可以通過對數字勞工的研究來探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再生產的邏輯,並對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內在挑戰進行判斷。而以下兩個研究議題值得研究者繼續探討:

第一,如果說在歐美國家,人們以創新且更難覺察的方式掩蓋並獲得剩餘價值,不斷實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那麼在中國情境下,人們經由數字勞動,再生產出了怎樣的生產關係呢?筆者發現,在市場領域,「娛樂至死」的邏輯在不斷蔓延,媒體實習生、自由撰稿人和受眾勞動者的實際境遇與他國差異不大,資本邏輯藉此得到了強化;但在體制內,地方政府將數字技術用於社會治理中、事業單位將「掌握數字技術」作為培養「社會主義多面手」的重要方法。在這種情況下,數字勞工再生產出的並不是資本主義,而是「雙軌」體制。那麼,在數字時代,如何提升勞動者在經濟與社會領域中的主體地位,是極為重要的議題。

第二,從不穩定無產者的勞動狀況反思中國社會整合面臨的巨大挑戰。歐美學者曾圍繞中國不穩定無產者的社會影響進行過一次爭論。有人指出,不穩定無產者的概念,不僅意味著勞動者喪失了正式的工作、穩定的收入,而且意味著其社會安全感與社會政治能力的喪失,成為三和大神似的寄生蟲[14];有人指出,中國不穩定無產者之所以難以匯聚成為「階級」,是因為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是分割的。所以,簡單認為中國的勞動者缺乏社會參與能力是不甚合適的[15]。上述看似相左的觀點實則提出了一個共同的議題:中國的社會建設尚未充分回應該群體的實際需要,社會發展速度還沒有跟上時代前行的腳步。那麼,我們如何通過技能培訓、社會賦權、文化賦能提升其能動性,又如何通過社會組織參與、勞動關係革新、勞動法規升級,構建出涵蓋數字勞工群體的社會整合新模式呢?這顯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三)在人機交互的數字技術下探尋勞動者的解放

技術哲學研究者強調,我們不應再採用技術決定論的視角來理解技術,而應將技術看作人類本身的特性。[16]「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研究則指出,技術本身亦是由行動主體所建構的,符合社會需要的技術才能獲得更好的應用。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不應僅將勞動者看作被技術操控的對象物,還應從變遷的視角出發,將其看作不斷認識、習得技術,並與技術進行持續互動的主體。這時,我們能從以下兩方面入手,繼續推進數字勞工的研究:

其一,從個體工作歷程的視角切入,探尋勞動者在其生命歷程、勞動歷程的不同階段,與數字技術存在的不同關係。技術和管理方式在不斷變遷,但隨著時間的推進與閱歷的增加,勞動者也在告別曾經的自己,重塑著自身與數字技術的關係。在ICT代工廠有過不幸遭遇的工人,在其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雖在日復一日的流水線工作中被技術支配,也曾借助微博的力量、通過在互聯網上出售手工拖鞋努力重建生活,還通過數字技術與障礙者構築起彼此支持的網上社群,共同探尋生活的方向。那些經受過洗禮的工人,並不會放棄勞動,而是成長為積極向上的勞動主體。

其二,從群體行動邏輯入手,探索勞動者作為技術應用者,是如何改變數字技術發展趨勢的。管理學者與數字技術的開發者往往在「產校融合」和「紙變錢」的項目中,發現五花八門的數字程控或管理系統因與「實際需要」不相符合,而無法得到應用。當然,做出否定姿態的往往是普通勞動者——他們根據自身物質與非物質利益的變化、技術與制度、文化的關係,以及技術對其勞動帶來的改變等要素進行判斷,決定是為新技術的使用提供方便還是設立障礙。在一些國有工業企業,具有較高技能的勞動者不會被動地服從「機器」。他們在使用數控機床進行生產時,會將主要精力放在學習核心技能與工資制度上,以提升自身在數字技術情況下的討價還價能力。

解放,意味著將社會行動主體從任何物質性、制度性、文化性、感知性的異化與桎梏中釋放出來,使其恢復覺知與主動性,並在將自我命運與他人命運乃至社會命運緊密關聯之時,迸發出自己的力量。但解放也並非永恆的,而是一個動態的發生過程,勞動者可以通過個體性、群體性和社會性的行動,在各種情境下、以相異的方式破除束縛。

二十年的光陰彈指一揮間。全球政治經濟態勢已經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學者如何像賴特·米爾斯(Wright Mills)所呼喚的那樣,將個體漂泊不安的處境、焦慮迷茫的感受與宏觀的時代變遷聯繫起來進行理解呢?傳播政治經濟學發展了一條從技術變遷至資本積累、再到勞動境遇和組織博弈的分析路徑,以探討個體勞動與資本主義發展間的複雜關係。「媒介和數字勞工研究:西方的視角叢書」收錄了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重要文獻,探討了信息時代的價值與積累、數字勞工的勞動方式與特徵、產消合一狀態下的玩工、信息產業的勞動關係四個理論議題。同時,它通過對數字勞工、創造性勞動、無薪勞動、受眾勞動等概念的使用,重新對勞動剩餘、資本積累、社會不平等議題進行了研究,並指出資本的剝削性與全球勞動分工並未因數字時代的到來而被顛覆,而是以新的方式得到了再次鞏固。技術與勞動之間存在著複雜交錯的關係,與新支配模式相生相伴的是勞動者的新行動模式。

展望未來,在中國情境下,研究者或許可以從三個方向入手,繼續深化數字勞工研究:第一,打開數字工廠的黑箱,從數字資本主義的隱秘核心——勞動過程中,洞悉更多樣化、隱秘化的支配與反抗關係。第二,從中國數字勞工的實際處境出發,探討不穩定無產者未來會走向整體墮落還是階級團結,並在此基礎之上思考我們如何通過勞動關係的革新,形塑新的社會整合模式。第三,從技術與勞動者交互關係對傳統勞動關係的挑戰出發,探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情境下,如何消除勞動異化,使勞動者在勞動中獲得解放。


[1] 基金項目:本文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課題「產業轉型下國企勞資矛盾協調機制研究」(編號:2017ESH004)、上海市教委晨光計劃項目「工廠政體與國企勞資矛盾協調機制研究」(編號:16CG48)成果之一。

[2] 沈原。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J]。社會學研究,2006(02):13-36。

[3] 保羅·巴蘭,保羅·斯威齊。壟斷資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

[4] 大衛·哈維。後現代的狀況[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5] 文森特·莫斯可。 總序[A]。 姚建華。 製造和服務業中的數字勞工[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1。

[6] 馬特·卡爾森。機器人記者:自動化新聞與勞工、寫作形式和新聞權威的重新定義[A]。姚建華。媒介產業的數字勞工[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7] Wright E.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5

[8] 蔡禾,賈文娟。路橋建設業中包工頭工資發放的「逆差序格局」:「關係」降低了誰的市場風險[J]。社會,2009(05):1-20。

[9] 亓昕。建築業欠薪機制的形成與再生產分析[J]。社會學研究,2011(05):55-79。

[10] 賈文娟,鐘凱鷗。另一種娛樂至死?——體驗、幻象與綜藝娛樂節目製作過程中的勞動控制[J]。社會學研究,2018(06):159-185。

[11] 姚建華。人工智能中的「人工」:眾包平台的實踐與反思[J]。新聞戰線,2020(07):75-76。

[12] 曹思潔。遊戲玩家工作過程中的勞動控制——以《傳奇》遊戲為例。中國社會學2019學術年會「勞動社會學——中國與世界」分論壇參會論文。

[13] Burawoy M.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M]. London: Verso Press, 1985. 253

[14] Lee C.K. Precarization or Empowerment? Reflections on Recent Labor Unrest in China[J].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6, 75(2): 317-333.

[15] Smith C. and Pun N. Class and Precarity–An Unhappy Coupling in China’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018, 32(3): 599-615.

[16] 貝爾納·斯蒂格勒著,裴程譯。技術與時間:愛比米修斯的過失[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

圖片來源:https://miro.medium.com/max/1400/1*GxpKBMcePEPJv4yIAXD8Dw.jpeg

發佈日期:202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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