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時間：2020年7月20日晚間7點
事件地點：開元路橋下，黃春香家前
事件側記：
台南市鐵路地下化案，2020年7月20日晚間七點，抗爭者本來要前往台南市北區開元路13號黃春香家作客，但卻被鐵路局人員與警方以鐵絲柵欄之藩籬阻絕，對週邊通道進行封鎖。包括陸橋下方前後兩側之入口，以及公園北路北邊的北門路二段地下道。
此次抗爭，從台灣各地前來聲援的人士，包括台北大觀自救會、日日春關懷協會、苗栗大埔案、桃園藻礁案、台中石岡反徵收案、鳳山鐵路地下化、屏東張家古厝案等不同案件之抗爭人士，以及台南環保聯盟、南山公墓案、屏東環保聯盟、高雄TIFA國際家協、高雄愛思左等團體紛紛到場聲援。這些抗爭者來自不同縣市，不同的案件也有不同的抗爭脈絡，但都是長期以來進行在地抗爭，和政府單位斡旋，和開發廠商對抗的夥伴，在這樣的政商勾結的結構中，在地居民或生存環境，往往是第一線承受苦難的受害者。
開元路黃家前，抗爭者逐漸聚集，警方也不斷調派警力，雙方在鐵絲網藩籬兩側對峙。之後，抗爭者展開進一步行動，為了讓居民回家，抗爭者合力將鐵絲網拉下，也引發警民之間的拉扯，肢體被鐵絲柵欄劃傷的情況；然而，警方不斷宣稱「依法行政」，卻並未具體並沒有提出「依照何種法令」。在場聲援的抗爭人士也多指出，這是抗爭史上最難堪的一頁，警方竟然透過柵欄與鐵網，禁止住戶回家。數小時的抗爭過程當中，也並未有長官出面說明，僅只以員警逐成人牆，將抗爭者與住戶阻擋在外；而新聞記者的採訪部分，警方也僅只讓幾位主流大報的記者進入，並將其他前來採訪的記者阻擋在外。公視記者郭志榮被阻擋於警方的人牆之外，他也指出，這是史無前例的一遭，阻擋記者採訪，也未有長官出面說明理由。
警方一再強調「依法行政」，卻未指出依據「何條法令」，逕自將道路封鎖，阻礙他人通行，甚至至今仍有住戶居住此處，不讓居民回家，妨礙人身之自由。陳致曉發表演說時，也特別強調這一點，至今各迫遷案之案例中，也未曾有過「阻擋住戶回家」的事情發生，可說是史無前例地讓一個所謂「自由的社會」，它的「自由」尺度一再往下探，也違反了一個自由社會中的民主價值；加上鄰近住戶以「打擾住家」、「妨礙安寧」為由，「激烈而大聲地」與抗爭者發生口角，抗爭過程中也不乏發生這樣的情況。政府用不正義的手段，試圖強拆民宅、對人民採取壓制的手段，都市計畫下的受害者將會受到更大影響，附近住戶一方面對抗爭者進行指控，一方面卻縱容官方不義行為、以及警方未符合程序正義的濫權行為。
警民雙方在開元陸橋下僵持8個多小時，約凌晨約3:45左右，黃春香簽下房屋點交同意書，鐵道局原訂21日早上6點的強制拆除作業，將暫緩兩個月期限。但這背後，無論是抗爭住戶或抗爭者，在官方、警方用盡各種軟硬兼施的手段之下，承載的巨大壓力也難以估量。
之後，各大報媒體刊登文章、抹黑自救會會長陳致曉「連夜搬家」。這些不實指控，除了一再傷害抗爭者、弱勢者，同時也充當執政黨與地方政府的打手。在各種抗爭過程中，主流媒體的不實報導，一直是台灣最大的問題。加上網路上綠營網軍的各種抹黑與指控，這些早已不是真正的「民主」或「自由」，而是以「民主」、「自由」之名義來迫害他人，也一再地在所謂「民主社會」當中上演。無論是這幾年以「反共」、「反中」之名義來尋找台灣「內部敵人」，或是政治意識形態立場對不同意者進行言語攻擊與撻伐，早已與真正的民主與自由相去甚遠。
二、
時間：2020年7月22日中午12點至7月23日8點
事件地點：青年路225巷，陳致曉家前
事件側記：
南鐵最後一位不同意戶，也就是陳致曉一家，位於青年路225巷內。7月22日中午12點左右，抗爭者與警方人員陸續聚集。此時鐵路局在青年路已被拆除一半的房舍廢墟前，開始打地基、設置鐵欄杆。或許是基於前兩天抗爭破壞臨時柵欄，警民雙方拉扯、手腳被鐵絲畫傷的經驗，加上如果在人潮擁擠的青年路上因發衝突，無論對警方或是當前執政者的形象，恐怕都是有損而無益，此次反而沒有設置臨時柵欄，警方則在陳家所處的巷子前後出口巡邏。
除了前述各團體來聲援之外，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也和陳致曉一家站在一起。他於巷口發表演說，指出台灣相對於日本的開發迫遷案，高於日本十倍之多，並且援引歐洲各國的案例，指出歐洲先進國家即便有重大建設，也會做好詳細規劃與補償措施，也不會像台灣政府一樣，如此粗暴地對待在地住戶，有些部分也在他的《土地正義》一書已反覆提及。
抗爭者也在陳家內外巡邏、觀察警方與鐵路局的動靜。晚間，在陳家內召開會議，討論之後行動的規劃。在與警方對峙的過程中，這一天顯得特別漫長；凌晨時刻，也有一則意外插曲。青年路上駛來新任台南市警察局長的車輛，與基層員警交談。抗爭者看到後，透過網路直播，並諷刺說：「局長好！支持周幼偉！支持周幼偉！蔡英文萬歲！讚哦！局長要去哪裡吃酒，要做伙來麼？台南飼政府議員沒人要挺你，還要做什麼警察局長？要來拆別人的厝喔？局長厲害喔！立正～！敬禮～！恭送長官！長官要去哪裡吃酒？局長有要帶你們去嗎？啥？冥盡洞加油吶～！新車吶～！」蘇貞昌大動作作秀拔官後，新任台南市警察局長出現在抗爭現場，但旋即快速離去。從民進黨高層的政治秀與政治利益重新配置，一直往下延伸到民間抗爭的影響，突顯出當下台灣政治生態的扭曲的一面。
抗爭者在凌晨四點多聚集於陳致曉家中，等待早上六點警方拆除作業展開。抗爭者坐成一圈，開始綁布條、喊口號、高唱抗爭歌曲，彼此手勾著手捍衛家園。早上六點左右，警察聚集於陳家門口，和抗爭者對峙，陳家鐵門將警方阻擋在外；之後傳來警方暫緩拆遷的消息，陳致曉一家暫時解除政府強拆的命運，但情況並不因此好轉。之後政府仍然可能會隨時展開拆除作業，這對於抗爭者而言，恐怕會是一場持久戰。這場2012年至今的抗爭行動，340戶當中，至今只剩下陳致曉一家，是最後的不同意拆遷戶，他們面臨精神上、生活中的各種巨大壓力，也見證了台灣土地開發與迫遷史上，最為不堪的一頁。也期盼在這段緩拆期間，有地方百姓關注，更多人參與、留守，藉此保衛陳家。
一個社運者的參與後記
南鐵案是當下諸多迫遷案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恐怕是當前台南市最受爭議的一個案件。在土地徵收、開發或迫遷的諸多案例當中，2010年後有西港外環道開發案、甜心牧場案、龍崎歐欣掩埋場案，這些議題縱有人權、歷史文化資產、生態、環保等不同面向，但就大的共同層面而言，指向了當下台南在都市發展過程中，土地從原先的自然生態資源空間、基礎的生存與生產活動、文化與歷史記憶等不同功能，一再讓位給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下的土地開發與掠奪，用以進行大規模的資本積累。
「公共性」、「公共利益」也是近年來民進黨政府用以壓制在地居民、抗爭者的拙劣說詞。比如2016年陳菊於高雄市執政期間，便是以「公共性」為由，進行高雄果菜市場土地徵收案，政府單位要建立親水公園和滯洪池，並認為果菜市場一帶是滋生病媒蚊之場所，要加強噴藥與環境清潔。果菜市場旁的住戶，便是在這樣的「公共性」之下被政府迫遷、驅逐出市中心的。像是2019發生登革熱，三民區的確有20名患者，但是這是位於「金獅湖市場」，並非十全路果菜市場[1]。而滯洪池部分，或許滯洪與治水、排水之間的關係性都仍可爭論，但居民也曾指出果菜市場一帶之寶珠溝，並未真正有淹水之情況。2020年2月20日新聞〈是防治還助長？高市滯洪池竟變蚊子池！〉[2]便指出，滯洪池當時處於驗收階段，但是竟變成製造病媒蚊的最佳場所，政府的「治水」與「防疫」的「公共性」政策，突顯出荒謬、虛假的一面。「公共性」如果成為政府和財團用以壓迫人民的工具時，那就不是真正的「公共性」。
而南鐵案也和「公共性」的討論有所關係，牽涉到公有地與私有地的問題。過去從「政府借地」演變為「徵收」，是民間私有地的部分，政府在未告知居民的情況下規劃與進行。徐世榮在《土地正義》一書當中便曾指出：
2007年，中央和地方談妥南鐵地下化的處理方式，2009年經行政院核定：總經費294億，由中央負擔87.5%、地方負擔12.5%，但在公告之前完全不公開。當地居民一直到2012年收到公文後，才知道原來鐵道東移，從「徵用」變成「徵收」，不還給居民土地了，而原來的火車鐵軌要變成是綠園道，這其實也與法律不合，因為有公有土地時，必須優先使用公有土地，政府很晚才公告，就怕人民抗議。[3]
政府將南鐵案從「徵用」變更為「徵收」私人土地，並未知會在地百姓，加上原來的火車鐵軌（屬於公有地的部分）竟然變成「綠園道」，這個政策本身即是不公不義之舉。「公共性」並不能以多數人的福祉為由，來行壓迫人民之舉，更何況這原本便是當地居民的合法土地、私有財產。
市政府於晚近幾年，才密集召開南鐵沿線各區說明會、公聽會，但主要向百姓告知此計畫施工各要點，變成是政府的一道強化其「合法性」的「必經程序」，卻未真正廣納住戶之意見，淪為一場「政治秀」。這也是這十年來，全台反土地徵收的抗爭面臨到的困境，沒有真正的民意；此外，南鐵案也牽涉到古蹟保存問題，這並未受到廣泛關注。在施工過程中，除了沿線古井之外，也挖掘到清代府城之遺構，但在開發與建設的利益之下，歷史文化資產仍不受重視。這如前面所言，土地開發與掠奪成為政商結合後的第一要務，並掃除一切可能阻礙此目標的任何威脅，此威脅無論是來自在地的抗爭者，甚或是矗立此處數百年的文化資產。
南鐵案所突顯出來的問題，還包括台灣的「公民參與」也出現前所未有的危機。在解嚴後所謂「多元」與「民主化」的過程中，看似人人能夠進行「公民參與」，但在南鐵案當中混雜不清的政黨政治背景與因素介入、在地居民利益衝突與分化、各種情感因素的相互輾軋等，特別突顯在近年來的反迫遷運動中，一場場前所未有的社會運動危機於焉展開。
「公民參與」並未真正讓台灣社會更加民主，反而日益「壁壘分明」。2014年三一八運動之後，過去的抗爭者逐漸進入政治領域，也不斷喚起社會關懷與實踐，試圖達到所謂的「公民參與」。「公民參與」所喚起的對象，仍多是社會大眾的「政治」意識，但是「政治」仍是縮限在狹義的「政黨政治」與「政黨政治意識形態」之中，強調透過「選舉」來改變社會、對政黨及其理念的認同，社會大眾快速將自身主體貼附在政黨意識形態的選擇，「民主」之價值縮限在「投票行為」，「民主」之實踐讓渡給「政黨」施政，並將「自由」縮限在人民擁有批評時政的「言論自由」，但人與人之間的壁壘日益高築，各政黨與團體之間難以消弭的鴻溝，儘管不乏專家、學者強調「溝通」的重要性，但並未真正起到任何作用。
近年來，日益強化的統獨意識形態與中國威脅論，不斷尋找台灣內部的假想敵人與他者，予以撻伐、肅清。香港事件過後，事件本身快速成為台灣政黨政治操作的手段，加上反中情緒日益高漲下，各種草根、在地的民間團體與社會抗爭，處境日益艱難，難以推動在地議題，成為台灣泛政治化下的祭品，這是一種變相的「連儂牆」，它在台灣已經成為一種肅清異己之工具，除了肅清政敵，還可以隨時將在地社會運動貼上「親共／親中」、「支持國民黨」等意識形態標籤；台灣在地的社會運動在總統大選期間，便蒙受「不識大體」之譴責。社會運動與國族的政治運動，兩者並非孰輕孰重的選擇。如果為了「反中」、「反共」以追求「自由」與「民主」為名，藉此壓抑台灣本身內部的社會運動，這本身便不是追求自由與民主之行徑。台灣近年來的社會運動與社會議題面臨上述公共領域危機，但仍必須刻苦而持續地耕耘。
回到南鐵案本身，即是在上述強化「公民參與」後反而日益惡化的政治生態下，所進行的困獸之鬥。內部居民、社運者具有各種「多元」聲音，但也互相角逐、撻伐，外部則是政府部門與煽動輿論的抹黑、指控與譴責。陳致曉一家為南鐵案最後尚未拆遷的一戶，也面臨政府、居民與各種身分人士的內外夾攻，無論是外部譴責南鐵居民阻擋開發、干預民進黨政府施政，或是內部譴責陳致曉的個人主義。至今已不是單純的政府與百姓之間的對立，各種團體與參與公民的相互輾軋已日益檯面化，後各種意識形態與立場之壁壘日益高築、對立的溝壑日益加深，社會大眾也難以辨識真正的對手或敵人；此外，人人均可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參與者，但也同時在不同立場與位置、利益關係，甚至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區別中，在各種輿論與評論中展開更為激烈的鬥爭過程，「溝通」作為重要的民主過程的方式，從政府到民間，也並未真正具體落實。
最後，南鐵案可說是當下台灣民主危機的一個縮影，也是台灣社會運動困境的一環。一個國家或政府，如果是藉由犧牲百姓的福祉、讓社會內部公民互相輾軋，甚或以各種看似強調「公共利益」卻實際上迫害在地居民與環境的開發、迫遷，藉此來換取自身利益與施政績效，那麼它同樣不會是一個好的政府。如果說社會運動阻撓民進黨政府執政與施政而被視為「不識大體」，社運者更該堅持下去，我們要更勇敢地繼續「不識大體」下去！
（作者為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1] 徐如宜，〈高雄新增1例本土登革熱 個案4年前大流行時也曾確診〉，《聯合報》，2019年6月22日。轉載自「好房網」。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270375230281.html
[2] 編輯中心，〈是防治還助長？高市滯洪池竟變蚊子池！〉，「壹新聞」，2020年2月20日。http://www.nexttv.com.tw/NextTV/News/Home/LocalNews/2020-02-20/127484.html
[3] 徐世榮，〈土地徵收的要件〉，《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新北：遠足文化，2016年9月，頁177。
發佈日期：2020/08/01
心虛的政府 2007年，中央和地方談妥南鐵地下化的處理方式，2009年經行政院核定：總經費294億，由中央負擔87.5%、地方負擔12.5%，但在公告之前完全不公開。當地居民一直到2012年收到公文後，才知道原來鐵道東移，從「徵用」變成「徵收」，不還給居民土地了，而原來的火車鐵軌要變成是綠園道，這其實也與法律不合，因為有公有土地時，必須優先使用公有土地，政府很晚才公告，就怕人民抗議
公有地不使用 強搶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