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的曲徑──訪談阿銳基（2009.7.1《新國際》）
◎訪談者：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前言（2009.7.1《新國際》）】
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 )1937年出生於義大利，1960年獲得米蘭博克尼大學經濟學博士，之後在義大利執教，1963年赴非洲。阿銳基先後在羅德西亞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Rhodesia)、達累斯薩拉姆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Dar es Salaam)執教，同時開展非洲發展研究。在此期間，他對殖民主義和民族國家自由運動發展影響下的勞工運動的研究頗有心得，認識了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 )，之後兩人開展了多項協同研究專案。1969年回到義大利後，阿銳基和朋友們在1971年組建了葛蘭西研究小組(Gruppo Gramsci)。1979年，阿銳基加入紐約州立大學賓厄姆頓分校的費爾南德布羅代爾中心，與華勒斯坦、霍普金斯一起從事經濟、歷史體系與文明方面的研究。也就是在此期間，費爾南德‧布羅代爾中心以世界體系分析的主要中心而遠近聞名，並吸引著全世界學者的加盟。
1994年，阿銳基出版了著名的《漫長的20世紀》，重新詮釋了13世紀以來的作為「物質膨脹」(material expansions)與「金融膨脹」(financial expansions)之間一系列活動之間的資本主義歷史。他在很多方面都很贊同華勒斯坦的觀點，並在近些年更多地關注東亞的經濟發展。他還強調自己受到亞當斯密、韋伯、馬克思、葛蘭西、波蘭尼以及熊彼特的影響很大。
阿銳基的《亞當‧斯密在北京》的中文譯本近期將在北京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正如這本書中所言，亞當‧斯密歷來是被引用最多而閱讀最少的作家。作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倡導，阿銳基想要告訴我們：中國或東亞增長道路與西方增長道路的差異；中國和東亞的經濟成就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帶來了契機，亦即斯密設想的基於平等的世界市場社會(world-market society based on equality)。
問：你1972年的論文《關於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論》比較了1873年到1896年的長期衰退，做出了你的預測，並被1973年開始的危機所證實。你多次提及這個比較，在指出了它們之間相似性的同時，還指出了它們之間的重大差異。但是你關於1929年大蕭條以及之後的危機寫得相對少一些。你認為大蕭條仍然是不太相關嗎？
危機性質的改變
答：不是相關性更小。事實上，它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危機。當然，它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它教育那些當權者如何避免重蹈覆轍。有一系列公認的或比較公認的措施來阻止這一類危機再次發生。即使現在，儘管人們將如今股市的崩潰與1930年的那次相比，我認為——儘管我可能是錯的——那些在拯救此次危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的貨幣機構和政府將竭盡所能避免類似1930年那樣的金融市場崩潰。政治上，他們無法承受崩潰的後果。因此他們將竭盡所能來渡過危機。布希和雷根的自由市場觀念是建立在極端的凱恩斯式財政赤字上的。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一回事，而他們所做的是另一回事；因為他們要應對政治局勢，他們是不允許政治局勢過度惡化的。金融領域情況可能和30年代相似，但是與30年代一樣，政治權威們不允許金融危機影響到實體經濟；相比以前，他們對此更加清醒。我不是說大蕭條不那麼的相關，但我不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它會重現。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30年代世界經濟是高度分散的，這種分散可能是引起大蕭條的原因之一。而現在的經濟則更一體化。
問：在《關於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論》中，你描繪了資本主義內部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是過度生產，有效需求不足而導致的危機，另一方面是過低的生產率削減了需求的生產手段。你現在還同意這個廣泛意義上的區別嗎？如果同意，你認為我們面臨潛在的，在過去30年作為資本主義特徵的被擴張的個人債務以及金融化所掩蓋的危機嗎？
答：是的，我認為過去的三十年間，危機的性質產生了變化。直到1980年代的早期，危機是一個典型的利潤率下降的危機，是由於資本主義機構加劇的競爭和勞工較以往衰退中(包括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30年代)更有能力維護權利所導致的。所以這是20世紀70年代的情況。
而雷根——柴契爾的貨幣反革命正是為了削弱這個力量，而這個工人階級保護自己的能力，雖然不是唯一的目標，但也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他們改變了危機的性質。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現在，在21世紀中，我們確實正面臨著一個具有所有典型特徵的生產過剩危機。收入被具有較高流動性和投機傾向的團體和階級所重新分配，因此收入不再回到形成有效需求過程的迴圈中，而是被轉移到各種投機行為，並製造一些定期爆破的泡沫。所以，是的，危機已經從因加劇的資本競爭所導致的利潤率下降，轉變為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向所導致的有效需求的系統性短缺。
美國的主宰權將在2025年結束
問：最近由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推出的報告預測美國的全球主宰權將會在2025年結束，一個更為分化、多極和存在更多衝突的世界將會出現。你是否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世界體系的可能性條件之一，是需要一個單一的霸權？缺乏單極是否一定等同於系統性的混亂——數個大致相約的國家之間的力量平衡是不可能的嗎？
答：不，我不會說這是不可能的。這很大程度上視乎在位的霸權力量是否接受調整。過去六、七年的混亂是基於布希政府對911事件的反應，這在某種程度上等同於大國的自殺。正在衰落的國家行為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有能力製造混亂。「開創美國新紀元計劃」是對衰落的拒絕承認。這是一場災難。在伊拉克的軍事潰敗和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財政壓力，使美國從一個債權國變成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債務國。同樣是戰敗，伊拉克比越南更糟，因為印度支那有較長的遊擊戰的歷史傳統，他們有如胡志明這樣有才幹的領導，他們也已經打敗了法國。美國在伊拉克的災難在於，即便是在最有利的條件下，他們也很難贏得這場戰爭，現在他們只是試圖為撤出找尋一些挽回面子的藉口。正是由於對於調整的抗拒，首先導致他們衰落的加速，第二，造成許多的痛苦和混亂。伊拉克是一場災難。當地流離失所的人口遠比蘇丹達富爾的多。
歐巴馬到底要做什麼並不明確。若他認為自己能扭轉衰落的態勢，他只會得到一些令人不快的驚喜。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聰明地處理衰落，將政策從：「我們不是包容的。我們想要另一個世紀」到承認正在衰落的事實，並構想一些適應權力關係變化的政策。我不知道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非常模棱兩可，還是由於政治中有些事不能說定，或者他根本不知道該做什麼，又或者他本身就是模棱兩可的——我不知道。但是歐巴馬取代布希，的確為美國用非災難方式處理和調整其衰落創造了可能性。布希已經嘗過負面的效應——美國軍隊的誠信被進一步破壞，金融情勢變得慘重。所以歐巴馬面前的任務，我認為，就是聰明地處理衰落。這是他力所能及的。但單就他設法要減少美國在阿富汗干預的想法來看，卻使人擔心。
以開放的態度觀察中國未來
問：多年來，當你把你的研究建基於馬克思對資本積累的構想的同時，也從未猶豫過對馬克思表示批評——包括他對國家間權力鬥爭的低估、對空間的不夠關心、對工人階級評價的矛盾等。長期以來，你也對亞當‧斯密的理論著迷，他的思想在你最新的作品《亞當•斯密在北京》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你對他哪方面相對有所保留呢？
答：對於斯密的相對保留是與馬克思對他的保留一樣的。馬克思從斯密那裏吸取了許多——例如受資本家間的競爭影響，利潤率的下降傾向，就是斯密的想法。《資本論》是政治經濟學的評論：馬克思批評斯密忽略了生產過程實際上發生的東西，資本家間競爭的確可能導致利潤率的下降，但卻是受制於資本家把權力關係轉移到他們身上的傾向和能力。從這點來看，馬克思對於斯密的政治經濟學的批評有其說服力。然而，我們必須從歷史證據溯源，馬克思作為一個理論的創造者，其假設可能與某時期或某地區的歷史事實不符。我們不能從創造的理論中推論出實證性的現實。他對斯密的批評必須在歷史記錄的基礎上作鑒定，這同樣適用於斯密的研究上，或其他任何研究上。
問：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其中一個結論，尤其是第一卷中，是指出斯密式的自由市場體系會導致階級不平等的加劇。在什麼程度上對於斯密式的制度在中國的推廣會導致嚴重的不平等？
答：我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的理論章節中提到，斯密並沒有打算把自我調節的市場的提法作為新自由主義的信條。無形的手是指國家應該在統治時把權力下放，並減少官僚主義的介入。實質上，斯密所提的政府行為應是親勞方的，而非親資方的。他曾明確提到的不主張勞工相互競爭以降低工資，而是引導資本家競爭，以降低利潤至他們能接受的程度。現今的概念卻把他的理論完全顛倒。但是中國的前景還不明確。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毫無疑問是走在引導工人競爭以獲取資本和利潤的道路。現在卻出現了調整。除了與革命傳統和毛澤東時代有關外，也與清朝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的帝國統治有關。我並不試圖就中國的前景做任何打賭，但我們必須以開放的態度觀察中國未來的走向。
「勤勞革命」與「工業革命」
問：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你用了杉原薰的研究，比較基於早期現代東亞的密集勞動力和對自然資源的管理的「勤勞革命」，和基於機械化和對自然資源的掠奪的「工業革命」，並提出希望在人類的將來能有兩者融合。你是如何評估今天東亞在這兩方面的平衡呢？
答：很難說。我不像杉原薰一樣樂觀的認為東亞傳統的工業革命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至於即使它不再次成為主導，也至少將會在混合的結構中擔當重要角色。這些概念關鍵在於觀察將會可能出現什麼事，而非抽象地說，東亞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或許美國則正在走其他的路，我們必須留意他們實際所為何事。有證據顯示中國政府正在擔憂他們的環境。然而他們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明智的。也許他們有計劃有步驟，但我在汽車工業文明中看不到任何對於環境災害的警覺性。學習美國發展模式，這在歐洲已經是一個瘋狂的想法，在中國更甚。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我總是告訴中國人，他們找錯城市了。若他們想要看看怎樣變得富裕起來又不破壞生態，他們應該去阿姆斯特丹而非洛杉磯。在阿姆斯特丹，每人用自行車到處走動；數以千輛的自行車停放在車站過夜，因為人們坐火車而來，他們早上以自行車代歩，晚上則把自行車置於車站。而在中國，我在1970年第一次來到中國，當時只有少量的公共汽車，處身於一大片的自行車的海洋——現在，自行車卻逐漸被淘汰了。從這意義上說，這是一個非常混合複雜的圖像，充滿著矛盾和擔憂。現代化的概念在世界其他地方被貶抑，但在中國卻被天真地認為是賴以生存的方向。
問：但是《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卻似乎暗示,我們可能需要像西方ー樣的工業革命，而且這樣的工業革命並不僅限於中國，而實際上能更為廣泛？
答：是的。但是杉原薰基本論點在於工業革命的典型發展中，用機器和燃料代替勞動力，這種發展模式不僅正如我們所知，有生態上的限制，而且亦有經濟上的限制。實際上，馬克思主義者經常忘記馬克思關於資本的有機組成所導致的利潤率下降，正是與更多的機械和能源的運用相關，因為這樣導致利潤的降低，同時造成生態上的破壞。杉原薰指出管理與勞動力的分割、管理在兩者地位中日高的主導地位，以及勞動力在工業革命中較典型地被剝奪其自我管理的技能，以上這些都有其限制的。工業革命中，個體的資源因擁有動員能力而發展，或至少保留了勞工的管理技能。最終，這些自我管理技能的利益變得比把觀念和行動分開所獲得的利益多。我認為他言之有理，尤其是在理解現今中國的崛起時很有用。這些自我管理的技能通過了無產階級化所設下的限制，現在的中國勞動過程比世界任何地方更依賴于勞工的自我管理技能。這也許是在新的條件下，中國擁有的其中一個主要的比較優勢。
世界市場社會
問：你在1991年出版的《世界收入的不平等》一書中提到，在蘇聯解體後，發展中國家內部因掠奪稀缺資源而造成的衝突不斷深化和擴大，其中以兩伊戰爭和海灣戰爭最具代表性，這就迫使西方國家來建構一個世界政府的新框架：七國集團作為全球資產階級的執行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作為其財政部，安理會為其國防部。如你所說，這些機構或許15年後會被非保守勢力接管。而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中你又說，未來有望形成一個潛在的世界市場社會，在這個世界市場化的社會，不再有任何勢力稱霸。這兩者之間是什麼關係，你是怎麼理解的？
答：首先，我並不是說這種世界政府機構的產生是緣於發展中國家的內部衝突，實際上，大多數機構都屬於美國二戰後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既作為避免全球經濟下市場自我調節缺陷的一種必要機制，又是一種管理手段。所以說，從戰後開始，這種世界政府已初具雛形。80年代時局動盪和不穩定進一步加劇，其中發展中國家間的衝突，也只是一個方面，因此這些機構開始以有別以往的方式管理著世界經濟。它們會被非保守勢力接管嗎？我對此的態度也是矛盾的，因為在很多方面，體現的是一種南北國家間的勢力均衡，如發達國家內部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等等。原則上講，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這些機構在調控全球經濟的過程中，很可能促進世界收入的均衡分配。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在80年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工具，從而加劇了這種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即使這樣，就像我說的，與其說最終造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更大的不平等分配，不如說拉大了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東亞發展態勢良好，南非發展最差，其他地區的發展介於兩者之間。
這和我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中討論的「世界市場社會」概念有什麼關係呢？顯然，要出現一個世界國家，即使是最初始階段，聯盟性質的，都是很難實現的。在短期內也沒有這種可能性。這樣，必然會出現一個「世界市場社會」，國家間通過市場機制緊密聯繫在一起，這種市場機制根本不能自我調節，而需要調控。這也在美國建立的體系中得以驗證，這種高度的調控表現為，通過各國磋商，主要是美歐，其次是與其他國家間的協商，關稅，配額，勞動力流動限制被取消。現在的問題是，怎樣的調控機制才能有效防止1930年那樣的市場大蕭條？所以，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是，世界經濟首先應以市場為基礎，並充分發揮國家在經濟調控中的重要參與職能。
中國會以獨有的方式崛起
問：在《漫長的20世紀》中，你描述了始於1970年代早期的金融化浪潮導致的體系混亂，勢必產生三種可能的後果：一個由美國掌控的世界帝國；一個無恃強淩弱的世界市場社會，或是一場足以摧毀人類的新的世界大戰。在你所有這三種預測中，縱橫歷史發展始終的資本主義可能消亡。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中，你總結到，隨著布希政府的失敗，第一種可能性可以被排除，只剩下後兩種了。但是，至少從邏輯上說，在你的框架裏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即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將會取代美國，而並不改變你描述的那種制度構架？你是否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呢？
答：我並不排除那種可能性，但是，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我在書中到底說了什麼。我在《漫長的20世紀》這本書的最後，擬想了可能出現的三種局面。第一，我設想的世界帝國，並不是只有美國掌控，而是由美國及其歐洲同盟共同控制。我認為美國不會如此不顧及後果而試圖開創一個美國新紀元。這種想法太過於荒誕，而且往往會事與願違。事實上，美國外交政策表現出強烈的意願，試圖改善由於布希政府單邊行為而造成的歐美間的緊張局面。但這種可能性還是有的，雖然較以前更難實現。第二，世界市場社會和中國在全球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並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你縱觀中國對鄰國的歷來表現，不難發現這種關係往往更多地建立在貿易和經濟交流的基礎上，而非更多地有賴於軍事力量的強弱。而且目前依然如此。人們經常誤解，說我把中國人描繪得比西方人更寬厚、更好，但這與此並無干係。我們所討論的是管理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的諸多問題。中國素有反抗的傳統，這是其他任何有類似疆域或人口密度的國家不曾面對過的。中國的領導者也一向對來自海外，換句話說，美國入侵的可能性保持高度的警覺。正如我在《亞當‧斯密在北京》第十章中指出的，美國絞盡腦汁想出種種方案對付中國，無論哪種方案中國政府都心存芥蒂。除了季辛吉的「融入」方案，其他的要麼針對中國發動一場新的冷戰，要麼使中國捲入同鄰國的戰爭中，從而使美國作為第三方坐收漁利。如果中國真的崛起，正如我預期的，成為新的全球經濟中心，它的角色也會同以往的霸主截然不同。這並不僅僅是由於根深蒂固的歷史和地域文化差異，更確切地說，是因為東亞地區特殊的歷史和地理位置會對全球經濟的新架構產生影響。如果中國能夠成為新的強國，它會以獨有的方式來崛起。首先，軍事力量的重要性要遠遜於文化和經濟力量，尤其是經濟力量。它會出好經濟這張牌，這一點上要遠比美國、英國或者荷蘭稱霸時做得好。
金融擴張必將導致終極危機
問：目前世界金融體系的危機，正是對你長期以來理論上的預言最有力的證明，這是顯而易見的。對於本次危機，有沒有哪些方面讓你感到吃驚？
答：我的預言非常簡單。就像布羅代爾所說，金融化週期性的趨勢，標誌著在一個特定的國家，特定的物質擴張進入衰退期。在《漫長的20世紀》一書中，我把金融化的衝擊稱作積累狀態的信號危機。並且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通常是半個世紀左右，終極危機必將到來。對於以前的霸主來說，是有可能識別信號危機和終極危機的。就美國而言，我斗膽提出這樣一個假設：1970年代是信號危機，終極危機還未到來，但是一定將至。會以哪種方式到來呢？最基本的假設是，所有這些金融擴張，到頭來都是難以持續的。因為大量的資本投機，已遠遠力所不及。換句話說，這種金融擴張的趨勢必然產生出各種泡沫。我預測，金融擴張最終必將導致終極危機，因為泡沫始終都是虛無縹緲的。但是我沒能預見到泡沫的具體表現形式：如網路經濟泡沫和房產泡沫。
而且，當我寫《漫長的20世紀》一書時，我對1990年代初期的局勢並不明確。我覺得在某些方面，美國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但實際上，那時才剛剛開始。雷根通過刺激經濟擺脫了經濟衰退，隨後金融擴張大行其道；但是，還是克林頓親歷了美國的黃金時期，直到2000年以納斯達克指數暴跌為代表的金融危機爆發。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房產泡沫的破裂，很顯然正是美國金融集權的終極危機。
資本主義出乎意料的演變
問：你的著作之所以能夠力壓群芳，在於你對國際體系架構中資本主義發展所呈現的靈活性、適應性和流動性特點的解讀。你以500年、150年和50年的框架從長遠的眼光，整體審視了東亞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這種簡易模式的產生顯然是清晰可見，毋庸置疑的。你怎麼理解這種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關係？
答：這裏有兩個不同的問題：一個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靈活性有關；一個是關於模式的週期性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由其偶然性和必然性決定的。首先，我們來看資本主義的適應性：這倒和我年輕時經商的經歷有點關係。起初我試圖打理父親的小生意。後來，我做了一篇有關外祖父生意的論文，他的生意要大一些，一個中等規模的公司。跟祖父的一次爭吵後，我去了聯合利華。當時，以員工人數來說，聯合利華是世界第二大跨國公司。所以，從分析資本主義企業的出發點來看，我很幸運能進入一家成功的大企業，這使我認識到對資本主義企業不能一概而論，因為我父親的生意、外祖父的生意和聯合利華之間有著天壤之別。例如，我父親幾乎花掉所有的時間走訪紡織業的客戶，去研究他們設備的技術問題。然後回到工廠，同工程師討論這些問題，最後為客戶提供定制的設備。當我努力去試著經營時，感覺如此茫然無措；因為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專有技能和知識上，而這些是我父親多年實踐和經驗的積累。我可以奔走於客戶中，但我根本解決不了他們的問題，甚至搞不懂那些問題，那是很絕望的。事實上，我年輕的時候，曾這麼對父親講：「如果共產主義者來了，你會遇到麻煩。」他說：「不，不會有什麼麻煩，我還將繼續現在的工作。他們需要有人做這樣的工作。」
後來，我關掉了父親的生意，開始打理外祖父的生意，那已經是「福特式」大批量生產的生意了。他們不再研究客戶的問題，只是生產標準化的設備，而不考慮客戶的需求。工程師設計他們認為是市場需要的設備，然後告訴客戶：這就是我們的設備。早期在生產線上完成的批量生產就是這樣的。但當我到了聯合利華，我卻很少看到生產的一面。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工廠——一個生產人造黃油，一個生產香皂，另一個生產香水，產品琳琅滿目。但其經營活動的核心，既不是市場部門，也不是生產部門，而是財務和廣告。所以，這使我明白，我們很難確定哪種特有的形式才具備「典型的」資本主義性質。後來，通過研究布羅代爾，我認識到資本主義這種超適應性，是可以從歷史的維度觀察到的。
無論左翼還是右翼，他們主要問題之一是：都認為歷史上不斷再現的只有一種資本主義。然而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正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進行著深刻的演變。幾個世紀以來，資本主義一直以奴隸制為基礎，又植根於其中。似乎資本主義的存在離不開奴隸制。然而奴隸制已然被廢除，資本主義不僅完好無損，而且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基礎上比以前任何時候發展得都更為繁榮。單從這點上，似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運轉之根本，但是二戰後，資本主義再一次摒棄了它們，繼續得以生存和發展。縱覽世界，資本主義一直不斷地進行自我更新，這也是其主要特點之一。僅僅論證什麼是資本主義而無視這些根本性變化顯然是目光短淺的。在這些適應中始終保持恒定不變，又能很好界定資本主義的實質，莫過於馬克思關於資本的一般公式：M－C－M’，就這一點我在區別物質擴張和金融擴張交替更迭中反復重申過。
資本主義體系的「空間修復」
問：請談談你在書中提到的這一顯著的、長期模式以及其規模的轉變？
答：物質擴張和金融擴張的週期有著明顯的地域性。侷囿於一個特定國家的研究是無法看清這一點的，因為那樣你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進程。目前大多數歷史學家的研究都拘泥於一個特定的國家來追溯它的發展歷程。然而根據布羅代爾的觀點，資本的積累是跳躍式的。如果你跟不上它的腳步，追蹤它在不同地方的發展軌跡，你就無法看清它。如果你只關注英國，或是法國，那只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無法從歷史的角度透視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部分。你應緊跟其發展，從而理解到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從根本上是在不同條件下的演變歷程，當你所界定的「空間修復」變得日趨緊張，競爭日益加劇時，就需要一種新型的、更大規模的空間轉移，促使資本主義體系經歷又一輪的物質擴張。然後，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新一輪的自我迴圈。
基於布羅代爾和馬克思的觀點，當我第一次系統論述資本主義這一演變歷程時，我還不能完全理解你的 「spatial fix」(空間修復) 概念，「fix」具有雙重涵義——既指投資固定的資本，又指修復早期資本主義積累的矛盾。這種模式的必然性源於積累的過程，使資本和其他資源以更大的規模流動，同時帶來日益激烈的競爭和各種形式的過度積累。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過程——有別於非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具有雪球效應，使競爭更為激烈並降低了利潤率。那些能夠審時度勢的，每次力求更大的空間以確立新的空間定位。大量的資本首先在較小規模的城邦不斷積累，17世紀轉移至介乎於城邦和民族國家間的荷蘭，18、19世紀被世界帝國的英國取代，最後20世紀轉到美國這樣的洲際大國。
現在這一進程無法以同一方式繼續下去，因為沒有新型的更強大的國家可以取代美國。事實上，較大的民族文明國家，如中國和印度，領土面積雖不及美國，人口卻是美國的三、四倍。因此我們正面臨著一種新的轉型：資本積累的過程一改往日從小國向疆域遼闊的大國過渡，取而代之的是從人口密度低的國家向高人口密度的國家重新分佈；而且，原先局限于富國之間的流通，現在正從富裕的國家向基本上仍然貧困的國家過渡——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僅是美國的1/20。從某種意義上，你可以說，「如果真是如此的話，如今的霸權主義正在從富國向窮國轉移。」但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卻存在著巨大的內部差異與不平等。所有這些混雜在一起，發展趨勢相互矛盾，這就需要我們探尋一些概念上的方式來增進理解。
【選自阿銳基著《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即將出版，路愛國、黃平、許安結 譯；英文原文來自New Left Review 56, March-April，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