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援香港」在台灣：一個台灣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在地思索
◎李亞橋
【編按】何韻詩來台遭統促黨潑漆，警方將問題上升至朝「組織犯罪」偵辦，而近日台灣的校園連儂牆遭陸客破壞，有一名已遭驅逐出境，高雄市政府則以「歷史建築」要求西子灣隧道復原。台灣的聲援運動與回應，延著既有統獨與藍綠的政治界線歸位，並以此形成民不民主的問題，延續的是替即將到來的選舉加溫。警察作為國家暴力的限度、政權的保守性質，似乎因為另一種「正義」或「道德上的進步」而被忽略，甚至是合理化，諷刺地是當香港抗議警察濫權時，台灣的輿論卻反而因為「位置正確」而忽略警察及政權的雙重標準與可能正在超越合理的執法界線。作者提醒，這正是社會抗爭者必須要警惕的，尤其是對於廉價地消費所謂的「自由」、「民主」！本文作者李亞橋是成大台文所博士候選人。
連儂牆：貼與撕之間的思考起點
校園連儂牆，儼然成為選舉之外，廣泛受到台灣社會大眾關注的重點。高雄市政府要求西子灣隧道中山連儂牆復原，必然會成為當下選舉攻防戰的其中一環。市政府認為西灣隧道具「歷史建築」身分，而這些其實真的都可以拿台南警方逮捕破壞連儂牆作為對照組，然後進行整體的思考。「理由」永遠可以被正反雙方端出來，不在於理由本身是否合理或具有正當性。但這裡要講的不在於「理由」是什麼，比如陳菊政府執政期間發生諸多迫遷弊案的「理由」是「為了要治水」，韓國瑜政府執政團隊則是以「歷史價值」為「理由」。相對地，這裡要指出的是，在這個時候反抗者更要站好「反抗者對抗官方」的這個位置，而不是輕易地在支持某一政黨而反對另一政黨的情況下，滑向挺藍或挺綠的任何一方。「理由」永遠是官方塑造好用來對付反抗者的說詞，我們是否做好心理準備迎接、站穩「反抗者V.S.官方」的位置？這就會成為當下台灣內部騷動不安的局勢下，社會運動者的重要習題。
校園連儂牆兩樣情，中山大學的連儂牆受罰，台南警方則是抓到成功大學連儂牆的破壞者。當這兩者合在一起看，會導向媒體要給人民思考哪個政黨政府誰自由民主、誰不挺自由民主的簡單二分法。然而這裡要站在不同於官方與媒體操縱的角度來重新來思考，這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兩者共同指出的是人民期盼一個「法治」的政府。這會是右翼自由派的理想圖景。過去台灣的社會運動的反抗者總是被警察鎮壓、逼供、囚禁，這次出乎意外的是台南的警察竟然逮捕撕毀連儂牆的民眾，但平常台南地方的反抗者反對迫遷、人民守護歷史與文化資產，面對的往往就是警察的粗暴對待。因此，由警方逮捕損毀連儂牆的人，這當中究竟產生什麼樣的問題？就會是該重新思考的部分。
張小虹在2019年10月9日《聯合報》發布〈台灣校園的民主暴力？〉一文，即在連儂牆的貼與撕之間，重新思考「香港反送中運動」在台灣發酵後，台灣支持與反對之間不同位置的權力配置，提出「誰在破壞民主，而誰又欠缺民主修養」的思索，並援引過去台大校園中「民主牆」、「愛國牆」作為校方和學生會之間的角力戰為例，指出現今連儂牆變成是和「校方申請」，學生在捍衛民主與言論自由之下，要求「不允許毀損」，但也形同塑造另一尊「蔣中正銅像」。因此張小虹在文中結尾指出，「如果我們在『連儂牆』校園海報被撕下的那一刻，憤怒言論自由的遭受破壞，那我們也該在撕下海報之人被立即移送法辦的那一刻，哀悼校園民主的淪喪」。然而張小虹這裡仍是以「陸生」、「陸客」作為假設中的「破壞者」，用以批評當下聲援香港反送中的人預設了「支持香港」或「中共的同路人」的二分法，在這之間進行破與立。然而再進一步來看，假設「破壞者」是一般人民，甚至是社會運動者，又該如何看？
事情永遠會被顛倒過來，真正的反抗者就必須把它擺正會去。
就好像世界上許多地方，過去許多作家、畫家受到箝制，不准出版、不准展覽。人民要記得這些受壓迫的人，「記憶與遺忘之間的鬥爭」即是一種權力關係的配置，但真正的反抗者絕對不是用官方或體制內的姿態去肯定弱勢者、被壓迫者。而台南的連儂牆如果被民眾撕毀，學生可以貼回去，但是真的需要出動警力逮捕破壞民眾嗎？如果今天有民眾想貼「我挺香港，但我也挺韓國瑜」，學生會讓民眾表達不同意見嗎？這些思考就會浮現出來。在貼與撕之間，導向了許多人期待一個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法治」的國家，透過「法治」的警察力量去「公正地」處理社會上的事件，希望作為國家機器的鎮制工具的「警方」來處理撕毀連儂牆的人。這個過程實際上欠缺民主與自由的思索，畢竟警察總是為國家機器、官方或資方的打手，不會真正站在民眾、甚至是反抗者的一邊。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持續延燒，被官方與警察殘酷鎮壓，而台灣聲援香港、支持連儂牆的學生，則是藉由警察的「合法化暴力工具」來捍衛他們的民主與自由，這當中充滿無限的弔詭與諷刺。
香港抗爭效應在台灣：挺韓與反韓之間的自由民主抉擇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要放回到香港的脈絡來看，台灣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則是開展出不同的脈絡。這裡特別是要討論後者，「聲援香港」、「台灣的大學連儂牆」在當下激烈的選舉立場角逐之下，很容易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進行操作，成為指向挺藍或挺綠的選擇。曾有香港來台灣的朋友指出，大意是「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無法挽回了，你們台灣要好好珍惜，選韓國瑜就是投給中國共產黨。」這也是現今台灣支持香港抗爭運動的主流論述取向。香港的抗爭群眾提供了台灣反對「中國極權」的正當性理由，影響範圍甚至擴大到台灣二○二○年的選舉，這已是不爭之事實。
如果今天警方快速地出手逮捕破壞連儂牆的人，這也代表了台南綠營的執政者在相對於藍營甚至是韓國瑜的位置上，試圖展現出他們更有「法治」的一面而已，他們要捍衛的是二○二○年總統大選的利益，甚至是綠營的統治利益。這個邏輯就會變成是：當政治面臨危機、要保衛台灣的主體，就必須犧牲掉某一小部分人的自由與民主。香港帶給台灣的效應於是擴大到總統大選的層面，在聲援香港或支持中國的二元對立之下，成為審視候選人言行與選擇政治立場的衡量標準。
然而事實上，支持香港的論述成為主流之後，同時也掩蓋、壓過台灣在地議題與社會運動。在聲援香港的行列中，也有不少台灣社會運動的參與人士，聲援香港與台灣在地議題與社會運動，本來就不該是誰先誰後的優先選擇問題，然而台灣的在地議題與社會運動，過去總是不斷被官方與媒體壓制，這次台灣聲援香港的運動，同樣作為轉移台灣在地議題與社會運動的焦點，反對「中國極權」成為政治選舉與統獨立場上的攻防戰。
就像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的，新自由主義國家要把國內危機轉化到外部，比如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過福克蘭群島戰爭，轉移國內經濟危機的焦點。更常發動海外戰爭的美國，總是藉由國家安全的理由，轉移媒體對於美國內部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族群衝突；而此次香港受中共壓迫下的自由與民主危機，變成民進黨轉化台灣島內政治危機的重要手段，一方面站在反對國民黨與韓國瑜的軸線上，另一方面則是繼續消弭台灣內部資本主義危機、負債，甚至是各種抗爭運動。
社會運動的虛與實：當社運變成資本主義的傾銷商品
聲援香港的校園連儂牆成為一股熱潮，體現出台灣人不斷消費民主與自由的圖景，而且用最廉價的方式。台灣人對於政治性的運動，總是展現出狂熱的狀態，無分韓粉或反韓、反國民黨等不同立場，也不分男女老幼。從三一八運動反黑箱服貿與中國因素、韓國瑜的選舉動員，緊接著這次台灣聲援香港的運動，群眾總是被政治議題快速動員，也快速消褪，一波接一波。然而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消耗大量台灣社會的動能，鮮少累積、深化自由與民主，這一直是台灣右翼人士強調的民主化運動當中十分匱乏的部分；台灣聲援香港，自由與民主形同便利貼，更多是在民主的象徵層面進行攻防，仍舊缺乏轉化為社會運動更為積極的參與，以及深化在地實踐的動能，它突顯出台灣二○一○年後社會運動快速被政黨政治收編的虛幻景象，遠勝於社會運動本身的實質意義。
曾幾何時，台灣多數的社會抗爭能被好好看見？
舉例而言，不久之前巴黎聖母院大火，社會輿論開始批評台灣社會大眾只在意國外發生火災，卻不在意台灣各縣市不斷破壞文化資產，縱使鄭麗君上台號稱修訂「地表最強文資法」，也免不了文化資產遭受祝融、剷平的命運；台灣聲援香港期間，樂生療養院持續向政府陳情，位於新北市新莊迴龍的捷運機場，除了施工期間對於建築物本身結構造成損壞、危害到居民居住安全，也影響過去居民進出療養院的便利性。
然而，聲援香港的新聞聲勢蓋過樂生療養院，甚至也不乏支持綠營者、不同位置的抗爭者開始抨擊樂生居民與學生。甚至其他台灣社會議題、環境議題，每每需要更多公民參與、抗爭的時候、永遠都面臨缺乏支持與人力的窘境。這才是當下台灣社會運動面臨的實況，絕對不是何種議題該優先的問題。畢竟如果台灣有何種運動該優先選擇，通常國族運動、統獨議題會被擺在第一順位，通常輪不到台灣內部本身的壓迫。就像從日本殖民統治期間，談論國族、談階級的知識分子，往往又把性別議題排在最後，甚至認為解決國族或階級問題就能解決性別壓迫問題。這種優先順序的假設實際上是錯誤的。如果台灣要追求民主與自由，應當要更為深入地討論，無論是社會主義的或自由主義的民主與自由，它絕對不會、也不應該只是大量傾銷的廉價商品而已。
從香港到台灣：重新思索社會運動抗爭者的位置
社會運動中的抗爭者應當重新思索自身與官方、體制之間的關係，台灣聲援香港的行動也可做為重新思索抗爭者位置的契機。
不久之前，台灣歷史博物館曾經展出「迫力．破力：戰後臺灣社會運動特展」，一個真正的反抗者本來就不該輕易被官方或體制內的學術單位收編，儘管許多抗爭文物是由抗爭參與者主動提供，抗爭者自願捐出抗爭文物，自然有他做為政治主體的自由選擇。然而，或許民眾應該更期待有人能夠去反思這個權力配置的問題：假設作為一個反抗被官方或學術單位收編的人到現場大聲喧囂，甚至進行破壞，博物館是否要叫警察將之驅逐？如果這位民眾作為一個反抗者，反抗學術單位或官方收編這些反抗官方的文史資料，而相對於國民黨的民進黨官方和學術機構把他趕出去、甚至控告毀損罪，這位民眾算不算是被右翼本土政府和官方學術機構二度傷害？ 因此，這裡會強調一個「反抗者V.S.官方」的位置。如果說在現今社會運動更常被「整合」到相對於國民黨的行列中，此舉消除了多元聲音與差異，那麼一個社會抗爭者，就更應當重新思索自身與官方、體制之間的複雜關係，而不輕易向它靠攏。
而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抗爭者，就算彼此之間具有差異，也常常爭執，也應當持續一同抗爭。或許在這個年代比較困難，特別是牽涉到各種權力配置、路線差異等等不同層面的問題。比如：你憑什麼叫我進入你的場合幫忙？你主導的場合會是什麼性質、會把議題帶往何處？你的想法和我一樣嗎？社會運動是否成為少數人參選的門票？社會運動的抗爭者如果進入政治圈，會持續為台灣社會議題發聲嗎？等等不同層面的考量。而作為一個支持社會主義的運動者，就必須思索這些問題，甚至自己開闢一個不同於右派抗爭的論述與實踐空間，用不同方式深化、討論自身的民主與自由議程，也避免民主與自由變成一種象徵符號，廉價地大量傾銷。
社會運動抗爭者要不斷走出來，並在台灣社運與民主的格局上進行通盤檢討、持續深化，就算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最後走出來的路不一樣，但有這樣的差異、能夠容忍差異，才是上述追求民主與自由過程的重要基礎。
發佈日期：2019/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