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擁有未來嗎?
◎阿改(藝術媒體編輯)採訪、戴錦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受訪
【編按】中小學已經開學,多數大學也於本週開學。青年學子一直是熱題,而政治總想抓著「青年」,因為「青年」被象徵了某種純粹、新、進步;相應之,也有認為青年衝動、缺乏思考。然而這些評論往往訴諸主觀的認識,更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是,如何理解標誌特定世代的物質條件轉變?「當我們談論下一代的時候,恐怕我們得先談談我們自己」,戴錦華教授在這篇訪談中,點出如何教育與理解下一代的未來,恐怕還是在於自己怎麼適切理解當今的世界變化,尤其數位科技發展的影響、相應而來的教育與知識學習方式的轉變、科技發展與人類未來等等問題。文章原載於自公眾號《騰雲》71期「下一代學什麼?」,由陶然編輯,轉載自海螺社區。
「當我們談論下一代的時候,恐怕我們得先談談我們自己。」
互聯網、大數據、生物科技、人工智能……今天的最新世代不僅是天生的互聯網原住民,也將天經地義地成為不久將來「美麗新世界」的公民。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挑戰在於,最新一次科技革命所產生的影響,不僅導致宏觀層面上國際關係、國家治理、經濟狀況、社會結構等發生巨變,也在微觀層面上改變個體的行為:學習、社交、遊戲、工作乃至面對死亡——在新的科技革命的語境下,過去的很多模式都主動或被迫發生改變,人如何能在劇烈的變動中保持人的尊嚴,實現人的價值,這是一個現在就需要思考並準備的問題。
而機遇則在於,歷史上沒有任何一代人能像今天的新世代一樣,如此天然地接近和擁有科技的力量。如果運用得當,他們理應能藉此實現人類社會整體和人類個體在物質和精神的進一步飛躍;相反,他們也可能因為科技這一變量的失控引發一連串多米諾骨牌效應,而面臨更為災難性的後果。
在某種程度上,思考「下一代人的未來」,不僅是為他們而鋪墊的未雨綢繆,也是解決我們自身問題的迫切之舉。
正如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錦華女士在接受本刊採訪時一直在強調的:當我們談論下一代的時候,恐怕我們得先談談我們自己——我們應該如何更新對當下世界的認識,如何讓已失效的知識恢復有機和傳承,如何喚醒公眾對危機的意識,如何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認識作為數碼原住民的最新世代……
換而言之,「未來」其實已經到來,危機已潛藏許久,為下一代考慮未來,也是為我們自己做打算,以便安全地度過這個前所未有的「大變局」。
以下是《騰雲》雜誌對戴錦華教授的訪談
騰雲:我們要怎麼做,才能讓下一世代(泛指,而未必特指目前的兒童)更好地面對和迎接未來?當我們討論如何(比如在教育上)為下一代「準備」更好的未來的時候,您覺得這是一個架空的想像嗎?
戴錦華:這個問題包含了一個假設前提,即知識是有機的、傳承有序的,它和世界的關聯也是有機的,我們可以通過知識使得下一代與世界彼此關聯—我對這個前提比較懷疑。
我們討論未來,是因為我們希望擁有未來。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擁有未來嗎?在我而言,討論未來,有著不可規避的危機感。
危機的其中一個表現,最直觀的就是環境和能源危機,比如全球的極端天氣,能源過度開采和可替代能源的缺席,等等,它通常在生態或環保的框架下被討論。這個問題也許是無解的,因為今天整個世界都在助推這個危機的發展,其背後主導的力量就是資本。而資本在金融、虛擬經濟的語境下,已經完全無需人格化的代理人,它因此變成一個不可控力。
另一種危機,則是對上述危機的漠視。我們感知到了,但選擇漠視,或擱置。這種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全球政治失序——從川普當選到英國脫歐,整個西方現代政治制度中的製衡性元素都已失效。這一點,我在美國就感受到了美國知識界那種普遍的悲憤和無力,以及巨大的憂慮和恐懼。
但是,在整個討論中,有一個因素被忽視了,那就是新技術革命——它不僅加速了前述兩個危機的發生,同時也促成了整體社會生態的改變。
一方面,整個世界因此分崩離析了。一部分人得以生活在新生態中,另一部分人則遠遠地被拋離在這個生態之外——想想非洲奴工的孩子、拉美叢林原住民的孩子,以及中國被現代化拋在身後的孩子——生活在新生態中的孩子根本無法想像前者們的生活,而這是一個全球的結構性的問題。
另一方面,是「個人主義絕境」的出現。「個人主義」固然包含了一般意義上的獨立自主、個人權利等命題,但同時也包含個人如何組成社會的命題。而今天的新技術革命造成的一個問題是,孩子們的成長已經自外於現實的教育系統,他們通過iPad、Siri進行自主學習,而這部分知識可能完全不在現有的教育系統之內。
換而言之,他們進入智能終端所連接的互聯網空間,形成獨有的遊戲、娛樂、社交方式,成為眾多「飯圈」中的成員。
我們這些非「數碼原住民」,也會有多重身份或多重自我,但我們下意識裡會分辨哪個是自己的「主人格」,會嘗試整合我們的自我。但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人們似乎已經無需這樣做,多重阿凡達、多重馬甲、多重ID……都無需整合,而且也沒有整合的機制和意願。過去人們會區分什麼是現實世界,什麼是虛擬空間,但看一看今天的電商、電競、主播……你會說那些是「虛擬」的嗎?
而我所描述的所有這些,其實都在指向我最開始所提及的那個「斷裂」——知識的有機性、延續性,已經脆弱或稀薄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們以為自己是以血肉之軀生活在這個真實的時空中,以為我們與社會的連接是真實的,這種觀念,這種想像,某種程度上已經失效了。
在這個被新技術革命所改變的生態下,看一看宅男宅女,或日本的「禦宅族」,「個人主義絕境」的出現,使得個體之間的親密關係成為一個困難的命題,而更大的擔憂或許還在於,下一世代對「系統」的依賴性變得前所未有之強——既然可以自如地召喚Siri,那他們就可能不再需要通過搜索引擎進行主動檢索;而依賴龐大的電商和物流體系,“宅生存”成為一種真實可行的生活。
去美國看博物館、美術館的時候,我發現,20世紀前半葉的藝術家,他們的畫作中一定會出現勞動者,我原來以為,那是因為有左翼文化的影響,因此即便是藝術家的創作,也符合「向下認同」的社會趨勢;後來我強烈認識到,不完全如此,而是因為勞動和生產就在他們身邊。
而今天,當你睜開眼睛,你看不到「勞動者」了,勞動隱匿了,與此同時,全球化的金融貿易體系,全球化的商品物流體系,成為一個巨大的系統的機器,你的生存就建築在它正常運轉的前提下,一旦這個鏈條的某一環節發生錯誤,那麼整個系統就可能崩塌。
所以,讓我們回到你的問題:當我們談論下一代,談論下一代的教育的時候,恐怕我們得先談談我們自己,就是我們有沒有意識到,今天我們所擁有的知識、理論,可能都失效了。我們又該怎樣去更新我們的知識,重新設定參數,去認知今天的世界以及被改變的下一代呢?
前不久我受邀去談教育的話題,我就提出一個觀點:沒有任何人有資格去整體地「宣判」一代人,「自戀的一代」「垮掉的一代」,這些都是我們需要高度警惕的。但是反過來說,如果你相信這些結論為真,那麼一定不是某一代人病了,而是這個社會病了。
所以當我們談論教育的時候,一方面,前提是知識仍然是有機的,有效的,另一方面,則是我們拿什麼去教育下一代。
我跟現在的本科生、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接觸的時候,我就覺得,相對於我們這一代,他們的教育起點不知道高了多少,但同時我也強烈地感受到,他們在接受了精緻的、完備的教育之後,仍然缺少提出問題的能力,他們的好奇心,似乎在整體上被剝奪了。
經常有海外的學者說中國學生不提問——在我的那個時代,外國學者也認為我們不提問,但我們不提問是因為傳統文化基因中的矜持和膽怯,我們可能會在教授走了之後進行熱烈的討論,但現在學生的不提問,似乎就是真的不好奇。
這種不好奇,是不是因為現實因素的抑制所導致?是不是也有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那個富於思考的自我,並不存在於現實的學習空間中,而可能有其他的表達空間—比如他可能是QQ空間的意見領袖。
我想說的只是,對於我來說,他們的世界是新的,是陌生的,而去了解他們的過程,就是我們這一代需要重新學習的過程
騰雲:此前看到一則消息,說在歐洲的某些國家,幼兒園是不教孩子讀寫的,孩子上幼兒園就是玩,在遊戲中培養興趣和激發創造力。人作為一種智慧生物,當面對新的技術環境時,他能否自我訓練出一種更適合自己的學習模式?如果我們對下一代什麼都不「管」,什麼都不教,他們是不是也有可能學得好?
戴錦華:一旦進入比較教育學這個領域,那就非常專業了,我不敢發言。但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在美國剛好跟一個研究美國中小學教育的博士做過鄰居,我也通讀了他的博士論文,那對我來說是一個震驚的體驗。
他所了解的美國中小學的現狀和問題,跟我們此前對美國教育形成的想像和定勢基本上南轅北轍。某種程度上,美國的教育制度比中國的更「殘忍」,它要求學生在追求學科的優異成績的同時,還要訓練辯論、組織、實操等能力。
它是對英國工學制度的模仿,是一種高壓式的教育,而這幾乎是美國教育秘而不宣的秘密。至於北歐各國,到今天為止,都是特例——終身免費教育,但他們的問題是自己教育出來的精英大量外流。
而我相信的是,在互聯網時代,教育的觀念應該完全改變。
此前,我們的教育以傳承知識為目的,所以在中國傳統教育中,記誦就變得很重要,孩子們在認字之前就要背《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
回到根子上去說,這件事是違背自然性的——所有的哺乳動物的生存技能都是通過基因遺傳的,唯有人類不是,所以每一代人都必須從頭開始,用大量的時間進行學習,以便於在人類的世界中能生存下去。
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的記憶和傳承就成為必需。但在今天,知識的記憶和傳承已經可以由存儲器來完成,也就是說,知識教育的意義被改變了。
因此,今天教育的意義,應該是思維能力的培養,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應該是一個會提出問題的人,因為只要你提問,就會有回答——在數據庫足夠完備的情況下,你可以一鍵調出人類歷史上所有的知識,而怎麼去處理和使用它,才是重要的。
但是這裡也存在一個危機:倘若停電了呢?因此,我們實際上處在一個矛盾中——從進步論的角度來看,現有的教育體系應該被變革,但在應對危機的意義上,我們是不是仍然要把新技術革命所提供的硬件軟件環境暫時擱置,去對孩子進行舊式的訓練。這是我所不能回答的。
騰雲:有一種可能性是,人類以後可以通過植入到大腦裡的芯片,隨時調用人類歷史上所有的知識,因此過去長達30年的學習過程可以被省略了,人類可以將更多時間用於創造。您對這個假設或想像是樂觀還是悲觀的?
戴錦華:在電影《諜影重重》(台譯:神鬼認證:傑森包恩)中,失憶後的Jason Bourne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塊芯片,他必須劃開自己的身體,把芯片扔掉,然後才去尋找自己。
這個故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參照——過去,我們需要把芯片扔掉,才能回答「我是誰」;而今天,我們一直在想像如何植入一個芯片——從此「我」就不是封閉的、獨立的、肉體的自我,機器成為我們身體的延伸,或者,我們成為機器的延伸,成為Matrix的“電池”。
我不擔心強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的到來,或者未來出現「人機大戰」,比那個現實更早到來或同時到來的,是我們已經與機器結為一體,因此,賽博格(Cyborg的音譯,即義體人類、生化電子人,用機械替換人體的一部分、聯接大腦與機械的賽博格系統)才可能是一個更需要被迫切討論的問題。
騰雲:以色列學者尤瓦爾.赫拉利就在他的《未來簡史》一書中說,借助科技,最富有的那些人將由智人「進化」到神人,因而躋身不可超越或難以被挑戰的階級。
戴錦華:是啊,所以人類社會最後的公平——死亡的公平,都將不復存在。如果真的發展到那個階段,那就是人類文明自我抹除的時刻——在自我賽博格化的過程中,人類的意義不存在了,或者說,人類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意義不存在了,從此貧者恆貧,富者恆富,有權勢者成為更優秀的物種,將成為唯物主義現實。
所以,我們究竟拿什麼去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呢?就像電影《雪國列車》(台譯:末日列車)裡所描述的,我們是在首車的立場上去教育他們,還是在尾車的意義上去教育他們?是讓他們學習如何做賽博格,還是讓他們接受只有少數人能成為賽博格?
面對這樣的問題,我經常無言以對,而我其實很慶幸,自己可能不必經歷這個過程,而可以以血肉之軀——到了該滾蛋的時候就滾蛋吧。
騰雲:回到我的個體經驗:小時候我們有一門課叫思想品德,裡面會特別強調三個字:真善美,回到字面意思,您覺得這三個字可以作為解決問題的選項嗎?
戴錦華:我很懷疑。真善美是一個舶來的概念,它在中國並沒有找到它對應的所指。
當我們回頭看過去「中國崛起」的一百年,會清晰看到中國艱難的現代化仍處於未完成時,它的未完成,不是因為現代化的程度不夠,而是它的自我建構本身未完成。
階層固化,社群撕裂,自我分裂,即便拋開對極端利己主義、極端功利主義、極端拜金主義、極端成功學的社會現實的批判,我們現在也沒有找到一種共享的價值。
人的自我建構,應有一個超越性的價值系統,但現在看來,那個有著不變的價值、原則、邏輯的系統未必在。因而人與人之間就很難形成共識。
因此,當我們在討論「三觀」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些什麼?我們要怎麼去看待每一個構成「三觀」的歷史性內涵和現實性義旨及其可能性?如果我們不較這個真,那我們很多討論就會變得沒有意義。
騰雲:關於真善美,有一種說法是在人工智能的環境下,我們如果以現在的教育模式去教孩子,而不訓練或培養孩子們的藝術思維、藝術技能,那麼他們將來就可能找不到工作。對於“美”或者藝術可能起到的作用,您對此抱有期望嗎?
戴錦華:我大概不會把期望集中放在藝術上,我覺得最廣義的人文學,即對好奇心和想像力的培養和共享,有更大的意義。成功的人文學教育,應該能強化我們的想像力。
幾次科技革命改變了很多,但唯一沒改變的就是現代主義邏輯,這一邏輯背後的人類中心主義和它所創造的高耗能的文明類型,注定已經不可持續,所以,人文學在教育體系中能否佔有位置,就顯得尤為重要。如果能讓整個社會在更大程度上共享想像力,那麼可能當我們面對危機的時候,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思考。
我每年訪問美國都會去見科幻小說作家阿蘇拉.勒奎恩(Ursula K. LeGuin),她每次見我,都說我太悲觀了,說我們還有辦法。
關於如何跟麻煩、危機共存,她的解決方案樸素之極——比如我們是不是可以從現在開始,每周少洗一次澡,每次洗澡的時候,把時間限定在15分鐘之內;我們是不是可以跟動物做朋友,等等。她最激進的一條建議是,我們少生孩子,彼此做親人。
她始終認為我們來得及,我們有辦法把地球救下來。每次見到她,我都會覺得特別受鼓舞。她不會講世界末日,而是講與麻煩共存。她真的是把女性的生命經驗變成一種資源,一種與眾不同的思考這個世界的方式。
騰雲:回到《未來簡史》,這本書認為,過去人們相信某個觀念,實際上是因為相信這個觀念背後的故事,比如宗教背後的故事。將來是否存在一種趨勢,就是人們創造一個新的故事,以及基於這個故事的信仰,來引導我們的走向?
戴錦華:我覺得,全球範圍內宗教尤其是宗教原教旨主義的複興,本身就是知識破產的結果。
曾經,世俗化社會戰勝了宗教社會,是因為我們相信理性主義的故事,我們相信能找到所有問題的答案,並主宰自己的命運。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講不出自己的故事了,尤其是關於個體生命價值的故事了。
過去我們相信,只要努力,明天就會更好;即便我們不幸福,我們的孩子以後能幸福,這樣一種信念,在全球範圍內都破產了。
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是現代主義邏輯自身實踐演進的結果,所以,我們是否能在整體上、批判性地去反思現代主義邏輯,去直面今天所發生的一切,去關注哪些問題可能在什麼點上爆發危機,我們又能如何去延緩和製止危機的發生,如果不能,那人類的大多數能否在危機爆發中倖存。
回到我自身——我願意這麼去做,可能只是為了換得自己心安,等到自己走的時候,我可以安心地面對自己。
在這個意義上,我搞了一輩子教育,卻不相信教育。我不相信可以通過知識去改造、改變他人。我不相信,也不喜歡這樣做。但我相信教育或知識能打開一些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將會成為種子。
我記得當年看電影《鋼的琴》,看到廢棄車間裡,一棵小樹從水泥地里長出來,而且開出一樹白花的時候,那個場景我特別印象深刻。我覺得,那可能就是我的最後的樂觀所在。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今天的中國人終於有了一點心靈的餘裕,去思考這些奢侈的本體論問題。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但我的確希望「看見」他人——如果你能夠「看見」他人,也許你對自己生命的理解就會有所不同。
經常令我感到安慰的是,我走了世界很多地方,不是去尋找熟悉的東西,而是在尋找陌生的東西;不是尋找和自己相同階層的人,而是尋找那些我從來不熟悉或在我想像力之外的人,以及他們的生活。我遇見他們,甚至成為他們中一些人的朋友,這樣,我就感覺自己的生命好像落到了地上,他們喜歡我,比我在網上擁有5萬粉絲,令我高興得多。
大概近5年來,只要是時間允許,只要是公共演講的邀請我基本上都接受。因為我有一種非理性的恐懼——可能有一天,我們就永遠隔著屏幕了。
所以我還是想在一個真實的空間中,用真實的身體面對真實的人群,給他們講什麼其實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跟他們在一起。當我們身體的媒介性已經被開始剝奪時,我就想藉助身體的媒介性,最後能傳遞一點什麼東西。
騰雲:以前看《黑客帝國》(台譯:駭客任務)時有一個感受,就是當一切都無解的時候,愛或者愛情總會成為拯救的力量。對於現代社會來說,愛還能扮演什麼角色?
戴錦華:今天中文裡的「愛」基本上就是英文裡的「Love」,而Love在整個英語世界中當然是一個神話,所以《黑客帝國》中當Neo說「我愛你」的時候,Trinity就活過來了——我記得當年看了好失望,覺得這個梗太老了。
不過我也會想起切.格瓦拉說過的一句話:「還是讓我冒著被人嘲笑的風險說出來吧——引導革命者前進的是偉大的愛」。彼此相伴,像親人一樣相互依存,當災難到來的時候,至少還有人手牽著手,共同面對死亡。我覺得它最重要的就是重新賦予社會有機性,這是一個非常真切的東西。
日本在經濟衰退期出現的「禦宅族」,到了中國也那麼普遍,我認為跟獨生子女政策下兩代人不同的生命狀態有關——他們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沒有親屬關係網絡的一代,等到他們的下一代,叔叔、姑姑、伯父,等等,這些概念都開始變得沒有意義。
你說社會教育也行,社會修復也好,就是我們是否應該嘗試一下,去建立彼此像親人一樣的關係,在那個關係裡,愛是非功利性的,不是別人告訴你說,我們是平等的,而是我們可以真實感受到對方跟自己是一個不一樣的生命,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這個意義上,我又覺得,愛是一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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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19/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