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945年對蘇聯的觀察與思考(上)

郭沫若1945年對蘇聯的觀察與思考(上)
◎李斌

 

【編按】今年是郭沫若先生逝世40週年。郭先生為親蘇親共立場的革命家和民主戰士,在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正值中國政治社會變革的重要節點,民主人士廣泛認為國民黨式的治國理念無法繼續,並尋求探索一種新的國家和政權組織形式。此時郭先生來到被中國左翼知識分子視為精神家園的蘇聯,進行視察並與蘇聯當局對話,並將此行記載《蘇聯紀行》一書中。本文透過閱讀《蘇聯紀行》,描繪了郭先生的國際主義情懷,以及郭先生力圖扭轉國民政府打造的蘇聯負面印象,證明蘇聯共產黨作為一種民主國家的出路,同時本文也從該書的細節中點出,蘇聯社會的繁榮是建立在犧牲人民的個性化表達基礎上,並且隱藏著社會經濟落後的危機、整個國家沙文主義情結高漲等問題,以及當時蘇聯對現代中國的陌生。本文從郭沫若的觀點,提供了我們思考社會主義與民主、國家、國際共產主義的重要參考。本文原刊於《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4期,轉載自2018-09-02保馬。本文分為(上)、(下)刊登,本文為上篇。

 

 

《蘇聯紀行》一書絕不僅僅是郭沫若本人的自傳性作品,其中體現出的時代的特殊症候和蘊含的歷史研究價值遠遠大於人們一直以來對它的認識。作為一名長期信仰共產主義的戰士來到他的精神故鄉所激發出的獨特火花,它呈現出的是左翼知識分子郭沫若在帝國追求與國際主義思想碰撞下對蘇聯社會的現狀、以及中國社會未來出路的觀察與思考,同時也體現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複雜而曲折的歷程。

 

1945年5月,蘇聯科學院邀請郭沫若與丁西林作為中國科學文化界的代表一起出席蘇聯科學院建院220週年大會。在獲得國民政府批准後,郭沫若於6月9日乘坐美國軍用飛機離開重慶,途徑昆明、印度、伊朗,6月25日抵達莫斯科。在蘇聯科學院、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等機構的安排下,郭沫若遊覽了斯大林格勒、列寧格勒、塔什干等地,參觀了許多研究所、博物館、集體農場、工廠、學校及名人故居,在科學院、東方大學等機構開展了學術交流,欣賞了蘇聯的話劇、舞蹈、繪畫,並和蘇聯政府工作人員、科學家、作家、藝術家及鮑羅廷、李立三、約翰孫博士等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8月16日,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第二天,郭沫若乘飛機回國。

《蘇聯紀行》由郭沫若在他寫於6月9日至8月16日日記的基礎上整理成書。1945年10月10日起在《新華日報》連載後,又被上海《時代》雜誌、香港《正報》雜誌、延安《解放日報》等報刊轉載,受到知識界的廣泛關注。1946年3月,《蘇聯紀行》作為中蘇文化協會研究委員會研究叢書第三種在上海中外出版社出版。蘇聯學者羅果夫將它翻譯成俄文,郭沫若寫了序言。俄文版刪去途中部分,更名為《蘇聯五十天》。郭沫若仿照羅果夫的辦法,將《蘇聯紀行》刪節改版為《蘇聯五十天》由新中國書局1949年出版發行,發行地域主要為北平、天津等新解放區。1959年,《蘇聯紀行》經過修改後收入《沫若文集》第九卷。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終於取得了勝利,這也成為奠定戰後國際世界格局的關鍵一年,國內各種力量在國際形勢下圍繞戰後中國重建的主導權展開了激烈角力。作為著名左翼知識分子和當時國統區文化界的代表人物,郭沫若為什麼要寫作《蘇聯紀行》?他在《蘇聯紀行》中進行了哪些政治和文化思考?對此展開探討,有助於深入理解郭沫若的思想發展和當時左翼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

 

 

在《蘇聯五十天》的《序》中,郭沫若說:「我們對於蘇聯,知道得實在太少了。而汙衊蘇聯的宣傳品卻是滿坑滿谷,一曝十寒,我們是容易受矇蔽的。我是憑著我的耳聞目見在寫,而且是憑著了我的良心。有不願受矇蔽的朋友,請來讀我這部書,一定會於你們有幫助的。」「我們英語文明浸潤得已經太深,而英語文明是已經太老了。今後為了補救我們自己,對於蘇聯文化,無論自然科學或精神科學,都有加緊吸收的必要。」[1]

郭沫若寫作該書的目的是為了告以蘇聯「真相」,並以「蘇聯文化」補救「英語文明」之弊。該書的隱含讀者是明確的。大多數共產黨員本來就親蘇,他們沒有必要再通過該書來消除因反蘇宣傳而產生的「矇蔽」。國民黨頑固派對蘇聯天生反感,是反蘇宣傳的推手,當然不需要郭沫若來「啟蒙」。《蘇聯紀行》的隱含讀者可能是介於共產黨和國民黨頑固派之間的第三方面力量和國民黨內的開明派。其中包括黃炎培、張瀾、羅隆基、章伯鈞、柳亞子、馮玉祥等人,尤其是羅隆基這樣有英美派背景,又在當時民主運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民主人士。

去蘇聯前,郭沫若在國統區參與領導了一場比較重要的民主運動,那就是1945年2月《文化界時局進言》的發表。進言要求共商國是,結束黨治,停止審查制度,懲治貪官,槍口一致對外,尤其是最後一條,要求「取締對盟邦歧視之言論,採取對英、美、蘇平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與諒解」。沈鈞儒、柳亞子、馬寅初、茅盾、老舍等312位文化名人在這個進言上簽名。

進言在《新華日報》發表後,國民政府十分惱怒,他們採取各種手段要求籤名人士發表聲明收回自己的言論,或者在另外一個相反的宣言上簽名,但都沒有成功。復旦大學教授費鞏因為在這個進言上簽名,被國民政府祕密殺害。

國民政府查出《文化界時局進言》的起草者是郭沫若後,於1945年3月解散了郭沫若擔任主任的軍委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鄧初民、黃炎培等人為郭沫若鳴不平。鄧初民認為,當時沒有左派和右派的區別,只有民主和法西斯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郭沫若收到了訪問蘇聯的邀請。在郭沫若出行前,有200多人為他送行,侯外廬在會上發表講話,希望郭沫若「攜世界民主潮流之真諦,以供建國之參考」[2]

當時中國的民主力量特別希望瞭解蘇聯,侯外廬的發言代表了大多數民主人士的希求。郭沫若回國後,「朋友們很關切,在種種場合要我作報告,我作過了,而且翻來覆去地作過了。」他在這些報告中講蘇聯的民主、蘇聯的男女平等、蘇聯的集體農場等。「朋友們不能滿足——事實上是我不能使他們滿足,還望我寫些東西出來。大約以為我還有什麼好的資料保留著的吧。」[3]這無疑是該書的重要催生因素。可以說,《蘇聯紀行》是當時民主人士認為國民黨式的治國理念沒辦法進行下去了,而且有機會去探索一種新的國家和政權組織形式的背景下產生的。二戰後期,蘇聯是中國的盟國,向蘇聯學習,也有合法性。

《蘇聯紀行》採用日記體裁,有兩個主要原因。首要原因在於該書確實是在日記的基礎上整理而成,郭沫若蘇聯歸國之後立即投入了戰後民主運動,他沒有功夫像茅盾那樣在《蘇聯日記》的基礎上再系統地、分門別類地寫作《蘇聯見聞錄》和《雜談蘇聯》。更重要的原因當是郭沫若有意為之,日記體、書信體比其它任何體裁都更能給人一種「真實」感,深諳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的郭沫若再次熟練地運用這種體裁,以增強他書寫蘇聯見聞時「耳聞目見」與「良心」的說服力。

《蘇聯紀行》發表前,按照郭沫若的習慣,他對原始日記應該有過整理,至於如何增刪,由於他習慣於自傳寫作後不再保留日記,在見不到日記原貌的情況下,只能存而不論。不過明確郭沫若整理日記的時間也有幫助。《蘇聯紀行》1945年10月10日在《新華日報》開始連載。這一天是「雙十協定」簽訂的時間;1946年1月22日連載完畢,當天郭沫若出席舊政協綱領組第4次會議。這正是戰後短暫的和平期,是戰後民主政治較有希望時,也是第三方面民主人士最為活躍、在政治上最受尊重的時期。郭沫若將蘇聯「真相」寫給第三方面民主人士看,有著他在政治上的明確目的。

《蘇聯紀行》在收入1959年出版的《沫若文集》時有修改。其中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改動,是對齊赫文斯基的稱呼由「先生」改為「同志」。齊赫文斯基抗戰時期在重慶工作過,新中國成立後擔任蘇聯駐華大使館參贊,跟郭沫若私交甚好。1945年他在蘇聯科學院參與接待了郭沫若。民國時期,「『先生』是我國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稱謂語」,而「同志」這一稱謂則「具有濃厚的政治氣息」[4]。在20世紀,中國的「同志」一詞來自於日語,而這個日語詞則譯自英語「comrade」,「狹義是特指同一政黨的成員,廣義則指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或為共同事業而奮鬥的人群」[5]。在現代中國,「同志」稱謂侷限於「革命團體內部成員之間」[6],具有「濃厚的革命情感」[7]。大革命期間,郭沫若和蘇聯人是同志,新中國成立後,他跟蘇聯人也是同志。但在這個特殊時刻,他們之間是「先生」。「先生」的身份表明了蘇聯人接待郭沫若的方式。郭沫若和很多資產階級國家的科學家、歷史學家一樣被邀請參加這個活動,他去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是和英國一個主教約翰孫博士同行。也就是說,蘇聯人沒有將他當成革命團體內部的成員。

當時中蘇之間正在進行中蘇條約的談判。中國代表團成員熊式輝在蘇聯告訴了郭沫若日本要投降的消息。熊式輝曾經是著名的反共人士,1931年擔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很有「政績」。他主張從「政治」上圍剿蘇區,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與被迫長征,跟他有很大關係。跟熊式輝一同出現的是沈鴻烈,他曾擔任青島市長和山東省長,也是堅定的反共人士。郭沫若跟這些人在蘇聯見面,這也說明了當時他在蘇聯人眼中的身份。

這個身份,也是郭沫若要展示給他的讀者的。他的讀者主要是第三方面人士,如果這些人到蘇聯,也是以這種身份被蘇聯接待。所以《蘇聯紀行》和它的讀者的關係拉得很近,這有助於讀者接受其所介紹的蘇聯。

 

 

郭沫若是著名的左派文人,早在北伐戰爭前,他就敬仰列寧、嚮往蘇聯,抗戰時期,他是重慶文化界最有名的親蘇親共者之一。而蘇聯在反法西戰爭中的巨大貢獻和經濟建設上取得的成就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郭沫若在《蘇聯紀行》中並不掩飾自己的立場和赴蘇的態度。

蘇聯是郭沫若的精神故鄉,「能夠到蘇聯,自然是多年的宿願。」[8]所以他一到達莫斯科,就興奮得如同回到老家:「在照片和電影裡面久已熟悉了的紅場,克里姆林宮的尖塔,尖塔頂上的金星紅星,都呈著歡喜的顏色在表示歡迎,好像在說:『老鄉,你來了!』」、「是的,我來了。我確是到了莫斯科,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樣。我當然不懂話,但當一個赤子初到他的家的時候,他能懂話嗎?」[9]這跟郭沫若此前在文章和演講中對待蘇聯的態度是一致的。

訪蘇期間,郭沫若時刻繫念祖國,他不時對比蘇聯和中國,蘇聯的成就讓他對中國的現狀充滿焦慮。6月27日,郭沫若被引導參觀了列寧格勒附近的普爾珂夫山,「才見到戰事的激烈和德寇的凶頑,同時也才見到蘇聯人民和紅軍的英勇。山川草木和我的故國很相彷彿,尤其是彷彿江南的風光,我到了這兒,也就彷彿到了江南。像這樣戰鬥激烈的地方,在江南也有不少,但到今八年了,我們還沒有把日寇趕走,我們的同胞還在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因此在我欽佩蘇聯的人民和紅軍的另一面,我深深感覺著慚愧。」[10]在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參觀期間,他「清晨獨步園中,憂國之念不可遏止。國在人為,烏茲白克在帝俄時代乃受高度壓制之殖民地,革命以後不足三十年,羈絆解除,人民康樂,羨慕何可極?而返觀我國,則外患未除,內憂未已,水深火熱,地獄無殊,我雖遨遊天外,能無介然於懷?」[11]在約翰孫博士的歡送會上,一向率真的郭沫若卻高興不起來,「我自己心裡委實是有不能釋放的隱憂。我羨慕蘇聯人民和蘇聯作家,他們的國是建成功了,戰是抗勝利了,他們能夠由衷的快樂。但是,我能夠嗎?」[12]這是真摯情感的流露,同時這也是為了訴諸該書的隱含讀者,因為他們正處於同一情感結構之中,《蘇聯紀行》如此進入對蘇聯經驗的汲取也就更易被它的讀者所接受。

正是從中國未來如何建設出發,郭沫若如同學生一樣,處處想從蘇聯學到東西:「我自己是抱著唐僧取經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蘇聯去的」[13],「我是懷抱著玄奘赴印度時的那樣的心情來的」[14],「蘇聯值得學習的東西太多了」[15]

但無可諱言的是,郭沫若對蘇聯的理解其實到蘇聯之前就已經成型了。他在蘇聯的見聞大多隻是印證了他已有的理解。他認為蘇聯能夠取得巨大成就,在於人民做了國家的主人。他到蘇聯的第三天,就在蘇聯科學院的祝辭中說,蘇聯之所以能夠在不足三十年的時間建立了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足四年打敗了最凶頑的德國法西斯,是因為在蘇聯,「科學是純粹為人民服務的,科學和人民結合了。這便增加了科學的力量,也增加了人民的力量。這便是蘇聯的建國成功和抗戰勝利的一個主要的因素。」[16]6月28日,郭沫若在東方學院又說:「科學要為人民服務,科學才能獲得正常的發展。人民要被科學武裝,人民才會發揮偉大的力量。這科學與人民的結合,只有在蘇聯是確實地做到了。」[17]

從人民主人翁地位這一理解出發,他時刻注意到蘇聯工人農民的精神風貌。他在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發現:「農民能欣賞近代音樂,這程度之高是足以驚人的。」[18]蘇聯工人喜歡看戲,在劇院周圍到處都有人問郭沫若手中的票是否出售。郭沫若感嘆說:「我真是很愛慕這樣的國民,他們真正瞭解對於人生必要的娛樂。這自然也是物質條件使他們這樣的,他們的生活有保障,工作有保障,做了好多工便有好多報酬,醫療助產是官費,用不著有了今天愁明天,得到甘肅望西蜀。他們所得到的報酬自然便會要求正當的享受了。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這是古人的烏托邦式的想象,而在蘇聯則是現實。」[19]蘇聯的工人農民之所以如此幸福,得益於政府的關懷:「工人的福利是照顧得很周到的。工廠之外有花園設備,樹木繁茂,渾如公園。」[20]

當郭沫若參觀完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和斯大林格勒後,他總結說:「我們看到蘇聯紅軍的英勇,而同時也看到了蘇聯人民和蘇聯學者的英勇。尤其在我自己,因為是中國人,更增加了無限的景仰和勇氣。中國還在日寇的鐵蹄下,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象保衛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們一樣,把祖國解放出來?中國也建設了三十多年,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象烏茲白克的人民一樣,把祖國建設成和平幸福的國家?能夠的!但需要一個前提,便是國家要真正成為人民的國家,人民然後才能夠拿出自己的力量。」[21]

當郭沫若極力讚美蘇聯工人農民的精神風貌和福利待遇時,他可能並沒有看到蘇聯的另一面。我們可以通過和紀德觀察的對比來說明。紀德在30年代參觀了蘇聯,儘管他也在少先營裡看到「孩子們都很漂亮,營養良好(每天吃五頓飯),受到很好的照顧,甚至受到寵愛。」蘇聯的「文化公園」裡「到處是一片熱情洋溢的歡樂景象」。但他也發現了蘇聯人「異乎尋常的懶惰」[22]。像郭沫若一樣,紀德也參觀了集體農場,但他考察的出發點並不在於表面的經濟數據,而是關心「人們怎樣改造人,人們把人改造得怎樣了。」[23]從這一角度出發,紀德發現「每一住所都是一模一樣,完全可以互換,連集體農莊的莊員們也是一模一樣,可以調換,如果他們互相換一下位置也不會被人察覺的。」「他們的臥室只是睡覺的窩而已」,「眾人的幸福是以每個人的非個性化取得的,眾人的幸福是以犧牲個人而得到。為了得到幸福,就得聽話、隨大流。」[24]顯然,相比於郭沫若,紀德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蘇聯陽光下的陰影。

郭沫若顯然體會到了蘇聯物質的匱乏,比如他歸國前想在莫斯科為孩子們買些玩具,「但因戰事關係,玩具多停止生產。」他還想買一隻皮箱,「亦不可得」。對此,郭沫若解釋說:「這些現象並不表示著蘇聯物質的徹底缺乏,而是表示著生產計劃和管制的徹底嚴密。」[25]紀德也注意到了蘇聯日常生活所需物品的匱乏,「連吃飽都成問題」[26],但他更關注在這種匱乏面前蘇聯人民和政府的態度。他觀察到:「這裡,重要的是讓人們相信,他們在等待更好的日子來臨時,已經過上了好日子,別的地方的人們都不如他們幸福。只有倍加小心地阻止與外界(我指的是境外)的交流才能做到這一點。由於阻止了和外界的聯繫,在同等生活狀況下,甚至明顯低下的情況下,俄國工人仍認為他們的生活是幸福的,比法國工人幸福得多。他們的幸福是建立在期望、信任和無知之上。」[27]正是這種因無知而產生的心滿意足,使得蘇聯喪失了對自己發展模式的反省能力。事實上,蘇聯後來的崩潰跟片面發展重工業,不重視人民的日常物質生活的滿足有很大關係。

 

《蘇聯紀行》在《新華日報》上連載

 

《蘇聯紀行》始終強調人民民主,認為這是跟英美的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區別,比如作者認為英美與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之間的區別在於:「前者是資本家做主人,而後者的主人就是工人。」[28]中共一直以來的重要政治主張是確立工農階級的領導地位,人民民主是中共對戰後新民主主義社會規劃的關鍵。郭沫若在《蘇聯紀行》中力圖用事實說明,蘇聯正是因為有了人民民主,才有了對戰爭創傷的有效恢復和科學文化的高度繁榮,蘇聯的成功得力於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確立。《蘇聯紀行》實際上是要告訴它的隱含讀者,共產黨國家不僅能夠戰勝法西斯,而且能夠達到建成國家的繁榮這一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標,這無疑是為中共在國共談判和政協會議上增加籌碼。只有明確這一寫作目的,才能理解郭沫若在《蘇聯紀行》中表達的過於熱情的讚譽之詞,也才能理解郭沫若為什麼急於發現和介紹蘇聯值得學習的經驗,而對於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如何規避蘇聯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上的缺陷則缺乏更深層次的思考。

 

註解

[1] 郭沫若:《序》,《蘇聯五十天》,新中國出版社,1949年,第1-2頁。

[2] 《在赴蘇歡送茶會上致答詞》,曾健戎編:《郭沫若在重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4頁。

[3] 郭沫若:《前記》,《蘇聯紀行》,中外出版社,1946年,第3頁。

[4] 陳慧:《「先生」稱謂研究》,武漢大學2005年碩士論文,第9、11頁。

[5] 王楓、李樹新:《「同志」稱謂的歷史嬗變及其語義特徵》,《內蒙古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

[6] 唐穎、曲晶:《「同志」稱謂的源流及其演變原因》,《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3期。

[7] 王斐:《「同志」的含義及其變遷》,《團結報》,2016年12月22日。

[8] 郭沫若:《前記》,《蘇聯紀行》,第4頁。

[9]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48頁。

[10] 同上,第59頁。

[11] 同上,第113頁。

[12] 同上,第142-143頁。

[13] 郭沫若:《前記》,《蘇聯紀行》,第2頁。

[14]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66頁。

[15] 郭沫若:《前記》,《蘇聯紀行》,第3頁。

[16]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56頁。

[17] 同上,第67頁。

[18] 同上,第126頁。

[19] 同上,第87頁。

[20] 同上,第116頁。

[21] 同上,第137頁。

[22] 紀德:《訪蘇聯歸來》,《紀德文集·遊記卷》,由權、朱靜等譯,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8、19頁。

[23] 同上,第14頁。

[24] 同上,第21頁。

[25]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214-215頁。

[26] 紀德:《訪蘇聯歸來》,《紀德文集·遊記卷》,第8、18頁。

[27] 同上,第23-24頁。

[28]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116頁。

 

發佈日期:2018/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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