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阿明】大膽、再大膽──構想替代資本主義的激進方案(重刊)

【紀念阿明】大膽、再大膽──構想替代資本主義的激進方案(重刊)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 

 

【編按】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社會活動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先生於2018年8月12日逝世。本文是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的近作,於晚期資本主義逐漸糜爛之際,是迄今少有地具體提出了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阿明指出:「資本主義唯一的合法性在於為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一更高文明階段創造條件。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過時,繼續下去只會導致野蠻,而不可能有其他的資本主義。」

阿明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國家「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歷史有相當深刻的研究,尤其是非洲和中國,始終是他深情關注、考察的對象。法國經濟學家阿弗烈‧索維(Alfred Sauvy)對他的評語是:「洞見世局的人物,我們在歷史上時常發現,但很少像這一位這麼令人驚心。」阿明晚年積極投入從「反全球化」到「另類全球化」的國際串聯。從Anti 到Alter,他偕同國際上無數的非政府組織、工會、知識份子,共同探尋「另一個可能的世界」。他擔任「第三世界論壇」(Third World Forum)理事長暨「另類時見世界論壇」(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主席。自2001年「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在巴西愉港(Porto Alegre)開辦以來,阿明幾乎每年與會,並發表重要的演說或文字。2008年8月,沙米爾‧阿明曾應「浩然基金會」之邀請,前來台灣進行訪問,除了分別於台北和台南發表演說,並安排與台灣學界和NGO工作者對話。

  

160923

Samir Amin 及其夫人Isabelle 在台灣日月潭合影(照片提供:林深靖)

 

 

當代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歷史條件要求南北半球的激進左翼大膽地提出自己對於現存體系的政治替代方案。

 

一、為什麼需大無畏精神?

當代的資本主義是整體性的壟斷資本主義。這意味著如今的壟斷是一個整合的系統,壟斷集團緊緊地控制著所有的生產系統。中小企業,甚至是那些嚴格意義上不屬於寡頭的大企業都被固定在壟斷集團設置的控制網路之內。他們的自主權已極度收縮,基本可視為是壟斷集團的分包商。現在整體性壟斷控制著世界經濟,全球化只是一個名頭,用來指稱壟斷集團為控制全球資本主義的邊緣國家歐美日三角合作夥伴之外的世界中的生產體系而發號的一整套施令,其實質不過是帝國主義發展的新階段。

資本家從勞動者身上榨取大量剩餘價值,而整體性的、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體系保證壟斷集團對一般資本家的利潤徵收壟斷租金。從這個意義上講,壟斷租金實質上是帝國主義租金。因此,資本積累過程——即在資本主義的各種歷史形式中使我們能夠定義資本主義本質的東西——的動力正是尋求最大限度的帝國主義租金。

這種不斷增長中的不平衡本身又進一步導致了經濟體系的金融化。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盈餘無法投資於生產體系的擴展和深化,過度的 “金融投資” 也因此成為壟斷控制下繼續積累的唯一選擇。

資本採用的特定制度決定了金融化操作的不同方式:

(1)公司管理遵從股東價值原則;

(2)用養老金分配系統取代資本化(養老金基金)支援的養老金系統;

(3)採用 “浮動匯率” 原則;

(4)放棄央行決定利率(資金流動性的價格)的原則,而將這一責任轉交給市場。

金融化已將控制積累系統再生的責任轉移到了歐美日的三十多個巨型銀行手上。美其名曰的市場不過是這些主導經濟舞臺的演員們實施自身戰略佈署的場所。

金融化導致了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公,並進而產生了它本身賴以生存的不斷增長的盈餘。“金融投資”令人眩暈的增長速度並沒有伴隨著相應的GDP增長或實際生產方面的投資。

這就是在我們眼前迅速擴大的體系——體系通常被稱作為新自由主義,它是整體性壟斷資本主義的體系,已實現了帝國主義的)全球化和金融化。該系統顯然無法克服日益增長的內部矛盾,它註定會繼續發展這種矛盾。在這樣的條件下,壟斷資本已公開向工人和人民宣戰,並通過自由主義沒商量這句話表達出來。我在下面對 “監管” 的批評便是建立在這一事實的基礎之上。現時期必然伴隨著國際政治衝突的擴散和歐美日這三股帝國主義勢力的軍事干預。以美國武裝部隊及其北約盟國發起的 “全球軍事控制” 戰略,說到底,是三巨頭的帝國主義壟斷為了繼續控制南半球的人民、民族和國家所能採取的唯一手段。

這一時刻為我們提供了更為長遠的歷史機遇,以做為唯一有效的回應,它要求的是大膽無畏地構想激進的替代方案,使工人和人民能夠發動攻勢擊敗敵人的策略。這些構想,以當代現有資本主義的分析為基礎,必須直面即將構建的未來,拋開對過去的感懷和幻想。

 

二、激進左翼的計畫

1. 壟斷所有權的社會化

廢除壟斷資本的私有財產原則。不廢除壟斷集團的私有財產,所有關於監管金融操作、讓市場重新透明化以及在這些改革的基礎之上確定共識前提都不過是蒙蔽群眾罷了。這等於是要求壟斷集團違反自身利益來 “管理” 改革,無視他們保留了一千零一種方法來避免這些改革目標的實現。

替代性的社會方案應當逆轉壟斷策略下當前社會秩序的方向,以確保就業最大化和就業穩定,確保正常工資與社會勞動生產力共同增長。必須根據民主原則治理壟斷機構,這與那些將私有財產神聖化的人們直接衝突。通過國有化廢除壟斷私人所有制,最初的法律行動不可避免,但是大膽無畏在這裡指的是超越這一階段而提出對國有化後的壟斷進行社會化管理的計畫,以及促進這一漫長進程中的民主社會鬥爭。

在這裡,我將舉一個具體例子,來說明社會化計畫都包括了什麼。

“資本主義” (發達國家的)的農民和 “鄉下”(南半球國家的)農民一樣,無異於上、下游壟斷集團的囚徒,一方面依賴上游壟斷集團提供資金投入和信用,另一方面又依賴下游壟斷集團來完成產品的加工、運輸和銷售。因此,在他們的 “決策” 中不存在真正的自主性。此外,在被迫成為壟斷集團的分包商的情況下,他們在勞動生產力方面的提高也被壟斷集團吸乾。他們還能有什麼選擇?

管理模式應由法律框架設定,必須用這一法律框架內運作的公共機構取代壟斷集團。這些機構將由以下代表構成:農民(主要利益相關方),上游部門(投資生產者,銀行)和下游部門(食品行業,零售連鎖),以及消費者,當地政府(關注自然和社會環境、學校、醫院、城市規劃和住房、運輸),國家(公民)。上述所列成分的代表將由他們自己選舉產生,選舉的程式按照他們各自的社會化管理模式決定。例如,工人董事會管理的投資產出單位、工人董事會管理的分包單位,等等。這些結構在設計上應考慮到將管理人員和各個層面相關聯,如獨立的科學和技術研究中心;甚至可以設想國有化接手的資本提供者(“小股東”)的代表也有一席之地。

因此我們所討論的制度方法其實比我們已然瞭解到的 “自主” 或 “合作” 要複雜得多。需要創造新的工作方式以便在經濟管理上實現真正的民主,其基礎是所有利益相關各方之間開放式的談判。資本主義的現實是,民主被簡化為形式上的政治管理並與社會狀況脫節,社會被拋給了市場,而市場被壟斷資本控制。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方式則要求系統地連接社會的民主化和社會進步,如此,我們才能夠討論真正的市場透明、社會化管理的制度形式下的監管。

這個例子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似乎微不足道,因為在這些國家,農民在勞動者中佔有的比例很小(3%-7%),然而在南半球國家中,農村人口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會佔據很大比例,這一問題將依舊是這些國家的核心問題。必須保證所有人都能分配到土地(將分配不公降至最低),土地的獲得是推進農民農業發展的根本。“農民農業” 不應該被等同於 “停滯的農業” (或 “傳統的”、“民間的”)。需要更有效的投入、信用、生產和供應鏈,來提高農民勞動的生產力。這裡建議的各種方式所追求的目標是通過 “非資本主義” 的方式和精神、即從社會主義視角出發來實現現代化。

很顯然,這裡所選的特定例子還需要制度化。工業和交通、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所在部門的社會化管理也應該本著同樣的精神進行,同時在建立董事會的時候還要考慮到他們的具體的經濟和社會功能。同樣地,這些董事會應當既包括公司直接雇傭的工人,也要包括分包商的工人,上游產業代表,銀行,研究機構,消費者和公民。

壟斷行業的社會化解決了當代整體性壟斷資本主義下,在工人和人民所面對的挑戰中處於軸心位置的一個基本需求。要想終結壟斷集團依靠剝削實現積累的經濟管理,這是唯一的途徑。

壟斷集團主導下的積累得以持續實現的前提,是 “市場管理” 下的領域持續擴大,這是通過公共服務的過度私有化(掠奪公民)和獲取自然資源(掠奪人民)來實現的。壟斷者從 “獨立” 經濟單位的利潤中提取分成甚至構成了金融寡頭對產業資本家的掠奪。

2. 去金融化:沒有華爾街的世界

壟斷財產的社會化作為目的和手段將廢除為了獲取壟斷租金而產生的積累策略所強加的 “股東價值” 原則。壟斷財產的社會化當然也適用於銀行,至少包括那些主要銀行。但是對這些銀行的社會化有其具體特點,需要董事會構成方面的恰當設計。國有化的傳統含義只是意味著由國家取代私人股東建立董事會,這在原則上將允許實施由國家制定的銀行信貸政策——這可不是一件小事。但如果考慮到社會化要求相關社會成員直接參與銀行管理,那麼傳統意義的國有化顯然是不夠的。銀行由員工 “自我管理” 在此處並不適用。相關員工當然應當參與有關他們工作條件的決策,但他們並不能決定即將實施的信貸政策。如果需要董事會解決借貸雙方(銀行和企業)的利益衝突,那麼在設計董事會構建時就該考慮是什麼樣的企業,他們需要的是什麼。銀行體系的重組變得過度集中,因為兩個世紀依賴的監管框架在過去四十多年中被拋棄。存在著強有力的論據證明合理的做法應當是根據銀行信貸接收方的要求和銀行的經濟功能(提供短期流動性資金或幫助中長期投資的融資)來重建銀行的專門化。

經濟管理的去金融化需要兩組立法。第一組立法是關於主權國家在其領土上禁止投機基金(對沖基金)操作的權力;第二組立法是關於養老金基金,養老金基金如今是經濟體系金融化的主要運營部分。這些基金在設計上——當然首先發生在美國——是為了將通常由資本引發的風險轉嫁給員工。這其實是一個可恥的安排,甚至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辯護直接衝突!但是這個 “發明” 對於壟斷者控制積累的政策而言是一個理想的工具。要想有利於養老金分配制度,必須廢除養老金基金。養老金分配按照其定義,就必然要求和允許民主辯論來決定評估的次數和間隔以及養老金數額與薪金數額之間的關係。

在一個沒有了華爾街的世界上,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市場控制。但這些市場第一次真正實現了透明,由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夥伴進行民主協商管理也是第一次他們不再必然互為敵人被廢除的是金融 “市場”——本質上不透明的、尊從保障壟斷利益的管理要求。

去金融化當然不是要廢除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信貸的宏觀管理。相反,從尋租壟斷的控制下解放宏觀經濟政策將恢復它的效率。國家中央銀行不再是“獨立”的,而是既依賴於國家也依賴於市場,二者皆受社會夥伴的民主協商管制。中央銀行權利的恢復,將實現有效的宏觀信貸政策構想,為經濟的社會化管理服務。

3. 國際層面:脫鉤

在這裡使用的是我在半個世紀前提出的 “脫鉤” 概念,在當代話語中,它似乎已被它的同義詞“去全球化”替代了。我從沒有將 “脫鉤” 概念理解為退回到自給自足的經濟,而是面對內外部力量、應對不可避免的自主發展要求的戰略性反轉。脫鉤是在談判的基礎上推進全球化的重建,而不是屈從於帝國主義壟斷的獨家利益。它也縮小了國際上的不平等。脫鉤是必須的,因為前兩部分所提倡的措施不可能在全球範圍內真正實施,甚至在地區層面(如歐洲)也不可能。它們只有在國家(或民族)背景下才有可能啟動,這些國家中存在著社會、政治方面的鬥爭、致力於自身經濟管理的社會化進程。

帝國主義在二戰後採取的形式產生出工業化帝國主義的中心和受中心控制的、工業被禁止的周邊國家之間的對比。通過實施自力更生發展所要求的脫鉤政策,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開啟了周邊國家中的工業化進程。這些脫鉤政策和一些有時顯得激進的社會改革相關聯,並為這條路上走得最遠的那些國家的最終興起創造了條件——其中的領軍人物當然要數中國。

但是,當前時代的帝國主義,歐美日三巨頭的帝國主義,雖然被迫撤退並調整自身以適應新時代要求,卻在新的基礎之上實現了自我重建,即通過在以下五個領域中的優勢尋求繼續保持他們在這些領域中獨享特權:

  • 技術
  • 獲取地球自然資源
  • 全球貨幣和金融體系一體化
  • 通信和資訊系統
  •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正是對當代帝國主義這五大特權的挑戰決定了當今時代的脫鉤主要應採取何種形式。新興國家正在致力於與這五大特權脫鉤,當然其控制和自主的程度各有不同。儘管在過去20年間脫鉤的初步成功使他們實現了加速發展,其中尤為重要的手段是運用資本主義手段在全球化 “自由” 體系下實現工業發展,但這一成功也點燃了錯覺,也即認為繼續這條道路,成為新的 “平等的資本主義夥伴” 是可能的。當代帝國主義創建20國集團,拉攏其中最有聲望的國家,也助長了這些錯覺。

但是隨著最近帝國主義系統不斷爆發的內部分裂,這些錯覺可能會隨之破滅。三巨頭的帝國主義力量和新興國家之間的矛盾已很明顯,預計還會惡化。如果帝國主義勢力想要更進一步,新興國家將被迫通過國家計畫和加強南南合作向更加自力更生的社會轉變。

這個激進目標有三個層面的意思:社會民主化、繼而實現的社會進步、反帝國主義立場。這裡,大膽無畏的意思是這些社會中的激進左翼必須要敢於採取措施迎接挑戰,並支持正在進行中的必要鬥爭,使它們進一步發展、更加激進。

南半球國家的脫鉤為帝國主義體系自身的解構掃清了道路,這一點在全球貨幣和金融體系管理影響下的區域尤為明顯,因為這一體系是美元霸權的結果。但必須認識到,期待取消這一體系,而代之以更加均衡、更有利於周邊國家發展的 “另一個世界貨幣金融體系”,是一個幻覺。在自上而下的國際重建中尋求共識始終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類似於等待奇蹟的發生。如今在議程之上的是現有體系的解構——它的崩潰——和民族國家替代系統的重建。

脫鉤這一總問題也與歐洲相關,因為歐洲是壟斷支配下的全球化的子集。歐洲計畫的設計初衷和後來的系統建構都是用來剝奪人民行使民主權力的能力。歐盟成立的目的是為壟斷集團提供庇護所。隨著歐元區的分離崩析,他們屈從於壟斷集團意志的結果是民主的廢除。民主淪為一場鬧劇,並呈現出極端的形式,即只關注一個問題:市場指的是壟斷者和評估機構還是指壟斷集團是如何反應的?這是現在唯一的問題,人民的反應不再受到一丁點的關注。因此,很明顯,目前除了大膽無畏再無其它選擇:不遵守 “歐洲憲法” 和虛構的歐元中央銀行強加的規則。換句話說,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構歐洲和歐元區的各種制度。這是最終建立屬於人民和各民族的 “另一個歐洲” 的不可避免的先決條件。

我們正處於關鍵的歷史時期。資本主義唯一的合法性在於為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一更高文明階段創造條件。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過時,繼續下去只會導致野蠻,而不可能有其他的資本主義。與以往一樣,文明衝突的結果尚不不確定,要麼是激進左翼通過大膽主動的舉措成功取得革命性進步,要麼是反革命獲勝。在應對挑戰的兩種應對方式之間並不存在有效的妥協。

資本主義之秋的到來需要激進左翼的大膽無畏,資本主義體系的內部分裂將宣告資本主義衰落的到來,真正的人民之春的誕生將宣告資本主義衰落的到來,對於人民來說,這一春天是可能的。

 

發佈日期:2018/08/26

Print Friendly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