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史視野與中國革命
◎李志毓
【編按】近期新國際刊載與邀請了中國社科院賀照田老師談中國革命，他提及了中國革命不僅依據階級分析，同時還把握了人民群眾的精神與社會狀態。本文中，李志毓老師從情感史的視野，同樣地對中國革命下的革命主體與當中的情感政治進行分析，理解了情感的歷史性與中國革命下情感動員的因素。本文也值得台灣思想與社會運動，思考運動主體情感與組織的作用。李老師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文〈情感史視野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史研究〉原刊登於《史學月刊》2018年第4期本文轉載自2018-04-27保馬。
二十世紀的中國，充滿著動盪和變遷，它是一個古老文明浴火重生的戰場，也是各種各樣的革命運動活最活躍的舞台。近年來，在一度經歷「告別革命」思潮席捲的中國史學界，「革命」又悄悄回到人們的視野當中，引入社會史、文化史、歷史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方法、視野研究中國革命的論著層出不窮，「新革命史」研究已蔚然成風。與傳統革命史研究以階級鬥爭作為歷史變遷的核心動力和歷史研究的主要內容不同，「新革命史」力圖擺脫階級鬥爭的解釋模式，注重從政治結構、社會動員、革命黨的組織、文化、精神、群體心態、日常生活等角度，切入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社會變遷。它淡化了歷史目的論與革命必然性的論述，重視還原歷史情境，追溯歷史的發展演變過程，再現過程當中的動力結構關係。「新革命史」不再將歷史的主體理解為向著某種終極歷史目標前進的階級主體及其先鋒隊，而試圖將人民群眾與革命黨從「階級」還原為有血有肉的個體與人群，在揭示歷史動力的多樣性與歷史變遷的偶然性同時，也將人的精神、情感、意志、心靈等中國傳統史學十分重視的主題，重新納入了現代實證主義史學研究。
在眾多給予「新革命史」靈感與方法論啟發的理論和學科視野中，筆者特別重視情感史視野對於研究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意義。這裡所討論的情感史視野與中國革命，可以分為兩個相互關聯的層面，第一個是關於情感本身的「歷史性」問題，——它可以轉化為研究悲傷、憤怒、恐懼、狂熱、喜悅等各種情感在革命中的表達，革命過程中情感的特殊性，情感與政治的關係等等問題。對於情感之「歷史性」的探討，將有助於進一步研究中國現代的文化轉型、中國人的精神結構等更深遠的問題。第二個是關於革命史研究的問題，——從情感史視角看革命，將為中國革命的研究打開一些新的空間和維度。這將是本文所探討的重點。
很多學者都注意到中國革命中的情感因素。哈佛大學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甚至認為，中共對於情感的成功調動是它最終能戰勝國民黨並實現其革命宏圖的關鍵性因素。她認為國共兩黨之間一個顯著的差異，就在於中共在其領導人和追隨者身上，「實施了大量的情感工作」。帶著農民樸實氣息的毛澤東「感動」了他的同胞，「人們先是流淚和發洩心中的憤怒，接下來就是訴諸革命行動」。裴宜理指出，無論是在抗日戰爭、土地革命、整風與思想改造運動，還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都有一套「提高情緒」（emotion-raising）的辦法，讓人們「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種高度情感化的正義事業中去」。除了情感動員，她還提醒人們，去理解中共的意識形態、組織形式、符號體系、甚至階級劃分受到情感影響的方式。[1]一些學者在對於中共訴苦運動的機制與動員技術的研究中，也展現出情感動員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2]
筆者則通過研究國民革命時期廣東國民黨圍繞「沙基慘案」所進行的群眾動員，指出情感動員是現代群眾運動中所普遍採用的方式，國民黨並非不知道情感的力量。廣東群眾運動中的民族主義情感動員，使國民黨成功實現了以運動聯繫群眾、擴大社會基礎、打擊帝國主義的目標，鞏固了廣東革命政權。但是，廣東的群眾運動處於中國革命的幼年時期，此時革命的社會性群眾組織還沒有建立起來，維繫運動中各個階層與團體之聯繫的紐帶——團結的持久動力還沒有被發現，國民意識和階級意識都未得到確立，鄉誼、族群、行會等傳統認同和人際關係仍佔據著主導地位。因此，被動員起來的群眾很快就脫離了國民革命的方向，陷入了分裂、混亂和各自為政的局面，甚至爆發了社會階層之間的劇烈衝突，及工人內部不同工會之間的械鬥和殘殺。群眾運動破壞了廣東的社會政治秩序、從革命政權的基礎變成了對它的威脅。[3]這一事例說明，當我們討論情感動員對於中國革命的意義時，需要建立一個結構性的觀察視角。情感要真正發揮作用，變成一個能與革命黨政治目標相配合的可控力量，需要具備一整套創造性安排、組織、轉化與再造情感的能力，及與之相配合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組織條件。而這事實上對革命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求他們在發動群眾的過程中，既要對中國社會有深刻的了解，還要對人性本身的豐富性、複雜性有深刻的體會。我們對於中國革命中的情感因素，也不能僅僅在政治技術的層面上去討論。
情感動員的有效性，說明人們訴諸革命的動機，不僅來自於理性的物質利益算計，也來自於同情、義憤、尊嚴感等情感因素的驅動。政治所面對的人，不是單純的經濟理性人，而是有著不穩定的情感與復雜內心世界的人。回顧晚清以來中國革命的歷程，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革命、共產革命，每個時代都有一些典型的革命者。他們所身處的歷史環境、所面臨的時代問題，各不相同，但其投身革命的動力，都很難歸結為單一的經濟原因。相反，一些人的物質生活條件還是相當好的。但國家的衰弱，政治的腐敗，廣泛存在的社會不公、個人的精神苦悶，種種因素，都在激盪著他們的心靈，使他們迫切地追求變革。
革命者的精神苦悶，既來自於強烈的社會同情心、正義感、憂國憂民的情懷，也來自於身處傳統社會文化秩序全面崩解的時代、對於自身生命意義的追問。清末著名革命黨人汪精衛嘗言，其「革命之決心」所由起，在於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目睹芸芸眾生辛苦憔悴，為人踐踏，無異於牛馬草芥，由此而陷入沉憂之中不能自拔，「憂憤鬱結，以成革命之決心」。[4]黃花崗烈士林覺民在其絕筆《與妻書》中說：身處今日之中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姦官污吏虐民可以死，……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5]這是革命者的家國情懷。而深入清末烈士的精神世界，還會發現，在他們內心深處，常常潛藏著一種強烈的自我毀滅願望，在願望的背後，是對人生意義至深的焦慮。
烈士的內心，往往對現實有著強烈的憤恨，同時又深刻體悟到形骸的易朽，人生的須臾，因而對靈魂的升脫、精神的不滅，有著至深的渴望。汪精衛在獄中寫過一首《述懷》詩，開篇即問道：「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樂。此生何所為，此情何所託？」這是一種對於人生意義的存在主義式追問。汪在進京行刺前，先去易水憑弔了荊軻，「驅車易水傍，嗚咽聲如昨。漸離不可見，燕市成荒寞。」為什麼繁華的燕市在他看來是一片荒寞，因為沒有人的精神和氣血。他在詩中說：「恨如九鼎壓，命似一毛擢」；又說「初心雖不遂，死所亦已獲。此時神明靜，蕭然臨湯鑊。九死誠不辭，所失但軀殼」。[6]庸庸碌碌的人生好像死亡，死亡反而是真生命的開始，這是清末許多烈士共同的信仰。烈士王漢在生前曾說過：「正義千古不滅，肉體決不永存，果以身殉國，軀殼即暫時受苦，靈魂必永久享福」。[7]烈士吳樾生前也在其《與妻書》中說：「內顧藐躬，素非強壯，且多愁善病，焉能久活人間？與其悔之他日，不如圖之此日。抑或蒼天有報，償我以名譽於千秋，則我身之可以腐滅者，自歸於腐滅，而不可以腐滅者，自不腐滅耳。……當捐現在之有限歲月，而求將來之無限尊榮。」[8]這是清末烈士一種典型的精神狀態。
二十年代投身國民革命的知識青年，有著同樣熾熱的情感，鬱積的苦悶，但他們的思想中則增添了更多現代個人主義的色彩。這一代知識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舊式家族制度與禮教的叛徒。他們自幼脫離了鄉村社會，在城市中又找不到出路，其精神苦悶與革命衝動，既來自於現實生活的壓迫，也來自於個人主義思想本身的困境。郭沫若在他的詩中說：「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我」吸收了全宇宙的能量，散發著日月星辰的光芒，「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9]這是個人主體意識最激越的迸發，全宇宙黑暗的蒼穹上，只有一個大寫的「我」熠熠生輝。五四新文化運動解放了「我」，一方面，「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乾涉我的權利」[10]；另一方面，唯我獨尊，我便是世界的根源。但同時，「我」也成了苦惱的根源。「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我」與世界是什麼關係？這些都是「啟蒙」之後的人們所必鬚麵對的問題。
國民革命中最勇猛的青年，也像清末烈士一樣，謳歌鮮血，擁抱死亡，認為一個人沒有生氣的活在世上是「活的死屍」，與其這樣，「那不如葬身在血與光的波濤中，死在奴隸咆哮的呼聲裡！」[11]但在他們舍生忘死的行動中，已很少看到清末烈士那種對於青史留名、靈魂不滅的信念，取而代之的是強烈的壓抑、憤懣、感傷和空虛的情緒。革命作家顧仲起，黃埔軍校一期學生，茅盾小說《幻滅》中那位信奉「未來主義」、既英勇又冷漠的「強連長」的原型。他參加過東征和北伐，作戰異常英勇。在東征陳炯明的戰役中，多處負傷，仍然持槍衝殺，幾成血人。他曾親口對茅盾說：「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個刺激，一仗打下來，死了的就算了，不死的就能升官，我究竟什麼時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對於時局如何，不曾想過。」[12]許多像顧仲起一樣青年構成了國民革命的主體。他們被瞿秋白稱為「薄海民」，——「小資產階級流浪人的知識青年」。瞿秋白說：他們是城市裡的波西美亞，「高等遊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13]他們的主體狀態與國民革命的成敗息息相關。[14]
共產革命的主體，是一個更加深邃複雜的世界。他們堅強的意志、真誠無畏的犧牲精神，常常讓人聯想到宗教中的使徒形象。延安整風和思想改造運動，加劇了這一問題的複雜性。在中國共產革命的過程中，國民革命青年身上的個人主義思想，悲苦、孤獨、感傷的情緒，疲憊、散漫的心靈，統統被改造了。艱苦、殘酷的鬥爭，與工農相結合的訴求，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政治實踐，塑造著新的革命主體，呼喚著堅貞、健康、樂觀、樸素的新型人格。無數「小資產階級流浪人的知識青年」，變成了堅強的「布爾什維克」。這個過程是赤裸裸的組織對於個人的收編？還是亦有主體超越個人主義苦悶、重塑自我的內在要求？共產革命中最基本的張力關係——個人與組織的關係，對於革命黨、對於個人，分別意味著什麼？這是理解中國革命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情感史視野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具有獨特意義。迄今已有學者對於抗戰期間加入中共的「三八幹部」群體的情愛與婚姻進行了研究，深刻而饒有意趣的呈現出在延安整風過程中，年輕的中共黨員個體情感與體制化思想改造運動的碰撞與交融。既揭示出革命者的理性選擇與犧牲精神，又展露出潛存於人的靈魂深處、不可壓抑的感性力量。[15]相信隨著情感史研究視野的推進，對於共產革命的主體會有更多精彩的呈現。
情感史研究關注人的心靈與情緒，關注人的主體狀態和時代的精神結構。這一問題意識將革命史研究的視角從社會、政治轉到了革命者自身，從政治技術轉到了革命主體。情感史視野讓我們認識到人的精神、情感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認識到人既可能是合乎理性的「經濟人」，也可能是有情有義的、會基於「感動」而行動的人。良好的政治設計對於社會的想像，應包含對於人之複雜性的充分理解，讓各種各樣的人都能感到精神的抒發與身心的安適。而一種強調細緻入微的關心、體察人之情感的史學研究，將有助於培養寬厚的人格和富於同情的心靈。歷史學歸根到底是一門人文科學，應關注人類的命運，貢獻於人的心靈成長。深入理解人的精神、情感的豐富性，理解中國革命在它最成功的時刻、在它遭遇失敗的時刻，如何面對人的情感，將有助於我們學習如何理解人、尊重人，並在這一基礎上，推進對於何為良好政治、何為良好人類生活的思考。
註解：
[1] 裴宜理：《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國學術》，2001年第4期，第98-99頁，第121頁。
[2] 郭於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的形成機制》，《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第13—157頁；李裡峰：《土改中的訴苦：一種民眾動員技術的微觀分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第97-105頁。
[3] 李志毓：《沙基慘案：一場革命的情感動員》，《粵海風》，2010年第4期，第38-42頁。
[4] 汪精衛：《革命之決心》，《汪精衛集》第一卷，上海光明書局1930年版，第92-93頁。
[5] 徐續編著：《黃花崗》，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4頁。
[6] 汪精衛：《述懷》，《雙照樓詩詞稿·小休集卷上》，汪主席遺訓編纂委員會1945年版，第12—13頁。
[7] 王育楚：《烈士王漢之死》，《湖北文史集粹》（政治軍事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0頁。
[8] 吳樾：《暗殺時代》，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第731頁。
[9] 郭沫若：《天狗》，上海：《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2月7日。
[10] 魯迅：《傷逝》，《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278頁。
[11] 顧仲起：《生活的血跡》，上海：現代書局，1929年，第31頁。
[12]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頁。
[13] 瞿秋白：《多餘的話》，《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2頁。
[14] 參見李志毓：《論新知識青年與國民革命》，《史林》，2016年第6期。
[15] 黃道炫：《「二五八團」下的心靈史》，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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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18/0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