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所歸——西方與他方》系列文章1.2】
面對「西方中心主義左翼」的中國觀
◎盧荻
【編按】《左翼所歸——西方與他方》為盧荻老師近年針對左翼問題展開爭論的文章文集,尤其是關於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問題的看法。盧荻老師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副教授、中國研究中心成員,期許透過整理的過程,檢討與疏理當中的批評與自身的觀點,面對當今錯綜複雜的「左翼」處境。本文集共分五部分,包括「從討論到論戰」、「尊重知識負責任」、「我評」、「絮語」,以及包括討論對象文章、但尚未能收錄的「被批判和與談」。本文為該文集第一部分第二篇文章,延續前篇討論,聚焦於如何從左翼角度看今日中國,以及中國政治經濟是否具有資本主義乃至帝國主義性質,並回應與批評「西方中心主義左翼」的中國觀問題。感謝作者授權轉載該文集一系列文章。本文原載於2017/07/25彼時彼岸。
去年年底,我帶著一篇算是學術論文的文章和一些關於現實政治-經濟的意念,分別在香港、台北、北京參加了三個很有政治意味的知識聚會,話題不離如何從左翼角度看今日中國,尤其是聚焦於中國政治-經濟是否具有資本主義甚至帝國主義性質問題,從中頗獲思想刺激,也加深了對近年冒起勃興的港台大陸的青年左翼的瞭解。
該篇文章的標題是《中國「走出去」與「新帝國主義論」》,分兩部份刊發於上海的《觀察者網》,即《中國「走出去」,擠壓了世界發展?》和《中國成了「新帝國主義」?》,文章的英文原版載於此連結。
中文版本為了因應政治話題,特地在下篇的開頭添加了下列文句——
僅僅就表象看,自世紀之交以來中國的「走出去」,確實呈現出一系列特徵,貌似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傳統所界定的「帝國主義」。這包括:外貿膨脹、資本輸出、與發達國家在世界範圍的經濟競爭、助長髮展中經濟體的去工業化或經濟結構「初級化」趨勢,等等。考慮到「走出去」的主體基本上是大型國企,背後有國家戰略的引導和國家控制的金融機構的支持,於是,諸如金融資本、壟斷資本等概念好像就能套用了。如此種種,是否坐實了中國是帝國主義、或至少具有帝國主義特性?
更深一層探討,現代帝國主義的本質是資本主義,是壟斷形態或高級階段的資本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判斷;於是,所謂「中國帝國主義」論的基礎,必然是認為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化了。同樣也僅就表象看,今日的中國經濟,已經是高度融入了世界市場或世界資本主義,從外貿、直接投資、跨境金融流動,到國內的宏觀經濟決策以及微觀經濟主體的體制和行為,都是顯示著這種高度融入。那麽,是否就能由此推論,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必然也只能是資本主義性質?
要回應、反駁近年流行於國內外的那些對上面兩個問題的肯定性論調,必須有充分的現實根據,還必須作出理論澄清,這正是本文希望能做到的。
概括而言,下文力圖論證:即便有上面所述的種種表象特徵,中國的「走出去」就總體看並不具有攫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剩餘的特性,因而不能說是帝國主義。由此引伸,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年代,世界範圍的資本積累的邏輯是金融化,帝國主義因而主要表現為金融霸權對全球勞動者以及發展中經濟體的「掠奪性積累」。面對這個資本積累邏輯,無論是就「走出去」還是就國內而言,中國經濟迄今在系統意義上至少是既有屈從也有抵抗,這正意味著資本主義化並沒有成為主導,也沒有理由和根據相信未來前景必定是屈從將成為主導。
我這樣的論斷,在港台大陸的青年左翼圈中竟是十分另類,他們的主流傾向卻是要對上述兩個問題做肯定回答。聯繫到他們以及他們在西方的同道偏愛以「富士康模式」(也就是對勞動者「超剝削」的模式)來概括整體中國經濟,偏愛引用David Harvey、Alex Callinicos、Leo Panitch等人的相關理論或現實研究,以此作為憑藉來高舉「反對新自由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旗幟反對中國整體的政治-經濟構造,這就在相當程度上印證了我之前的印象,即:存在著一股西方中心主義左翼思潮,甚至可說是港台大陸的青年左翼圈的主流。
那麼,在知識意義上,我對他們的回應、批評是否有效,就讓文章經受檢驗吧,還有隨後陸續寫出的一些交流意見和點評,還有打算在未來要寫的後續文章。在較為貼近政治的層面上,我的總括評論是——
必須有資本主義理論,因為,一個個部分資本的集合,不等於資本主義;必須有國家理論,因為,一個個官僚或官僚群體的集合,不等於國家;歸根結底,必須有一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及其在今天的主導運作邏輯」的觀念,惟此才能合理地聯結本地的反資本抗爭與系統性的反資本主義抗爭、以及對這兩種抗爭可能存在的矛盾保持必需的警惕。
回到去年年底那三場活動本身,當時寫下了一些現場觀感,隨後也有一些交流意見或點評,現在重新瀏覽覺得還是頗有意思。在香港的聚會是東亞地區另類地理學年度研討會,我在會後寫下的觀感是——
整個研討會聚焦於各種(宣稱的)反權威-反資本運動,尤其是台灣「太陽花」和香港「雨傘」,一二百個出席者,包括幾十個顯然是來自歐美的,發言的性質幾乎全是「從本土看/想象世界」,而看出去/想象中的一個巨大身影無疑是中國。我的發言或許是唯一一個「從世界看/想象本土」的,期望帶出的論題是:反資本不等於反資本主義,以反資本為名目的運動甚至可以是維護資本主義。
在台北是參加「林書揚的文論與實踐紀念」,因為是社會主義統一派(左統)同道的聚會,倒是沒有聽到什麽根本性的歧異、對立意見,不過,隱約間還是能夠感受到這種意見其實在場,歸根究底就是與會者必須面對這樣的詰難:憑什麽認定左與統不可分?是否,左是假的,實質上卻是中國民族主義?又或許這主要還是我自己的聯想,是將之前兩三年認識台灣左翼圈得出的印象帶到了現場,而我參加會議的文章的引言就是這樣寫的——
據說,台灣社會主義統一派(左統派)經常會面對這樣的詰問:「是左首要,還是統首要?」按照某種敵意的詮釋或代為解答,左統究實也只不過是民族主義,統為根本,左只不過是修飾。而今日洋左在台、港、大陸崛起,其西方中心主義視野中並無資本主義中心宰制邊陲的問題,從而更是以左的名義和理論,與各路右翼未必齊心但是合力將批判矛頭對準左統。
面對這個挑戰,左統的回應是,左與統不可分,是同一個歷史進程。這個立論,既是對過往歷史的定性,也是對今日現實的結構性判斷,還涉及對兩岸勞動者的主體性塑造的期盼。歸根究底,這是一種「批判性的第三世界主義」,意即(從世界範圍到本地的)歷史規定了左統是兩岸勞動者解放的最有希望、甚至乎是唯一的出路。
左統論以及「批判性的第三世界主義」的必然前提,是「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存在,認定這個體系正是壓迫兩岸勞動者的最根本力量,而兩岸的分離分斷——包括歷史-結構層面和主體性層面——主要也是這個壓迫的體現。與此同時,左統論的一個雖非必要但是極其重要的補充條件,是中國革命,包括認定直至今日仍然具有相當濃厚的社會主義導向的中國現實變革,這正解釋了左與統為什麽不可分,勞動者解放為什麽必須走左統道路。林書揚先生等諸位左統的論述,都是包含了這個前提和補充條件。認定帝國主義的存在,這是明確不過的,從而台灣的政治-經濟被界定為具有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性質。關於中國變革,林書揚基本上是執著於過渡社會理論,陳明忠的(列寧意義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論,陳映真的「類資本主義」論,呂正惠所詮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應該都是可作如是觀,都是認為中國的變革具有或應該具有社會主義導向。
無獨有偶,海峽對岸的被稱作新左派的知識群體,也是有著相近的傾向,同樣是以繼承中國革命、超越現代性/資本主義作為立論基礎。汪暉和甘陽強調共和國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兩種政治-經濟傳統的一致性和綜合(在文化層面上還要或是加入五四傳統形成「革命中國」或是加入文明中國傳統形成「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崔之元的重復文革論其實是強調在市場化進程中要有群眾力量把舵不離棄社會主義導向(雖則他對社會主義有其獨特的闡釋),王紹光對「公民社會」理論的批判、劉小楓的「尊毛澤東為國父」論和將朝鮮戰爭定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之戰」,等等,既可以理解為建設一個有別於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也可以理解為尋找一條抗衡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國道路」。
那麽,回到左統的課題,為什麽社會主義導向是勞動者解放的必需?為什麽中國革命傳統的存續是兩岸勞動者解放的重要憑藉?就前者,或許有兩種可能的回答,一是社會主義本身就是勞動者解放的理想,無論客觀環境如何總要堅持下去,另一是,社會主義導向是勞動者解放的必要物質基礎也即後進發展的必需,而帝國主義則導致後進發展從而勞動者解放的不可能。左統的論證大體上就是圍繞著這兩個回答展開的,其中,林書揚著重後一種回答,強調社會主義導向的科學性、客觀性。
於是落到今日中國現實中革命傳統有否存續問題,或退一步僅談物質基礎,在後進發展意義上今日中國現實究竟具有什麽特性、能有什麽前景,這在左統科學性的討論中是重中之重。而左統和大陸新左派都是立場明確,認為迄今中國在後進發展意義上確實有巨大的、必須珍重的建樹,這正是他們與洋左的關鍵分歧。進而申論,他們還強調,中國的後進發展,一方面是在對外沒有殖民剝削、內部社會進步同樣建樹顯著的條件下實現的,另一方面,建樹的巨大規模就抗衡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而言具有系統性意義,有可能從根本上促進世界範圍的後進發展。以這兩方面為根據,雖然不足以推論出今日中國是社會主義導向,但是,有理由判斷出這個導向還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
這個判斷需要闡明,在具體的政治-經濟層面上,社會主義導向究竟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另外就是必須面對各種對立判斷,包括理論和現實。既然,現實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資本主義成分,那如何判斷究竟是(先假定是代表了社會的)國家控制著資本,而非資本控制著國家?尤其是是考慮到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革是在新自由主義化的世界資本主義的包圍中推進的,那麽,現實上,究竟是社會主義導向的「國家資本主義」、「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抑或是已經、或有傾向蛻化成掠奪性的「官僚資本主義」?
再將對立判斷推至極致,將「批判性的第三世界主義」套用到中國本身,近年來洋左大力宣揚「中國帝國主義」論、指摘中國正在擠壓、剝削、掠奪其他第三世界經濟體,對此應該如何回應?須知,自世紀之交以來中國對外經濟活動急劇膨脹,至少在描述層面上確實呈現出一系列貌似帝國主義的特徵,包括資本輸出、以工業製品與其他第三世界經濟體交換初級產品、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爭奪世界市場份額,等等,這應該如何定性?而按照左統理論,如果中國政治-經濟真的是帝國主義,那必然就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主導,所謂社會主義導向也就無從談起了。那麽,左統應該如何在檢視現實和澄清理論的基礎上重新肯定自己?下文試圖就這個課題略作貢獻。
在北京是應邀去三聲書房做講座,參加者數十人以高校青年師生為主,也能判斷是各路左翼,這在隨後的微信群討論中得到印證。這其中發生了一件事,是(在美國的)《紅色中國網》很快就發表了對講座的報道和點評,不大確切的報道和頗不友善的點評,我只好立刻澄清回應。其中有三點與此刻的論述直至相關,值得重提(下列文句中引號裡面的是紅中網的,然後是我的回應)——
「港台等雨傘運動和太陽花運動很危險,特別是當地的一些青年人以西方左翼的理論來分析,然後提出以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民族自決權問題。」
首先,我不覺得危險,而是鄙視。其次,沒有任何「特別是」。其三,有左翼理論分析,也有自決權倡議,但沒有任何「然後提出」的因果關係,另外我不認為這是什麽「馬克思主義理論」。
「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並非是資本主義模式的,現在西方左翼(毛派與托派)和受其影響的力量錯誤判斷了中國的性質。」
我記得很清楚,我的原話是:中國並非新自由主義,是否資本主義則是未能確定——我未能確定,同時認為他們的確定判斷欠缺根據。
「這裡先後點了一些香港托派和破土網的名字。」
什麽叫「點了名字」?另外,我提及香港的是CWI和左翼21,我對它們只有鄙視,不認為它們是托派。
離開北京的時候,剛好《觀察者網》刊發了我的文章,於是有當日參加三聲書房聚會的朋友結合講座內容透過微信繼續與我討論,大都是不滿足於僅從立場出發就下論斷,而是真誠探索的討論,而我也是這樣先次說明:「我的說法或立論純是階段性認識,真誠歡迎各種有理有據的補充/質疑/反駁,共同盡到知識和政治責任。」下列引號中是朋友的提問,隨後是我的回答——
「問題一:中國對外的生產性投資的目的是什麽?選擇生產性投資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選擇?是否有利於被投資國自身的經濟建設?」
目的,大致上說,在2010年之前是為了得到原材料,之後加上為了拓展市場。應該說,目的是在演化中形成的,既有客觀限制只能如此,也是逐漸走到這個選擇(留意中國政治-經濟本身也有不同導向的利益群體)。對被投資國是否有利?總體而言(留意它們內部也有不同的利益群體),是的。我的第一篇文章就這些回答提供了根據。
「問題二:中國有沒有為了自己發展向被投資國轉嫁各種危機?有沒有對被投資國的工人剝削?」
沒有轉嫁危機,因為中國對發展中世界是貿易逆差,因為中國相對於發展中世界的貿易條件是持續惡化。有剝削(馬克思意義),但迄今只是局部現象,總體上遠少於中國所提供的補貼。
「問題三:中國還算不上是金融霸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化也不是主導,那資本主義的最主要特徵是什麽?沒有金融投機投資就不是資本主義化嗎?」
是否資本主義的標準是,在系統意義上,利潤導向是否成為經濟運行的主導邏輯。資本主義不一定是金融化,但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金融霸權的條件下,要走出一條偏離金融化的資本主義道路極為困難,迄今中國是否走出了,有待論證。
「問題四:說中國在國際上算不上金融霸權,沒有金融投機,但國內有沒有從資本到資本的投機性投資?有沒有金融霸權?」
國內肯定有金融投機資本,而且,在2010-2016年期間在政治-經濟上很有佔據主導地位的跡象。金融霸權是另一回事,是對外而言,中國沒有,僅有的金融投機資本很具買辦性質。
「問題五:面對‘資本積累邏輯’中國既有屈從也有抵抗,屈從和抵抗的目的是什麽?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是否也有屈從和抵抗?中國的抵抗有什麽特色?」
「目的」意味著單一主體,而現實是多種主體(勞動vs資本、生產vs投機),迄今屈從的利益群體並沒有佔據絕對主導地位。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當然也有屈從與抵抗,但是,在發展中世界中,像中國這麽系統性抵抗的,可說沒有。中國抵抗的特色,是形成「黃金時代模式」(社會民主主義)的趨向,而且這個趨向現在開始向發展中世界擴散。
強調一句,以上所談,並不意味著我認為中國應該走黃金時代模式/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沒有任何鼓吹意味。而是說,就我在現階段的認識所限,這是現實上遠比屈從合理的方向。
以上點點滴滴,算是勾勒出我所標籤的「西方中心主義左翼/洋左看中國」的要點,以及我的回應。行文相當糾纏迂迴,不僅是篇什本身的形成和性質使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們」的粗疏以及「我」的思考尚是頗為紊亂。然而,問題的現實重要性和急迫性,尤其是在香港和台灣圍繞著這個問題的行動先於論述的情況,意味著這個討論無論如何是必要的,是需要有理有據的科學探討。
當然,討論不應該止於僅從立場出發就下論斷,不應該只是思辨,甚至不應該只是停留在科學探討層面。對大部分不管是哪一路的真誠左翼而言,畢竟重要性和急迫性來自現實,來自追溯和拷問歷史,來自感情。
在去年冬天的整個旅程中,我就是這樣感知和感想的,有幾張照片提醒著我應該這樣做——
在台北時候我去了六張犁見到白崇禧的猶如宮殿的墳墓壓在左翼死難者的亂葬崗上面;
去了二二八紀念館見到獨派詩人將國民黨的暴政轉譯為祖國是異族是強暴者;
在上海我去了龍華,見到反抗歷史資本主義的道路從來是以流血犧牲鋪成的;
在基隆和崇明島我拍下了風中蘆葦,想著,真誠的左翼,必須是既有其感情也有其思考——所以,為了知識責任和政治責任,必須直面「西方中心主義左翼」的中國觀。
發佈日期:2018/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