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行傳:「聖人」「豪傑」說十月革命

安徒行傳:「聖人」「豪傑」說十月革命
◎安徒

 

【編按】11月7日為俄國十月革命一百週年,十月革命的經驗對世界影響深遠,更在中國啟發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追隨馬克思主義,成立中國共產黨,也改變了孫中山。本文作者特別指出孫中山「工具主義」地解讀十月革命所產生的問題。同時本文對於「革命」意義的歷史探索與反思,也是批評香港社會簡化、抽空了「革命」的意義。感謝本文作者安徒同意轉載。

本文原載於2017年11月5日《明報》星期日副刊

來源:明報

 

100年前的俄國革命對中國的影響深遠。這場推翻沙皇的革命除了啟發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矢志追隨馬克思主義,成立中國共產黨之外,對中國的最重要影響還是改變了孫中山。

 

孫中山的轉向﹕革命成敗在服從

自創立同盟會以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一直都是孫中山的理想。可惜,民初的亂局,包括袁世凱稱帝、宋教仁遇刺等,令孫中山大為失望。他拒絕戰友黃興以法律程序解決爭議的建議,在實力不足的情况下力主起兵討袁,決意進行「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在多名老同志反對和杯葛底下,組織一個欠缺群眾基礎的中華革命黨,放棄興中會、同盟會時期「革命小團體大拼盤」的組織方式。

孫氏堅持過去革命的失敗,在於他雖有革命的意志,但無法令其他人服從,病因在於組織方法。他認為「當時黨員雖眾,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紛歧,步驟凌亂,既無團結自治之精神,復無奉令承教之美德,致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

孫氏更把問題追究到平等自由的價值本身,逆反過去秉持的原則,一意在新的革命黨中強調服從。他說﹕「凡人投革命黨中,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則當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為國民謀自由平等,故對於黨魁則當服從命令,對於國民則當犧牲一己之權利……是以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要件。」

 

中華革命黨員分三等

不過,最為匪夷所思的是孫氏關於黨籍和公民權的構想。按他的設計,中華革命黨之黨員,按入黨時間先後,分為三類﹕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革命成功之日,首義黨員可成為「元勳公民」,擁有一切參政、執政的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可成為「有功公民」,擁有選舉及被選舉權;普通黨員可成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而非黨員在軍政、訓政時期,並沒有公民資格,須待憲法頒布之後,才能成為「一律平等」公民。

俄國革命爆發的1917年,張勳企圖重新擁立清廢帝溥儀復辟,孫中山以維護《臨時約法》之名,在廣州組織軍政府,謀求北伐,但軍人干政。孫中山更感到自己不能領導一場成功革命的恥辱。

根據日本學者池田誠的歸納,俄國革命對孫中山的影響在於﹕一、他承認俄國革命的成功在於它不單是一場政治革命,還是一場社會革命;二、他認為革命黨人和革命黨組織的訓練問題,與軍事勝利同樣重要。但「軍隊革命成功非成功,黨人革命成功乃真成功」;三、俄國革命展示「主義」的力量,因為主義才能結集黨員力量,全體一致。

 

視列寧「聖人」 唾棄平等自由

俄國革命後兩年,即1919年,也是五四運動爆發的同年,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成立中國國民黨。深受五四激進學生抗議氛圍影響的孫中山,更在1922年與蘇聯建立聯繫,確立「聯俄容共」政策,接受蘇聯援助。他對俄國革命的評價,很充分地在1924年〈對黃埔軍官學校告別詞〉中反映﹕

「俄國近來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就是由於打消無政府的主張,把極端平等自由的學說完全消滅。因為俄國有這種好主張,所以他們近來革命的效力,比較美國、法國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效力還要宏大,成績還要圓滿。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這種美滿成績的原因,就是由於俄國出了一個革命聖人,這個聖人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列寧。他組織了一個革命黨,主張要革命黨有自由,不要革命黨員有自由。各位革命黨員都贊成他的主張,便把各位個人的自由都貢獻到黨內,絕對服從革命黨的命令。」

在演講中,他除了歌頌俄國如何克服了無政府主義,還批評了總是失敗的學潮﹕

「我們中國人講平等自由恰恰是相反,無論什麽人在那一種團體之中,不管團體先有沒有平等自由,總是要自己個人有平等自由。這種念頭最初是由學生衝動,一現成事實之初,不知道拿到別的地方去用,先便拿到自己家內用,去發生家庭革命,反對父兄,脫離家庭;再拿到學校內去用,鬧起學潮來……口口聲聲總是說革命,實在不知道革命究竟是一回什麽事 。」

 

「我是中國救世主 必須服從我」

孫中山把列寧比附為「革命聖人」的想法,的確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大創見。因為在中國,能夠推動歷史的大概不是「聖人」就是「豪傑」。的而且確,孫氏還曾對日本朋友宮崎滔天(帶着一種「未食藥的國師」口吻)說道﹕「中國人都不行,只有我一豪傑,我是中國的救世主,所以必須服從我的命令。」

早在中華革命黨籌組時期,黨內已有聲音要求刪除誓約中「服從孫先生」之詞,改為「服從領袖」,但也被孫中山拒絕﹕「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事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服我。我絕對對同志負責,決不會領導同志向專制失敗路上走…… 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

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孫中山,最重要的改變就是由親英親美變成「親俄」。但事實上,早期的孫中山對共產主義毫無興趣,並且批評馬克思,也認為自己主張的三民主義方合中國國情。但俄國革命的勝利,使他開始動搖。不是說他轉而接受共產主義的目標,而是把俄國經驗解讀成純粹是「革命的方法」,就好像「方法」是中性的「政治工具」;再而在與蘇聯接觸、求助於蘇聯援助之後,更開始對共產主義和他自己的民生主義之間的異同含糊其辭。

不過,更大的問題是,孫中山並沒有從原理上了解列寧的革命理論或「民主集中制」,也沒有仔細的深究布爾什維克在俄國革命過程中扮演過什麼角色,更缺乏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如何處理黨內矛盾的認識,沒了解他們如何進行不同革命策略之間的辯論。相反地,抱着一種「他們成功,我們失敗」的失敗主義的情緒,孫氏把焦點放在中國的政治只會享用自由,卻缺乏服從精神,把他自己的焦慮投射到俄國革命之上。他說﹕

「我們同志的思想見識過於幼稚,常出無謂的誤解,所以全黨的團結力便非常渙散,革命黨因此失敗,應該把黨員個人的自由奉獻革命黨,遵守黨內紀律,服從黨內命令。」

這種簡化理解的問題是﹕革命仍只是一個紀律和命令能否執行的問題。但有紀律、會服從是否就是革命?能否是一種追求民主的革命?

 

「聯俄容共」種禍根 左右獨裁相爭

事實上,1917年的俄國提供了革命當中紀律和民主之間關係的絕佳個案,也是百多年以來,環繞列寧與托洛茨基、環繞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環繞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之間,產生持久的論辯和研究的原因。孫中山對俄國經驗的「工具主義」解讀,無助於中國國民黨從俄國經驗中汲取有助反思的養分,反而急就章地發展出一種極壞的摹仿和依附的關係,種下「聯俄容共」的禍根。

「聯俄容共」這項失敗的政策在中國製造出兩個革命先鋒型的政黨,先後變成一左一右獨裁,殘酷的清黨打開了數十年「難兄難弟」的相爭,血污猶如「大江大海」。

這年頭,青年愛談「革命」,卻往往不知所云。從十月革命與孫中山的互動個案,我們或者可以思考更多。

 

編輯:馮少榮《明報》

 

發佈日期:201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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