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行傳：「聖人」「豪傑」說十月革命
◎安徒
【編按】11月7日為俄國十月革命一百週年，十月革命的經驗對世界影響深遠，更在中國啟發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追隨馬克思主義，成立中國共產黨，也改變了孫中山。本文作者特別指出孫中山「工具主義」地解讀十月革命所產生的問題。同時本文對於「革命」意義的歷史探索與反思，也是批評香港社會簡化、抽空了「革命」的意義。感謝本文作者安徒同意轉載。
本文原載於2017年11月5日《明報》星期日副刊
100年前的俄國革命對中國的影響深遠。這場推翻沙皇的革命除了啟發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矢志追隨馬克思主義，成立中國共產黨之外，對中國的最重要影響還是改變了孫中山。
孫中山的轉向﹕革命成敗在服從
自創立同盟會以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一直都是孫中山的理想。可惜，民初的亂局，包括袁世凱稱帝、宋教仁遇刺等，令孫中山大為失望。他拒絕戰友黃興以法律程序解決爭議的建議，在實力不足的情况下力主起兵討袁，決意進行「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在多名老同志反對和杯葛底下，組織一個欠缺群眾基礎的中華革命黨，放棄興中會、同盟會時期「革命小團體大拼盤」的組織方式。
孫氏堅持過去革命的失敗，在於他雖有革命的意志，但無法令其他人服從，病因在於組織方法。他認為「當時黨員雖眾，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紛歧，步驟凌亂，既無團結自治之精神，復無奉令承教之美德，致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
孫氏更把問題追究到平等自由的價值本身，逆反過去秉持的原則，一意在新的革命黨中強調服從。他說﹕「凡人投革命黨中，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則當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為國民謀自由平等，故對於黨魁則當服從命令，對於國民則當犧牲一己之權利……是以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要件。」
中華革命黨員分三等
不過，最為匪夷所思的是孫氏關於黨籍和公民權的構想。按他的設計，中華革命黨之黨員，按入黨時間先後，分為三類﹕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革命成功之日，首義黨員可成為「元勳公民」，擁有一切參政、執政的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可成為「有功公民」，擁有選舉及被選舉權；普通黨員可成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而非黨員在軍政、訓政時期，並沒有公民資格，須待憲法頒布之後，才能成為「一律平等」公民。
俄國革命爆發的1917年，張勳企圖重新擁立清廢帝溥儀復辟，孫中山以維護《臨時約法》之名，在廣州組織軍政府，謀求北伐，但軍人干政。孫中山更感到自己不能領導一場成功革命的恥辱。
根據日本學者池田誠的歸納，俄國革命對孫中山的影響在於﹕一、他承認俄國革命的成功在於它不單是一場政治革命，還是一場社會革命；二、他認為革命黨人和革命黨組織的訓練問題，與軍事勝利同樣重要。但「軍隊革命成功非成功，黨人革命成功乃真成功」；三、俄國革命展示「主義」的力量，因為主義才能結集黨員力量，全體一致。
視列寧「聖人」 唾棄平等自由
俄國革命後兩年，即1919年，也是五四運動爆發的同年，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成立中國國民黨。深受五四激進學生抗議氛圍影響的孫中山，更在1922年與蘇聯建立聯繫，確立「聯俄容共」政策，接受蘇聯援助。他對俄國革命的評價，很充分地在1924年〈對黃埔軍官學校告別詞〉中反映﹕
「俄國近來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就是由於打消無政府的主張，把極端平等自由的學說完全消滅。因為俄國有這種好主張，所以他們近來革命的效力，比較美國、法國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效力還要宏大，成績還要圓滿。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這種美滿成績的原因，就是由於俄國出了一個革命聖人，這個聖人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列寧。他組織了一個革命黨，主張要革命黨有自由，不要革命黨員有自由。各位革命黨員都贊成他的主張，便把各位個人的自由都貢獻到黨內，絕對服從革命黨的命令。」
在演講中，他除了歌頌俄國如何克服了無政府主義，還批評了總是失敗的學潮﹕
「我們中國人講平等自由恰恰是相反，無論什麽人在那一種團體之中，不管團體先有沒有平等自由，總是要自己個人有平等自由。這種念頭最初是由學生衝動，一現成事實之初，不知道拿到別的地方去用，先便拿到自己家內用，去發生家庭革命，反對父兄，脫離家庭；再拿到學校內去用，鬧起學潮來……口口聲聲總是說革命，實在不知道革命究竟是一回什麽事 。」
「我是中國救世主 必須服從我」
孫中山把列寧比附為「革命聖人」的想法，的確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大創見。因為在中國，能夠推動歷史的大概不是「聖人」就是「豪傑」。的而且確，孫氏還曾對日本朋友宮崎滔天（帶着一種「未食藥的國師」口吻）說道﹕「中國人都不行，只有我一豪傑，我是中國的救世主，所以必須服從我的命令。」
早在中華革命黨籌組時期，黨內已有聲音要求刪除誓約中「服從孫先生」之詞，改為「服從領袖」，但也被孫中山拒絕﹕「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事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服我。我絕對對同志負責，決不會領導同志向專制失敗路上走…… 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
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孫中山，最重要的改變就是由親英親美變成「親俄」。但事實上，早期的孫中山對共產主義毫無興趣，並且批評馬克思，也認為自己主張的三民主義方合中國國情。但俄國革命的勝利，使他開始動搖。不是說他轉而接受共產主義的目標，而是把俄國經驗解讀成純粹是「革命的方法」，就好像「方法」是中性的「政治工具」；再而在與蘇聯接觸、求助於蘇聯援助之後，更開始對共產主義和他自己的民生主義之間的異同含糊其辭。
不過，更大的問題是，孫中山並沒有從原理上了解列寧的革命理論或「民主集中制」，也沒有仔細的深究布爾什維克在俄國革命過程中扮演過什麼角色，更缺乏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如何處理黨內矛盾的認識，沒了解他們如何進行不同革命策略之間的辯論。相反地，抱着一種「他們成功，我們失敗」的失敗主義的情緒，孫氏把焦點放在中國的政治只會享用自由，卻缺乏服從精神，把他自己的焦慮投射到俄國革命之上。他說﹕
「我們同志的思想見識過於幼稚，常出無謂的誤解，所以全黨的團結力便非常渙散，革命黨因此失敗，應該把黨員個人的自由奉獻革命黨，遵守黨內紀律，服從黨內命令。」
這種簡化理解的問題是﹕革命仍只是一個紀律和命令能否執行的問題。但有紀律、會服從是否就是革命？能否是一種追求民主的革命？
「聯俄容共」種禍根 左右獨裁相爭
事實上，1917年的俄國提供了革命當中紀律和民主之間關係的絕佳個案，也是百多年以來，環繞列寧與托洛茨基、環繞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環繞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之間，產生持久的論辯和研究的原因。孫中山對俄國經驗的「工具主義」解讀，無助於中國國民黨從俄國經驗中汲取有助反思的養分，反而急就章地發展出一種極壞的摹仿和依附的關係，種下「聯俄容共」的禍根。
「聯俄容共」這項失敗的政策在中國製造出兩個革命先鋒型的政黨，先後變成一左一右獨裁，殘酷的清黨打開了數十年「難兄難弟」的相爭，血污猶如「大江大海」。
這年頭，青年愛談「革命」，卻往往不知所云。從十月革命與孫中山的互動個案，我們或者可以思考更多。
編輯：馮少榮《明報》
發佈日期：2017/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