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陳映真】
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
——八寶山送別陳映真先生
◎吳子楓
【編按：12月1日，陳映真告別式在八寶山殯儀館大禮堂舉行。他的作品豐富了世界文學的內涵，啟蒙了無數青年的社會意識。他也是眾多人的老師、摯友，是當代愛國愛民的典範。我們謹以吳子楓老師的這篇文章表達最深沉的追思與感念。】
上午八點多從圓明園出發，去八寶山送別陳映真先生。
北京今天溫度依然較低，但天氣晴朗，冬天的陽光照在行人身上，有溫暖的感覺。
九點多，到達八寶山殯儀館大禮堂院子大門外，看到門口立著一個很大的指示牌，上寫著 “大禮堂陳映真送別儀式”，指示牌左上角紮著一束鮮花。進了院子，發現已經有許多人等在裡面，三五一群在談話，胸前都帶著白花，手中也都拿著一枝白花。魯太光、劉卓、唐利群等朋友和我打招呼，告訴我先去簽名。於是來到附近一個迴廊，廊上擺著一排桌子，好幾個簽名冊一字鋪開，兩個工作人員在那裡發放白花。我簽名時看到不少熟悉的人名，王安憶、陳建功、藍博洲、呂正惠、曾健民、黃紀蘇、范景剛，李娜、計璧瑞等。領了白花和一本 “陳映真先生生平”，回到院子裡，又看到趙剛和藍博洲等人，但在這種情形下，我也沒前去打招呼。
來送別的人越來越多，看到有不少年輕學者和學生。昨天約好今天見面的幾個自媒體負責人，也都很年輕。近十點時，人們開始排隊，隊伍從大禮堂前排到了大院子中間，我和陳軒排在一起，聊著陳映真先生。我們都認為現在中國大陸反而沒有陳先生這樣的知識份子了，為了信仰，可以孤身一人，如此堅毅。我們排隊的時候，已經有不少向遺體告別完畢的人從左邊的門出來，我看到頭髮幾乎全白的趙剛老師在門口無目的地走到一處，又走到另一處，臉上很悲痛又似乎很冷靜。還有幾個記者圍著藍博洲在採訪。還有幾個老人，出來之後，被人攙著，上車先走了。在右邊進門的地方，擺放著兩個大花圈，有一個花圈上的挽聯寫著：“悼陳映真先生：您使我看見人間光明的存在，您使我看到人類幸福的可能”。這是借用陳映真先生翻譯的聶魯達的詩句，用在陳映真先生自己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
當我們隨著隊伍慢慢到門口的時候，司儀人員讓我們由兩人一排改為三人一排，然後依次進大禮堂。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送別儀式，又是送別自己所敬重的人，生怕有失禮的地方，一舉一動都看著別人。但在邁進門的時候，我聽得清清楚楚，大禮堂裡在播放著錄音，一個男中音在緩緩地朗讀著什麼，後來我才知道，那播放的是陳映真先生朗讀自己的小說《鈴鐺花》的錄音。
大禮堂正中央，陳映真先生的遺體躺在鮮花之中，正前方，還有許多送別的人剛獻上的一束束鮮花。禮堂左右和正面都擺滿了花圈，花圈上的挽聯排得密密的。之前我打電話向治喪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詢問，希望代表 “保馬” 同仁向陳映真先生敬獻花籃和挽聯，但工作人員說花籃已經擺不下了，挽聯會儘量幫我們排上去。所以我在等著的時候，很快流覽了一下挽聯，發現進門不遠的地方，在葉嘉瑩先生獻的挽聯邊上，就是 “保馬” 同仁獻的挽聯，看來那位工作人員非常盡心。已經輪到我了，我和另外兩位元不認識的朋友緩步走上前，向陳映真先生的遺體深深鞠了三躬，然後繞著遺體去問候家屬，在左轉的時候，我看到了陳映真先生的臉，顯得很大，很安詳。我當然知道他已經去世了，但卻又似乎能透過他的臉，想見他的活的靈魂。我想，所謂的靈魂，就是他的思想與情感吧，那些都已經通過文字永遠留在了依然活著的人的心裡。
陳映真先生的家屬，我並不認識，到他們跟前時，看著他們的悲傷，我不知道說什麼，也沒來得及和他們握手，只是向他們鞠躬，表示在這個時刻，我們是與他們在一起的。出了大禮堂的門之後，我們幾個朋友在那裡心情很沉重地有一句沒一句地談話。過一會兒看到人們又都回到大禮堂，說是要給陳映真先生唱《安息歌》。有位朋友輕聲說，為什麼唱 “安息歌”？唱基督教的歌？我一開始也認為是這樣的。但我們還是跟著再次進入大禮堂，人們已經在陳映真先生遺體前站成一排一排的，開始齊唱 “安息歌”了。
這時候我們才知道這不是基督教的“安息歌”，而是另一首“安息歌”。我想起藍博洲老師講座時提到過，臺灣共產黨人被國民黨槍決前，獄中的同志們一般都會唱 “安息歌” 為他送行。回來查了資料才知道，這首歌最早是1945年為紀念西南聯大一二·一慘案所做的，但後來在台灣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成為獄中送別即將赴難的同志的告別歌，只是把其中的 “同學” 改成了 “同志”，歌詞是：“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前走/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現在是我們的責任/去爭取民主自由”。
在送別陳映真先生的儀式上聽到這首歌，感覺特別沉痛，為陳映真先生，也為那些一直在戰鬥的臺灣同胞，同時我也為自己居然不知道這首歌而感到羞愧。而且，直到最近看了《幌馬車之歌》、《台共黨人的悲歌》、《無悔：陳明忠回憶錄》，我才瞭解到那些臺灣共產黨人在 “雙戰” 結構和兩岸分隔的情況下，為了信仰、為了新社會而孤絕鬥爭的悲壯歷史。
唱完 “安息歌”，大家出了大禮堂，但很多人沒有散去。我們幾個人聚在一起談論著陳映真先生的一生，談論著台灣和大陸的現狀，但仿佛只是為了打破那令人難受的沉默。不知道過了多久，我們看到幾個穿軍人制服的年輕人抬著陳映真先生的靈柩從大禮堂出來，前面抱著遺照的，是陳映真先生的夫人，她的神情顯示著她整個人已經對身邊的事物沒有感覺了，我不忍多看。軍人齊邁著正步抬著靈柩走近，讓我感覺他們抬著的是一位犧牲了的戰士。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的靈柩都是這樣抬的，但我覺得這種莊重，是特別適合於陳映真先生的。靈柩出來時，人們馬上立成了兩排，看著靈柩被抬上靈車，然後目送靈車緩緩開走。靈車開走了，院子裡顯得空空的，只剩下一些送別者，有年老的，有年輕的，很久才散去……
身邊朋友看著靈車開出大院，輕聲問了我一句：“你說我們什麼時候也這樣走了啊？” 我忘記了自己當時是怎麼回答的。
回到住所，為“保馬”寫送別陳映真先生的簡訊，對著電腦，卻不知從何下筆。頭腦中一直迴響著天安門前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陳映真先生雖然不是在革命年代犧牲，但他卻一直走在那場革命所開闢的道路上，並為那場未完成的革命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原文刊登於《保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