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那一年，當鹿港反杜邦的號角響起……
◎林深靖
今年是鹿港反杜邦事件三十週年。我要藉此來談一樁年少輕狂的往事。三十年前的一個小故事，若是以當今網路的流行語言，叫做「亂入」。
「禁忌」的意義，就是為了被打破
那是1986年，我還是學生。就像那個年代的很多青年學子一樣，是一個不安份的學生。那是台灣戒嚴時期的尾聲，整個社會如同在烏雲悶雷中等待被電閃撕裂的天空。對於戒嚴時期的政治禁忌，我們當然都十分熟捻，譬如黨禁、報禁、聚眾示威、社會主義，以及帶著偷嚐禁果的亢奮交換閱讀聆賞的匪書、匪唱片、匪廣播。那個年代，「禁忌」的意義，簡而言之，就是為了被打破。
從鄉野農家出來的學生進入霓虹大都會，很拮据，也很好奇。而好奇，是需要更多金錢支撐的。我在大學的第一個工作是送報。每天風雨無阻，凌晨四點半起床，到定點取報、夾報，然後穿街走巷一家家分送。彼時台北市郊多是四、五層樓房的公寓，大門信箱中的報紙容易被早起的人抽走，因此得要有本事沿門挨戶丟進樓上隔著鐵欄杆的陽台。送完報，滿身大汗，直接騎著載運報紙的鐵馬武車進入校園，廁所內簡單擦洗，換上乾淨T恤，進入教室。
後來經由一位歷史系的學長介紹，進入一家黨外雜誌工讀。先是掃地、買香菸啤酒便當，接著偶然的機會奉派出門採訪，詎料第一篇文稿就上了封面頭條。當時黨外雜誌多是週刊，競爭激烈，需稿量大，稿費特高。一篇文章加上一張照片，稿酬等於我送報一個月的薪水。很快地，我成為黨外雜誌的寫手，一個星期，可以使用五、六個筆名。被調查局約談過，被警備總部威嚇過，享受著與禁忌捉迷藏的喜悅。
1986年，我已是學生中的「大哥」，大哥難免要扮演大款的角色。學生聚會，水餃滷菜啤酒，掏錢絕不手軟。李文忠當年被台大退學，傅鐘下靜坐抗議，集結聲援的學生很自然找我要錢印傳單。
1986年10月，《南方》創刊。創刊號封面底，就是反杜邦的一篇宣言。那一年，鹿港反杜邦運動揭竿，同時，各大學的學運暗潮洶湧。《南方》月刊一開始就以引領浪潮為己任，以「一本集結年輕、熱情、理想主義的刊物」為旗號，雜誌社內湧動著來自各校的學運浪頭人物。當時，不少校園地下刊物，如中興大學的《春雷》、政治大學的《野火》、台灣大學的《自由之愛》……印刷流程基本上都是《南方》包辦。《南方》除了每月發行的雜誌，也出叢刊，1970－80年代在西方湧現的新馬克斯主義思潮經由南方出版社，系統引進。
反帝、反美、反殖、反好萊塢
《南方》的靈魂人物是呂昱。他年少即因政治案件入獄，判無期徒刑。蔣介石死，減刑。呂昱坐滿十五年牢，出獄時也才三十歲出頭，是當年最年輕的政治犯。《南方》編務由青年學生自主組織，呂昱和我承擔幕後募款。雜誌以《南方》為名，清楚標示世界觀，自覺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場，批判北方資本主義強權，鮮明地站在反帝、反美、反殖、反好萊塢的立場。創刊號專題即是「第三電影」，介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體制電影。專題開場即是王菲林執筆的〈為什麼要談第三電影？〉王菲林當時剛從美國回來沒多久，是傳說中台灣留學生左翼LA集團的先鋒。他博學廣識，明朗帥氣，活力十足，回到台灣即帶領多個讀書、電影賞析、社會實踐小團體，可惜英年早逝。許多朋友感慨，若是王菲林還在，今日台灣左翼，肯定不同格局。
創刊號主題，除了第三電影之外，還有王墨林組織的「觀念表演藝術」討論，另外就是出現在封面底的「反廣告」，以一篇簡短宣言反擊美國杜邦公司關於二氧化鈦產品的甜美廣告。
1986年，鹿港反杜邦運動蜂起，而校園中的學生又普遍有實踐的饑渴，鹿港在社運大將陳秀賢以及在地骨幹李棟樑等人的召喚下，成為學生社會實踐的理想場域。當時，在台北、鹿港來回幾趟，總覺得如此重大的環境議題（尤其是鮮明反對美帝的跨國企業！），鹿港火熱，台北冷漠。如何將鹿港起義的號角在台北吹響？在兩地往返的巴士上，這是一個思考的方向。
於是，很不幸地，《南方》創刊號上重點推介的前衛劇團「洛河展意」成為一個使力的對象。雜誌中除了王墨林執筆的〈觀念表演藝術的年代〉之外，還有圍繞著「洛河」這個劇團的長篇座談。當時，「洛河」這個年輕劇團具有極高的實驗性，曾經因為在台北火車站地下道的街頭表演，遭警方逮捕。正因為劇團本身強烈的實驗性格，我異想天開，關於反杜邦的議題，就不妨拿這個實驗劇團來做實驗……
事情是這樣的：「洛河展意」當時在台北火車站地下街、重慶南路書店街以及國父紀念館廣場有過幾場「表演」，形式上是把街頭當劇場，來往行人可能漠然無視，也可能因好奇而駐足。對洛河團隊而言，他們要展示的不是劇情，而是「意念」（也因此，自我命名洛河展意，而不是洛河劇團）。這當然是屬於「觀念藝術」的範疇，在1980年代的台灣，還算是很新鮮的大膽實驗。根據洛河團長「小黑」的說法，他們所要探尋、質問或者演示的是「人與人、人與事物、人與時間、人與空間交流的問題。」洛河的骨幹，除了「小黑」之外，還有「貓」，兩人都列席《南方》由王墨林主持的座談，時間是1986年8月3日。座談記錄刊登在《南方》創刊號，編輯部給的標題是〈走上街頭的新一代〉。
星星之火，街頭燎原
解嚴前夕，「街頭」是很複雜的概念。當時，雖然政治依然高壓，星星之火卻已升溫，工運、農運、學運、環境運動…….閃爍的火苗蘊蘊然有燎原之勢。1985年9月，林正杰因政治審判入獄，坐牢前連續12天街頭狂飆，帶動了街頭抗爭、肥皂箱演講的風潮。「街頭小霸王」自此成為林正杰的封號。「人民的力量」、「街頭是屬於我們的」、「奪回人民的街頭」……之類的大標題開始出現在諸多黨外雜誌的封面上。「洛河展意」很不願意被貼上政治標籤，但是，根據小黑自敘，他們的街頭演出，常被過往行人認定為就是「黨外運動」。可能警方也有同感，他們的街頭演出時常出現被警察干涉、逮捕的意外劇情。
我其實很清楚他們的難處。《南方》初期，我一方面陪同呂昱四處化緣勸募，另一方面也還在黨外雜誌擔任編採，街頭一有風聲，必然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一旦有衝撞，警察似乎也不太在意我的「記者」身分，挨警棍，被抓住雙腳在地上拖行，這是難免的經驗。
我要說的是，洛河的街頭演出，雖然依循的是觀念藝術的想像，是更高層次哲學思維的開發，但是，落在當年的情境，街頭就是廟堂的對立面，走上街頭，就是要發聲，就是要行動，就是要表達人民對當權者的不爽。街頭，在那個年代的意義，就是不安、不爽、不服從的總和。街頭，就是整個社會躁動的集體展演。鹿港的反杜邦運動，最終還是必須以街頭示威展現抗拒跨國企業落地汙染的集體意志。
解嚴前夕的社會大氣氛之下，「街頭」在藝術工作者和社會運動者之間，顯然存在矛盾的張力。在《南方》的座談，洛河團隊堅持他們表演的是純粹藝術，抗拒政治詮釋，也抗拒「顛覆性」的衍義。不過，做為前衛戲劇工作者的王墨林還是很明確地指出：做觀念藝術，「必須落實在環境，與環境做一關聯。」王墨林後來創立「身體氣象館」，主持「牯嶺街小劇場」，是台灣當代劇場發展的靈魂人物。他當時已經認識到，在戒嚴體制之下，當權者透過國家暴力和意識形態，不僅宰制人的思想，也箝制人的身體。戒嚴體制不僅有各種禁制，還閹割了我們身體，讓我們行動僵滯、空白。也因此，表演，可以是掙脫枷鎖，可以是解放的想像。
暴露真實即是最為革命的文化行動
回到當年的情境，警方對於街頭活動已有預設的敵意。王墨林對洛河成員小黑和「貓」說，「你們在地下道的活動超出他們的管理體制之外，而令他們沒有安全感。」這個說法其實已反映了當年青年學生的渴望：對於管理體制的突破。在校園內，要求教官、政黨退出校園；校園圍牆之外，則是推動跨校連結，介入社會抗爭。
洛河雖然避忌政治，團長小黑還是不得不承認：「我們身邊有很多框，你永遠打不破，打破一個框，還有另外一個框，永遠有框存在。」
衝決牢籠、掙脫枷鎖、破除框限……這就是當年青年學生如我者，在思想與實踐上的自我要求。
洛河長期堅持的街頭展意，在當年的文化圈，已經是一個被關注的異數。1986年秋，他們取得在藝術教育館演藝廳演出的機會，那是植物園內南海學園的一個正規劇場，可以容納七、八百位觀眾。當天晚上的戲名，我已沒有印象。只記得洛河的演出，還是很觀念藝術的形式，複製街頭意象，試圖打破舞台框架，解除演員與觀眾的界限、強調台上、台下的互動。
我獲邀看戲。當時剛從鹿港回來，書包裡有反杜邦的傳單，腦袋裡則存放著王菲林談第三電影的一些概念。譬如，他所強調的：關心第三世界國家，「要先有自己的心靈往更高一層境界發展的要求和動力」，要不然，只不過是本土菁英對西方菁英的模仿。也記得波利維亞電影《禿鷹之血》導演山希納斯（Jarge Sanjines）所說的：「暴露真實即是最為革命的文化行動。」電影可以催發革命行動，觀眾不僅只是文化消費者，而是行動者，樂意參與現實的改造。
洛河在南海演藝廳的戲，延續他們街頭演出尋求交流互動的精神，也鼓勵觀眾的主動參與。那時，有一場戲是在舞台上堆磚頭，他們邀請觀眾上台協助「砌磚」。不過，觀眾即使參與，基本上還是馴從演員的指揮，演員管制他們的身體動作，當然也不會給予任何台詞。
我不滿意。心想，這個戲碼，意義薄弱，完全脫離台灣社會現實脈絡，卻又假借抽象的形式，盜取前衛、進步的美名，就像王墨林所質疑的，「一旦觀念藝術沒有意義，它的價值在哪裡？」觀念藝術抽離了意義，這是觀念的空洞化，也是藝術的墮落。
於是，我上台了。
剛開始很受歡迎，因為願意配合劇組要求上台呈現「交流」狀態的觀眾極為有限。剛開始，我配合砌磚。台上演員對我投以鼓勵的微笑。慢慢地，在砌磚過程中，我自主加入一些動作，偶爾抬頭伸手打招呼，向舞台燈光之下移動。台上演員開始有些困惑，台下卻是如常。他們一定認為我是「假觀眾」，我的出現是劇組的安排，本來就是劇情發展的一部份……接著，我從口袋抽出反杜邦的傳單，用舞台劇演員的腔調，大聲朗讀。演出，對我而言，其實並不困難。在學校，我們系上曾經公演法國劇作家尤涅斯柯（Eugène Ionesco）的《犀牛》，我是男主角，角色是從小鎮青年變身為犀牛的過程，難度很高；在英文課，也曾經演出張曉風的《第五牆》，我是編導。
就在我念完傳單的那一霎那，突然，「貓」從台下衝上來，狠狠朝我下頦猛揍一拳，其他演員也衝過來，看來是要圍毆。我緊急撥開各路手腳，奔下舞台，衝出劇場大門……這時，警車的鳴叫聲也在南海路自遠而近。原來，已經有人報警。我當然以最快的速度，跨上我的紅色野狼125，火速馳離。
這就是我年少輕狂時期的一段荒唐行徑，一個「亂入」的小小故事。值此鹿港反杜邦30周年之際，自我坦白，從實招認。不過，唉，寫下這一段文字時，下巴，似乎還在隱隱作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