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的改良派
◎郭松棻
（原載於1974年《東風》第5期）
郭松棻：（1938年—2005年7月9日），臺北市人。父親郭雪湖為日據時代知名畫家，母親林阿琴亦為畫家。1958年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王懷和他的女人》于臺灣大學的《大學時代》。1961年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3和1965年在台大外文系代授《英詩選讀》。1965年參加電影《原》的演出。1966年赴美進加大柏克萊大學修讀比較文學。1969年獲比較文學碩士。1971年放棄博士學位，投入保釣運動，而被中華民國政府長期列於黑名單中，無法返台。其後在聯合國任職，旅居美國紐約，直到中風去世。1983年再度開始創作小說，以魯安達為筆名發表作品於《文季》，接著《機場即景》、《奔跑的母親》、《月印》、《月嗥》發表於港臺報章。所著小說收錄於《郭松棻集》、《雙月記》、《奔跑的母親》三本小說集。
01
（一）
一九六○年九月四日，雷震被捕，判十年徒刑。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殷海光在政府迫害下病死。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李敖被捕，判十年徒刑。
雷震、殷海光、李敖，這三人的下場說明瞭二次大戰以後台灣改良派活動的歸宿。
一九六○年九月四日，雷震以「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和「連續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等莫須有的罪名被臺北政府判處十年的有期徒刑。雷震等人所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也隨之被封，而他們正在進行的組織新黨的活動也因之煙消雲散。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代表台灣六十年代大部份學院知識份子的心聲，以單人陣線的姿態，出而抨擊台灣時政的殷海光教授在政府的迫害期間猝然病故。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距「文星」雜誌被封三年，台灣全盤西化論的最後代言人、「文星」主編、「文化太保」李敖被扣以「台獨份子」的罪名，被判十年徒刑而鎯鐺下獄。
這一波接一波的突出事件標誌著台灣改良派在過去的十幾年間發展的三個階段。而雷震、殷海光、李敖，這三個人分別是這三個階段的代表人物。
總地說起來，十幾年來這一條改良主義線索的發展與台灣一千多萬人民的生計未嘗產生休戚相關、唇亡齒寒的連帶關係，而只在台灣社會的上層結構中活動，極其有限地吸引了一些不滿現實的政客和富有正義感的知識份子的關切。十幾年來，他們的被捕、死亡和雜誌的被封都沒有引起台灣社會的震盪。倘與香港邵氏影城的「淩波仙子」一曲黃梅調引發六十年代台灣城市市民和中、上層社會的擾動相比，實在是悽涼得很，簡直不能同日而語。在台灣的政治黑夜裡，他們只是一顆流星，十年來每況愈下的演變只能在空中匆匆劃下了他們往下直栽的軌跡。
（二）
雷震、殷海光、李敖這三個改良主義的連環中，以雷震的政治經驗最豐富；也是三人之中唯一將他的改良派思想在政治上付以實際行動的一人。雷震本是國民黨圈內人，在大陸解放前，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一九四七年）時早已成為炙手可熱的少壯派中堅人物，曾經出任過政協祕書長。但是也就在那個時候，雷震早被國民黨的保守派元老們視為腹中之患，眼中之砂。撤退到台灣以後的二十年間，國民黨的局面仍然被保守派元老們把持，種種倒行逆施、貪贓枉法，比以前的大陸毫無遜色，因此造成台灣社會長期的敢怒不敢言的悶局。在這種滯悶閉塞的氛圍裡，雷震扮演了進取的「狂者」，挾其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信念，頂著胡適的自由主義旗幟，號召一些隨蔣來台的民主派人士，更串連了台灣當地的積極份子如李萬居、吳三連、高玉樹、楊金虎、郭雨新等，毅然決定籌組反對黨，希望「有效制衡」國民黨而達到「和平交替」的政治目的。
當時雷震、高玉樹、李萬居等人創辦了「選舉改進座談會」，南下與各地方人士檢討地方選舉的作弊，違法等來自臺北當局的不當作為，並共同謀求改進方策，以為組織新黨的準備工作。當他們一行決定於一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在高雄市舉行「高屏區」（高雄市、高雄縣和屏東縣）選舉改進座談會時，當天臺灣北部、中南部的官報「新生報」、「中華日報」和「中央日報」等，都以第一段顯著的地位，以頭號字作標題，刊出「匪透過港統戰份子，支持台灣『新黨』活動，企圖其顛覆政府陰謀」（「新生報」）、「匪幫對台積極展開統戰，圖以『內外夾攻』方式，達到顛覆政府計劃」（「中華日報」）等等無中生有的「消息」。
國民黨不能容忍新黨的組織，乃於一九六○年九月四日，替雷震安插了包庇匪諜而不檢舉的罪名，將他發落下獄。當時血脈已成的新黨在瞬息間便胎死腹中。而為新黨鼓吹，提倡西方派民主、自由的「自由中國」半月刊雜誌也隨之遭封，就此夭折。
「雷震案件」或「『自由中國』案件」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第一次，也是到目前為止最後一次，改良派人士遵循「合法」途徑，企圖在國民黨政權控制的體制範圍內，有規模地展開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
「有規模地展開」在這裡不只是指它人數的眾多，而更指的是，在社會結構上能夠跳出一個階層的局限而與台灣其他階層的人士結合而言，就地理上說，它又能打破以臺北為活動的範圍的狹隘觀念，而南下與台灣中部、南部的政治、社會活動銜結。從這個角度來看，雷震這些人除了結合其他社會階層的工作尚嫌不足以外，可以說做到了「有規模地展開」的程度。
（三）
與雷震等人相比，殷海光和李敖這一對師生的政治鬥爭，就規模和實效來說，都小得很多。因為第一，殷海光和李敖都在學術思想和社會批評方面，下著書立論的功夫，而都不是實際參加政治活動的人，所以他們兩人的局限性較之雷震便小得太多，落實機會也就更為渺茫了；第二，存在于殷海光和李敖兩人意識裡的只有臺北，而沒有台灣的其它地方。這也是台灣的一般知識份子的通病，在思想裡只有「北上」的衝勁而沒有「南下」的意願。這兩點使殷海光和李敖自囿於臺北之內的知識份子圈內，而他們的衝擊力走不到這個圈子以外的其它角落。
殷海光不能算是政治中的行動份子，雖然他半生出沒在中國政治的邊緣上。殷海光早年以擁蔣反共著稱，英年出任「中央日報」主筆。可以說是四十年代的反共名角。遷台後，除了執教台大哲學系外，還積極參加「自由中國」雜誌社的工作。在言論上和有限的行動上支持雷震，鼓吹組織新黨。殷海光在思想上崇奉的是西方「開放」的政治社會制度，但是自己在思想上卻不能依據台灣當時的特殊環境，建立一套他理想中的政治哲學。既然缺乏具體完整的理論體系，他自然就沒有開創風氣，發蹤指使的能力。他對台灣時政的批評有時一針見血，然而這充其量也是間歇性爆發出來的火花而已。他的為人只予人以雖有真情、有憤慨而無能為力的知識份子的印象。這成了六十年代台灣手無寸鐵的知識份子的典型代表。殷海光晚年放棄了反共的立場，採取了積極反對台灣種種政治措施的態度；並且開始以比較客觀的角度對待大陸新中國的種種建設。據說，臨死前還讀了美國學生攜帶入台的「毛澤東選集」和Stuart Schram的「毛澤東」，並偶爾向他的一部份學生們說出他在島內進行遊擊戰的構想。殷海光暐思想的這種劇變，未嘗不是代表著台灣島內一部份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摸索追求的一種答案。
（四）
李敖是殷海光的學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從形而上的文化論到現實社會的批評，李敖都比殷海光來得徹底而有魄力。在文化論上，他是全盤西化的辯護士。由於台灣島內一切被壓抑，思想不能發展，青年活力不得伸張的氣團下，李敖不忍見整個社會就此頹廢、萎縮下去，他奮不顧身地跳出來，指摘、批判。吶喊之餘還制定了他自己一套判斷是非的標準：對的是西方現代，錯的是中國傳統。因此他的結論是：「我們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蔥、番茄、鐘錶、眼鏡、席夢思、預備軍官制度；我們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禍、離婚、太保、大腿舞和搖滾而來的瘋狂。」
站在臺北的十字街頭，放眼看看日益被西方、東洋文化侵蝕的景象，倘不去深一層考慮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很容易就好受了李敖這一套結論，以為兩者不可兼美，而一利必有一害。但是這個結論並不正確。是的，台灣確實是到處都是醫梅毒、治痲病的廣告，大街小巷酒吧林立，街頭巷尾，酒女招搖，車禍層出不窮，太保流氓不絕，熙熙攘攘，喧囂沸騰，直把臺北烘成搖滾充塞，瘋狂失落的「現代化」都市。這種現象不能說事出無因，查無實據。原因是有的，證據也是有的。但是原因和證據都不是吃了洋蔥帶了眼鏡，而在於更為基本的政治和經濟政策上。美國和日本把台灣當作它們的半殖民地來處理，而島內裡通外國的政客和資本家們，為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把台灣種種文化生活上的黑暗和怪現象，統統以「現代化」過程中所不能避免作為理由而任其生存滋蔓，其目的無非就是要維持現狀，反對改革，使他們自己能夠繼續與美、日勾結，從中取利而已。
這種政治騙局，很不幸地，卻由文化領域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的全盤西化論和擁護歐美式「現代化」的論調隔山唱合。其實，徹底說起來，斔上的全盤西化論和現代主義都是助長政治、經濟的殖民主義的一名小幫兇，因為它們的出發點是一致的，靈魂深處都是跪向西方的。全盤西化和現代主義者們縱使對台灣政治現狀有所議論，然而斥言根結蒂，總是落個小批評大幫忙的結局。理論無他，基本立場上他們皆是站在一條船上的人而已。這一點從李敖的非文化性的政評時論中最易看出，不管李敖的筆尖多犀利，證據多充足，他對台灣社會現實的解剖總不能直指要害，掏出致使台灣病症日趨嚴重的惡性瘤來。他批評的只是浮在社會表面的幾個個人，幾種現象而已。就整體而言，他的全盤西化論都是間接替台灣政、經的半殖民現狀辯護的一種文化思想。
02
雷震、殷海光和朽手敖這三個改良派的連環，由一個中心思想把他們牢牢扣連在一起，這個思想就是自由主義！而這個主義又是由一個人化身體現，並且由他們三個人所共同推崇，這個人就是胡適。這三個連環，雖然各自的身份不同──就政治關係而言，一個曾是國民黨黨內的紅人（雷震），一個曾是國民黨的外圍份子（殷海光），一個始終不是國民黨人（李敖）；就社會身份而言，一個是雜誌發行人（雷震）、一個是教授（殷海光）、一個是學生（李敖）；而就這三個連環所致力的工作性質和範圍而言也不盡相同：一個是鼓吹西方式的民主鼾而又實際投身於政治活動之中（雷震），一個是致力介紹西方的形式邏輯、追求「沒有顏色的思想」，而在學院畢生專於學術工作（殷海光），一個是要藉全盤西化的理論，在言論上鼓吹台灣社會改革的思想（李敖），然而萬流歸宗，儘管活動範圍不同，工作性質相異，但是他們的思想源頭卻是一個：自由主義。而所謂的改良主義，實則是為了實現他們的自由主義而採取的辦法而已。所以嚴格地說，改良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思想，不如說是一種方法，自由主義才是這種方法背後主宰動力，自由主義是裡，改良主義是表。因此，要抓雷─殷─李的改良派三連環的思想源頭，實際上就是檢查他們自由主義的理論。
中國近代，自嚴復以降的西化自由主義者多在文化和政治之間打滾。他們一方面感到傳統的束縛，要從孔制、禮教、帝制為代表的封建制度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則嚮往西方，屢屢挾西方的民主自由觀念抨擊當時的中國政體。然而，這一群西化論者卻不但沒有指出一條中國政治可以走，實際上也可能走的道路，反而把中國近代的思想界搞得汙煙瘴氣。究其原因，主要的一點就是對西方的自由主義，只停留在概念層次作一廂情願的心往神移，而很少就西方歷史的演變和社會的結構等實情去分析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衰的來龍去脈。胡適說：「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漸進的改革。」然而問題並不止於這些表面。
「自由」，是誰的自由？「民主」的「民」是指誰？「容忍」，是誰在容忍？而容忍的是什麼樣的「反對黨」？又「和平漸進的改革」，在什麼客觀條件下才遊刃有餘、行有餘力地稿和平、漸進的「改革」──又是為誰的利益而改革？
這些問題是自由主義者鮮於考慮的。其實，倘就歷史的發展去瞭解自由主義的起源，這些問題並不難得到答案。
西方自由主義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十八世紀末的歐洲，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經濟結構，從而政治結構，都起了劇烈的變化。資本主義主張自由競爭和經濟的放任政策，與當時宗教和封建的社會體制格格不入，遂而發生鬥爭。為了從這個中世紀以來的宗教和封建制度解放出來，個人自由的思想乃是當時資本主義革命的思想武器，而在當時確實發揮了它的進步作用，這是自由主義發展的第一時期。到了十九世紀的上半葉，資本主義革命成功，打敗了歐洲中世紀建立的封建制度。資產階級出而主政，這個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防止其他階級的興起，便從自由主義中抽去了初期的革命精髓，轉而鼓吹和平漸進的改革，改良主義的自由主義就應運而生，這是第二個時期。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它已經由鼎盛走向衰敗。在這一個時期，自由競爭已不復存在，小經營者無法與大資本家競爭，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金融鉅子控制了財經和政治的樞紐。表面上實行的是互相牽制的兩黨或多黨政治，事實上是朋比分肥的財團在壓制個人和自由，這是第三個時期。
自由主義的發展配合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隨著西方社會結構的變遷，自由主義的內涵也不時有修正和調整。不管從自由、民主演變到容忍，從革命精神轉化為和平漸進的改革，不管怎麼變化，自由主義只是為某一種人，某一個階級說話，這是昭然若揭的歷史事實。西方自由主義講究的自由是誰的自由？民主的「民」是誰？等等問題便不言可喻了。
從清末到民國，中國人鼓吹自由主義或主張全盤西化的最大諷刺就在於，事實上近代中國已經備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踐踏，而這一些中國知識份子卻還去搬引為西方資本主義辯護的自由主義，企圖將它移植在中國的土地上結果怎麼樣呢？結果是以西方的自由主義控制國內的民族主義，同時也替西方的資本主義掩飾它在中國境內的帝國主義的醜惡罪行。
03
雷震、殷海光和李敖在戰後二十年的台灣，所致力的自由主義化工作，表面上雖然有消極抵抗島內官僚政治和封建思想的作用，但是實際上，它所起的更大的作用卻是：一方面在島內間接替買辦政權打掩護，而另一方面，在國際冷戰中直接替西方充當反華的思想尖兵。
第七艦隊游巡弋於臺灣海峽
美國為圍堵中國大陸，派它的第七艦隊巡弋於台灣海峽，把台灣島變成美國在遠東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把美國的軍事力量源源不斷地引進台灣。但是「自由中國」的改良派諸公對此猶感不足，認為美國推展它的反華政策還不夠積極，埋怨美國漸漸走向「姑息」。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他們在「自由中國」（第十八卷，第七期）的社論裡說：
第一，我們指出，過去數年美國的遠東政策，總不免有些向國際共黨妥協與示弱的跡象和傾向。所以我們責備美國應該堅持不移反共原則，絕不與國際共黨妥協，絕不向國際共黨示弱。
第二，我們認為，戰後遠東局勢之所以混亂，之所以被共匪滲入，不祇是由於這一地區的經濟落後，也由於這一地區文化水準的低落。所以我們希望美國對於這一地區的現代化教育工作，負起主要的責任來推進。
第三，我們確認，反共鬥爭不是單純的民族間或邦國間的鬥爭，而是超民族超邦國的自由對奴役，民主對極權的鬥爭；同時我們深信，在這一艱巨的反共鬥爭中，可以保證自由世界獲得最後的勝利，就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美國有其深厚的自由民主的傳統思想或立國精神。
這幾段話可以代表五十年代改良派的思想和心境。思想是「超民族」的，不求中國民族的自求解放，而一味想依靠美國的「幫忙」，思想上既然這樣依賴成性，心理上對美國的日漸無能為力自然就急躁萬分，心焦如焚，責怪美國是妥協、是示弱、是姑息。這種放棄民族利益的防線不顧，而一味標榜美國式的「現代化」的現代派與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場行動的民族派，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會形成一種相互敵對的鬥爭。
表面上看來，戰後二十年的台灣，似乎是現代派的天下，在政治上，他們高唱「自由體制」；在社會思想上，他們提倡「開放社會」；在文化論上，他們炒「全盤西化」的冷飯；在文藝上，他們捧出「現代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這些東一個現代西一套現代的美麗名詞，雖能惑人於一時，卻經不起事實的印證和科學的分析，其妥協性和投降主義的真面目遲早是要現形的。而雷震、殷海光和李敖的改良主義思想就建築在這妥協性和投降主義的基礎上。
04
改良主義是政治上的一種超現實主義，它脫離民族立場，以自己的民族面貌為落後、為醜陋，引以為恥，而幻想美國為人間的天堂，暗拜山姆叔叔為乾爹。這種人物在國內關起門來便睥睨群眾，自己高高在上，大耍其異立特（elitism）調調兒。然而，他們的思想真能落實嗎？事實擺得很鮮明，既是一種超現實主義，自然就沒有落實於現實的可能。既然是個異立特，就只能坐陣臺北，縱覽全島。臺北是一座封閉的城市，他們難封閉的城市裡發酵著一套封閉的思想系統。所謂現代化也者，實際上就是一套精神上的虛脫現象：悱惻、徬徨、焦思、憂慮、迷惘、沉鬱、惶恐、畏怯，然後還加上他們的孤傲。
在雷震、殷海光、李敖三人之中，只有雷震瞭解衝出臺北而與「地方」結合的意義。然而，倘更進一層去看，雷震與地方的結合也僅限於台中、嘉義、高雄、新竹等地區的地方議員和的範圍而已。這除了在數量上結合面有限以外，最大的缺陷是沒有突破社會階級的界線，雷震結合的還是局限在台灣社會的中、上層階級。基本上沒有脫離異立特的意識形態。
幾個地方人士的呼應給于雷震等人一個錯覺，以為時機成熟，反對黨勢在必組，結果反走上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死巷，造成被國民黨輕易宰割斬除的結局。這就是歷史上改良主義搭高線，只顧在社會的上層結構下功夫，而不屑深入社會基層，作長遠的思想啟蒙，樹立新世界觀，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等等這些艱巨工作所必遭遇的結局。這一條社會規律為中外古今的歷史一再證明，而改良派人士卻不情願接受這一條歷史規律，而屢次作出飛蛾撲火的盲目行動來。
殷海光和李敖，若與雷震比較，可以說更是等而下之。他們接受傳統的看法，以為學術思想的工作是獨來獨往的個人事業。因此也很難想到，思想的啟蒙工作與發動社會基層的工作有密切的關係。殷海光和李敖都繼承了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運動的右翼發展，而排拒了五四運動之中由學生運動而工人運動，而農民運動，終而由社會基層的人民積極參加而創造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左翼發展。
殷海光和李敖追隨胡適，主張緩進待機，提倡點滴改良，強調知識份子個人自由。而胡適以來改良派所患之最嚴重的沉屙──讀書救國論──也無可避免地反映在殷海光和李敖的身上。「讀書救國論」是胡適在五四學生運動方興未艾的初期，企圖將學生們從社會的街頭再趕回象牙塔的書房裡去的理論根據。換一句話說，這就是擺明社會秩序要緊，政治道統至上，要大家各就原位，稍安勿躁。這種維持現狀於不亂，講求個人自由不受外力牽連的消極思想搬到殷海光和李敖身上，卻套上了「學術尊嚴、學院獨立」等口號的外衣。所以知識份子的孤立絕緣被視為當然之事，也認為是知識份子應有的清高。在雷震眼睛裡，新竹、嘉義、高雄、屏東等地方，還算是結合群眾的據點，在殷海光、李敖這一類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看來卻都清一色成為放假旅行的消遣地方，另無其他意義價值。他們自動困守台北方城，織起思想的蠶繭，把自己幽閉起來。
戰後的二十年間，有雷震奔波台灣中部，南部的影子幌動著，有殷海光孤傲的腳印留在台大的校園上，有李敖的狂言警句回響在台灣的論壇中，但是都已經煙消雲散了，都化為烏有了。俱往矣，數台灣的英雄人物還要看今朝覺醒的無產階級眾。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