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由學者盧荻撰寫，原文刊於《明報》，本網獲作者授權轉載。文章深刻反思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勞動、資本與國家的複雜關係。作者指出，過去的經濟高速增長往往伴隨勞動者權益的削弱，上世紀末的「下崗潮」正是受新自由主義影響，單純追求企業增效，卻忽視了透過擴張宏觀需求來推動發展的可能。面對當前經濟放緩與投資停滯的「新常態」，資本企圖以放鬆監管與極致「內捲」（壓低工資、提高勞動強度）來挽救利潤率。作者強烈反對此路徑，主張探索類似「黃金時代」的新模式：以勞動者消費與國家投資支撐宏觀需求，引導產業創新升級，並進一步強化勞工權益。在當前複雜的歷史環境下，如何兼顧「實踐社會主義理想」與「落後經濟趕超」的雙重使命，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解答的核心課題。
2026年8月
社會主義導向的經濟發展，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主導信念和原則，至少在「初心」也即宣示、承諾層面上是這樣。時至今日，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範圍的後進發展極具吸引力；陷於發展停滯困境的全球南方，一方面是面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群體的「燈塔效應」崩塌，另一方面確實需要從中國的發展經驗中獲得教益和汲取教訓。就信念與實際經驗之間的複雜關係而言，中國自身同樣是來到時候需要總結、反思和理論提煉，這其中的關鍵是關乎勞動、資本與國家的主題。
◎ 以勞動的名義要求發展
改革開放年代，中國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增長速度大致上與勞動生產率相當，這是世界範圍極其罕見的表現，中國之外的幾乎全部主要經濟體都是工資增長嚴重滯後。只是，中國這個表現指的是長期平均，在不同時段其實是兩種速度的比較時起時落，取決於當時的制度和結構條件。更根本的是，就勞動者的整體境遇而言，包括職業保障和對勞動過程的自主權、與勞動相聯繫的政治和社會權利等等，在伴隨着經濟發展中都是趨於嚴重削弱。這其中的關鍵轉折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下崗」潮。
根據官方統計，在1998-2002年期間，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人數達2700萬人；下崗潮其實是早自1996年開始，只是政府至到1998年才正式建立「再就業服務中心」並進行系統登記。另據報導，在此期間集體企業（往往被戲稱為「二國企」）下崗人員可達4500萬人，即是說整個下崗規模可達七八千萬人。這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潮，相應地是無數勞動者家庭的悲慘經歷，深深植入社會的記憶中，直至今日還是無法接受、原諒任何對下崗潮輕描淡寫的說辭。
有關說辭大都是圍繞着「下崗增效」展開的，說當年國企（以及集體企業）普遍虧損，下崗並非選擇而是無奈的必然，而下崗潮的結果也證明做對了，包括國企在內的中國企業脫胎換骨，帶來新世紀起始十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這個說辭看起來理直氣壯，其前提判斷是，國企的長期導向勞動關係根本性地牴觸企業效率的要求，至少是無法適應市場經濟所要求的靈活性，所以，企業要增效、經濟要發展，不讓「冗餘的」國企職工下崗不行。
這個判斷是單靠微觀經濟學看世界，與「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信條密切相關（也不無「清華經濟學」的意味），認為企業效率僅是取決於企業本身，認為企業體制的效率特性是恒定不變，以及認為有效率的經濟發展路徑是唯一的。然而這個判斷極其可疑。
現實上，中國經濟在1990年代中期因為市場化改革大躍進導致宏觀需求不足，至1997-2001年期間更是進入「通貨緊縮」狀態，使得國有企業的長期導向體制無法實現其規模效益來抵消勞動力成本剛性。理論上，勞動力成本既是微觀上的成本又是宏觀上的消費需求來源，這就意味着，有可能依靠整體經濟制度和政策來構建另一條發展路徑，以包括消費增長在內的宏觀需求擴張來推動經濟發展、提升企業效益，所謂「透過經濟增長擺脫企業虧損」。這條路徑猶如發達國家在新自由主義年代之前的「資本主義黃金年代模式」，顯然是較為符合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初心」，遺憾的是，當年下崗潮期間卻是完全不在決策視野之內。
◎ 以發展的名義要求資本
改革開放年代，中國經濟在維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至2010年代以來卻是大幅度放緩下來，進入所謂「經濟新常態」。經濟增長放緩的直接原因，無疑是投資停滯，尤其是非國家投資持續處於低增長和負增長狀態，而時至今日非國家投資已經是佔了全社會投資的主要部分。再追究投資停滯的原因，大致上可以辨認，一是資本的金融投機化，另一是生產性部門的利潤率下降趨勢，使得利潤導向的資本欠缺意願投資於生產性領域。
於是就有「信心貴過黃金」的說辭，倡言資本需要被關照，需要獲得更有利的制度和政策環境，惟此才能激發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這個說辭的實質是資本向社會要權要利，其中代表着投機利益導向的，是要求「鬆綁」也即放鬆監管，特別是在國內和跨境金融活動、資金流動上的監管；這種容許資本「怠工」的要求符合世界潮流，但是從中國社會的立場看無論怎麼說都是欠缺合理性。更根本的是利潤率問題，既然資本決策已經是全社會投資的主要決定因素，則利潤率下降趨勢就必須得到扭轉。一個可能出路是遵循新自由主義信條，要求壓工資、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這是將「內捲」推到極致，與當年的下崗潮異曲同工。
新自由主義不是唯一可行的發展路徑，應該存在着多種多樣的其他可能性。一個看起來相當有現實性的出路是類似「黃金時代模式」，即，依靠勞動者的消費和國家投資支撐宏觀需求，誘導非國家投資，驅動經濟增長。這條路徑必須有新的科技和產業變革作為技術進步的源泉，在此基礎上，工資增長與生產率增長的匹配、消費增長與投資增長的匹配是必要的結構性條件，社會調節促成成勞資妥協是必要的制度條件。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言，如何讓經濟發展儘量符合社會的需要，是難以廻避的問題，在現階段可能需要的探索就是如何達至並超越「黃金時代模式」。這就是要探索，制度安排上如何貫徹「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目標，實踐上如何引導全社會投資朝向產業創新和升級的方向、如何促成這個朝向所需的宏觀經濟環境、如何在更廣泛的領域中強化勞動者的權益和權利，如此種種，對國家提出了嚴格的要求。
◎ 以社會的名義要求國家
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初心」，是歷史演化的產物，是作為特定的國體的反映。按照憲法規定，「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國家、勞動與資本的關係，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規範。
追溯歷史，曾經蘇聯的第一代領導層同時面對雙重使命，一是要實踐社會主義理想，二是要促成對發達資本主義的經濟趕超。就前者，他們以勞動者廣泛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作為體現，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盡皆如是；就後者，所謂「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提法，或更合適的概括是社會主義導向的後進發展，是趕超的必需，同時也是對應着前者的期望。
今日中國也是處於同樣的景況，只是後進發展的路徑遠為曲折，這是遠為複雜的歷史環境使然，確實也獲得遠為重大的趕超意義上的建樹。那麼，面對現階段的重重障礙，朝向未來，如何推進社會主義導向的後進發展，這是長存的必須解答的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