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由香港理工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梁明德撰寫，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梁明德認為，香港需打破自由放任的迷思，建立有協調與規劃的資本主義。他建議設立「中央公積金」發展混合所有制，並成立「社會經濟規劃總署」來主導經濟社會化與長遠發展。同時文章提倡推動基層合作社模式，並呼籲培養官民的計劃主義思維以主動對接國家規劃，期望透過全面的構造改革來解決香港長期累積的社經問題。
一、香港五年規劃不應只對接內地需要
歷經七十年代經濟計劃與福利改革的爛攤子，自由放任主義被神化，經濟計劃被污名化，許多港人充當一輩子的樓奴，或是在股市中載浮載沉，已被制度所「異化」。所謂異化(alienation)，簡單來說即「作繭自縛」，自以為可以操控事物，實為事物反操控。稍微翻看經濟學的著作都知道，資本主義不等於自由放任主義。只有打破這個迷思，我們才可以在資本主義框架不變的情況下，進行構造改革，目標是建立「有協調、有規劃、有社會責任的資本主義」。這根本離不開經濟計劃。
有人說中央已經將香港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和窗口，香港的五年規劃也只需要對接國內「十五五」的金融部分，所以香港只需要一些了解計劃經濟的金融人才，以方便和內地人員接軌。筆者認為這是一個眼光狹隘的提法。香港是八百萬人的家，健康的就業情況和經濟運行是社會穩定的保證，不可能只靠一個支柱行業。過去香港沒有計劃經濟之便，所以縱有如1970年代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成員胡文瀚等有長遠眼光之人，也無法左右香港的經濟發展方向。當股市樓市泡沫相繼爆破後，香港缺少實業基礎的弱點便表露無遺；這在過去四十年間已經多次發生，但社會從未反省。
香港以其地利，可以吸引國際和內地企業來港投資，但選擇甚麼產業，和推出甚麼吸引政策，就要靠優秀的革新型公務員來籌劃。這方面，中國「十五五」規劃就是最好用來借鑑的藍圖，甚至可以借來東風。另外，香港民生富足才能形塑一個吸引外資和人才的環境。相關部門要好好利用五年規劃來解決一些長期困擾的問題，如緊張的勞資關係，住房問題，養老問題，醫療問題等，以有限的資源來滿足社會的需要。革新官員隊伍必須具備各方面人才，才能更好應對未來的挑戰。
二、社會協同主義與構造改革論
在之前的文章，筆者都有提到計劃經濟的思想元祖 ── 「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其實，率先實行此主義的德國宰相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是取材於其好友、「全德工人聯合會」(ADAV) 創辦人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與日後以實行計劃經濟著稱的蘇共不同，拉薩爾反對暴力階級鬥爭，但認為有所謂「工資鐵律」(Iron Law of Wages)，即勞動者的工資必然下調到僅可允許其生存的微薄水平。為此，勞動者必須團結，組成合作社聯網，並與提倡理性進步的國家合作，阻止資本剝削導致生活惡化。ADAV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前身組織之一，拉薩爾派在黨內一直具有影響力，與馬克思主義者分庭抗禮。二戰前後，屬於中左派思想的國家社會主義，演變為民主社會主義，而今日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則在1959年正式宣布放棄馬克思主義。在香港的情況，勞動者團結進行階級鬥爭路線並不可取，故當局更應自覺啟動改革。曾澍基提倡的「改良的資本主義」雖無法於回歸前實現，使我們更好對接內地社會主義，考慮到國內希望於2049年 (即建國百周年) 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我們更應亡羊補牢，爭取盡快完成改革，以快刀斬亂麻的方法迅速解決一大堆存在多時的社會經濟問題，並於2047年進行對接。
如前文所述，資本主義並非只有自由放任一種。本港的情況更是「無序資本主義」(anarchic capitalism)：觀望態度導致供求不相稱，市民感受不到發展的好處，小商戶長期在生存邊沿掙扎，青年感覺無法創業，仇視成功者，歸咎於他們含著金湯匙出生。若要促使香港經濟體系逐步變得有序，即所謂 「有協調的市場經濟」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就要在經濟計劃中體現政府的社會責任，要能向社會分配更多紅利，使市民有「獲得感」和能動性，使經濟體制更體現「關愛精神」，消除各階層的無力感和異化。戰後民主社會主義經常包含所謂「社會協同主義」(Social Corporatism)，即政府積極招攬由社會各界自由推舉的代表，進行協商，並鼓勵各行業的合作化。另外，意大利共產黨和日本社會黨，在1960年代都提出和平演化至民主社會主義的「構造改革論」 (Structural Reform)。有規劃的資本主義，必須突破新自由主義框框，摒棄自由放任，特別是放棄追逐自由度排名。當局應在審議過程中包含社會各界代表，強調計劃訂製的制度及數據健全的重要性，並逐步建立充分專業的技術官僚隊伍和產業經濟顧問團隊。
三、經濟社會化
筆者認為，香港需要的是一場「所有制改革」，使經濟得以「社會化」：將主要生產模式從「少數大型寡頭資本壓倒大量小商戶」的局面，過渡到「規模經濟生產 ＋ 以私營資本為主的混合所有制」。為此，要聯合小商戶組建合作社，為其建立規模經濟。同時建立大規模的「生協」合作社，醫藥實現社區化。另外，政府積極發揮「天使投資者」角色，以提供救援和創業資金入股 (而不是派錢給) 大小企業，與他們達成規劃協定 (planning agreements)，使之更好地納入到經濟規劃內。由於寡頭大型資本才達到資本運用的最高效率，所以應在不改變其壟斷地位情況下，將寡頭資本大型企業逐步改革為混合所有制，以私有資本為主、「市民資本」(即「公有資本」) 為輔。
混合所有制下的「市民資本」不必體現在全民攤派股份等，而是可以參考新加坡等國家的先進經驗，成立「中央公積金局」，作為控股機關進行投資。也可以同時參考歐美國家和內地的退休基金和社保基金經驗，主動進行策略性投資，入股大型壟斷資本企業，獲得其紅利，並參與營運決定，使市民資本能得益於與私有資本合作。港府應在股價低落時，動用財政儲備，贖買股權，對股價起支持作用，由中央公積金參與控制經濟制高點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economy)，即入股市場佔有率最高、能設置價格的銀行和控股公司。同時考慮投資於債券。
當局可以考慮對港鐵等「半官方」企業率先改革，由政府持股改為中央公積金持股，有利於政府進行總體規劃。「中央公積金」要積極參與建設私營項目，擴大公私營合作項目，並加大投資於純公營投資項目，尤其要重點改革公、私營醫院和房地產。應仿效深圳和新加坡，力圖把公營房屋和私營房屋市場區分，同時將私營房屋匯入總體規劃。它的管理者可以是學者和（兼）社會專業人士，以及金管局、發展局的特派專員。這不一定要徹底取代現有強積金；理論上可兩者並行。以新加坡為例，中央公積金提供多種保險計劃 (包括住房、家屬、醫療等)，基金的一部份投資也可以外包給資產管理公司，投資於定期存款、股票債券等，促成公積金市場上的「官商兩利」。
四、規劃體制化
筆者的建議是：經濟上走向「大政府引導大市場」、「協商型指標式規劃」。為此，政府要打造的規劃部門，應該成為供需兩方的協商平台，綜合意見，包括官方民間機構的經濟調查結果，以制定長遠供求規劃，積極引導私營資本，主動籌畫各類產業長遠發展，防止私人投機囤積和圍標。鑒於計劃之下尋租空間會變大，有必要考慮在香港成立新型監管機構，或強化廉政公署職能。
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就是更完善的「以結果為目標」，指標並不僅應該關注GDP增長，也應該以「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的增長和「堅尼系數」的降低為指標，調配協調各項社會生產和投資，剋期達到顯著、可量度的生活素質改善。參考二戰後法國的「計劃總署」 和日、韓的「經濟企劃廳／院」制度，香港應該設立高階級的「社會經濟規劃總署」，制定總體社會經濟發展規劃。
該總署應力求與國內「十五五」、「大灣區規劃」銜接，派員到中央計劃制定機關 「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發改委) 進行交流。各部門應派代表共同組成以主要部門為核心的社會經濟規劃總署，主要部門應是中央公積金局、發展局和金管局等技術官僚較多的部門。《社會經濟發展五年規劃》執行單位包括所有政府部門，對福利、醫療、警政等各方面設置發展和「解決問題」的效績目標。
《社會經濟發展五年規劃》的做法如同《施政報告》即可，無須立法會通過，但需要真正地傾聽不同專家及市民的聲音。社會經濟規劃總署下應設各行業審議會，由各行業勞資兩方與政府代表，直接討論該行業的運行情況，並磋商發展前景和長期規劃；同時起改善勞資關係的效果，由政府主導談判，促成社會各階層之間達至妥協。社會經濟規劃總署下設與金管局合作的「經濟調查局」，向社會定期發布預測、規劃的《經濟白皮書》，以明確目標、穩定人心、引導市場。
五、基層合作化
最後，社會經濟規劃應該體現政府的「關愛」精神。目前的「關愛隊」只是一個開端，規劃中應該繼續「關愛隊」整合動員社會零散資源和人力的傾向並擴大範圍，而長期打算方面，應該鼓勵「合作化」，給予資源激勵基層市民進行「自救」，以及全面檢討並整合對社福機構的資助，評估其對資源的運用效益。考慮到香港的經濟長期異化，政府應開展面向廣大社會中小企進行支援。
外國的常用手段是低息、審批簡易「微型信貸」(microcredit)，或為中小企提供消費券；也可以仿效意大利《馬可拉法》 (Marcora Law)，該法規定失業者共同舉辦合作社，可獲預付數年失業救濟 (在香港即綜援) ，支持失業者成為自雇者。當然，也要研判失業者轉移這筆資金及申請破產的風險；這就涉及監管機構派員查帳、教導營運、提供技術培訓等。後者可以考慮由社福機構擔當。
合作化有三種形態可供選擇 － (1) 小商戶內部職工的合作化；(2) 商戶之間的合作化，形成生產、信用合作社，達到規模經濟 (scale economy) 的擴大，提供更高的定價能力、規模經濟和金融支持，節省租金和人力成本；(3) 社會總體的合作化，即「日本消費生活協同組合」 (生協) 模式。個人成為合作社員，由香港「總協」允許地區「生協」、專業人士「生協」、學校「生協」等組織加盟。
考慮到習主席最近重申，要提倡供銷社，以作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點方法，針對現時本港超級市場價格高昂的弊端和控制物價的需要，生協下應設大型超市和直通國內生產基地及本地農戶的供銷機關，發展產品、採購和物流，為低收入市民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也可以參考國外提供食物銀行券給基層市民的做法，並由生協提供熟食送到獨居老人和病患家中。
這可以舒緩安老院的名額壓力，並增進老年人和病患者的生活素質。另外，考慮到民間長期要求「醫藥分家」，應考慮設置社區醫院和社區藥房，提供價格低廉的醫藥品。合作化了的基層經濟，將可以一站式地整合資源和提供服務，將基層經濟和社會福利更有效地整合到社會經濟的總體規劃內，使之更能評估和引導社會方方面面的發展。
六、計劃主義思維的培養
要令計劃主義植根於香港，首要是培養官民的主人翁精神，更樂於以主觀能動性應對客觀挑戰，讓各界認識計劃主義及規劃不限於經濟領域，而是以民為本的惠民政策。為此，如同每年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由籌畫到諮詢再至定稿各階段，都必須讓各界人士有盡抒己見的機會，以謀求社會上廣泛的共識。在改革開放下，不少內地民眾熟悉市場經濟，香港各界卻缺乏認識五年規劃的機會，陌生伴隨著恐懼與妖魔化，也有部分懷疑論者指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做好規劃。規劃若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必定寸步難行，港府亟需通過廣泛討論及科普教育凝聚香港要通過規劃主動與內地「十五五」對接的共識。
有關的恐懼與質疑誠非無源之水。香港教育長期推崇自由主義價值，忽視社會主義、計劃主義，現行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有補苴罅漏，但還不足夠，後續要積極對中小學生介紹內地及外國的成功規劃。前提是讓他們意識到歷史上有不少具備「規劃思維」的青年，通過參與和擁護計劃，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國家或地區，從而產生主人翁精神。
中外史上培養計劃經濟技術官僚的經驗值得各方參考。1920-40年代中國國民政府、日本帝國和法國國內都曾湧現一個群體：「革新官僚」(Renovationist Bureaucrats)。他們出現於一戰後，主張統制經濟、計劃經濟是當代最先進的經濟型態。鑒於他們目睹大戰前後和國際大蕭條下社會凋敝的慘況，希望不用依靠容易滋生腐敗和分裂社會的選票政治，同時摒棄階級鬥爭，以官僚階層自身的革新自覺，推動社會的改造和經濟民生的繁榮。
當時他們普遍追捧通過國家力量得以克服大蕭條的蘇聯計劃經濟。一小部分受通過調控勞資關係促成國家整體團結的主張所吸引，誤認其前提是法西斯主義；但二戰後，這平衡勞資的思潮被統稱為「社會協同主義」，成功融入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踐之中。法國的革新官僚尤其得益於二戰期間議會鬥爭被遏止的有利局面，雷厲風行地提出大量至今仍然實行中的社會經濟改革法規，完善多項關鍵基礎建設，使法國戰後迅速復興。
革新官僚的養成離不開革新的教育設施，例如法國「巴黎政治學院」 (Sciences Po) 和「國家行政學院」 (ENA)。1870年普法戰爭中法國慘敗，此後成立的法國第三共和國 (1870-1940) 的精英們反省敗因，認為是因為已倒台的法國第二帝國 (1852-1870) 統治貴族和精英缺乏現代行政管理經驗，亟需建立新的政治行政訓練院校，故於1871年底成立「巴黎自由政治學堂」，即二戰後的「巴黎政治學院」。1944年法國從納粹德軍手上解放，當局於1945年另外成立ENA。時至今日，法國的政治財經精英多從該兩校畢業。
「巴黎自由政治學堂」跟晚清民國也有淵源。十多年前，筆者在Sciences Po當交換生時，曾獲取李鴻章幕僚馬建忠在1878-80年間在該校留學時的整套檔案複印本。馬建忠日後深度參與到清末現代化事業，包括出任招商局會辦，建議李鴻章儘快利用外資建立鐵路和工業，外交方面將清朝與朝鮮間的朝貢關係改革為現代條約保護國關係等。1927年，國民政府模仿該校，在南京成立「中央政治學校」，訓練國民黨各級幹部，後改稱「國立政治大學」，目前仍在中國台北運作。著名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LSE) 也是於1894年由工黨前身組織「費邊社」(Fabian Society) 領袖主導，亦吸收了法國的經驗，香港也要打造類似的革新大學或學院。
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在二戰期間也派遣多名技術官僚，前赴美國的標誌性基建規劃組織「田納西河谷委員會」 (TVA) 等學習資本主義下的規劃，其涉及羅斯福新政下的特大水力發電和水利工程，促進了內陸農業現代化。鄭會欣教授指出，負責為國民政府管理國營事業的「資源委員會」於1942年派遣分屬各工業單位的31名技術專才赴美，每名學員接受2名中國資深導師的指導，並有詳細實習程序。其中重要人物包括電機工程師、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生孫運璿。他因為俄語流利，與TVA內實習的蘇聯專家交好，促進中蘇雙方交流規劃經驗。1944年，這批人才陸續回國，參與到國府「戰時生產局」的運作，支撐抗戰時期的經濟需要。1945年國府又再派遣143人實習。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所開展三峽大壩規劃和勘測工程，即以上述外派人員部分為主力，後因內戰停工，而孫運璿則被派往台灣修復修島內電網。1978-84年間，孫出任「行政院長」，與曾久居蘇聯的「總統」蔣經國一同推行帶有計劃主義色彩的政策，大力推動半導體產業發展，成為台積電等企業的推手，促成台灣地區產業快速升級。
日本在偽滿州國的殖民殘害大批中國民眾，罪行罄竹難書，可另一方面它是日本版計劃主義的特大實驗場，偽滿政府中曾有一些崇拜蘇聯計劃經濟、反對日本財閥的革新官僚。在偽滿的最高學府「建國大學」與他們有很大淵源，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都屬於常設課程。校長作田莊一是計劃經濟專家，他招收各國的學員，也允許對日本制度作合理批評，鼓勵學習他國規劃經驗；「計劃經濟科」由經濟學家岡野鑑記執教，他具有國際視野，戰後曾著書分析日本的戰爭賠償和國際經濟態勢；統計學教員黃道淵在戰後出任朝鮮產業省計劃部長和中央統計局長，投身建設朝鮮計劃經濟。1936年起，偽滿實行第一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1941年起實行農業全面合作化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後續軍部執意擴大侵華的壓力，他們也向財閥投降，計劃最終失敗。革新官僚中不乏逃避日本國內鎮壓的左派份子和日共黨員，他們滲透了當地情報機構「滿鐵調查部」和農事合作社系統，最後亦多被憲兵隊以叛國罪名關押，甚至身亡。存活者有一部分參與了新中國的建設，回到日本後亦繼續參加日共或社會黨，對歷史的影響巨大。
七、小結
沒有優秀的執行者及培養機制，再好的制度也徒然。所以香港若要有條件實行內地的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內「十五五」，除了針對青年的教育改革，針對中學經濟科被自由派經濟學者把持的情況進行平衡外，有必要在現存中高級公務員的培訓中增加計劃經濟的原理和執行的相關知識，同時促進這批技術官僚和內地發改委等官僚溝通接軌，增加內部交流環節與短期課程，斷不能因為香港現階段尚沒有完善的規劃基礎就不嘗試學習。確認規劃後，各部門的首長及其佐輔的績效自然也要與經濟計劃的成功落實與否掛勾。培訓人才和引入長遠規劃思維刻不容緩，且應該作為一個重點被包含在香港首次五年規劃中。
現代經濟計劃的發展已經超過一百年，扛鼎兩次大戰，以及二戰後西歐和東亞的經濟起飛。拙文僅能對這種制度及其在香港的論爭，以及對未來的展望，作一非常概括性總論。出於本人經歷所限，以上的言論偏向學術性，所言之方針政策的可操作性，以及如何操作，都需要專家斧正。但筆者深信，時至今日，香港非常需要一場關於計劃經濟的新討論，但也絕不能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