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雲│七十五年的歷史鏡像:從吳石到台灣的和解與矛盾

【編者按】自1950年至今七十五年間,台灣社會經歷了從戰後威權、白色恐怖到民主化的巨大變遷。國民黨遷台後,二二八事件與戒嚴統治造成深刻創傷,影響世代政治情感。直到1990年代,台灣在後冷戰格局中逐步鬆動敵我意識,開放兩岸探親、終止動員戡亂、推動和解與轉型正義,使過去被壓抑的歷史逐漸被正視。 然而,在白色恐怖受難者陸續獲得補償與撤銷處分的同時,吳石的歷史定位仍備受爭議。作為為中共工作的軍官,他既是國民黨政權眼中的「叛徒」,又是歷史悲劇中的一個人——已付出生命代價。作者提醒:七十五年後,過往的仇恨是否仍須持續燃燒?若以人性視角回望歷史矛盾,我們能否放下意識形態所製造的敵我框架?近年,政治話語再度將吳石塑為今日的假想敵,反映台灣社會仍受統獨敘事牽動。本文主張,理解歷史並非為誰翻案,而是為讓冷戰遺緒不再牽制當代社會。如何在記憶、正義與和解之間找到平衡,正是台灣在持續民主化過程中不可回避的課題。 1950年到2025年,已經經過了七十五年,即便是當年出生的嬰兒,現在已經是垂垂老矣。七十五年的變化,不只是個風雨飄搖的台灣,如今是個富裕繁盛的台灣,容或有許多政治爭議存在,畢竟還是兩千多萬人的生活所在。 國共內戰失敗後,國民黨來到台灣,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最後的所在,但是國民黨政府曾犯下不少歷史錯誤,二二八事件引起台人反彈是其一,當蔣經國死去,台灣嘗試著走出後戒嚴時期的和解,首先面對的就是二二八事件,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將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種種歷史糾葛,濃縮進了短短的電影當中,一般大眾開始對於過去被國民黨嘗試隱藏的歷史,慢慢有了認識,認識歷史,並不是為了推翻國民黨,而是找尋社會往前邁進的理路。 1990年代,冷戰結束,世界局勢大變,兩岸局勢自然也要因勢利導,這個改變其實已經慢了,早在1979年開始,就應該調整了,甚至1971年當時,國民黨當局為了求穩,不敢邁開腳步,這是時代的悲劇使然。但在後兩蔣時代,無論你的立場如何,國民黨就是開始面對二二八問題,與台籍同胞尋求和解,白色恐怖稍微晚了些,但也是承認那段時間的壓迫,的確違反了許多人性價值。 台灣開放兩岸探親,這是台灣開始客觀冷靜地接受歷史的客觀演變,回到人性的角度思考兩岸問題,接著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解除戒嚴,短短幾年時間,國民黨當局將兩岸關係重新定位,與1950年代你死我活的肅殺,完全不同了。 國民黨當局提出了國統綱領,成立了海基會與陸委會,作為理性開展兩岸關係的開端,兩岸關係的解決,就在於雙方尋求和解的態度,你不再將對方妖魔化,不在稱對方為匪,試圖尋求雙方平等往來對話的基礎。 在這樣的大環境趨勢的變化當中,過去那些罪無可逭的人們,我們是否能夠用新的眼光看待他們,吳石經過判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個歷史事實不可能改變,他為中共工作的事實,也不可能抹除,但是在更多的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受難人當中,許多僅僅只是思想犯,甚至是無端株連,這些人大都已經獲得政府的補償,更在促轉會的努力下,撤銷原處分,可是吳石的判決,並沒有撤銷原處分。 紀念白色恐怖受難人,當然會牽涉到吳石,但吳石只是其一,既便是有了吳石,在1990年代以來,已經重新定位的兩岸關係當中,他雖是罪人,是國民黨政權眼中的叛徒,但這個漫漫的歷史長河當中,經過了七十五年,許多仇恨與偏見難道不能慢慢沉澱放下,吳石個人付出了代價,但當局在1950年代鼓動的那種仇恨,不正是1990年代開始自我調整的心態,不再將對方視為仇敵,而是一個為了解決中國內戰問題所面臨的談判對手。 1950年與2025年有著七十五年的時光差距,但是人們心中的仇匪恨匪心態,經過了幾個世代的交替,還繼續燃燒著,那麼我們不免要思考,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所謂民主改革,撇除威權政治,為何還不能用人性的角度觀照歷史矛盾。 2025年的吳石,無非就是許多國民黨朋友為了要在2028年拿下勝選,重新妝扮成了台灣的新仇敵,一個令人咬牙切齒的叛將,但是,這樣的論述,正是順從於民進黨關於台灣的論述,也就是任何推動兩岸統一的都是背叛台灣,都必須口誅筆伐。國民黨順應台灣民間的潮流,是現實考量,不能說不對,但是把七十五年的仇敵,再次當成今日的仇敵,時過境遷。 吳石個人的罪刑,兩岸的分裂,中國的苦難,都是中國近代史的悲劇,許多人為了中國的前途,有著不同的信念,發生了衝突巨變,造成了骨肉相殘,父子兄弟反目成仇,經過了七十五年,這些理當放下,只要用人性的角度思考即可。 1940年代,汪精衛,人人口中的大漢奸,幫著日本異族侵略中國,到了2025年台灣的出版社可以為汪精衛出書販賣,讓人們重新看待汪精衛的另一面,台灣市場可以接納出書販賣汪精衛,難道買書的讀者都是認同叛國的汪精衛,這是不同層次的問題,答案也是顯而易見的。台灣社會早就能夠接受二二八當中,的確有台灣菁英為了爭公道而犧牲,卻不能夠接受吳石,豈不怪哉。 客觀來說,沒有人為吳石翻案,這個歷史事實也翻不了案,人們只是對於當年遭到國民黨保密局迫害的犧牲者,表達關懷與同情,即便是吳石的審判,蔣鼎文,韓德勤,劉詠堯三位審判吳石的將軍,都要上書蔣中正,是否可免除極刑,是蔣介入了軍法審判,決定了死刑,難道蔣韓劉三人都是叛徒的同情者嗎? 吳石沒後七十五年,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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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荻│東亞歷史劇,長盛不衰

【編按】本文由香港學者蘆荻撰寫,新國際獲作者授權。從東亞歷史與現實交纏的時刻出發,揭示現代性與地緣政治的重演宿命。作者以北京閱兵、日本右翼復辟、台灣「終戰」說與香港「重光」論述為例,勾勒出權力、記憶與國族敘事的共謀結構。文章指出,日本右翼藉歷史修辭為軍事擴張正名,美日同盟則以「自由秩序」掩護帝國主義的延續;同時,台港的「去中國化」話語在文化上反而依附英美霸權。全篇以批判筆調質疑知識分子在歷史敘事中的倫理位置,呼喚對東亞自我歷史的重新思考。 夏末秋初是歷史與現實交纏時節,這就是我們東亞區域,是被捲入現代的詛咒下的無奈也好,是接續尚未完成的使命的崇高也好,總歸是「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北京的閱兵和宣示無比震撼,日本的右翼主宰政局向著南墻加速猛衝,台灣的大鄉里舞台高舉「終戰」說的旗幟而不覺詞窮理屈,所謂「離散香港人」對世界不管不顧只認「重光」說,當然還有美國自以為強勢地插進來傳播「台灣地位未定」論,如此種種,都是持續中的東亞歷史劇的場景片段。 右翼歷史觀的離奇風貌 北京九三閱兵,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所宣示的信息明白不過,還能夠有什麽爭議?偏偏,在此前後,日本當局真的敢於出來遊說世界反對這種紀念,還敢於說自己是基於要匡正歷史、維護世界和平來反對這個紀念。 三十年前的「村山談話」,是戰後日本政治建制的歷史表態的異例,是唯一的包含「承認侵略」、「道歉」和「反省」三要素的表態,此後成為絕響。談話者是近日剛剛去世的前首相村山富市,其所屬社會民主黨來到今日已經是接近煙消雲散了,猶如其他左傾政治力量在日本社會中被完全邊緣化了。 同樣是在1995年,正是這些與右翼有點距離的政治力量短暫執政期間,日本眾議院為紀念戰爭結束50周年而作出決議,其開頭是這樣說的:「念及世界近代史眾多殖民地支配及侵略行為,認識到我國在過去作出這樣的行為,並尤其給亞洲諸國國民帶來痛苦…」。顯然,承認侵略和道歉是有前提的,從日本政治建制向來的言行可以解讀,這種說辭意味着,歷史上的殖民和侵略行為,在當時其實是國際通則,只是在現在看來才是罪行,甚至僅僅是因為戰敗了才被迫承認是罪行。 近日剛剛接任首相的右翼政客高市早苗,秉承其所屬的自由民主黨的傳統,更是連侵略也不承認了,道歉更加不可能,所謂反省竟然是「反戰敗」,反對的是自己編造的日本「戰爭受害國」經歷。這就是從1995年來到2025年的日本政治和社會主流的演變。 單就描述意義而言,日本政治建制的上述說辭大致上倒也是符合事實,能夠自圓其說:在《聯合國憲章》之前的現代國際準則就是這樣,英國主導的世界秩序(Pax Britannica)之下的歐美列強,其殖民和侵略行為並不比日本好得多少。但是,在道德意義上,這種當時常態只是意味着列強同樣是犯罪,是典型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表現,並不能因此就讓日本開脫罪行。 歷史說辭勾連今日的野望 高市早苗是作為安倍晉三的繼承人而出任首相的,後者在任期間的核心理念之一,是關乎「集體自衛權」問題,揚言日本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的核武受害國,有責任促進世界和平,而解禁集體自衛權正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那麽,日本政治建制所要促成的究竟是怎麽樣的世界和平?這種世界和平是建立在什麽政治道德之上的?可以判斷,它所要促成的世界和平,始終是是以 「現代(近代)文明」即既有的霸權體系為準則的。在英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之後,直至今天則是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Pax Americana),從而,對這些秩序的挑戰意味着對所謂世界和平的威脅,是日本的集體自衛權所參與的軍事聯盟的鎮壓對象。這個判斷的基礎,一方面是日本在霸權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先後作為英、美秩序在東亞的支柱,另一方面,以維護既有的霸權體系為目標,以此為解禁集體自衛權辯護,這毫無疑問是站在帝國主義立場的政治道德觀。 與解禁集體自衛權緊密相連的,是要強化美日軍事同盟,形成東亞版本的北約。正如自冷戰結束以來北約在歐洲及其周邊區域的表現那樣,在東亞,美日軍事同盟所要介入的,將是由美國「重返亞洲」引發的區域內衝突和動亂,而日本的解禁集體自衛權讓其右翼暴力機器能夠不受國內制約就參與這種介入。長遠上,解禁集體自衛權及其所牽涉的修改憲法會否演化出日本獨自霸權暴走的局面,這是更加嚴峻的問題。觀之於日本右翼的歷史觀,以及作為右翼歷史觀的基礎的政治結構,尤其是右翼政治建制與軍國主義傳統的從未間斷的傳承關係,這是很有可能的。 中國勢必首當其衝面臨挑戰,這既是因為日本右翼政治建制肆無忌憚地否認歷史上的罪行,也是因為現實上美日軍事同盟的性質。這個同盟覆蓋整個東亞地區,刻意建構著遏制、滲透中國的包圍圈。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一方面是美日炮製的以《舊金山和約》為起源的相關條約體系力圖營造「台灣地位未定」論,而美國的國內法《台灣關係法》將台灣捏弄成保護地和半殖民地,另一方面,美日同盟早就以所謂防衛合作指針中的「周邊有事」條款和相應法律,為軍事介入台灣問題提供了依據。 在最根本意義上,美國「重返亞洲」的目的,無疑是要徹底改造中國。這不僅是要使中國屈從於美國的經濟利益,而且是要撲滅任何有可能動搖美國主導下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的因素,包括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國際行為等多個方面,甚至包括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邊界和內部構成。這樣,日本右翼作為美國霸權在東亞的支柱,其惡性膨脹,勢必構成與中國無可彌合的矛盾。 「終戰」、「重光」、以及「攀附有理」 日本政治建制否認侵略並以此另做「反省」,將投降說成「終戰」,着着都是要顛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實質上是要挑戰這個勝利在東亞的成果、以及(唾棄英國霸權秩序的)聯合國體系的原則。這是美國霸權縱容下的政治行為,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對日本殘害東亞人民無感,另一方面是美國所注重的是實質利益也即對日本的軍事役使,這兩者正反映了美國秩序與英國秩序的繼承性。荒誕的是,所謂「終戰」說竟然也是今日台灣當局所高聲宣揚的,這是在以「日治」替換「日佔」來定性戰前歷史之後再趨前一步,自願獻身。所以,台灣的主流「同心圓史觀」其實也並不怎麽本土,終究是以攀附世界霸權為依歸,只是在攀附美國秩序之餘還要攀附本質上屬於英國秩序殘留的日本右翼。 無獨有偶,在香港尤其是在所謂「離散香港人」群體中,頗有很多是堅持以「重光」定性英國戰後重佔香港的,與定性1997年之前的歷史為「英治」同出一轍。只是,「重光」說畢竟與「終戰」說無法兼容,——日本或是投降了或是沒有投降,沒有第三種可能——,不知道這些互認同道的港台鬥士碰頭的時候會怎麽處理這個尷尬問題,雖則兩者都是共同崇拜再已被世界唾棄的英國霸權秩序。 又,順帶一提:十年前也即2015年是北京首次九三閱兵,當時香港一群「自封左派」跑出來抗議「中國軍國主義」,顯然,其潛台詞是面對美國霸權不得抵抗。來到今時今日他們的(跑到外面自稱「無國界」的)餘脈還在宣揚台灣軍事攀附美國有理。這是他們的同心圓、本土?這是他們的普世價值、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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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平│鐵窗裡的思想武裝

【本文轉載自陳志平臉書,感謝作者授權】本文以個人家族記憶為起點,重構五○年代白色恐怖下「老同學」群體的精神譜系與歷史軌跡。透過電視劇《沈默的榮耀》所引發的集體追思,作者帶領讀者回到1950年代的台灣,描繪一段以信仰、思想與理想為名的血色青春。文章不僅追憶馮錦煇、陳行中、傅如芝等在馬場町殞命的菁英,也透過父母在獄中學習、出獄後暗中傳播思想的經歷,揭示白色恐怖倖存者如何以「自然辯證法」與地下知識傳承,延續理想的火種。這是一部家族史與思想史交織的生命敘事,見證了理想者在高壓體制下的知識抵抗與倫理堅守,亦折射出他們對中國與時代的深切信念——在漫長黑暗中,仍以思想與行動維護「時代的良心」。 最近大陸電視劇「沈默的榮耀」熱播,但不論網民如何熱烈討論劇情,主角吳石、朱楓等6人的生命都會停格在 1950年6月10日。 這個真實故事的落幕,其實只是台灣五0年代白色恐怖的開始,從1950年7月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起,台灣進入陷綿延數年的大肅殺,數以千計的兩岸菁英先後走上刑場。 我的大舅馮錦煇也於這一年的10月2日被槍決,享年23歲,他人生最後一張照片所在的位置,就是位於台北市新店溪旁的馬場町,身後還有另一個正被押送去槍斃的身影,當時在這裡送命的兩岸菁英都很年輕。例如與李登輝參加同一組織的李蒼降,享年26歲;李登輝退出後參加組織的蔡瑞欽,享年33歲;在嘉義建台灣自治聯盟的張志忠,享年44歲、張志忠的妻子季澐,享年29歲;台大畢業的醫生郭琇琮,享年32歲;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享年35歲;尋找祖國三千里的吳思漢,享年26歲;和平日報記者蔡鐵城,享年30歲。 這其中的台灣菁英,一生的報國路徑大約是這樣的: 日據時代抗日,光復時歡慶回歸祖國,不滿接收政府的混亂挺身抗議,然後認同轉向加入地下黨,於白色恐怖被捕,最後在馬場町等刑場被槍決。 倖存下來的人,如果也夠幸運得以活著出獄,也已在獄中耗費了數年到數十年的歲月,血染的青春就是他們堅持作為時代良心的代價。 我這篇文章講的,就是這群留下來的人如何堅守信仰的故事。 我的母親馮守娥和父親陳明忠當年被判10年活了下來。當時活下來的人在牢裡看到被槍決的人離開時,一一高呼「共產主義萬歲」都大為震撼。於是在國民黨的苦牢裡,出現了共產主義的學習潮,這是五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出獄後互稱「老同學」的由來。 當時在牢裡的學習是非常危險的事。尤其在美國麥卡錫主義最高峰的1953年前後,獄方對牢裡展開了至少六波的再肅清,因學習材料被抄獲而捏造成再暴動案的,台北軍人監獄有陳行中案,在綠島監獄有陳華案。 其中陳行中案被槍斃了11人,另一人蕭坤裕在判決前就病殁,此案兩名臥底告密者馬時彥與杜楓也把自己賠進去一併被槍斃。 陳華案被槍斃14人,其中唯一的女性傅如芝被民進黨移花接木,成為反共恐怖片「返校」的原型。他們被搜到抄錄的筆記內容,包括鬥爭的基本認識、馬克思主義批判、本質與現象、青年與修養、唯物辯證法,以及鋼鐵是怎樣練成的等等。 2022年我在爸爸留下的資料中,找到他當年隱密學習的痕跡。其中一本已被翻得破爛的日文《自然科學辭典》,發行於昭和25年(1950年),另一本生命的起源,發行於昭和31年(1956年),看似都是自然科學書,實際內藏玄機。 原來有個台大學生帶了一本日本學者井尻正二的《古生物學概論》到牢裡,並通過了獄方的檢查,其實這本書是日本左派在戰後成立的「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出版,裡面解釋自然規律,用的是唯物論的辯証法。 爸爸深受啟發,也向這個協會買書,當時買的《物理入門》、《化學入門》已不見。在這本《自然科學辭典》的執筆者目錄中,爸爸圈起了幾個名字。這幾位被圈起來的學者,之後都仍致力於以自然辯証法認識世界。 其中物理學執筆者坂田昌一發表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於1962年被翻譯刊登在大陸的刊物上,對毛澤東的自然辯証法有所啟發,1964年毛澤東接見到北京參加科學討論會的坂田時,還特別肯定該文,相關過程現在大陸網上還可以查到。 生物學執筆者八杉龍一曾著作《生命論與進化思想》,系統闡述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工人階級專政實現社會變革。 自然科學概論執筆者武谷三男曾在1936年提出科學認識發展邏輯順序的現象、實體與本質的三階段論,該理論受黑格爾邏輯學啟發,三階段分別對應個別判斷、特殊判斷和普遍判斷的邏輯層級。 技術執筆者星野芳郎於2004年出版了《追溯日本軍國主義的源流》,從經濟基礎、技術發展與社會結構等多角度切入,揭示了日本軍國主義形成的深層原因,展現了日本左翼學者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反思,這本書在大陸也有發行。 至於地學執筆者井尻正二,任職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時,因麥克阿瑟要求日本展開紅色清洗運動,井尻正二被迫辭職,之後他再進修研究成為日本化石研究領域的領導人物,晚年曾著書《如何學習辯證法》、《辯證法起源分析》及《論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等。 爸爸還就這幾位學者編寫的名詞條目,一一標註了在辭典中的對應頁碼以便詳細研讀,同時於辭典最末貼上另行整理的西洋歷史年代表。 依循這樣的思路,爸爸之後被送到新店軍人監獄時,再買了一本蘇聯科學家歐巴林撰寫的日文版《生命的起源》,從中由生命如何進化,學到了辯證法。 1976年7月爸爸第二次被捕時,我家歷經大約4次搜查,這兩本書由於書名很有欺騙性並沒有被沒收,1979年4月30日,爸爸在寄自綠島的家書中請媽媽把《自然科學辭典》寄給他。由於綠島監獄1970年改建後才改稱「綠洲山莊」,這本辭典上的「綠洲」印章,顯示它再度通過獄方的書籍檢查。 1960年代老同學們陸續出獄,為了在仍高度戒嚴的台灣能活下去,大家都有一段很艱辛的過程。爸爸媽媽於1965年結婚,這時候大家的生活和經濟都比較上軌道,爸爸媽媽就重新開始投入做他們認為應該做的事。他們和老同學集資買了當時還不普及的影印機,並把左派書籍和主要來自日本媒體的資料,影印給希望了解大陸情況與國際情勢的人。 當時爸爸媽媽剛借錢買了台北的房子,爸爸的弟弟和妹妹兩家人從南部上台北,一度25坪的房子住了三戶人,媽媽還要資助到台北讀書的弟弟,為了每天的伙食費夠用,媽媽壓力大到得了甲狀腺機能亢進和眩暈,後來終身都要吃藥。 我記憶裡有一個畫面,一次因為用錢實在緊張,媽媽建議爸爸省下香煙錢,兩人因此有些爭執,爸爸站在門口說要去工廠睡,媽媽則在客廳裡覺得委屈,我記得當時心裡想,原來男生離家出走只需要帶兩雙襪子。 其實那時爸爸以藥廠副廠長的職位做廠長的工作,薪水是很不錯的,只是爸爸媽媽把大部分的錢都投入買禁書和資料了,當時訂聯合報一個月75元,透過地下管道買《朝日新聞》一個月就要1000元,價格是台灣報紙的13倍多,估計買禁書應該更貴。 我曾和爸爸一起到某人家裡去取過日本報紙,也見過那台影印機,這台價值不斐的影印機後來在爸爸預判快要再次被捕前,和老同學一起拆掉丟到淡水河裡。 當時台灣已有許多反國民黨的黨外雜誌,但在美國暗挺台獨、且台獨擬以黨外雜誌作建黨前期組織下,黨外雜誌開始排除左派的聲音,1976年陳映真等人有意改版《夏潮》成左派自己的雜誌,爸爸承諾幫忙募集第一期60萬元經費,不過7月3日晚上才給了第一筆10萬元,7月4日凌晨6點爸爸就第二次被捕。 爸爸第二次被捕時我9歲,訊問的警總人員引導我描述阿姨前一年返台時穿的高跟鞋,然後刑求一位老同學,讓他認了警總編造的案情,指爸爸把五本禁書藏在友人的高跟鞋跟裡夾帶入台灣,這五本書是《論新民主主義》、《論人民民主專政》、《論聯合政府》、《論持久戰》以及《矛盾論、實踐論》。 在狹小的女鞋鞋跟裡藏五本書根本是天方夜譚,我之後在一齣諜報電影看到情報人員利用鞋跟傳遞消息的劇情,才理解炮製口供的出處。不過當時爸爸為了不再牽連更多人,認下了老同學的指控,並繳盡腦汁畫出了如何藏書的圖示。 我在爸爸遺留的資料裡,找到了當年的第五本禁書《實踐論》加《矛盾論》的影印文稿,是A4尺寸大小共28頁。僅僅這本文稿就能說明當年的筆錄與口供如何荒謬,更突顯現在大家從解密的白色恐怖檔案裡爬梳歷史,存在極大的捏造黑洞。 1978年4月,爸爸重回綠島。此時綠島仍關押的「老同學」們剩下當年被判無期徒刑的人包括林書揚等,那時他們已坐牢26年。 第一次放風時,林書揚告訴爸爸《中央日報》上刊登了一個奇怪的雜誌廣告叫作《夏潮》,原來是曾坐過7年牢的陳映真,知道牢裡只看得到《中央日報》與《青年戰士報》,因此特別在上面刊廣告讓大家知道這份左統派自己的雜誌已經出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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