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戰鬥的、另類的，推動社會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發展，解釋世界，改變世界。
本文作者為中國著名思想史學者孫歌，文章係孫歌老師對鶴見俊輔先生著作《掙扎中的決斷：竹內好傳》之評述。儘管持無政府主義思想立場的鶴見俊輔與竹內好的思想路徑並不相同，但鶴見卻成為竹內好的深刻理解者。在鶴見看來，竹內好表面上鮮明的民族主義特徵必須與他特有的世界主義結合起來才能獲得解釋。同時鶴見還抓住了《大東亞戰爭與吾等的決意》這個關鍵文本，揭示了錯誤對於竹內好思想形成的意義。
孫歌老師認為：鶴見在「從竹內好的過失中學習」這個表述中試圖傳達的，是對於知識界通行的靜態化和固定化地判斷「正確」與「錯誤」這種積習的批判。而只有承認思考的局部性這一宿命的思想者，才真的有能力從錯誤中汲取真實的營養，也只有在此意義上，對過失的檢討才會提供通向真理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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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資料保存與展示中心前主任吳永毅。文章原刊載於風傳媒，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影像證據——「馬吉影片」的重現過程展現了影像保存的重要性，也彰顯台灣人在文化資產返還中的貢獻。1937年，牧師馬吉冒險以16毫米攝影機記錄南京的日軍暴行，影片經多方輾轉抵達美國，成為揭露屠殺真相的重要證據。然而，該影片在戰後一度佚失。1990年代，南京大屠殺否認論興起，引發海內外華人對歷史真相的追尋。台灣學者邵子平及日本記者加登英成透過跨國調查，尋回了影片的完整版本。台灣海外華人團體「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製作了紀錄片《馬吉證言》等，宣揚歷史真相，並成功將影片及其原始膠卷捐贈至南京紀念館。 這段尋寶般的歷程，凸顯影像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歷史正義的必要性，並展現民間力量如何彌補官方行動的不足。該故事不僅是家用攝影機記錄大歷史的典範，更是影像保存專業在跨文化合作中的重要示範。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八十七週年的紀念日，大屠殺持續長達六週以上，燒殺擄掠和無差別強姦，是人類不可遺忘的亞洲歷史悲劇，台灣卻沒有任何紀念活動。對比4月17日，卸任前的蔡英文親自參加了臺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韓國瑜主辦、以色列國會訪問團為來賓的「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活動，可見台灣朝野對歷史價值的態度，只不過是地緣政治選邊站的表演而已，完全沒有「普世性」。但從南京大屠殺留下的唯一活動影像證據「馬吉影片」重現的過程來說，台灣人卻是主要的貢獻者。 這個案例的意義，涵蓋了前電影資料館館長、國立臺南大學音像學院創辦人、現任台北松菸文創電影蒐藏家博物館館長的井迎瑞，所強調的電影文化資產保存與搶救專業的所有重要元素，從檔案的證據性、民間業餘影像價值的被忽略、媒材演變對記憶的風險、檔案在不同世代媒材間遷移（migration)的昂貴成本、搶救與解殖的關係、到文化資產返還（repatriation)原生地的正義性，絕對值得一篇學術論文來探討；且尋獲影像的過程，也映證了現實世界裡的尋寶懸疑性，毫不輸給虛構大片。 馬吉影片的曲折身世 「馬吉影片」是美國聖公會牧師約翰‧馬吉(John Magee)拍攝的16毫米電影膠片，1937年12月13日軍攻入南京時，多國外國傳教士以國際紅十字會為名，聯合向日軍爭取設立了「國際安全區」(難民庇護區)，馬吉牧師是紅十字會主席，也是安全區管理委員會委員。從日軍入城到次年4月，他陸續在安全區內和南京郊區，不顧日軍禁止攝影的禁令，冒險用他的家用電影攝影機，拍下至少13卷、長約37分鐘的黑白無聲影片[註1]。馬吉將第一階段拍攝的8盒膠卷交給安全區管委會的總幹事、美國傳教士喬治‧費奇（George Ashmore Fitch，中文名為費吳生），請費奇在獲准搭乘日軍軍用火車離開南京時，偷帶去上海沖洗。費奇將膠卷縫進駝毛大衣內裡，躲過了日軍的檢查，送抵上海柯達沖印廠；他並將膠卷再製作成四份拷貝，設法分頭偷運到美國、英國和德國。其中10幅單格截圖，曾刊登在1938年5月16日的美國《生活》雜誌第14頁 [註2]，是南京大屠殺第一次在西方主流媒體曝光；《生活》雜誌也特別註明，為保護拍攝者的安全，隱去了真實姓名。費奇將自己手邊的影片剪接成11分鐘版本，在美國組織過多次放映會，並試圖向國會議員遊說，希望美國不要再出口廢鐵給日本，因為都會被製成殺人武器，可是那時距太平洋戰爭爆發還有好幾年，遊說受挫而終。1946年東京戰犯審判，馬吉和費奇出庭作證，也試圖放映影片作為證據，但法庭並沒有採納，之後膠片就消聲匿跡了。 1990年10月，日本極右翼的南京大屠殺否認者(denier)、眾議員石原慎太郎接受《Playboy》雜誌專訪，宣稱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製造的謊言」(用現在的說法就是中國製造了「假新聞」)。這篇專訪激發了受過保衛釣魚台運動洗禮的在美台灣人和海外華人的公憤，共同集資6萬美金，同年12月16日在《紐約時報》刊登D16版全頁廣告，駁斥石原慎太郎，並以「對日索賠同胞會」具名，徵求南京大屠殺證據。 幾乎在同一時間，東西德於10月統一，原來在東柏林的波茲坦檔案館開始對外開放，日本《京都新聞》在檔案館發現了1938年2月擔任德國駐中國大使館的外交官喬治‧羅森(George Rosen)寫給外交部的《羅森報告》，詳細描述了其所見的日軍暴行，並附了14頁馬吉用英文所寫的12支影片內容說明。12月17日《京都新聞》報導了《羅森報告》出土，但檔案館卻沒有蒐藏實體膠卷，被其他日本媒體戲謔的指稱「馬吉影片」為「鬼片(maboroshi，意指曾經存在，但不知去向，如鬼影般的物)」。這是典型的井迎瑞館長所說的「沒有檔案就沒有歷史」的困境階段。 索賠會的成員決定將還原南京大屠殺真相當作長期工作，於1991年3月15日成立「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以下簡稱「聯合會」)，第一任會長是邵子平，他1936年生於南京、1948年隨家人來台、後赴德國獲得法律博士學位、回台灣成功大學短期教書，1971年進入聯合國任職；聯合會第二任會長陳憲中，也是主要金主，在紐約經營印刷事業有成的台灣留學生；第三任會長是姜國鎮，他是新竹客家人，建國中學一年級時隨父親到日本的小留學生，醫學院畢業後再到美國執業的麻醉科醫師，具「知日」但「反日本軍國主義」的特殊身份。 中、日雙線尋找「鬼片」 紐約時報廣告刊出後，佚失四十多年的「鬼片」終於現身了，費奇的女兒、時年79歲的艾迪斯‧費奇(Edith Fitch)看到廣告，主動聯繫邵子平到她新澤西家中，將父親的回憶錄《我在中國八十年》和書中提到的11分鐘費奇版的「馬吉影片」交給了聯合會 [註3]，從此開啟了邵子平尋找原始和完整的「馬吉影片」之路。幾乎在同時，對《羅森報告》提到的影片高度好奇的日本《每日放送（MBS）》記者加登英成，也從日本學者友人洞富雄處，借到了《我在中國八十年》，也開始循線追查「馬吉影像」。加登透過姜國鎮的介紹，於1991年7月2日找到了持有費奇版11分鐘膠卷的費奇的外孫女湯婭‧昆頓，湯婭已經將影片捐給洛杉磯某電影資料館，她帶著加登去資料館看了影片。當晚日本多家電視台播放了加登發佈的這條新聞，引起轟動。加登回日本後，又委託友人找到了馬吉的孫子約翰‧馬吉三世，從他家裡地下室找到了一紙箱的膠片盒，攝製組花了2000美元找專業公司轉檔，卻發現內容並非南京大屠，而是其他教會活動紀錄。 邵子平則是一開始就鎖定馬吉牧師戰後回到美國的足跡來追蹤，他先從東岸紐約到西部德州的聖公會總部，追到馬吉曾在華盛頓特區聖約翰教堂任職，主持過羅斯福總統的喪禮；邵子平在回到東部華盛頓，教堂的職員提供了馬吉在耶魯大學教堂任職的訊息，邵子平追到耶魯大學神學院檔案館，發現館藏只有馬吉的信件和照片，沒有影片，但神學院資料館提供給邵子平捐贈馬吉文物的兒子大衛‧馬吉的地址，邵子平才發現他千里迢迢追蹤五千英哩，最後竟然就在自己紐約家的旁邊找到了目標！1991年7月11日，他直接到大衛家敲門，並一起在地下室雜物堆裡翻找，但沒有找到任何膠片，大衛一度以為膠片被兒子馬吉三世交給了日本媒體(加登英成的攝製組)。不死心的邵子平，12日再回到大衛家地下室翻找，終於尋獲了馬吉的攝影機和裝在四個銅盒裡、附著馬吉親筆註記大屠殺內容的13盒膠卷 [註4]！ 邵子平將這13盒膠片送到曼哈頓一家叫做DuArt Video的專業影像公司，轉成類比電子檔案，儲存在富士公司的「一吋盤」上 [註5]，並與聯合會籌畫如何使用這些素材，後來決定募款拍攝英語發音的紀錄片，向國際社會進行宣傳。第一部《Magee’s Testment (馬吉證言)》完成於1991年，由陳憲中找了保釣運動老戰友、定居美國的台灣導演王正方來攝製，大量訪談了大衛，朗讀父親遺下的手稿、回顧父親拍攝影片的心境和闡釋其意義。第二部是1995年完成的《In the Name of Emperor (奉天皇之命)》，由上海出生、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朝鮮人、入圍1987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Who Killed Vincent Chin? (誰殺了陳果仁？)》[註6]的中韓混血導演崔明慧編導、香港移民美國的湯美如擔任副導和同步收音，本片意外珍貴的成為第一支拍攝到參與大屠殺的日本老兵向華人講述當年暴行的紀錄片。聯合會將兩部紀錄片和《馬吉影片》本身，以盒裝三支VHS錄影帶，發行了三千套《CA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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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作者為在台灣生活的巴勒斯坦人，從自身經歷批判台灣崇拜以色列的現象，揭示「像以色列一樣」的深層意涵。他指出，以色列的模式建立在佔領、種族隔離、大規模暴力和對國際法的漠視之上，並依賴強國庇護及敘事操控來逃避責任。以色列的「成功」帶來數百萬巴勒斯坦人的痛苦與剝奪，作者呼籲台灣拒絕模仿此模式，選擇基於正義、平等與人權的新道路，並認為「像以色列一樣」不應被視為榮耀，而是人類災難的警示。 在台灣某些角落，對以色列的崇拜日益增加——這個國家常被視為堅韌、成功和具科技實力的典範。有些人建議台灣應該向以色列學習來強化自身地位。作為一名曾在以色列控制下生活的巴勒斯坦人，我可以提供一個更為深入的視角，來解釋「像以色列一樣」究竟意味著什麼。 如果台灣真的渴望像以色列一樣，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下是台灣必須達成的基本要求： 佔領並征服另一個國家 台灣需要找到另一個國家——或是一整個族群——並將其置於無限期的軍事佔領之下。台灣必須建立一個種族隔離制度，根據民族、宗教或國籍來決定權利。巴勒斯坦人可以告訴你，當你的存在被簡化為檢查站、許可證和圍牆時，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訓練狙擊手瞄準兒童 台灣需要訓練世界級的狙擊手，能夠擊中兒童的頭部或讓他們終身殘疾。這些「神槍手」必須瞄準最小的目標，通常是在抗議活動或玩耍時。以色列在這一殘酷藝術上已經達到了極致，巴勒斯坦兒童付出了代價。 慶祝「勇敢」的轟炸平民 為了與以色列匹敵，台灣必須培養無疲憊的F-16和F-35飛行員，他們可以在住宅區投下1000公斤的炸彈，摧毀整個家庭。之後，這些飛行員必須被當作英雄來讚揚，他們的「精確」打擊雖然留下了不可否認的血腥場面，卻仍被慶祝。 無視國際法與聯合國決議 台灣需要毫無懲罰地違反國際法，包括無視至少154項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每當受到批評時，台灣必須將指控視為偏見和不相關的。 在侵犯人權後繼續甩脫罪名 台灣必須因為其系統性的人權侵犯和反人類罪行，而經常出現在主要的人權報告中。同時，台灣必須依賴全球強國的庇護，將自己從侵犯人權的後果中豁免和脫身。任何敢於批評台灣的人，必須被指控為「反台灣主義」，並使其聲音被壓制。 爭取種族滅絕的逮捕令——並繼續行兇 若要真正模仿以色列，台灣官員必須設法收到來自國際刑事法院（ICC）和國際法院（ICJ）的逮捕令，指控其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但關鍵在於：這些逮捕令都對台灣無效。台灣必須毫不悔改地繼續犯下這些罪行。 將高科技創新與國家暴力結合 台灣應該大力投資高科技產業，不僅要開發能造成大規模破壞的先進武器，還要將自己推廣為「創業國家」。同時，台灣必須控制全球的敘事：自稱為「光明的子民」，並將其受害者標籤為「人形動物」和「暗黑子民」。 一個黑暗的祝賀 如果台灣能夠滿足這些基本要求——佔領、種族隔離、大規模謀殺、豁免權和敘事控制——那麼恭喜！台灣可以自豪地宣布：「我們現在像以色列一樣了！」 但我希望台灣不要走上這條路。以色列的成功，儘管被許多人讚揚，卻以無法想像的巨大人類犧牲為代價。數百萬巴勒斯坦人每天都生活在這種模式的陰影下，失去基本的尊嚴和自由。 與其模仿以色列的不公，台灣應該選擇自己的一條道路——建立在正義、平等和尊重人權的基礎上。「像以色列一樣」並不是一個榮譽的象徵；它是我們這些承受後果的人的負擔。 註：安海正2024年4月16日在「台灣聲援巴勒斯坦行動」中的發言全文。 ＊作者為在台灣生活的巴勒斯坦人，獨立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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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濟州現代史之旅」為新國際的全新欄目，由作者巴戈授權，刊登其於韓國濟州之一系列遊記。此次的濟州之行也將以遊記系列形式呈現，每篇將呈現濟州不同的歷史景點，讓讀者探索濟州的獨特歷史風貌。 本文介紹濟州島的海女博物館以及城山日出峰。前者展現了海女生活與其在抗日運動中的歷史貢獻，濟州海女文化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城山日出峰是濟州東岸的火山地質奇觀，海拔180公尺，因火山口景觀和歷史遺址吸引國際遊客，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此外，四三事件的遺跡如罹難者紀念公園，為濟州的歷史提供深刻見證，彰顯當地文化與歷史價值。 2024年8月29日 濟州現代史之旅地圖 這一天的行程，都是搭乘201路巴士可以到達。 海女博物館 海女博物館，顧名思義，就是介紹濟州海女生活、工作及其一生的相關資訊展示場所；「濟州海女文化」在2016年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海女博物館的遊客還不少，旅遊團也會將這裡列為參觀景點、包括台灣團，所以應該有不少台灣遊客到過這裡，館內的展示板多有簡體中文說明。 海女博物館位於一處公園內，公園靠近馬路的地方有一座小山丘，山丘上建著一座「濟州海女抗日運動紀念塔」，整體格局跟朝天萬歲公園內的三一獨立運動紀念塔很類似。前面提到，濟州抗日紀念館的展示標舉出濟州三大抗日運動，其中之一就是海女抗日運動。 根據館內的展示解說，濟州海女抗日運動，是由夫春花、金玉蓮、夫德良、高且童與金啟石五名代表所發起帶動，她們先是在下島講習所上課，從夜學中接受了民族教育，而與民族運動結合，發動海女抗日運動。 城山日出峰 城山日出峰位於濟州東岸，是由海底火山爆發形成的凝灰岩錐，山頂有碗狀的火山口，海拔僅180公尺；但因為它特殊的地質環境，2007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自然遺產名錄，2010年被認證為世界地質公園，是觀賞日出的好地方。這裡是世界級的觀光景點，國際遊客眾多，我覺得外國遊客人數甚至可能會多過韓國人。 城山日出峰跟先前介紹過的松岳山一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都被作為軍事要地，沿海岸有日軍挖掘的洞窟，這些洞窟原來藏著要對美軍進行自殺式攻擊的小型船艇。景區內的烏木蓋海岸則有海女小屋，每天的下午二點，海女會在這裡進行捕撈公演。 四三事件時，城山日出峰附近也是罹難民眾人數眾多之地。首先是在日出峰山腳下的無霧戈山坡 우뭇개동산，附近的民眾在日本投降後，取得若干日軍遺留的炸藥、作為炸魚使用，然而在四三事件時，西北青年會認為漁民的炸藥是要用來叛亂使用，以此為藉口，1949年1月2日，有23名吾照里居民在這裡被屠殺。這片山坡就在日出峰的入口步道旁，售票處附近有附簡體中文的解說牌。 城山日出峰像是個小島，僅在西南面有一細長沙洲連接著濟州本島陸地，這條沙洲面海的一側，稱為廣峙其海岸 광치기해변，這裡可以遠眺從海平面拔地而出的日出峰，風景優美。然而四三事件時，附近數里的民眾，有超過二百人在此海岸被殺害，後來在這裡建立了城山邑罹難者紀念公園，有數座紀念碑坐落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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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教師，文章獲作者授權刊於新國際。文章藉由探討意大利哲學家阿岡本及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的「例外狀態」理論在台灣政治中的應用及影響。施密特提出「敵我劃分」是國家主權的核心，主權者能藉例外狀態創生法律，並以戰爭法權統合人民。此思想被某些「以獨為裁」的台灣學者及政黨借用，用以批判戒嚴時期，又作為建構國族政治的工具，形成一種「整型正義」與「政治動員武器」。
作者批評民進黨在國家安全名義下，可能滑向濫用例外狀態權力的風險，類似韓國戒嚴時期的恐怖處境。此模式將敵我劃分擴大至政治異端，形成「政治裹挾的人民」，以情感操弄及外部地緣政治支持維繫內部統治。他提醒，當例外狀態的決斷被朋黨與媒體操控，恐將帶來民間壓制、軍警服從與在野反撲無力的局面，最終可能複製南韓戒嚴的教訓，成為台灣的明日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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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紹濟州四三和平公園與觀德亭，紀錄濟州四三事件的歷史與遺址。四三和平公園建於2008年，包括靈位奉安室、慰靈祭壇、慰靈塔及失蹤者標石區等，象徵追憶與和平。和平紀念館展示四三事件的背景與悲劇，包括民眾遭白色恐怖清鄉、村莊焚毀與數萬人罹難的過程。館內的「白碑」無字，象徵四三的複雜性及未定義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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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為「愛鄉三十根自然立美濃」系列文章，與上一篇鍾喬老師的文章互相呼應，描寫這些年來美濃愛鄉協會的努力。作者為臺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理事周克任。文章回顧了作者於1990年代參與南台灣環保與政治運動的經歷，展現對土地的深刻情感與抗爭歷程。1995年，作者自中央圖書館返鄉，因關注南橫國道隧道計畫帶來的環境影響，進入屏東、投入地方政治與環保運動。隨後，參與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與好茶村反水庫運動，並與美濃愛鄉協會合作，號召地方力量反對美濃水庫與瑪家水庫的興建。
在美濃，作者結識了為環保奮鬥的鍾秀梅與鍾永豐，並參與黃蝶祭，將反水庫擴展為森林保護行動。作者運用心理戰與集體行動，如「幫美濃水庫辦出山」儀式，打擊對手士氣，最終促成美濃水庫計畫取消。
回首1998年至2001年，周克任認為「南方水戰」是一場人民的勝利，儘管過程艱辛、政治代價高昂，但不後悔投入這場為土地、族群與正義而戰的革命。文末表達對美濃愛鄉協會三十年的敬意，並強調守護自然與家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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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愛鄉協會成立三十周年之際，鍾喬老師透過個人經歷與深情記憶，回顧美濃這片客家原鄉的文化與情感脈絡。自1990年代初次造訪，他描述初識美濃的場景：菸樓中混雜茶香與菸葉氣息的午後、祠堂中古老族譜的書寫，以及村落間樸實而動人的客家歌聲，這些回憶深深烙印於心。
鍾喬提及協會多年來的文化行動，包括以劇場方式參與反水庫運動及國際藝術節，運用創意形式保存美濃的人文與自然記憶。這些努力展現了美濃的土地情懷與鄉土精神，為後代留下了珍貴的文化資產。最後，以詩句與祝福，表達對美濃愛鄉協會未來發展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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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濟州現代史之旅」為新國際的全新欄目，由作者巴戈授權，刊登其於韓國濟州之一系列遊記。此次的濟州之行也將以遊記系列形式呈現，每篇將呈現濟州不同的歷史景點，讓讀者探索濟州的獨特歷史風貌。 本文介紹濟州島的重要歷史事件與相關紀念地點。濟州四三事件中，北村里因屠殺事件成為重要紀念地。1949年軍方在北村國民學校集中村民，隨後屠殺超過三百人，多為婦孺與老人，房屋亦被焚毀。此事件被《順伊三寸》記載並成為四三文學經典。為悼念罹難者，北村寬石四三紀念館於2009年建成，展示四三事件歷史與遺物，營造肅穆氛圍。 作者/巴戈 濟州現代史之旅地圖 我們互相緊抓著對方的手不放。聽著互相呼名叫姓找自己家人的聲音，還有軍人發狠的叫罵聲，整個操場完全亂成一團。 就在這個時候，頭上響起一發如霹靂般的槍聲。大家不約而同喊出一聲「媽呀」，蜂擁擠向西邊圍牆邊去靠著。操場頃刻間變得鴉雀無聲。大家擠過去後，有個婦人撲倒在走光的空位置，旁邊扔著一個還在吃奶的小孩。在一片靜寂當中，只有那個小孩拼命發狠地哭。 「英培的新娘子中彈了！」有人這樣說著。 浸到白色汗衫的紅色鮮血清晰可見。 ——玄基榮〈順伊三寸〉 北村里位於濟州朝天面（現朝天邑）的東邊，朝天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是著名的抗日運動基地，戰後北村里居民成立了「人民委員會」的自治組織。1948年四三事件爆發之後，北村里數度發生南朝鮮勞動黨武裝隊與軍警之間的武裝衝突。1949年1月17日，二名士兵被武裝隊殺害之後，軍方討伐隊把所有村民集中到北村國民學校的操場，軍人向民眾表示，與軍警公務人員有直系親屬關係的人可以出列，村民感覺不對勁想擠出隊伍而產生拉扯喧嘩，軍人隨即對民眾開槍，並將村民分批帶至附近田地裡集體射殺，造成總共三百餘人死亡。因為成年男性在此之前多已逃亡，死者很多是老人、婦女與小孩，同時，村子裡的房屋亦被報復式焚毀。 北村里屠殺是四三之中罹難者最多的單一事件，北村里因此成為四三死難者最多的村莊之一。玄基榮在1978年發表以四三為主題的《順伊三寸》，這本短篇小說集隨即被禁、玄基榮被捕入獄，然而同時成為四三文學中的先驅性經典。其中的同標題主故事〈順伊三寸〉，即是透過事後多年的回溯，以村中一名女性長輩順伊三寸的經歷，描寫這場北村里大屠殺的經過，以及遺留給當地倖存民眾的傷痛。 2000年1月，當時的總統金大中簽署頒布《四三特別法》，2009年在北村里的屠殺地之一，建成了「北村寬石四三紀念館」，周遭戶外保留有當時罹難兒童的墓穴，並立有慰靈碑及順伊三寸文化碑等，形成一個慰靈聖地。紀念館中有若干展示，一進去就是一處挑高的聖壇，高牆上垂掛著死難者的名錄，光源自天花板和緩落下，形成莊嚴肅穆的氣氛；旁邊是濟州出身畫家姜堯培的四三名作《乳飲之子》圖，描繪的畫面即是本文一開始所引，北村屠殺事件中正在哺乳的母親被軍人射殺的歷史場景。 關於「北村寬石四三紀念館」북촌너븐숭이4.3기념관，너븐숭이 Neobeunsungi這個詞彙來自濟州方言，意為一片寬廣的石頭地。濟州觀光公社的 VISIT JEJU中文頁面是翻譯為寬石，朱立熙等人所著的《黎明前的半島記憶》，則是音譯為腦芬松伊。 慰靈聖地附近還有多處四三歷史遺址，包括數個其他屠殺地。由紀念館沿馬路往東走兩百公尺左右，可見北村小學，這裡就是當時村民被集中看管的北村國民學校，《乳飲之子》的歷史現場所在。操場就在馬路旁，並有一座四三紀念碑。 朝天萬歲公園與濟州抗日紀念館 前面提到，朝天是濟州抗日的重要基地，現在這裡建有一座朝天萬歲公園조천만세동산，園中有濟州抗日紀念館제주항일기념관、三一獨立運動紀念塔、彰烈祠、愛國先烈追悼塔等建物。 濟州抗日紀念館展示介紹了濟州民眾抗日運動的歷史經過。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打敗清朝，次年簽訂馬關條約，中國承認朝鮮為獨立政權、與中國的朝貢關係廢止，朝鮮事實上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朝鮮儒生領導農民發動大規模義兵運動以抗日。1897年，朝鮮高宗將朝鮮改名為大韓帝國。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後，日軍開進漢城，控制韓國政府。1905年11月17日，伊藤博文迫使韓國簽訂《乙巳條約》，日本於韓國設立統監府，韓國成為日本保護國，朝鮮半島爆發第二次大規模義兵武裝反日運動。 1919年1月22日，高宗突然暴斃，韓國民眾懷疑是被日本人毒死。3月1日，數萬名韓國民眾聚集到漢城塔洞公園，學生代表宣讀完《獨立宣言書》後，群眾高呼「獨立萬歲」等口號，遊行到停放高宗靈柩的德壽宮，參加示威的群眾達到30萬人。三一運動很快席捲整個朝鮮半島，從三月到五月的三個月期間，朝鮮半島有200萬以上群眾，參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武裝起義。 三一運動期間，濟州民眾首先聚集在朝天的迷米小山丘上，高呼「獨立萬歲」，後續又有幾次群聚在朝天市場，被稱為朝天萬歲運動。後來迷米小山改名為朝天萬歲小山，山丘上建有三一獨立運動紀念塔，就是現在朝天萬歲公園的位置。朝天萬歲運動為濟州三大抗日運動之一，其他二者是法井寺抗日運動與海女抗日運動。 朝天鎮城與戀北亭 濟州於古代是朝廷流放有罪官員的地方，而朝天似乎是朝廷與濟州官衙聯繫對接的港口，建有朝天鎮城、附近有烽火台，鎮城上有一座崗樓，稱為戀北亭，代表著流放至此的官員盼望重回朝廷、再受君主關愛的眷戀之情。 如今如果放在兩韓分斷的境況下，「戀北亭」這個名稱似乎存在一種有趣的政治隱喻。 沙羅峰公園的濟州義兵抗爭紀念塔 這一天的行程，都是搭乘201路巴士可以到達，最後我來到接近濟州市中心的沙羅峰公園，公園內有濟州義兵抗爭紀念塔。第二次義兵運動時，濟州義兵原本計畫於1909年3月3日，在觀德亭前集結起事，但因事跡洩漏而被破壞。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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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為鍾喬老師所撰，新國際獲老師授權轉載。文章描述了一位詩人兼社會運動者——王菲林的生命軌跡。1980年代，王菲林與鍾喬在「人間雜誌」共同創作，關注台灣社會議題，探索詩歌與報導的社會影響。他鼓勵作者探究西班牙詩人羅爾卡等革命文人，以詩作為抗爭的力量。後來菲林罹患癌症，依然投身工運，並深信詩歌能改變現實。1992年，他在抗癌無果後選擇告別。為紀念他，親友將其骨灰撒入海中，象徵他不懈追求理想的精神。 鍾喬老師透過敘述菲林的生平，傳遞出詩人對理想的堅持與對社會公義的熱情，也強調詩歌的力量，在於改變世界的潛力。 1980年代中期，剛從少尉預官退伍，由於在軍中服役時，經由報紙地方新聞的邊欄方塊，得知美國《杜邦公司》將在彰濱工業區設廠的消息，觸動寫詩文藝青年關切土地與跨國污染的關係，於是在和友人多次進出鹿港，蹲點調查後，和《人間雜誌》陳映真老師取得聯繫，陸續開展《鹿港反杜邦》的田野調查與報導工作。 田野，讓人在現場活出自己與現實的關係；報導，如何干預現實並有文學的非虛構想像，兩者對一位寫作者的挑戰，都成為一生創作的鏡子。但，這兩者與詩和劇場的關係，看似有些距離，實則牽涉密切。若以一句話來連帶其關係，實則是想像與現實的虛線，如何在交叉的心靈城堡，相互纏繞的問題。像是客家山歌唱的：「到底是籐纏樹，或者樹纏藤！」 說到底，很多問題與問題意識來自蹲點後的報導；但，如何轉入想像的創作軸線中，則有待自身的沉潛與反思。在我青年時期，因為經歷這兩種創作經驗的研磨，常因凝煉而有所得，卻也常陷入苦惱的曲線中，不知如何明心見性。 那時，我常出沒《人間雜誌》地下室編輯部。時而靜默呆坐，時而奮筆在稿紙上直書，一個回頭，就是一整個秋天午後，悄悄在抬頭的窗前掠過，光線由明亮轉灰暗，常帶來某種莫名的焦慮。就在那時，我遇上王介安，他自我介紹稱自己為王菲林，「菲林」出自film 的音譯，在1980年代「新浪潮電影」席捲本島大街小巷的年頭，堪稱具創意的時髦。 菲林見了我，開口就說：「你認識西班牙詩人與劇作家Lorca嗎？」。我對於他直接問話的神態與口吻，留下深刻印象。因為，他不是質問，又或詢問；他是探究。像似說，他很希望我和他一般對Lorca產生興趣。我搖搖頭後，轉身便自己去探查Lorca 的下落。幾乎在一瞬間明白過來，他就是聶魯達常在自傳與詩歌中提及的費德里克、賈西亞、羅爾卡，西班牙最具安達魯西亞文化特質的詩人、劇作家。除此之外，在聶魯達筆下，他更是出色的導演，了不起的默劇演員，具備「如同行星一般，又內而外綻放生命幸福」並迸放創作才華的浪子。 菲林和我談及羅爾卡，語氣中帶有從他內在出發一種急迫的期待。我後來明白，這應該與詩人如何遇難相關。巴布羅，聶魯達有一首最令世人難忘的詩篇，稱作：《西班牙，在我心中》。在我熱衷於詩歌寫作的1980年代，總是被這首詩中鋪陳的詩行，磁盤般地吸引。像似： 你們會問我： 你的詩篇為什麼不述說夢想、樹葉 和你的家鄉偉大的火山？ 請來看街上的血吧！ 請來看 街上的血， 請來看街上的 血！ 這首詩的背後，存在一則殘酷無情的悲劇。因為，當時人在西班牙當外交官的聶魯達，原本在一個美好的夜晚，和洛爾卡相約，一起去看一場馬戲表演。然而，洛爾卡沒有現身，因為就在這殘酷的夜晚，他被法西斯政權的爪牙虐殺遇難，屍體被棄置在一處暗黑的墓穴。他身上的傷痕，深深嵌進聶魯達的胸臆間，像似詩人的血流在暗黑的西班牙土地上，他殞落的身軀，撼動著西班牙與舉世求變革的詩歌群體，讓聶魯達幾乎洗心革面轉化作另一種革命詩人。 後來，聶魯達在他獻給羅爾卡的詩篇中，這麼提到： 頑強忍著傷痛的人在受苦 而到處是眼淚 繁星在無盡的河裡流動的時候 窗內有許多眼淚 眼淚沖蝕門檻 浸滿臥室 浪一般淹沒地毯 那以後，我沒有機會在和菲林探討為何他初識我時，便道出洛爾卡這個名子的原因。我只是逕自猜測：他對於洛爾卡慘遭法西斯特務暗殺的血腥，留有一種詩歌並非突然的吟唱的感念。這感念，當然也是來自於聶魯達的：詩歌若無法改造世界，那就參與進世界的改造吧！ 那些時日，也是王菲林在《人間出版社》推介印行《布萊希特傳》”Brecht”的前後，我至今在書架上，留有這本思想與文學性並駕齊驅的好書。菲林在序言中，開宗明義點說：「當初只是很偶然的機會，讀到他的英譯劇本：「三辨士歌劇」，在那以後，對他的戲劇產生莫大的興趣，進而才觸及到他的思想…」。從布萊希特到聶魯達，再前往羅爾卡的旅程中，劃出一道橫過左翼天際的曙光線，直到日午與星辰亮起。 菲林內心深處，這樣召喚著自己與世界，多年後的某一個午後，我與幾位戴著罷工布條的工運人士，一起坐在《遠東化纖》鐵門的罷工線上。沒記錯，前幾日恰好透過激進的抗爭，由工運戰將吳永毅死命和抗爭伙伴，將攔阻著工運人士進場投票的一座鐵門，活活扳倒在廠區前荒謬的水泥地上。那日午，顯得滯悶，因為傳聞鎮暴警察，將從通往鎮外的馬路兩方夾殺進來，清洗抗爭人士。 我們先是沉默，而後選擇暫時分散到對街的田埂農家去，快速閃身的動作瞬間發生時，我耳際彷彿再次響起熟悉的聲音：「朝著抗爭的路上，投擲你石頭般的詩行吧！」那是某一個社運抗爭的街頭，舉著一面抗爭旗幟，行走在街頭中央的菲林，突兒朝我冒出來的一席話！ 罷工線上的那些時日，菲林已經得知罹患癌症。1992年，記得是五月風和日麗的殘酷日子，肉體無法抵抗襲來的癌細胞，菲林病逝。有人在往後漫長的日子裡，都會在五月來臨之際，偶而地記起他的灑脫、浪漫與樂觀，還有那奔赴理想不回頭的毅然情切。雖然，多年以後，說著說著要紀念這位老友的聲音猶存。然而，談論的聲音漸稀薄時，恰也是關切地提及的人，白髮漸鬢白或脫落的時刻了！ 洛爾卡，在聶魯達的形容裡，幾乎是天底下最為「恣意散波喜悅的精靈」；然而，他卻也在一次巡迴演出時，透過一片荒涼的景象，彷彿預知了自身的死亡。我總覺得，在煮食美好的牛肉麵給友人分享，說著自己因為家傳自飛行將軍的父親，因而學會開飛機上天的種種軼聞之際；夜深的菲林，恰在厄魘般的吶喊中，渡過他革命的「霧月十八夜晚」。無情卻凝聚地沾滿著詩筆，一如馬克思詩行，在曠野疾書： 「它們在自己無限宏偉的目標面前，再三往後退卻，一直到形成無路可退的情況時為止，那時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Hic Rhodus，hic salta！這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 詩行般的石頭，並未投出。然則，萎弱的身體已經到了臨界，我騎著一部二手的野狼機車，到他山上的家探望，手上拿了一本厚重的書；因為，我深知他愛讀書，就像導引大家到他家客廳看卓別林電影時一樣，他總是侃侃而談，從馬克思主義到拉丁美洲「依賴理論」，再來的便是「第三電影」的名言：「攝影機是影像/武器的無窮徵收者，放映機則是一秒發射24格的步槍。」記憶中，那個悲傷的日午，菲林的母親，在客廳招呼不期然的來訪，癌症病毒在安靜地寂然中喧染著。我在這一頭，菲林在那一頭，他趴著臉，像似不願再次面對這午後殘忍的秋陽，從窗口照射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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