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啟蒙與現代中國政治

現代中國啟蒙與現代中國政治(2009.11.6《新國際》)
■賀照田

 

如果我們把1915年9月《青年雜誌》(第二卷旋改名《新青年》)的出版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發端的標誌,那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新文化運動的核心感覺與核心展開路徑一開始便相當清晰地表現於陳獨秀為《青年雜誌》所作的發刊詞《敬告青年》中。《敬告青年》開始便把社會比作人身,以為「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

期許青年敏於自覺勇於奮鬥

陳認為其時的中國社會,則「陳腐朽敗之分子」充斥,而青年又不能「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不能「奮其智慧,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明辨其「不可與為鄰」,以「不為其菌毒所傳染」,這樣下去,「於人身則必死,於社會則必亡」,中國當然不會有什麼希望。面對這樣一種局面,陳獨秀以為若要有出路,「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慧,抉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孰為新鮮活潑而適於今世之爭存,孰為陳腐朽敗而不容留置於腦裡,——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決不作牽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

顯然,這些表述包含著陳獨秀對民國初年政治表現和當時居於政治舞台與社會領導地位的官僚與上層士大夫群體總的絕望,和對清末以來新式教育中所成長起來的青年學生的隱隱期望。而其所設想的應對此局面的作為路徑,則在感發青年志氣,抉發其認為有問題之種種觀念精神狀態,標示這些觀念精神狀態與種種破壞性政治、社會、文化現象之關係,同時作為對比,提供種種有益中國青年活力之興發與中國在世界爭存之觀念與行為方式,以通過對青年志氣之感發、錯誤觀念精神狀態之校正、正確觀念精神狀態之確立,打破當時中國讓人深感絕望之局面。

從陳最初這樣一種設計與目標來說,陳所致力的這場新文化運動是非常成功的。因為,確實到了1919、1920年前後,中國出現了一批陳獨秀所希望的充滿朝氣與自信,勇於行動和論述的青年。而這批心理、行為方式和過去士人相當不同,卻又富於政治、文化意識,政治、文化能量的青年的出現,確是以後歷史區別於此前歷史的重要原因(當然,這並不表示陳獨秀對新文化運動實際開展出來的種種結果都滿意,比如,陳1920年4月發表的《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便對當時新文化運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多所批評)。

杜威的觀察與疑惑

五四運動時正好在中國的杜威,當時便從一些細節敏感到了這批青年的出現對此後中國史的重要性。比如,杜威從參加遊行的青年學生有些人帶了牙具以備被捕的細節感到的學生勇敢與犧牲精神,認定這樣的民族一定會有可期待的未來。但感佩之外,當時中國青年知識分子也有頗讓他困擾之處。比如,杜威當時便驚訝地發現,中國新文化運動主導特徵之一便是:對傳統有利的現象和事實,它都視而不見,對傳統不利的現象和事實,它都會誇大。

杜威的這些觀察很重要,因為合杜威的觀察與陳發動新文化運動的現實感受與目標設定、路徑設計,我們才能更清楚看出新文化運動的兩面性,就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生是明確基於突破中國現實困局的問題意識與責任心,但它開展出的實際樣態,卻包含著讓受其模塑的青年認知上跟中國現實結構性隔膜的後果。而這結構性隔膜一面的形成,無疑和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在運動的實際推展中存在著——對傳統有利的現象和事實,便視而不見或曲為帶過,對傳統不利的現象和事實,則往往脫脈絡誇大;而同時,其對歐美新潮有利的現象和事實則常常誇大,對歐美新潮不利的現象、事實與批評,則或一帶而過或曲為迴護——這樣一些重要問題根本相關。

也就是,陳和新文化運動其他領導者共通的這種論述方式和論述氛圍,到了相當部分青年學生那裡便變成:從西方舶來的新潮,就是真理,就是善,配合此的人才算是人;相對,中國傳統本身則不僅不被假設,是它現階段的表現不能適應現時代的要求;甚至也不被假設,雖然中國傳統本身現在不能適應現代,但在過去卻有機、有力適應著中國傳統社會,而是直接把傳統本身當成了錯誤,認為,是惡,是荒唐,是非人(比如,新文化運動中影響最大的青年活動團體「少年中國學會」的最核心組織者王光祈,便在他1919年底發表的《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畫》中說「現在的中國人連做『人』應該具備的性格和習慣都沒有」)。

孔教為袁世凱等惡勢力所利用

而這樣的論述氣氛、感覺狀態無疑在事實上造成新文化運動自我合法化論述,與其實際存在狀態間的落差。在其自我合法化論述上,陳獨秀所講的希望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慧,抉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孰為新鮮活潑而適於今世之爭存,孰為陳腐朽敗而不容留置於腦裡,——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決不作牽就依違之想」,以「自度度人,以「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是非常強調價值抉擇中間一定要經過一個理性思考、理性判斷的程式的。

確實,新文化運動就其自我意識而言,一個突出特點便是強調運用理性重估價值。但我們若衡之以陳獨秀論述實際,和其他新文化運動代表性論述存在實際,恰恰發現的是,許多自以為充分運用了理性的論述,實際卻是杜威觀察指出的,明顯有悖其理性宣稱的狀態。也就是說,新文化運動的核心感覺、核心邏輯型構——中國要突破當時的歷史困境,要成功應對現代的挑戰,就必須有一種全新的新人和新文化的出現,而此種朝向現代和未來的新人和新文化,必需徹底切斷與中國過去文化、倫理、習俗、心理、人格上的聯繫——並不全然是新文化運動自我意識以為的經過必要理性程式得出的結果。

比如,陳獨秀對新文化運動中佔有重要位置的反孔教運動投入極多,撰有多篇文章論辯孔學、孔教在根本上與現代相悖,因此必需打倒或拋棄之。但不光先前陳曾對儒學資源對培養現代國民的作用有相當正面之討論(如1904年陳著《王陽明先生訓蒙大意的解釋》等),就是在陳氏集中攻擊孔教、儒學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行文中,陳氏亦暴露出其所以對孔學、孔教痛加攻擊,並不僅僅因對其本身不滿,而是因為在現實中,孔學、孔教為袁世凱等惡勢力擁護與利用。

陳氏曾坦承此其「所以痛心疾首於孔教而必欲破壞之也」(《答常乃(孔教)》);而針對有些人辯說:「孔子生於二千年前君主之世,所言治術,自本於君政立言,惡得以其不合於後世共和政制而短之耶?」陳也坦承:「是誠然也;愚之非難孔子之動機,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適於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強欲以不適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會國家,將為文明進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於一言。」(《復辟與尊孔》)可見,陳之喋喋攻孔,就其實際動力言,非源以平心衡孔之分析,而是因為現實中以孔學、孔教為口實的力量與現實的敗壞難解難分也。

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論

於此,不能否認的是,此種實際焦點不在學理而在時勢中現實,且又未曾對此現實所以演變至此進行詳細歷史解析之文化思想論,一旦過快把思想文化當成對現實所以如此的對應解釋,實際上不利於新文化運動達致它所希望的結果。

如前所述,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諸領袖們,核心關注焦點,本在喚醒青年奮起,以有效改變讓新文化運動諸領導者所痛心疾首的中國現實。而要以不在社會、制度領導位置之青年,來承擔此一許多先前在位置者亦無以有效措手足之艱困現實,無疑需要報此志向之青年,對此現實有深刻之認識,這樣,才最可能導引社會各種現存之力量,煥發社會各種現存之潛能,同時,盡可能減少不必要之阻力,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行進。也就是說,新文化運動領導者的政治意圖,本要求被啟蒙新青年,對中國現實有居於改造立場之全面深刻認識。

而事實上,新文化運動中所造成的新青年跟中國現實的結構性隔膜感,恰恰妨礙新青年對其欲改造的中國中含蘊的,有助於中國往自己所希望的變革方向發展的那部分現實產生恰切的認知,而這當然會大大減弱這些對中國抱高度責任感的新青年的現實介入能力、政治改造能力。

從此一角度,看1980年代在中國大陸影響一時的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論,便很清楚,此論若要更具歷史透視力、解析力,就必需看到,新文化運動開展出的啟蒙所以在救亡任務面前容易被吸收、轉化,既因為救亡是中國現代無法迴避的根本任務,新文化運動在起源上便包含救亡的根本目標等,還因為中國的啟蒙所從出的新文化運動本身的結構性弱點所導致的,中國啟蒙在內含中國現實問題能力上的認知欠缺,和與此認知欠缺相伴的政治現實感的不足、政治介入能力的不足。因此,當救亡實踐以中國和時勢為理由時,秉承新文化運動所形成的啟蒙觀的現實介入者,便很難給出更兼顧啟蒙同時有很強現實說服力的可競爭行動方案。

知識分子群體在現代中國的作用

也就是說,1980年代在中國大陸影響很大的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論,缺少從中國啟蒙內在不足,審視此啟蒙所以在中國現代史遭際我們所看到的這樣一種歷史命運的分析視角。而缺少從啟蒙內部去看此啟蒙現代史遭際的分析視角,我們會過快把現代中國啟蒙遭際救亡壓倒、吸收、轉化這一歷史大問題過分歸為外緣影響的結果。

事實上,中國現代史基本的歷史-社會-政治構造,有利於被此啟蒙模塑出的知識分子群體在現代中國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現代中國社會就其基本社會構成來說,跟清末差別不大,主要還是士農工商四民結構。這一基本構成未變,意味著在政治層面,士仍然是整個社會最積極、最可能跳脫自身利益的政治參與來源。

在清末,皇權外,政治主要跟士及從士所出的官僚菁英和科考菁英有關。而民初的歷史挫折讓人們清楚看到,當時不僅直接在權力和社會檯面上的菁英就其實踐和精神表現,不足以面對當時的時代困局,而且他們在思想和論述上也缺少足夠的敏覺與活力。檯面上的菁英如此,非檯面上的傳統形態的士在如何應對當時困局上,也缺少必要的政治和思想準備。而這都給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青年學生青年知識分子這從傳統士階級蛻變出的新形態的士,不僅在政治性問題上冒頭以絕大的空間,而且也給他們在思想文化空間上快速上位、並給人舉足輕重之感以絕好的機會。

是這樣一種歷史-社會-政治構成樣態,才產生如下歷史事實:整個中國現代新文學、新思想、新觀念書刊,其實際影響的人數不多,卻對歷史面貌乃至歷史走向產生了巨大影響。要明瞭這一歷史事實得以存在的原因,便涉及到我上面討論的中國現代政治性的社會構成問題。因為雖然中國現代新文學、新思想、新觀念思潮直接掃到的人群不大,確是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政治構成中對社會的政治氛圍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一群,因此,這實際閱讀人數有限的新文學、新思想、新觀念的變化、取向,便以令人吃驚的作用力影響著歷史的走向。

啟蒙的內在結構性欠缺

既然歷史-社會-政治結構有利於秉承新文化運動啟蒙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群體發揮政治影響,那為什麼現實中此啟蒙的秉承者並未如此結構所預定的,直接而非間接的發揮出巨大的政治作用呢?這就涉及更前面討論的,此啟蒙內在結構性欠缺所導致的啟蒙模塑出的群體現實政治能力不足的問題。正是啟蒙的此一結構性不足,使得居於中國現代史與政治性相關的社會有利位置的被啟蒙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未能發展出和他們重要論述位置相配合的重要且獨立的政治位置,反在政治性和組織性上落於被其他更具中國現實感的政治力量吸收和轉化的位置。

不過,雖然有上述不足,但因為此一群體事實上是中國現代歷史-社會-政治構成中,唯一現成的有很強的政治衝動,又具高度現代意識、民族責任感與向上朝氣的群體,因此,對其他政治力量來說,能不能把此群體成功吸收轉化為自己的力量,也就成了各種政治力量能否在現代中國史上勝出的關鍵。

是以,李澤厚影響很大的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論,談啟蒙在中國的歷史命運,卻不正視此啟蒙結構性欠缺,所造成的此啟蒙在中國認知能力與現實行動能力方面的不足,和這些不足與此啟蒙所以有現代史我們所見遭際的深刻內在關係,便直接把中國大陸後來問題歸為此啟蒙的被壓倒、被中斷,當然使得1980年代中國大陸的新啟蒙思潮,不可能成為在歷史地檢討中國啟蒙的基礎上繼承此啟蒙的思潮,從而獲致一種更複雜有力的思潮狀態,反讓它很大程度誤以為重複當年的啟蒙便很好地面對了80年代中國自身的課題。而這,當然也使得自認為從歷史和現實出發的1980年代中國大陸的新啟蒙思潮,不可能真的具備很強的中國歷史和現實含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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